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公元67年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到洛阳，作为教俗朝野所共许的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始，那么时隔三百年后，道安法师编著《综理众经目录》，才对六百余部真伪掺杂的经典作了首次清理和总结。如果以1979年出版范文澜《唐代佛教》和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印度佛教源流略讲》，作为中国大陆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后的第一批佛教出版物之始的话，至今公开出版的佛教图书亦不下五、六百种，这还不包括数量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佛教界内部流通的佛教书籍。历史虽然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后后重演前前却用不了多少时间。唯其如此，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必要。
道安这部经录在佛教文化史上的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是可以为即将创刊的《佛教图书评论》效法的：第一、它高扬了佛教的主体精神。自道安始，中国佛教摆脱了依草附木的状态，不再依附神仙方术和玄学而传播佛法，开始以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实体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佛教就是佛教，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它可以气功、特异功能、文人禅等作为弘法方便，但这些东西从来就不能代表佛教全体，而且往往成为佛教健康发展的障碍。第二、它提倡严谨的学术精神。在中国佛教史上，道安最早辨别佛经的真伪，他向当时人，也向我们在呼吁学术的良知：“农者禾草俱在，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道)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
道安这部经录今已不存，其大部分内容为大约成书于一百四十年后的僧祐《出三藏记集》所吸收。至此，所收经目发展到2162部，4328卷。如果说，文革结束后的20余年，我们走过了道安所需要的300年；那么，从道安录到僧祐录所增长的1500部佛教典籍，我们也许用不了15年就能达到。因为流通佛书的手段，已经从道安时代的手写，历经木刻、铅印，发展到今天的电脑排版。释迦牟尼的思想，正以道安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技术手段，得到快速而广泛的传播。与之同时，相似佛法和伪滥佛书也以同样的速度和广度，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激浊扬清、正本清源，《佛教图书评论》任重道远。
(刊于《佛教文化》199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