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了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确保了国内政策的连续性。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中国外交在指导思想、外交原则和外交布局等方面也表现出了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二十大报告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做出了新的判断和阐述，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大国身份更加明确，大国外交内涵更加丰富。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未来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必将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以确定之中国应对不确定之世界，以确定之政策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大国担当更加积极有为，大国特色更加显著，大国风格更加明确。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将展现出更有底气的信心，保持健康和理性的大国心态，更好地利用外交落实对外政策，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二十大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国内政治  对外政策  大国关系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历来都是举国关注、举世瞩目的大事。在两个百年交汇点召开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实现领导集体的更替、布局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等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引发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兴趣。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继续，跨境流动存在诸多不便，但仍然有2500名记者(包括750名外国记者)报名参加这一盛会的采访报道工作，再次超过2296名参会代表的人数。

与历次党代会所受到的关注相比，这次党代会有多个重要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作为2018年修订宪法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特别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将会有哪些人构成？因为这一变化不仅对拥有96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未来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与之相关的议题还包括，新的领导集体将如何定向引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在走过40多年并取得伟大成就之后，面对国际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是否还会以及如何继续励志改革、对外开放？在二十大召开前夕，国人翘首以待，国际上也有众多智库召开会议，一些研究机构频频发表报告，探讨和预测中共二十大后中国的发展趋势，美国著名政策刊物《对外事务》就此议题连续刊发多篇文章，而在同一议题上如此密集发文在该刊历史上实为鲜见。①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总结了十九大以来党的各项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全面擘画了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国家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宏伟蓝图。报告共3.3万多字，其博大的内容、深远的意义增强了国人的信心，向世界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会议结束后，世界上众多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纷纷发电祝贺，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就有越南等多个国家领导人到访北京，国内外学界和智库再次纷纷举行会议、展开研讨，学习和解读二十大的精神和意义。鉴于背景、立场的差异，解读和期待也有所不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以学习和研究中国外交为志业者，作者不敢落后懈怠，不惮才识不逮，在此提供一管之见，在学习、解读二十大报告的基础上展开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求教于学界同行。

一、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的连续性

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工具，对外政策服务和服从于国内政治，脱离了国内政治很难单独地理解对外政策，认识和把握外交。中国国内政治总任务决定对外政策的目的和外交的任务。国内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政局的稳定，是中国政治的显著特色，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目标和外交任务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有着显著体现。

(一)战略目标连续性和国内政治稳定性为外交连续性提供政治保障

认识内政和外交发展的轨迹，需要采取历史的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会议上指出：“所谓正确历史观，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②如果把二十大报告放到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背景下，与历次党代会报告进行比较，就可以对其核心内容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认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国内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适应国内工作中心转移的需要，中国外交的目标转变为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特别是周边环境。1982年中共十二大是改革开放后召开的首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即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③在这个目标已经确保实现的情况下，20世纪末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④

2002年，新世纪首次召开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⑤十六大报告正式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的社会发展目标提了出来，那就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十六大报告还提出，“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十九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报告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后提出，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可以做两个阶段的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⑥

从历次党代会对中国发展的战略布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战略目标一直保持连续性和一致性。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重申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并提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⑦国内政治目标和政策的连续性为外交工作的连续性提供了国内的基础和条件。

(二)领导集体的稳定性为外交稳定性提供制度保障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⑧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论新阶段》并提出了这一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总结。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⑨这是继2018年修宪后再次发出清晰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党的领导核心将保持连续性。

在领导核心连续性成为基本共识的情况下，新领导集体的构成则是国内外最大的期待。二十大结束后即召开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集体。据《人民日报》等官媒报道，根据“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原则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每个成员都能“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⑩有了这样一个团结的领导集体和战斗堡垒，包括对外政策在内各项政策就有了干部保障。领导核心和领导团队的连续性也决定着指导思想的连续性，这是对外政策和外交连续性的思想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明确“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有十个方面，其中第一条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第二条是“坚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11)鉴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也是党对外交的领导，这就进一步肯定了党对外交集中和统一领导的重要地位。

十九大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载入宪法，(12)随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各方面。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外交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中国外交保持连续性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外交连续性是国内政治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延伸

对外政策服务于国内政治，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二十大报告关于未来五年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的阐述，继承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和指导思想。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二十大关于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的阐述，则可以看出这种延续性表现出不同的时间层次。

具体来说，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这其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所一贯遵循的宗旨和原则，重申这一点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奉行的外交原则的延续。“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等内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所一贯坚持的，因此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外政策的延续。“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这些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主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是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延续，也是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对外政策连续性还表现为中国外交布局的连续性，这是对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布局的继承。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对中国对外关系布局有所阐述，明确了与不同国家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中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前，从八大到十一大的报告基本上根据两大阵营对立的视角布局中国对外关系，明确反对谁和联合谁。改革开放后，十二大报告把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冷战结束后，十四大把多边外交放在第一位，十五大则是把周边国家放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第一位。(13)

十六大报告首次按照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多边外交的顺序阐述中国外交布局，这一布局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总体布局一直延续至党的二十大报告。报告提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也就是说，习惯上说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新舞台的对外关系布局没有大的变化，显示出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外交布局的连续性。

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外交的新发展

对外政策是“是由各国政府中央决策机构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而制定的”。(14)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学习二十大报告，看到的主要是连续性和稳定，认真学习二十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阐述，看到更多的则是变化。如果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待这些变化，新的特点就更加明确。

(一)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当前形势的显著特点

观察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变化也需要历史的视角。从冷战结束后历次党代会报告看二十大报告关于国际形势的阐述，可以看到两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没有十三大以来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世界)主题的表述。

十三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说法，冷战结束后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并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5)随后历次党代会报告都延续了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如十五大报告提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十六大报告提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十七大报告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也提出“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十八大报告延续了十七大报告的相关阐述，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十九大报告基本上延续了十八大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变化。2022年3月18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时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16)从历史的角度比较看，二十大报告没有再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没有以前历次大会所说的“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等乐观和积极的认识，而是提出“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也就是说，二十大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更加冷峻。

第二个变化是对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的认识和判断。21世纪初召开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都延续了关于战略机遇期的表述，如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大会决议也提出，“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17)对国际形势认识的变化，必然要求对外政策作出调整，才能做到与时俱进。

(二)中国的国家身份认知发生微妙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直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对国家身份的基本定位和对世界的宣示。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国际身份成为一个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18)多年前就有国家企图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否定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2022年，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决议，明确宣布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的身份定位发生了微妙、具有显著意义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就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9)王毅外长在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时提出的第三个特色，“就是立足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同时在国际上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正当权益。”(20)在2018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非正式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同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无论将来中国怎么发展，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都会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都会继续致力于同大家发展紧密的伙伴关系”。(21)

自我身份定位的变化也体现在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中。21世纪初，十六大报告2次谈到支持发展中国家，2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十七大报告4次提到发展中国家，2次提到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十八大报告7次提到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谈到自我定位时，虽然强调“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明确提出，要“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十九大报告重申“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5次提到重视、开展、支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7次提到大国，包括“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比较来看，二十大报告只有一次明确表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次提到重视和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8次提到“大国”，并明确表示“我们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对中国大国身份的认知，更体现在中国外交实践所表现出的大国意识、大局意识和大国担当。在2022年联大发言中，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明确定位中国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22)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二十大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参与全球治理，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23)中国国际身份和定位发生的变化，不仅影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必然反映在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上。

(三)大外交理念的新发展

全球化时代内外联系程度加深，不仅需要从国内政治延续性的角度看待外交，更需要从宏观和多元视角、采取大外交或总体外交的思维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外交。二十大报告涉及外交的内容不限于对外政策部分，还有两个与外交联系密切且受到关注的领域：一个是安全问题，与以往报告比，二十大报告增加了第十一部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另一个是对科技、教育领域新的阐述。

学界通过对历次党代会报告主题词的比较看出中国政治的总体变化和趋势。对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安全问题受重视的趋势。具体来说，十四大报告4次提到安全(其中国家安全1次)，十五大报告6次提到安全(其中国家安全3次)，十六大报告14次提到安全(其中国家安全3次)，十七大报告24次提到安全(其中国家安全5次)，十八大报告36次提到安全(其中国家安全4次)，十九大报告出现55次安全(其中国家安全18次)，二十大报告提到安全91次(其中国家安全29次)。“安全”出现频率的增加，反映了国家安全在中国政治中地位的变化。这些变化的信号是清晰的，即经济发展仍然是工作中心，但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越来越受到重视。二十大报告系统和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安全观，把国家安全上升到“民族复兴的根基”，把社会稳定提高到“国家强盛的前提”的高度，不仅更加全面地阐述了总体安全观，并且强调必须“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说明在中国政治中国家安全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科技、教育议题也有了新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重视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吸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邓小平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4)二十大报告仍然强调对科技和人才的重视，表示“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也提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但同时报告还提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调科技能力的“自主创新”和“自立自强”，无疑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限制、技术脱钩作出的针对性反应，表达了在推动科技创新、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的坚定决心。

三、大国外交确定性及趋势

中国国内政治的稳定性、指导思想的连续性、执政团队的有力保障等国内因素，与外部世界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内外因素都将对未来的中国外交产生影响。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展望中国外交和中国对外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对贯彻和落实二十大精神尤其必要。

(一)以确定之中国应对不确定之世界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面临如此动荡和不确定的外部世界，从二十大报告看，中国表现出了更多的确定性和战略定力，表明中国将以自己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体现在国内政治和发展方向上，也将体现在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上。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就已明确表达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力。二十大报告172次使用“坚持”、39次使用“必须”这样充满信心和表达坚定意志的词语，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报告重申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自信自立原则发出了清晰信号。新党章在保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外，还写入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的宝贵历史经验”。(25)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确定、坚定、明晰，是中国给予不确定世界的定心丸，也给中国外交工作的确定性提供了内在条件和保障。

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中国外交将表现出坚若磐石的战略定力。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中国外交的未来：“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这些“始终”“坚定”“坚持”与“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承诺，以及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方面“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彰显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将日益展现在未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中。

(二)以确定之政策推进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

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最为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战略调整所造成的，中国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但致力于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目标是确定和明确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这里推进大国“良性互动”，有别于十九大报告“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的表述，在推动构建大国关系框架时新增要“和平共处”的表述，反映出党和国家对中美关系困难的认识。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26)

对此，2022年9月19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纽约与美中友好民间团体的代表进行座谈交流时，阐明了中国发展对美政策的若干确定性。“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定的”。“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新体制，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第三个确定性是“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四是中国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是确定的。中方欢迎美国企业在华发展，将继续提供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中美经贸应该多做加法而不是减法，拉手而不是松手，拆墙而不是筑墙。”“五是中国同美方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是确定的”。(27)中美关系在持续下滑，前景也充满不确定性，但中国以明确的政策致力于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这一点是确定不变的。

(三)大国担当更加积极有为

二十大报告凸显了中国地位和身份定位的变化。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因此中国外交将更加积极有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参与国际事务，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担当。

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坚持积极参与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在“一带一路”和综合安全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这些都将是下一步中国外交积极承载大国担当和展现大国作为的重要领域。

大国的特点不仅表现为大国利益的全球化和多元化，也表现在大国责任和义务对外遍及全球、对内涉及诸多方面。这就要求大国外交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与各领域的政策。二十大报告多次强调统筹和协调的重要性，并为不同领域的统筹和协调提出了具体步骤和要求。如报告多次强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多次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特别是“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这些战略举措表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外交内外联系密切，各个领域交织互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也预示着将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协调的行为、不一致的声音，观察者应该用更多元化的视角看待中国外交，执行者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要树立大局意识、整体意识，决策者则需要加大集中统一领导、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的力度。

(四)大国特色更加显著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显著特点。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外交的特色就是“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称对当前的中国外交工作来说，“这是最根本的一条”。(28)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第一点，就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9)

党对外交的集中和统一领导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中国外交中的指导作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提出，“更加自觉地把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新时代的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外交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30)外交部部长王毅提出，中国外交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工作的重要指示上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元首外交为核心和统领，深入做好新形势下各方向各领域对外工作”。(31)

元首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领航定向作用将更加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42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69个国家，在国内接待了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国的元首外交不管是国家元首每年访问国家的数量，还是访问期间在国外停留的时间，以及每年接待外国政府首脑和元首来访数量等都超过美国。(32)疫情发生后，面对面外交停滞，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开展“云外交”，同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181次，以视频方式出席重大外事活动78起。(33)通过各种形式的元首外交，中国领导人实现对重要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全覆盖，为中国构筑起更加全面、更为坚实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合作与友谊。

随着疫情在国际上的缓解，面对面外交逐步恢复。二十大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开展“中亚之行”，48小时内密集出席31场活动，有力引领中国同有关国家关系迈上新台阶。二十大刚刚结束的一个月内，就有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10月30日至11月2日)、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11月1日)、坦桑尼亚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11月2日至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11月4日)等外国领导人应邀访华。有理由期待，中国的元首外交也将逐步从云端恢复到线下，在中国外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数量和规模的增加以及方式的多样化，元首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也将进一步提升，不仅为中国外交“领航定向”，而且将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目标。正如王毅所说，中国外交将“全力服务元首外交，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独特风范”。(34)

(五)大国风格更加明确

中国崛起引起世界关注，向中国投来的目光中有欢迎、欣赏和期待，也有疑虑、批评和质疑。一些势力污蔑中国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通过筑墙脱钩、结盟对抗，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正是根据国际形势这些新发展，二十大报告22次提到斗争，提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斗争取得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大会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写入党章。二十大结束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他回顾了延安时期党的顽强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再次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35)

二十大报告表示，中国将不畏强权、维护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对此，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二十大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面对外部遏制打压和无理干涉，我们开展了针锋相对、坚定有力的斗争……有力阻遏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连续挫败反华势力对我国进行攻击抹黑，捍卫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他在展望未来时提出，“在新的征程上，中国外交将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始终挺立在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最前线。”他还表示，斗争将主要集中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36)

四、关于大国外交的思考

中国崛起已经不是梦想，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现实。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外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研究者总结中国崛起的经验，指出中国不是通过军事手段，而是通过外交手段崛起的，并借用布赞等学者提出的“去安全化”概念，建议应该对中国崛起“去安全化和外交化”，(37)突出和重视外交手段在中国进一步崛起中的作用。中国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也需要中国外交一如既往发挥关键作用。展望未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展现出更有底气的信心，保持健康和理性的大国心态，更好地利用外交落实对外政策。

(一)从大国心态思考大国外交

崛起后的中国必将是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不相信国强必霸的逻辑，也一再承诺永不称霸。但人们注意到，中国网络媒体在报道中国外交部门在对外政策的表态时热衷于“霸气回应”，国人在为中国在某一领域(如一些体育项目)的领先或绝对优势感到自豪时，也习惯于高调展现在这些领域的“霸主地位”。具体到对外交往中，我们一方面为中国崛起而能够平视世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仍念念不忘“弱国无外交”等口头禅。有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及其影响时提出，中国数千年的辉煌和近代百年屈辱共同塑造了民族心理，那就是始终在自豪感和自卑感之间摇摆。这种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结束屈辱、实现民族复兴。(38)也有学者结合长城的伟大恢宏及其防御功能提出，长城是这种民族心理的一个标志。(39)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结束了屈辱历史，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命，迎来了百年辉煌。但在历史上形成的心理仍然存在并影响着很多人，以“弱国无外交”为代表的消极观念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当下我们既需要避免大国的傲慢，也需要摆脱弱国的自卑，才能在实践中以更加健康、稳定和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之路。

之所以称“弱国无外交”是弱国心态的表现，是因为“弱国无外交”是在中国积贫积弱、在国际上任人宰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理念。在历史上，这种认识曾激励晚清以降历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努力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处境，寻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仍然坚持这样的说法，就会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中国确定富国强兵为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去报历史上被欺负的一箭之仇，给那些仍然落后的国家和人民一种印象，那就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接受大国的主宰和欺负。与“弱国无外交”类似的说法还有“落后就要挨打”“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等，这些所反映的都是弱国小民的心态。这种认识在历史上不符合史事，用于当前更是一种时空错位；在理论上缺乏学理依据，违背外交学的基本原则；在政策上与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背道而驰；在国际场合严重损害中国形象。

“弱国无外交”的说法缺乏历史依据。“弱国无外交”据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提出的观点，虽然没有具体出处，但一开始就存在争议。(40)当时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另一位代表团成员顾维钧就说，“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41)学者霜木据此并从外交的职能和作用考辨后提出，“外交终归不是军事、不是经济。作为国家对外的重要手段，外交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强国有强国的外交，不能因其强而称其有，弱国有弱国的外交，不因其弱而谓之无。”(42)

“弱国无外交”缺乏学理依据，违背外交的基本规范和原则。当代外交学奠基者萨道义把外交定义为，“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是指用和平手段来调节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43)该书从1917年首版至今已经再版七次，其主要内容多次更新，唯独这一定义没有丝毫变化，并被外交学界广泛接受。也就是说，外交从本质上是一种“智力”和“机智”的较量，而非实力的较量。国家兴衰进程和轨迹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实力是其中之一，外交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它们都是当代国家治国方略中的重要手段。影响外交成败的因素往往与影响一个国家实力兴衰的要素是一样的，实力是国家强大的标志，而不是国家强大的原因，绝非缺乏实力必然导致外交失败，更不是没有实力就没有了外交。

“弱国无外交”的学理错误还表现在，它把外交的平等原则与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联系起来，混淆了外交学与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差异。如果从权力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家有大小，实力有强弱，大国可以为所欲为，小国只能为其能为，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在现实国际政治中司空见惯。而与此不同，外交是人类社会在历经无数战争、付出沉重代价后，吸取惨痛的教训，在实践中形成的一套被广泛接受和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包括《联合国宪章》以及其他基本国际法准则，其核心就是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在国际法上享有同样的权利并需要履行同样的义务。尽管世界并不太平，国际上仍存在大国凭借实力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现象，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公然宣布不受国际法的拘束。即使有违反国际法的状况，违法者也要从法律的角度为自己辩护、加以掩饰。

“弱国无外交”与中国外交的一贯主张背道而驰。中国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一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44)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出，“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45)“弱国无外交”把外交看作是强国的事，认为外交是而且只能是强大实力的反映。只要国家实力强大了，一切外交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正如腐败的存在并不能证明腐败合理一样，强权政治的存在也不能说明它是合理的，更不能作为政策依据或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弱国无外交”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素材和理由，严重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笔者在参加外交学领域的国际会议时，曾把“弱国无外交”当作基于中国外交实践的真知，但每次谈到这一点都会感受到小国学者的惊讶和恐惧。后来在交流中才明白，我们这一说法是在提示只有大国才有外交，这是要剥夺小国的外交权利。事实上，没有多少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有限的小国更需要外交，对于小国来说外交是立国之本。因此，“弱国无外交”不能成为中国崛起后中国外交所信奉的原则，更不能当作一条金科玉律的经验。

大国不仅是物质实力的大国，也应该是思想和理念上的大国。大国外交不仅需要雄厚实力，更需要大国心态。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助力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发展，走出了崛起之路，实现了小康之梦，只有以谦和、包容和平等的心态吸收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和思想，才能在思想上更加强大。作为大国，我们有更多的手段和能力来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但大国需要做到在小事上不敏感、在小利上不计较、在国家关系上不记仇，在没有实质内容的问题上不争论，表现出不骄不躁的心态，才能更好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二)从外交本质思考外交斗争

作为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点，敢于斗争是一种精神品格，反映了对斗争的认知和意志，善于斗争考验的是外交智慧和定力。如新中国成立后和冷战结束后，主持中国外交的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面对复杂不利的外交环境，坚定地执行党的外交路线，主持中国外交积极有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在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过程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也取得了不凡成就，展现了中国的外交智慧，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

这些外交经验表明，外交斗争虽然需要其他领域斗争的密切配合，但外交斗争与其他领域特别是军事斗争方式和手段有所不同。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和过程，外交斗争的工具或“武器”是语言。古希腊著名外交家德摩斯梯尼说，“大使手中无战舰，也无重兵和堡垒。他们的武器是语言和机会。”(46)中国学者也提出，“外交和军事有所不同的是外交工作是以‘文’的方式在国际关系中进行联合或斗争，而它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语言。”(47)

从后现代理论来看，外交斗争更多表现为话语权之争。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国家出于国内政治动机，甩锅推责、扭曲事实，抹黑和诋毁中国。对于这些行径，中国义正词严予以驳斥，戳穿各种虚假信息，揭露各种甩锅推责，展示和留下客观真实的历史叙事。但是在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实践中，我们并非总是能够保持这样的政治警觉和敏锐，特别是在并不显著的外交斗争领域，不知不觉成为西方话语的“俘虏”。如美国在界定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时曾经提出containment(遏制)、engagement(接触)、soft power(软实力)等概念，如今这些概念已经成为我们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日常用语，但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会自觉不自觉地丧失定义国际关系特别是双边关系的主动权。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使用了一个outcompeting(在竞争中战胜)中国，再次让国际关系学界绞尽脑汁寻求合适的中文翻译，也不无话语权丧失之虞。

回顾中国外交的历史，我们不乏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美国在中国周边拼凑军事同盟，对中国“遏制”、封锁和孤立，中国提出并和周边国家倡议“和平共处原则”，很快打破了封锁，改变了外部环境。冷战结束以后，外部环境急剧恶化，中方提出“韬光养晦”，就让西方学者感到困惑，让西方敌对势力无以应对。在这一战略指导下，中国外交以四两拨千斤，积极有为，在被动的国际环境中占据主动，支持国家快速实现了崛起。十八大以来，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外交主动，引领中国外交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些都是中国在塑造外交话语方面的极佳案例。

当前的话语权之争有了新发展，具体表现为战略叙事之争。在中美关系面临困难的时期，美国一些敌对势力漠视两国相互依存的现实，扭曲合作共赢的历史，将给双边关系带来实惠的中美关系描述为美国“吃了大亏”，堵塞对话沟通渠道，炮制莫须有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刻意放大中美意识形态对立，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执政党，以所谓“战略竞争”定义和影响中美关系，给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未来带来巨大的变数。(48)更多的表现还包括，什么样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样的国际规范应该遵守、什么样的多边主义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等。大国外交也应该体现在外交语言和对国际事务的叙事上，那就是大国如何界定和叙事国际形势、如何定性和叙事双边关系，不能一味反对而陷于被动，更应主动提出倡议来塑造、争夺话语权，掌握对国际事务的界定和叙事权。

外交斗争的武器是语言，要熟练运用这种武器，就要充分利用外交语言讲究委婉、着意含蓄、注重模糊、力求折衷、丰富幽默、以柔示刚、缓中含急、言轻意重、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等特点。使用语言进行外交斗争，不是直接的批评和辱骂，而是以间接、优雅的方式表达自己坚定的立场和观点。正因如此，早期对外交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他必须是个很好的语言学家”。(49)也有多种从语言角度界定外交的说法，如“即使说和做最肮脏的事情，也要以最优雅的方式表达”(Diplomacy is to do and say the nastiest thing in the nicest way)。(50)美国作家卡斯基·斯汀奈特形容外交语言“谦恭、简洁且建设性模糊”，“外交官即使叫你下地狱，也会让你充满期待”(A diplomat is a person who can tell you to go to hell in such a way that you actually look forward to the trip)。(51)这些都是对外交语言特点最好、最极致的描述。

外交斗争的根本目标也不同于战争，而是寻求合作、避免冲突，为实现共同利益创造前提条件。攻心为上，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外交的最高境界。外交学学科的奠基者尼科尔松多次赞扬17世纪法国外交家卡里埃尔说的话，“外交胜利”是一个永远不能用的词，因为外交是一个连续谈判的过程，表面的外交胜利所留下的是屈辱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复仇心态，任何好的谈判者在任何时候不能威胁、霸凌和嘲讽对方来谋求外交的胜利。(52)了解外交的本质和外交语言的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战斗在外交一线的外交工作者更好地履行职责和使命。那就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有意识地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挖掘语言素材，以符合外交本质和规律的方式开展外交斗争，以外交的方式实现斗争的目的，同时也以汉语文化丰富外交语言，以多彩的外交实践，为当代外交学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三)从“是非曲直”思考外交坐标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制定和落实对外政策，总体指导思想和具体原则标准，如同在茫茫大海中确立航行方向一样重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外交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南，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53)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54)当时，中国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执行的“一条线”对外战略，明确宣布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追求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不再联合一家反对另一家，在国际问题上不再“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55)

二十大报告在阐述中国对外政策时着重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媒体别有用心地大肆炒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指责中国“支持”“纵容”俄罗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与主要当事方沟通时多次强调，中国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确定自己的立场”。习近平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表示，“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立场……中方关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本立场是一贯的。”(56)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时，习近平主席也指出，“中方历来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们向来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57)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也多次在国际上表示，“中方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一是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坚持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58)“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对乌克兰也不例外。”(59)中国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决定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上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投票立场，与此同时，中国与乌克兰和俄罗斯都保持密切联系并积极劝和促谈。

可见，20世纪80年代针对大国关系提出的“是非曲直”原则，在今天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再次彰显其重大现实意义，它不仅适用于大国关系，也适用于中国更广泛的外交实践。但是作为一个务实原则，“是非曲直”应该有更明确的操作标准：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这与在外交中强调正确义利观，确立什么是“义”、什么是“利”是同样的道理。其根本标准有二：一是中国的利益，也就是在中国的核心利益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应该有明确和清晰的底线思维，在关键问题上画红线；二是要符合国际关系的基本规则和规范，不能对违背规范的事情视而不见。大国应该是国际规范的守护者，不仅应该积极维护现有的国际规范，而且还要提出倡议，引领国际规范的创新发展。

在具体的双边关系上也可以运用这样的“是非”原则。美国和西方大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俄双方在维护国际力量平衡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中国与它们的关系涉及面众多，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对立，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完全一致，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会存在多种利益的重叠和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都需要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对于每一件具体问题，根据中国的利益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寻找利益契合点，在不符合中国利益和国际基本原则的地方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但不以任何国家划线，也不把自己与任何国家或事情绑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复杂局势和大国关系中的不确定性。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走完了第一个百年辉煌历程，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对外关系和新中国的外交始终是党的事业的重要战线，接受党的全面、集中和统一领导，为实现党的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丰富经验，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后盾。今天，中国共产党正在带领中国人民迈向新的百年新征程，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中国已经站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新的起点。中国外交的舞台更广、责任更大，人们的关注更多、期待更高。面临新的环境，憧憬新的希望，中国外交必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当作为、善作善成，不断开创新局面、开辟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按照线上发表的时间顺序，相关文章包括：Yun Sun,"What to Expect from a Bolder Xi Jinping,Get Ready for a More Ambitious Chinese Foreign Policy",July 28,2022; Yuen Yuen Ang,"Decoding Xi Jinping",December 8,2021; Elizabeth Economy,"Xi Jinping's New World Order:Can China Remak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January/February 2022; Julian Gewirtz,"China's Road Not Taken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writes History",September 29,2022;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Xi Jinping's Quest for Order Security at Home,Influence Abroad",October 3,2022; Kevin Rudd,"The World According to Xi Jinping,What China's Ideologue in Chief Really Believes",November/December 2022等。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27页。

③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下文引用十二大报告的内容均为同一出处，不再注明。

④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下引十五大报告的内容均为同一出处，不再注明。

⑤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下引十六大报告的内容均为同一出处，不再注明。

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下引十九大报告的内容均为同一出处，不再注明。

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下引二十大报告的内容均为同一出处，不再注明。

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492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⑩《高举伟大旗帜，谱写崭新篇章——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3日，第5版。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页。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人民日报》，2018年3月12日，第1版。

(13)张清敏：《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外交评论》，2009年第8期，第32-42页。

(14)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055页。

(15)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16)《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人民日报》，2022年3月18日，第1版。

(17)《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2022年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3日，第2版。

(18)郭语：《发展合作视阈下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争论、影响与因应》，《国际贸易》，2022年第8期，第9-2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3页。

(20)王恬：《奋力开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访外交部部长王毅》，《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第6版。

(21)《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人民日报》，2018年7月28日，第1版。

(22)《王毅出席第七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9月26日，第3版。

(2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行》，《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1日，第3版；《二十大新闻中心第四场记者招待会实录》，外交部网站，2022年10月20日。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25)《中国共产党党章》，《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7日，第1版。

(26)《习近平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晚宴致贺信》，《人民日报》，2O22年10月28日，第1版。

(27)《王毅谈中国自身发展和对美政策的确定性》，《人民日报》，2022年9月21日，第3版。

(28)《中国外交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一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日，第1版。

(29)《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3版。

(30)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页。

(31)王毅：《高举习近平外交思想光辉旗帜，书写民族复兴壮丽篇章》，《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0日，第9版。

(32)Neil Thomas,"China Overtakes America in Presidential Diplomacy",The Interpreter,June 9,2021,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china-overtakes-america-presidential-diplomacy.

(3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行》，《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1日，第3版；《二十大新闻中心第四场记者招待会实录》，外交部网站，2022年10月20日。

(34)王毅：《迎难而上，为国担当，奋力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求是》，2021年第2期，第30页。

(35)《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8日，第1版。

(36)《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拓前行》，《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1日，第2版。

(37)Geoffrey Wiseman,"Pax Sinica:Is China Bumping into Diplomatic Culture?" Paper Presented to Panel on Chinese Diplomacy 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Regionalism,and Nationalism,ISA annual convention,April 6,2021.

(38)John Garve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entice Hall,1993,Chapter I,pp.2-30.

(39)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柯雄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

(40)对“弱国无外交”产生历史背景和晚清外交经验的探讨，参见张清敏：《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1-34页。

(41)金光耀：《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623页。

(42)霜木：《评“弱国无外交”》，《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55页。

(43)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页。

(4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3页。

(45)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2014年5月15日)，《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第2版。

(46)Harold Nicolson,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Constable,1954,reprinted by the Diplomatic Studies Programme,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iplomacy,University of Leicester,1998,p.13.

(47)鲁毅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页。

(48)《王毅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9月24日，第3版。

(49)Harold Nicolson,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p.35.

(50)Chas.W.Freeman,Jr.,The Diplomat's Dictionary,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Press,1997,p.76.

(51)克里斯特·约恩松、马丁·霍尔：《外交的本质》，肖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8页。

(52)Harold Nicolson,Evolution of Diplomatic Method,pp.36,63.

(53)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

(54)同上书，第340页。

(55)同上。

(56)《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人民日报》，2022年2月26日，第1版。

(57)《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人民日报》，2022年3月19日，第1版。

(58)《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人民日报》，2022年3月6日，第3版。

(59)《王毅出席第五十八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2月2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