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所著《岳村政治》一书，自发表以来日益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该书借鉴西方学界通行的研究与表述范式，以湖南省衡山县白果镇邵庄村（学名“岳村”）为重点考察论述对象，寓理论探讨于微观实证研究之中。读完该书之后，我们不但对近百年来“岳村”的政治状况有了比较具体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此一时期中南地区广大农村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获得一个总体印象。
有必要强调指出，本书的内容虽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但引发作者进行相关研究的原始触媒，却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村民自治”话题的讨论。作者想要探究的核心问题是“民主制度在中国乡村社会是否具有生成的资源”。为了回答这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作者系统研究了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并对衡山县、白果镇、邵庄村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历时约一年半的田野考察。本书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从时段看涵盖“晚清”、“民国”、“共和国前30年”和“改革开放”等四个时期，从横向结构看涉及“政治关系”、“权力体系”、“政治控制”、“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等五大范畴，从纵向结构看涉及到“县”、“乡”（镇）、“行政村”、“自然村”、“宗族”、“核心家庭”等六个层极。笔者在通读该书以后认为，敏锐的问题意识、强大的知识后援、系统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建立在这三者基础之上的多元化的价值评估体系，是该书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相信书中许多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一家之言，能够经受住事实和时间的考验。另有一些观点和结论虽不足以颠覆学界现有的共识，但其所揭示的那些显著的地区性差异，至少也应该被视为对现有相关理论解释体系的重要补充。
作者在该书中主要以“利益驱动”来解释各种社会势力介入政治活动的主观动机。而在考察论述“政治制度”生成与变迁问题时，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文本制度”与“现实制度”这两个分析范畴，并进而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既可能源于“文本制度”设计方面的先天缺陷，也可能源于“文本制度”落实过程中所发生的基因变异。这一论点视角新颖独到，解释和论证严谨充分，不但映衬出那些以“现代性”理论解释一切“中国问题”的论著的浅薄空泛，而且有助于澄清那些“新权威主义”倡导者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制造的种种理论误区。
作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国家主导和干预下进行的。国家权力向农村基层的不断渗透扩张构成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这是许多欠发达国家现代转型的共性特征，原本无可厚非。不过由于晚清、民国以及后来的当政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构建，极力奉行集权主义的政治主张，广大社会民众的政治参与受到极大限制，最终导致国家权力的异化。所谓“现代化”的举措往往以“政府行为”的方式出现，实际上却搀杂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利己主义考量。所谓“现代化”的成就往往徒有其表，总是以农民群体利益的巨大牺牲为其代价。因此“政府”与“农民”在现代化问题上往往成为利害关系截然对立的两方，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加剧。尽管政府可以在短期内通过不断扩大管理机构规模和增加控制层极的办法来达到强化社会控制的目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使得社会控制成本大大超出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最终不但造成农民的破产和现代化的停滞，而且导致国家政权的全面崩溃。因此，近百年来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始终无法走出周而复始、低水平徘徊的怪圈。
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乡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依然遭遇到种种习惯势力的阻碍。一部分学者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自恋情结，无视时代发展潮流与中外历史经验，企图从传统的“乡村自治”土壤中培育出所谓中国式民主政治的胚芽；另一部分学者则片面理解了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经验，公然热衷于鼓吹所谓“新专制主义”，主张通过单纯的组织和技术手段更新来继续维系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全面控制。
针对上述两种模糊认识，作者在书中精辟论述了传统“乡村自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本质差异。他指出：传统的“乡村自治”实践乃是封建时代国家权力的渗透扩张受到种种客观因素和技术条件限制的结果，而非出于科学理性的制度安排的考量。无论从观念形态还是从实践层面看，所谓“乡村自治”其实都与那个时代的君主集权专制同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是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家族本位”、“家长制”、“政较合一”、“超经济强制”、“人身依附”是其本质内容。这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公民个人为主体和本位的、以“平等”和“自由”为核心诉求的、受到规范的法律制度保障的“民主自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试图从传统的“乡村自治”模式中寻求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出路，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作者还指出：尽管过去一百多年间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十分缓慢，但中国社会经济确实不断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这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许多微妙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的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强化，他们对旧体制残留因素的消极抵制和积极反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此看来，保守和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乡村政治的结构性转换势在必行。
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作者在本书的结论部分还强调指出：中国乡村政治的现代转型不可能在现有的城乡二元化格局下实现，不可能在残留的计划经济基础上实现，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个别村落内部实现。中国乡村政治的现代转型必须与国家观念与社会形态的现代转型同步进行，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因此，我们只有跳出“就乡村问题谈乡村问题”的狭隘思路，树立一种全局意识，进一步推进全面的市场化改革，用市场经济的强力去冲决传统的畛域观念和行业界限，彻底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格局和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单位本位”的社会管理与控制模式，从根本上消除公民个人对“单位”和“组织”的人身依附现象，确认“农民”作为“国家公民”的独立的、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不断扩大与巩固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平台，才能最终实现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
就笔者个人阅读视野所及，《岳村政治》一书是目前国内少有的集严谨的学术性与深刻的思想性于一体的成功之作。它在许多方面可以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和弗里曼等人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等经典著作相提并论，值得那些真正关心中国“三农”问题和政治发展的人们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