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安锋：最近我读了您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的有关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的系列文章，我想，是否存在翻译学或者翻译研究这一学科大概是翻学界数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说翻译只是一种技能，一种行为，一种艺术，它与系统学科的定义相去甚远；也有人认为翻译研究数十年来所取得的累累成果与进展足以说明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日趋成熟；更有不少学者根据国际学界的标准证明这一学科的存在并积极构筑完善系统的翻译学学科。王教授，您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翻译研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么它目前正处于何种阶段？在今后应当如何尽快地系统完善、走向成熟？
王宁：这个问题问得好，这牵涉到翻译及翻译学或翻译研究的定义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强调翻译的技能方面和艺术方面都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二者都走入了极端：作为纯粹技术层面上的翻译，或纯粹居于语言文字层面上的翻译实际上只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技能；而文学翻译则有着深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门基于对原著的能动性理解而导致的再创造，或曰对原著的修正，由于文学本身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翻译除去必然涉及的文化移译和文化再现外，首先接触的也是语言。因此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创造的话，文学翻译就应当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而相比之下，翻译学则是一门居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零界点的边缘学科，它同时可以和上述三门科学进行对话，但它本身又有着自己的独立存在方式，因此除了对机器翻译的研究外，一般国际学术界总是将翻译学分别纳入人文和社会学科：偏重语言学的实证研究者往往被纳入社会科学，而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则属于人文学科的范围。前一方面的论文一般收录于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而后一方面的学术论文则收录于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如果说，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际学界的诞生只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那么它在中国的诞生则是90年代后期的事，现在这门学科仅仅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具有超前性，他们已在国际刊物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达到了与国际翻译理论界平等对话的境地。
生安锋：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对翻译研究、尤其是西方的翻译研究的影响作用日趋明显，出现了解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和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请问王教授，文学批评理论对翻译理论的影响会不会越来越大？为什么？这种影响可能会在翻译研究领域产生怎样的结果？
王宁：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文学理论到了20世纪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早已摆脱了纯“文学的”理论之狭隘的领地，而是和各种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文化学理论溶为一体，因此西方学者干脆称其为批评理论。批评理论为什么会对翻译理论产生如此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翻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理论，它不得不从其它学科领域借用理论，这种情况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促使翻译学最终成为一门具有相对独立存在方式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领域，并与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领域进行对话。所以翻译理论界已经有人认为，如果说90年代初翻译研究需要一种“文化的转向”的话，那么90年代末的文化研究则需要一种“翻译的转向”。也就是说，当翻译研究在西方刚处于初级阶段时，它需要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介入，而文化研究这么多年来一直局限于英语世界则显然是不够的，而翻译的跨文化、跨学科和跨语言性质则完全可以给文化研究带来具有冲击力的“翻译的转向”。
生安锋：近二十年来，国内的翻译学界越来越注重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最近有学者专门就“文化与翻译”做了一个总结（杨仕章，我国“文化与翻译”研究述评，《外语与翻译》，2001，第一期）指出：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翻译不仅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是对外来文化进行阐释与移植的过程，还指出，迄今有关文化翻译的研究，从表达内容上来说，大多停留在浅层文化的探讨，如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而对于深层的精神文化，研究的力度很不够；从显现程度上来说，一般只注意到显性文化，而没能意识到深层文化的存在；至于不同文化信息在整个作品中的作用，几乎无人问津。王教授，您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多年，在翻译学方面也卓有建树，能不能请您就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以及国内对“文化与翻译”关系的认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做一总结性的叙述？还有，安德列·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认为翻译批评与文学批评一样可以弘扬优秀的文化价值。请问您是如何看待翻译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异同以及翻译批评的作用的？
王宁：诚然，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翻译是一种文化现象”已为越来越多的翻译工作者所接受。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则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学科理论课题。在这方面，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丹麦学者道勒拉普、比利时学者约瑟·朗伯特、德国学者沃夫尔冈·伊瑟尔和霍斯特·图尔克、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霍米·巴巴、安德列·列夫维尔、欧阳桢、托马斯·比比等均作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并在这方面颇多著述。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中国学者的跨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上述学者除去欧阳桢作为汉学家而精通中国文化外，其余学者的著述研究范例都取自自己文化的语境，因而得出的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和尽善尽美的。尽管如此，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并未自觉地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下，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鉴于目前所出现的翻译研究之狭窄的困境，从一个全球化的广阔语境下来反思翻译学的问题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它一方面能填补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可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实绩来和国际同行进行讨论，从而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高度。已故安德列·列夫维尔教授曾是我的好朋友，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研究领衔人物，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比较文学学者，他从事翻译研究的切入点也和我的一样，是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如果说，文学批评的一大功能在于从众多未经筛选的文学作品中发现潜在精神文化价值的话，那么翻译批评则从一开始就经历了一种（文学）历史的和审美（价值）的筛选，然后再从这些优秀的译作中发现其潜在的精神文化价值，因此它的作用并不亚于前者。
生安锋：自从有了翻译实践，就有了直译与意译的矛盾，这也是翻译界长期探讨的问题之一。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译者应“发挥译者优势”，强调译文的“可读性”（丁棣），而有的学者则走的更远，他们“但求神思，不求形似”，甚至“为了求美，不妨失真”（许渊冲）；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译文所用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异化”的语言。您不仅对翻译有着精深的研究，而且还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尤其在把中国的翻译研究推向世界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那么请问您从一个翻译实践者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王宁：对于这一点，我想首先强调一下解构主义者对消解译者的“绝对忠实”之神话的贡献。 按照这种观点，任何绝对的忠实都是无法经过客观标准的检验，尤其是对于文学翻译这样一种艺术性和创造性成分极高的再创造实践，用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对立模式对一篇译文进行对与错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解构主义的翻译原则告诉我们，任何真理（对原著的忠实）都是无法全然把握的，你只能够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不能说你已经掌握了真理。如果真理已被你一个人掌握了，那就意味着后来人的工作都成了多余之举。而我们的文学翻译也和创作一样，应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自己对一些文学名著的优秀译作，这不仅对文学经典的永存有着价值，对译作的越来越接近“真理”（对原著的忠实）也有着直接的帮助。当然，强调翻译的“神似”永远是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最高标准，因此这就从另一方面对我们的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去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的娴熟掌握外，如果一位译者的文才相当于或大致接近于原作者，那么他就能够得心应手地转达出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如果他译得很累，总也跳不出词典的释义，那么的译作就必定漏洞百出。
生安锋：在近几年关于翻译的讨论中，有人强调中国的译论不应依赖西方的译论，西方译论的产生与应用有其特殊的土壤与气候；而由于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的译论未必能够适合中国的环境，中国翻译学界应当积极探索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译论体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至少两种以上语言与文化的转换，翻译所面临的问题在东西方是共通的，那么，中西译论必然有很大的共通性，中国的翻译理论目前既然不如西方译论成熟，那我们就要积极介绍引进和吸取西方译论，丰富发展中国的译论。王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外译论的特殊性与统一性的问题？中西译论在产生与运用上的差异何在？如果要吸取借鉴西方译论，那么有没有一个准则？
王宁：首先我想强调的是，翻译理论也和文学理论一样，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很难区分什么西方译论和中国译论。我们为什么会花很大的力气去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因为我们需要它们来解释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和现象。那么它们为什么能够长驱直入中国的翻译学界而轻易地为我们所接受？因为它们能够有效地解释我们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你也许已经注意到，经过中国学者的“翻译”和能动性解释，这些理论已从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化”进入了适合特定的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再加上中国学者的“混杂”策略，理论本身已经变得“不中不西”了。同样，中国的翻译理论经过我们和西方学者用另一种语言（英语）和能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学术话语的转述也照样发生了“混杂性的”变异。总之，在我看来，和文学理论一样，任何一种翻译理论如果只能够用来解释一种文化传统中发生的现象，那它就不能说是完美的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只有当它能用来指导跨文化意义的实践和现象，它才能是有效的理论。可惜可供我们向外输出的这类理论实在是太少了。
生安锋：最近几年来，不少出版社都在搞名著重译，当然，有些出版社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已有的旧译本进行重译，这毫无疑问是应当的，但也有的出版社则见利忘义，将本来很好的译本进行任意“重译”，甚至找一些外语水平根本就没有过关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来翻译难度很大的文学名著，结果造成了文学翻译界的混乱。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王宁：对于这一现象，我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下作过呼吁，并在《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这种行为，其中最近的一次是应《中国教育报》之约对当前的学术翻译粗制滥造现象提出的批评。我始终认为，名著应该重译，但是担当重新翻译任务的译者和所选取的译著都应该超过前人和以前的译著，或者是将过去由于条件所限未能从原文直接译出的名著重新从原文译出。这样的名著重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那种见利忘义的“重译”行为我本人是深恶痛绝的。我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翻译的标准问题。根据我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感到我越从事翻译工作，就越感到翻译之难。有一位意大利学者曾认为翻译是一种背叛，我则认为翻译是一种修正，也就是说，没有纯粹忠实的翻译，翻译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但我们翻译时应该尽量译出原作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文学作品还应当再现原作的风格。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位文学翻译者首先必须是对自己所要翻译的那部名著的研究者。修正并不是没有标准的，翻译应当避免那些常识性的错误，而对于那些可以在学术范围内讨论的修正性“错误”或理解上的差异，我们则应有所区别。而令人痛心的恰恰是，现在国内的翻译界更多出现的是一种常识性的错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译者的无知和不严肃认真所导致。
我认为，在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科著作的翻译方面，往往有着常识性错误和深层次错误之区别，深层次错误可能是文化内涵或专业知识上的无知或理解上的误差，要避免深层次错误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应至少通晓一、二门外语，翻译时相互参照才可以译得更准确。二是翻译时要对中文表述达到准确完美，为同行专家所认可。在中译外上更应在学术水平和外文水平上同时并重。现在国内搞翻译的人大多不是学外语出身的，学相关专业的人更多一些，比起学外语的靠语法死推的翻译，他们靠揣摩上下文意思的翻译可能往往更接近原作，但前提首先必须是外语基本功的扎实。三是学科专业方面的准备应充分，否则译出的东西根本不能为专业人员所参考，还须经过专业人员的“第二次润色”，这样就会距离原作的意思更远。
关于名著重译问题，毫无疑问，有些著作重译是必要的，有些则不必要。我们尽量要从第一手原文翻译，比如，翻译《易卜生文集》要从挪威文直接翻译，翻译克尔凯郭尔的《非此即彼》则要从丹麦文翻译，任何从德文或英文的转译都有可能使原作的风采受到损伤。
生安锋：我注意到，您最近几年内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翻译与文学经典重构的问题，引起了国内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强烈兴趣。确实，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难怪有人偏激地断言，中国现代文学的“殖民化”应当追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您认为翻译只能导致文化的“殖民化”吗？翻译能否充当文化“非殖民化”的有效工具呢？请您在这方面展开论述一下。
王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上一个问题的进一步深化，涉及到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想到翻译对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和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致于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中国学者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个西方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历史，他们特别反对“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先河，而在“五四”期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潮、理论大量地被翻译成中文。鲁迅当年提出的口号“拿来主义”对这种西学东渐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都知道，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只是在读了百来本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之基础上开始的，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当然这番表述使他本人后来成了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说鲁迅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还有另一些“五四”运动的干将，包括胡适，郭沫若，他们则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翻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还是从一种文化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翻译，它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既然有人认为（把外国的东西）翻译（进来）曾为中国文化的“殖民化”起过推进作用，那么，我们今天呼吁翻译路径的转向，即把翻译的重点放在把中国的东西译成外文，我们也就在进行一种文化的“非殖民化”尝试了。因此，翻译的作用实际上是双重的。
生安锋：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受到的西方文学的影响，国内学者几乎都不予否认，但有人认为，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翻译界对外翻译介绍的不力所导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的文化霸权所造成的。您最近几年来，不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清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而且还追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而对后者，国内的读者则知之甚少，能否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
王宁：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英、美、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的翻译和传播，已经有不少人著述追踪，我本人也在不同的场合撰文作过评述。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除了在几个大国得到传播外, 还在一些小国得到了传播。这里有必要作一些简略的介绍。由于我本人曾在荷兰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并多次在北欧诸国研究讲学，因此我想以这几个小国为个案，说明一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国家的传播。我主要说一下荷兰的情况。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荷兰的翻译大部分是通过英语和德语作为中介转译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直接从中文译成荷兰文的作品仍凤毛麟角，只是到了近20年，翻译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和介绍才出现了长足的发展，经过一批训练有素的中青年汉学家的努力，大量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作品陆续有了直接译自中文的荷兰文新译本。
但即使是通过转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进入荷兰，也照样对荷兰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诗歌领域而言，对中国诗歌的翻译介绍所产生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荷兰诗人的误读和创造性建构上。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J.斯洛尔霍夫。作为一位曾在海军中服役的医生，他游历甚广，并到过中国，因此他喜欢在自己翻译或创作的诗中引入一些异国风情。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翻译标准的诗人兼翻译家，斯洛尔霍夫的翻译与他的前辈有很大的不同，他是最早采用英国翻译家阿瑟·威利的译本的荷兰诗人。他一方面忠实地效法威利，另一方面又不时地对这些中国诗进行一些全新的误读和有意的曲解，因而展现在荷兰读者眼前的中国诗实际上是经过翻译家—诗人带有创造性主体建构意识的接受之后用另一种语言重新书写的“再创造性”作品。可以说，尽管斯洛尔霍夫的翻译加进了自己的浪漫主义情调，但是对荷兰读者来说，读他那自由发挥的、带有创造性的译诗远远胜过读另一些诗人的译作。由于荷兰本身有着“诗的王国”之称，因而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诗歌的翻译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一年一度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开始邀请一些中国当代诗人出席并朗读自己的诗作，这无疑为中国诗歌在荷兰的翻译出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文学在荷兰的翻译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时代的风尚，而更多地取决于不同的译者的高超的翻译技巧。
相比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译现象就少多了，这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培养，荷兰逐步有了一批精通中文并有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素养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他们的努力工作为中国文学直接翻译介绍到荷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的转译本仍在继续出版。J.萨默威尔于1960年编辑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国小说大师》的现代短篇小说选集，该文集中除了鲁迅有两篇小说收入外，其余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丁玲、林语堂和端木蕻良则每人收入一篇。实际上，在此之前, 赛恩·弗里斯于1959年出版了鲁迅的《阿Q正传》荷兰文译本，茅盾的《子夜》则问世得更早些。1986年，由威廉·克鲁恩和丁耐克·毫斯曼据法译本译出了巴金的《家》，从而开启了巴金作品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代的主要作家都有作品被直接或转译成荷兰文，包括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还有些短篇小说的翻译出自英文版《中国文学》（现已停刊），这些翻译作品的问世无疑繁荣了荷兰的文学市场，对当代荷兰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启迪作用，同时也为年轻的汉学家直接从中文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
也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70年代和80年代是荷兰汉学大发展的时期， 学中文的学生数量猛增，许多人由于在中国学了一至两年中文后，便为中国当代的具有先锋实验特色的新时期文学所倾倒，有些学生甚至还未大学毕业就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一些荷兰的出版商也异常活跃地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并和一些基金会联手操作，邀请了一些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访问荷兰，直接和荷兰读者见面并与翻译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们的访问讲学为荷兰的读书界和汉学界带来了中国文坛的最新信息，促进了中荷的文学交流。
近十多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在荷兰也引起了广大读者和翻译界的重视，这主要得助于以著名诗人兼翻译家、汉学家汉乐逸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汉学家的努力。他于1981年出版了一本与别人合译的闻一多诗选，1983年又出版了中国现代五位著名诗人的诗选，他们是闻一多、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和臧克家。T.I.翁义于1986年翻译出版了冯至的《十四行集》。新一代翻译家柯雷和汉乐逸合作译出了1978年以来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的作品选, 他们包括顾城、多多、北岛、芒克、王家新、柏华、杨炼、琼柳等十位诗人。这两位汉学一方面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另一方面通过直接与中国作家的接触，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坛的现状，及时地向荷兰及欧洲汉学界提供了中国文坛的最新信息。
随着中国当代诗歌翻译的兴盛，当代小说也不断被译成荷兰文，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系列当代中国小说选集，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库斯·奎柏和爱德·布兰基斯廷合作编译的《新中国小说》(1983)，所介绍的小说家包括“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卢新华，以及新时期具有开拓精神的作家刘心武、陈国凯、茹志鹃、王蒙和高晓声，另一本则是出版于1988年的女性小说选集，由马利莎·班杰斯和爱利丝·德·琼合作编译，收入了王安忆、遇罗锦、宗璞、张辛欣和张洁的代表作品。当代荷兰的两位最多产的小说翻译家是库斯·奎柏和林特·希比思马：前者翻译了高晓声、戴厚英和张洁的代表性作品，后者则1987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包括王蒙的四个短篇小说和王安忆的一部中篇的文集，1988年和1989年，他还接连出版了张贤亮的两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1990年他又推出了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在上述这些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的努力下，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主要作家大都有了自己作品的荷兰文译本，其中翻译的最多的作家当数张洁，她的作品包括《方舟》、《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和《祖母绿》，这些小说在荷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均有着一定的影响。比较有影响的小说还有谌容的《人到中年》和古华的《芙蓉镇》。而与之相比，台湾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荷兰文的就少多了。这大概与近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艺繁荣局面不无关系。
与中国文化在英、法、德、荷等国的传播和影响相比，北欧诸国对中国的兴趣和与之的接触，一般说来要晚至17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北欧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除了在瑞典有着较长的汉学研究传统外，在另三个北欧国家就逊色多了，当然这也说明，不同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接受条件和不同的文化交流环境。当然，在所有的北欧国家，瑞典的汉学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也最多，并且在整个欧洲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当年身为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的马悦然教授曾断言，中国作家之所以至今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好的西文译本。他的这一断言曾惹怒了一些中国作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马悦然花了毕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为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给瑞典人民、为使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世人瞩目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学在瑞典的翻译和传播，马悦然功不可没。
马悦然作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瑞典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不仅本人学识渊博，对中国各个时代的语言文学均相当熟悉，并花了大量精力把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精华介绍给了北欧文学界和读书界，他还和包括老舍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国现当代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联系，从而及时地向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作出报告，为委员们的最后决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
由于瑞典汉学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都有着完整的或部分的译介。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皇家学院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文学创作的新动向，并有意促使中国作家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就为瑞典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甚至中国80、90年代活跃的作家， 如莫言、王安忆、王朔、苏童、余华、格非、林白、虹影等国内先锋派作家或海外流散作家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有了瑞典文或其它欧洲语言的译本。
在人口不多的丹麦王国，综合性大学虽然只有五所，但其中却有两所(哥本哈根和奥尔胡斯)有东亚研究系。中国文化在丹麦的传播主要得助于丹麦的汉学研究，而且这两所大学的汉学研究也各具特色：前者历史较长并更注重语言学和古典汉语文学的研究，后者则致力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研究。这两校的东亚系在欧洲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两校的教师都积极参与北欧的中国研究学术活动，并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欧洲汉学界的合作项目。
但与瑞典相比，中国文学在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的传播和翻译则大大逊色。但在这几个国家的重要学府都有中文专业和课程，一批翻译工作者也孜孜不倦地学习中国文学，将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译出。虽然数量不多，但随着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从而使得中国文学为世人所共享。在这方面，我们的翻译工作者应当作出自己的贡献。
（生安锋：清华大学外语系讲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邮政编码10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