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关键在人，缺少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思维、现代理念的人，乡村振兴便无从谈起。现代社会人的能力建设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基础能力，即每个人生活必备的基本技能，如使用电脑、驾驶汽车等。二是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强弱是超越别人的决定因素。三是品质能力，这是金字塔的塔尖，是最高境界的能力，一个人一旦有了提升自己品质的能力，就达到了做人的最高境界。乡村振兴的实质就是使乡村具有像城市、像工业一样的现代性，而社会主体的现代性是乡村社会现代性的基础、核心和关键。

开启民智应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基中之基。虽然近百年前中国农民“贫弱私愚”四大特征今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面对具有急剧性、颠覆性和不可知性的AI时代，智之不足更加凸显。智之开启，源于教育，乡村教育的萎缩、退化、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处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的乡村孩子多达上亿，他们分为三个群体：一是留守儿童，多年的撤点并校，使乡村学校由60多万所减少到20多万所，撤并之后，上学距离可能会延长，面临新的上学难。二是流动儿童，他们随父母打工地流转迁徙，有的小学没毕业就换了几个学校，没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三是流浪儿童，他们谈不上接受学校教育。今天城市教育的现代化程度已经十分惊人，西部某省会城市投资180多亿元建一所高职院校，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教育的反差，从某小学教师写的自嘲诗中可见一斑：一身旧衣服，两袖粉笔灰，三餐吃土豆，四季常皱眉。五更摸黑起，六节谁替谁。七天一星期，八方游几回。九天最难熬，拾柴心中悲。好在国家对此已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城乡教育均等化，明确要求让乡村孩子上学单程不超过半小时路程。乡村振兴是需要几代人努力奋斗的事业，愿这一开启民智的良策善举全面落地，为乡村振兴打牢人才基础。

脱贫即可，小富即安，贫困户躺在低保上，小康户躺在现状上。“杀马特”大多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小青年，虽然不是“佛系”，没有“油腻”，但“飘一代的轻生活”在一些乡村青年中比较流行。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曾描写日本社会正在“流化”，庞大的中流阶层已缺少进取心，相当一部分已迅速向只求生活最低保障的下流阶层坠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归入“下流社会”行列，对于那些锐意进取、奋力拼搏者，认为“非我族类”。这种现象在中国乡村社会也已有苗头。中国人历来崇尚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志向，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愿景。当然这是名人大家的追求，但小人物也不能没有理想，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应放弃梦想、自甘沉沦，这样的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人类文化传承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在进入后喻时代的今天，需要年轻一代走在前面。通过政策激励、心理疏导、舆论默化、典型引领、社会帮扶等措施激活自甘沉沦者的青春梦想，应是当下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没落、价值观混乱、潜规则流布是一些乡村的现实写照。中国近百年来，传统道德体系逐渐式微，而新的道德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土社会主体流动性带来的乡土社会生活的异质性、社会空间的公共性、社会价值的多元性、社会行为的失范性，使传统乡里制度、乡规民约大都失去约束力。充分发动乡村社会成员广泛参与，重建与时俱进的乡规民约、乡里制度，使社会行为得以规范，多元的社会价值得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引领，是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制度文化他律，以道德文化自律，在自律与他律的双重作用下，重构社会秩序、重塑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软实力。

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提出的五大目标任务之一就是治理有效。只有实现善治，治理有效才能水到渠成。自从《道德经》首提“善治”以来，对善治的解释很多，今天看来，主要是指治理主体的多元合作，是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是上下互动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最佳状态。乡村要振兴，善治最关键，当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应下大工夫调整治理结构，该给市场的给市场，该给社会的给社会，让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彼此监督，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唱主角的意识必须确立。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