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是那些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发展趋势和后果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形成一张把世界联系起来的网络。把握其本质，需要对它们进行逐一分析。
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与重构
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与重构是具有最直接影响的全球性问题。国际格局是国际舞台上主要政治力量在一定时期内相互关系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状态，其基础是国家力量消长的不平衡，表现为力量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其形成和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当前格局是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的新发展，在新格局形成过程中产生多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并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这种变化的根源是国际经济结构的变化。就军事能力而言，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各国军费开支的近四成，超过排在其后面的10个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凭借世界第一的国民生产总值及美元的地位，美国仍然是第一经济大国，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在曲折中前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已经不能独立应对国际上出现的新问题，二十国集团的产生是新格局的表现，由新兴大国组成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等机制不断吸收新的成员，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力量。霸权霸道霸凌等做法仍然存在，但多数全球问题都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发挥重要作用才能解决。
国际格局变化的不确定性最显著的体现是乌克兰危机。这一危机的大背景是冷战后30多年来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深层结构性矛盾，直接原因则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试图推动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影响，而俄罗斯从自身安全考虑，试图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因此于2022年2月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随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对乌克兰进行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施加一万余项的制裁，形成了当前复杂的局面。乌克兰危机至今看不到结束的曙光，但无论未来如何发展都将加剧地区秩序与国际格局的裂变，影响未来国际格局的整合方向，因而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最大热点问题。
二、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所引发的双边关系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第二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问题，是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所引发的双边关系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不仅维护了国际格局的平衡和世界的和平，也给两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一直保持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两国之间的力量差距不断减小。中美建交后的1980年，中国的GDP不到美国GDP的7%，到2010年变成40.5%，2021年更是达到77.1%。在支撑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引发美国的焦虑和不安。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重返亚太”，到特朗普执政后以“印太”取代“亚太”，加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再到拜登在入主白宫后明确将中国定为“最严峻的竞争者”，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围堵和打压力度，在台湾等问题上频频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恶化了中美关系。
除了传统领域外，美国还纠集西方一些国家推出和实施新的政策，限制中国在涉及国家安全战略的经济、金融和技术领域的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执行的在经济领域与中国“脱钩”的政策，在经过几年的尝试被证明彻底失败之后，美国既垂涎中国发展的红利，又企图遏制中国发展，一方面提出要给中美关系建立“护栏”，另一方面则以“去风险”的概念继续实施精准“脱钩”之实，限制对中国技术出口，阻碍双方教育与科技交流，加大对投资合作的审查和管控力度，特别是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产业链上拉拢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在这一重要产业链上“去中国化”。这种行径与全球化背道而驰，损人却又不利己，必将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破坏正常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根基，影响全球化进程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中方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致力于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但是，面对美国对我国的打压、遏制和围堵，我国不得不为维护和捍卫核心利益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中美关系在经历近年来的螺旋式下滑后，已经“处在建交以来的最低谷”。这既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中美关系的持续紧张不仅影响两国未来的发展，也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问题。
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引发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新分化和组合
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这个过程促进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展和进步，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但是全球化也带来不少问题，引发逆全球化力量的形成。国际关系格局的分化组合是经济全球化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也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对全球化最大的挑战来自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美国。特朗普执政时期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全球化的受害者，把美国的国内问题都归因于全球化，奉行单边主义，退出国际机制，拒绝履行国际义务，严重打击了全球化进程。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引发全球能源价格波动与粮食供应不稳定，全球化再受重挫。拜登上台以后以“竞赢”的名义拉拢盟友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实施贸易打压，破坏国际经贸规则，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稳定，更使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
安全的泛化是当前阻碍全球化的最大障碍。以往国家实力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推动和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力量也都着眼于经济竞争领域。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安全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的主要考虑，维护国家安全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国家首要考虑。在这方面，美国仍然是始作俑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以“去安全化”的名义无理打压中方和其他国家企业，将贸易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严重危害全球供应链，破坏国际经济和世界贸易秩序、规则，其消极影响正在逐步显现。
四、气候问题
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造福自己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物质文明的进步，但同时也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甚至威胁人类未来的生存，其中气候变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已经成为共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人与环境关系的问题。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以来的全球气候谈判见证了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进步。2016年的《巴黎协定》确定各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努力。但是，据第十九届世界气象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850年至1900年的平均气温高出约1.15℃，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
另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如何厘清责任、明确权利关系，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更好地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这个层面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耗大量资源，严重污染环境，是当前温室气体的最大贡献者，如今它们把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保护了本国的环境，但破坏了他国的环境。根据国际协议，欧美等发达国家需要率先减排并开展绝对量化减排，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但他们在履行自己责任和义务方面行动迟缓、推卸责任。尤其是美国于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出《巴黎协定》，严重影响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虽然美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重返该协定，但美国的行为是对全球应对气候问题努力的一个巨大打击。
落实巴黎气候协定给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所确定的目标，也会引发相关国家乃至全球能源结构的变化，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恶化了大国关系，制约了不同国家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各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行动更加分散，付出的努力和开展的国际合作远远不足，最终影响全球应对气候合作的进程和结果。
五、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全球性传染病和公共健康危机
传染性疾病以威胁生命和健康的方式让人们体会和感受到全球化的广度、速度和影响。人类面临的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如艾滋病、非典、埃博拉、禽流感、新冠病毒等流行性疾病，在全球化的时代传播越来更快。如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1347年出现于意大利，历时6年才席卷整个欧洲。2002年11月16日首例非典确诊患者出现，4个月后的2003年3月26日越南出现首例境外非典确诊患者，随后短时间内就席卷32个国家和地区。而过去三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则给人类造成巨大冲击，这不仅是一场全球卫生健康危机，更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全球化发展停滞甚至逆行。
传染性疾病传播速度前所未有，所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也前所未有，人类社会需要随时做好准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应对至今尚不知道或不熟悉的新的流行性疾病。与此同时，还需要准备好应对新的流行性疾病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应对任何一种传染性疾病都不是一国一域的事情，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但正像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开展应有的合作，而且还因为国内原因甩锅推责，进一步恶化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人们在时刻准备着应对全球卫生和健康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做好思想准备以应对健康问题与国际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问题。
六、科学技术对人类未来和国际政治的影响
近代以来，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科学技术被看作第一生产力。历次科技进步都不仅影响经济社会生活，也影响全球政治格局。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如载人航天、探月探火、超级计算机和量子计算、卫星导航和大飞机制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物联网和互联网、生物医药以及共享经济等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全球政治都产生重大影响。
最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的科技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人工智能。这种把第一代的知识驱动和第二代的数据驱动的技术结合起来，通过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要素结合起来的现代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直接体会和关注的首先是新技术给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带来的影响和挑战。其次是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如科技创新深刻改变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国际分工。因此，世界主要国家都加大了技术投资，加强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以争取占领主动权。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塑造国际格局变迁的方式和方向的能力及对全球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难以预料和估计的。首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可以提高决策的精确度，影响国家安全、管理模式、信息主权、政治导向乃至社会制度。其次，正如核武器把世界分成有核国和无核国，人工智能技术也将把世界划分为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和没有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进而产生与核技术领域一样的问题，即那些掌控这种技术的国家从自我利益的角度判断和决定，谁有能力和资格获得这种技术。为了阻止一些国家获得技术，与人工技术相关联的稀有金属、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原材料特别是高级芯片等，将与防止核扩散和维护核禁试等一样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主要大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垄断与反垄断、保护与竞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导致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开始谋划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布局。
七、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
20世纪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成就或标志，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寿命在不断延长，全球人口数量在持续增加。1800年以前世界人口总数从来没有超过10亿，随后的100多年才在10亿的基础上翻了一番，20世纪60—70年代后几乎每10年增加一倍，预计21世纪中叶达到峰值。
人们对人口数量“爆炸”的担忧还没有完全消失，就又开始担忧人口数量下降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人，是196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前15的国家，生育率都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临界值，其中既包括最富裕的美国，也包括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和印度。但另一方面，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人口爆炸，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生育率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地区。如尼日尔的总和生育率是7.46，马里是7.42，索马里为6.76，说明这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育率在快速增长。
生育率的不平衡必将影响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并将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程度的增加，必将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渐渐失去优势，将带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与社保、医保等相关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存在，加大财政赤字的压力，制约经济发展，由此引发或加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不同地区、宗教和族群人口的消长，改变全球人口结构，迫使一些国家通过放开移民限制来补充青年人口，引发地区和全球的跨境移民潮，使全球政治中的移民问题更加突出。与此相关的第三个影响，是引发相关国家或人口出生率较低而大量吸收移民的国家人口族群结构变化，激化身份政治，让身份政治首先成为国内政治的问题进而外溢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引发移民移出国家与接受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影响国际格局的稳定。
八、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和冲突
全球化与碎片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经济实力消涨、科技竞争加剧催生的民粹主义沉渣泛起加剧意识形态纷争，再加上人口结构改变、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促进思想潮流的变化和多元化观念竞争：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现代化与后现代、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极“左”和极右、族群与信仰的分歧、性别和性取向等思潮，与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剧社会动荡，社会和国家在多种理念竞争中迷失发展方向。
多元观点与权力政治回归、国际规范的变迁和规则博弈的白热化等交织在一起，加剧社会的撕裂，激化不同制度和观念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在观点越来越明确和对立的背景下，信息茧房更加普遍和牢固，随着不同观点的分歧越来越显著，竞争更加激烈，观点和事实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不能再期待“让事实说话”，因为事实已经不再重要，观点将决定一切。人们对以往受尊重的信息源的信任度不断下降。
从社会角度来看，真相衰退将损害民族认同，降低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在国际关系中沟通和交流更加困难，虚假信息与造谣、抹黑司空见惯。这些趋势干扰全球话语体系中诸如在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等全球问题上原本已经存在的共识，诱发话语冷战和对立，强化战略叙事以及话语权之争，塑造全球力量格局的形态和走向。
除了上述问题，还有更多难以预料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决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艰巨程度，提出回答并指导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更为艰巨。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我国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坚定了我国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战略目标，为我国塑造和引领国际局势的合理变化提供了机遇。只要我国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以我国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就一定能够化危为机、转危为机，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作者：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