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在外，在宾馆看了一回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这次是谈要不要把诸葛亮的《出师表》从中学课本中剔除出去的问题。节目中的嘉宾吴祚来先生是主张剔除《出师表》的，但有其他人指着他的鼻子，要他扪心自问自己的道德情操是不是有问题。吴先生好涵养，没有现场反唇相讥，只是说了些对诸葛亮不客气的话。一场舌战下来，吴先生这边似乎寡不敌众。

对诸葛亮批评就意味着批评者的道德情操有问题么？我不敢苟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件事情必须说清楚，第一，诸葛亮的《出师表》是不是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第二，“爱国主义”是不是必然意味着高水准的道德情操？

节目中的“捧亮派”认为《出师表》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是良好道德的范本，而诸葛亮则是道德楷模，都值得向年轻人推荐。这个看法正反映了国人在思考社会问题中的那种马马虎虎、不求甚解的习性，很不可取。幼时读《三国演义》，也喜欢诸葛亮，至今如此，但这种喜欢是感性的；理性地看，我很怀疑今人给诸葛亮戴的那些高帽子究竟有何意义。

爱国主义存在的前提是有“国家”的存在，否则，爱国主义只能是无本之木。国家是一个历史概念。在我国古代文字中早就有了“国”这个词，但历史上的“国”大多是一个军事共同体；爱国其实表示了对军事领袖(国君)的忠诚。在一些情况下，军事共同体和百姓的利益并没有重要关系。例如，三国时期，多个军事集团争夺权力，谁获得胜利与百姓关系不是很大。同样的道理，忠于刘备不需要热爱某地的百姓；诸葛亮的兄弟效力于孙权，也是忠于一个军事领袖，谈不上爱一个国家。政治领袖真正成为一个稳定疆域的利益代表，且这个疆域中的百姓所构成的小共同体和政治家控制的大共同体发生紧密的利益联系，是近现代国家中才发生的事情，其基础是国家的高度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在这样的条件下，爱国和爱国家领袖才可能统一起来，但这种爱也不是古代社会的忠君思想。《三国演义》中有很多歧视妇女、忠君胜过爱妻女的描述，这证明，在那些“义士”心里有君王而没有家庭共同体。爱共同体和爱军事领袖在这里是分裂的。这种“爱国主义”是不真实的。

在极端的情况下，例如军事领袖是一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会把一个疆域中的人民绑在自己的战车上，把人民当做了“人质”，这会迫使人们跟随这个独裁者做事，还不得不“爱”这个独裁者。表面上看，这个时候爱共同体和“爱”独裁者就一致起来了，但“爱国主义”会是少数疯狂者的屠刀，而对多数百姓则意味着灾难。

在抵抗异族入侵的战争中，不仅会发生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百姓也总是被裹挟在战争中。入侵者对自己共同体以外的民众很难有认同感，加上他们的恐惧与不安，更会对被侵略疆域中的人民怀有敌意。这个时候，被侵略的共同体的利益就与军事集团的利益暂时一致起来了，民众爱自己的共同体也就要爱军事共同体的领袖。显然，三国时代甚至不属于这种情况。

明白了上面讲的这些道理，我们就不该简单地把“爱国主义”和高水准的道德情操联系起来。道德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整套调节人们关系的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了对一定规模的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对它的利益的维护。我说的“一定规模的共同体”主要指的是家庭、家族和小型的社区。例如，随地吐痰是对社区利益的损害，被人看做不道德的行为。在古代社会，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极其松散，道德作用也就止于小共同体中。商业民族创造出了现代民族国家，大共同体有了现实的意义，此时爱这个大共同体(国家)也可以被看做高水准道德情操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国家的领袖和民众应该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臣属关系，爱国家领袖与爱同胞应该是等价的。

概括地说，爱国主义只有在现代民主国家产生以后才具有普遍的真实意义；国家和民众利益存在广泛联系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才能体现良好的道德情操。更深入地说，国际社会的民主政治越是成熟，国家间的敌意便越会减弱，爱国主义就越更多地表现为世界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政治发展存在高度差异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越民主，其国民的爱国主义就越成熟、越具有巨大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国民似乎有过强烈的“爱国主义”，但顷刻间他们便驯服地拜倒在了美国人的脚下，就说明集权独裁下的“爱国主义”极其脆弱，也极其虚假。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忠于军事领袖看作爱国主义，更不要看作高水准的道德情操。

看凤凰台的这个节目，让我加深了一个已有的认识：人是需要偶像的，或者说多数人是需要偶像的；进行理性思考的人只是少数。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后者能改变前者，大家要能相安无事最好。可是把相关话题搬到了有影响的公众媒体上以后，媒体人士就该引导人们辨明是非。看来胡一虎先生也该反省一下自己的“中立”立场。至于要不要将《出师表》从中学教材中剔除出去，我看也不必有决绝的选择。一个办法是在中学教材中同时采用《出师表》和《止战疏》两种文献，给学生们更多的思考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