近年来，“全球南方”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引发了人们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思考。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学者开始使用“全球南方”，并用它来指称发达国家之外的一些国家群体。尽管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接受和使用了这一概念，但国际社会并未就“全球南方”所包括的国家范围形成共识。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全球南方”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的代名词，或者认为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广为使用的“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表述中，“南方”便指的是发展中国家。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对“全球南方”概念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质疑，并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被取代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认识不仅普遍，也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正在赋予这一概念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等相关概念的独特价值，并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
一、政治“再崛起”与“全球南方”热潮兴起
20 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以外的“全球南方”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诉求总体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70 年代反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阶段，“全球南方”的主要诉求是争取政治独立。尽管早在 17 世纪就出现了主权国家概念，但对绝大多数后发国家而言，真正走上国家独立道路并拥有国家主权却是 20 世纪后的事。20 世纪初，英、法、俄、德、美等国在整个世界建立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成了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对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逐步成为越来越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际诉求。在此阶段，“全球南方”被赋予了反殖民统治的政治色彩，“全球南方”也因此被用来指代有政治诉求的“第三世界”国家。1955 年，29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举行的万隆会议将保卫和平和争取民族独立作为讨论的主要问题。后发国家的独立历程成为“全球南方”反霸、反西方传统形成的渊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30 余年间，绝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经摆脱了殖民控制，并成为“全球南方”的一员。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由于越来越多国家实现了民族独立，“全球南方”进入了优先谋求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发展经济成为国家政策的优先选项，南南合作也日益聚焦经济贸易发展和技术合作。1978 年，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在阿根廷举行，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旨在促进更加全面的南南合作。1982 年，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首次南南合作会议，探讨了世界贸易、金融、能源和资源等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问题。由于经济发展逐步取代政治独立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政策的优先议题，这一阶段的“全球南方”概念也在很多场合被具有经济属性的“发展中国家”所取代。冷战结束后，除了发达国家外，其他国家群体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东欧地区出现了一批转型经济体，并逐步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得益于经济上的长期快速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或新兴经济体。总之，在这一阶段，“全球南方”成为经济属性很强的概念，其在总体上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1 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同发达国家经济的“双速增长”格局正式确立，由此开启了“全球南方”经济的赶超进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进程有所加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2007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发达国家 GDP 总额，2022 年前者约为后者的 1.4 倍，前者按市场汇率换算的 GDP 也达到后者的 73.6%。
近年来，由于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全球南方”也随之进入谋求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的新阶段，这一诉求在乌克兰危机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乌克兰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再盲目追随发达国家，更加积极地谋求政治自主，在全球问题上更加鲜明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全球南方”谋求独立自主的立场与行动，意味着“全球南方”的政治“再崛起”，并由此在国际社会掀起了“全球南方”的讨论热潮。同时，在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和重要依托力量。为此，“全球南方”受到广泛关注，并日益超越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
二、“全球南方”概念的多元内涵
在国际上，与“全球南方”相关的国家分类总体上有三种：一是根据经济属性划分的国家群体。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等便是按照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来划分的。世界银行按照各国人均收入的不同将世界各国分为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四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人均国民收入、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等指标编制了人类发展指数，并以此为标准将世界各国分为人类发展程度很高、高、中等、低的四类国家。在这些分类中，经济指标在其中占据全部或重要分量。二是根据政治属性划分的国家群体。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毛泽东主席划分的“三个世界”。其中，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处于中间的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除了这些国家、地区之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三个世界”的划分清晰地展现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地位。三是根据地理属性划分的国家群体。按照在地球上大体上所处的地理位置，一些国家分别被称为东方国家或西方国家、南方国家或北方国家。冷战时期，苏美两大阵营主要分处东半球和西半球，因而东方和西方国家这一地理属性的划分被引申为意识形态意义，分别用来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与此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处于南半球以及北半球靠南的部分，发达国家主要处于北半球北部，南方和北方国家常常分别被用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名词。
从本义来看，“全球南方”是一个地理范畴的概念。但是，从这一概念提出和演进的过程来看，“全球南方”与南半球并不严格的对应关系早已变得无关紧要，人们甚至完全脱离地理意义来使用这一概念。正因如此，当前“全球南方”概念总体上呈现如下三个突出特征：一是模糊性。“全球南方”这一源于地理因素的概念，从一开始并未提供明确的地理界限。并且，“全球南方”不是一个成员构成明确的国家群体，这一群体中包含了多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甚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也存在大差异。因而，有学者认为，“全球南方”更像是一个政治口号，无法准确描述这个世界。但也应该注意到，这种模糊性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是一个可随意被界定的概念，国际社会对绝大多数国家是否属于“全球南方”仍有基本的共识。二是可塑性。一方面，“全球南方”内涵是动态发展的。从地理上的南方到跨地域、跨领域的融合，从关注经济发展到经济、政治的融合，从外生的界定到外部和内部塑造的融合，“全球南方”的概念不断发展和丰富。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群体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国家所处的发展身份、水平和阶段不断变动，“全球南方”所涵盖的国家成员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南方”的发展演进可能出现三种情景：第一种是维持群体的多元性和松散性，并在舆论和道义上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第二种是形成一种国际运动，在特定的功能议题上发挥作用；第三种是形成机制化的合作组织。目前，“全球南方”正在成为一种影响日益增大的运动力量，部分国家群体组建的合作机制也在不断扩大在“全球南方”的影响。三是竞争性。当前，在“全球南方”的概念范畴上，一些国家的话语权争夺态势凸显。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争夺“全球南方”概念的话语权，并试图根据自身战略目标和利益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从而使“全球南方”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工具。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明确宣称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大国积极谋求“全球南方”的领导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竞争。
作为研究对象，“全球南方”概念的内涵在现阶段突出体现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三个维度。在地缘经济内涵上，“全球南方”是一个有着强烈发展诉求的群体，“求发展”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话语。“全球南方”崛起的基础源于长期的经济发展，未来“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依然要靠持续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南南合作，还是南北对话，发展问题始终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议题。在地缘政治内涵上，“全球南方”不包含作为发达国家群体的西方国家，并且它还是一只拥有反西方传统的政治力量。乌克兰危机后，“全球南方”在政治立场上不盲从西方的倾向更加明显。在一些西方大国推出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时，数十个全球南方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上明确拒绝加入对俄制裁阵营。2023 年 8 月，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上，尽管西方国家极力争取“全球南方”，但很多国家仍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作为一种地缘政治力量，“全球南方”对国际秩序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在国际关系上，“全球南方”是一个有着相同身份认知的群体，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共同的利益和行为。当前，“全球南方”热潮的兴起正在强化这一国家群体的自身认同和国际认同，并为国家间的交往与博弈不断奠定新的基础。并且，“全球南方”合作的不断深入将使国际关系经历深刻变革。2世界格局的发展演进也将因“全球南方”的崛起发生更加深刻的调整和变革。
三、“全球南方”概念的理论价值
尽管学界对“全球南方”概念的关注由来已久，但长期以来，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以往，得益于自身的长期发展以及当前大国博弈的加剧， “全球南方”的国际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引发着国际关系实践的重大变化。在一系 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全球南方”的影响越来越不可忽视，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理论思考。
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概念的日益广泛关注将不断拓展国际关系研究的思维广度。具体来说，研究思维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国际关系研究从大国视角进一步拓展到小国视角。在国际关系现实中，小国的作用长期难以得到充分发挥，这使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往往围绕大国行为和利益。作为一个小国密集的群体，“全球南方”使一大批国际关系中的“弱权力”汇聚到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国际力量。因此，人们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认识和理解小国内部互动与对外协调的实践。二是推动国际行为主体的认知从实体行为体拓展到到非实体行为体。长期以来，国际行为主体常被界定为参与国际事务并能产生影响的实体。它既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但是，截至目前，“全球南方”并非国际组织，也不是有明确成员的国家群体，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作用的非实体力量。“全球南方”的崛起使国际关系研究更加重视这种非实体力量的作用，并在理论上给其一席之地。三是推动国际关系的基本逻辑从利益政治拓展到身份政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利益往往是理解国家行为的最核心要素。还有学者指出，身份是利益的前提，国家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在利益与身份问题上，“全球南方”基于共同身份争取国际话语权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些大国有选择性地塑造他国是或非“全球南方”身份来维护自身利益。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身份的塑造意味着身份还可以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凸显了国家行为的身份政治逻辑，这将进一步丰富国家行为逻辑的理解。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全球南方”概念的日益广泛关注将不断拓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思路。这涉及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概念与范畴。除了“全球南方”概念本身，“全球南方”的崛起可以使人们对已有概念、范畴和表述产生新的阐释和理解，同时创造性地提出相关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以此引领学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繁荣与理论进步。二是现象与问题。作为一种动态变化的国际现象，“全球南方”的崛起催生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未提供足够的关注和有力的解释。“全球南方”正在改变大国兴衰的历史条件，对基于美西方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从“全球南方”的行为实践中提炼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是摆在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三是理念与价值。作为一种国家类别划分，“全球南方”概念淡化了单一的政治属性上的意识形态色彩、摒弃了单一的经济属性上的等次划分，相对其他的国家类别划分具有更为中性、更为多元、更为综合的内涵。无论是“全球南方”的概念，还是“全球南方”的诉求和行为，都承载了独特的理念与价值取向，这将为主要关注大国的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