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构想中，价值观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拜登政府通过价值观界定供应链安全的协调风险与中断风险，以价值观锚定供应链安全的各种议题，同时还以价值观设计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机制。选择以价值观为基础是拜登政府综合考量的结果，面对内外双重经济压力，价值观有着低成本的优势。由于国内频发的民主危机与前任政府招致的信任损耗，重塑民主价值观吸引力成为拜登施政的基线之一。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成为国家安全的扰动因素，中国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拜登政府的安全焦虑，也加强了拜登政府对价值观的重视。拜登政府以价值观壁垒塑造的供应链的本土化、集团化以及全球供应链面临的被动拆分，都加剧着国际经济秩序的失序。虽然由于动员能力的限制、现实利益的矛盾以及价值观联盟的脆弱性，价值观的工具效力降低，但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中国，仍需采取前瞻性与系统性的政策予以应对。
关 键 词：拜登政府 价值观 供应链安全 美国外交
价值观外交与供应链安全①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有着重要地位。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宣称将领导国际社会结束暴政，以此促进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传播，并开始把供应链安全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奥巴马政府侧重发挥“巧实力”，注重同盟伙伴体系的重构。《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的出台实现了全球供应链与美国价值观的绑定，“全球供应链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护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②而特朗普上台后掀起背离自由主义价值、走向孤立主义的“外交革命”，在“美国优先”的安全战略下，一系列审查监管、投资限制、技术封锁措施强化着供应链安全的显著度。自拜登政府施政以来，《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表明，价值观与供应链安全的关联性明显提升，价值观也成为拜登政府推行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础。本文拟剖析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并就具体的表现、动因与成效进行探讨，以全面认知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政策。
一、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价值观基础
面对多重的交织危机，能否有效修复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成为影响拜登连任与否的关键。在经历过特朗普时期的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洗礼后，拜登政府试图以复合性与平衡性的政策来完成修复美国供应链安全政策的目标。一方面，以虚实并重的政策理念为指引，追求价值观与物质利益的融合与平衡，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成为重塑联盟的纽带，也成为提升美国吸引力与影响力的低成本手段。另一方面，构建内外兼顾的政策布局，确定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大幅度投资基础设施，推行中产阶级外交，实施“绿色新政”，在“重振国内民主”的同时打造“民主国家联合体”，使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不再有明确界限，实现重振国内政治经济活力与巩固全球领导力的联动统筹。拜登政府将重塑美国持久优势作为核心命题，以捍卫美国价值观、重振美国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为依托强化现有优势，依托“民主国家联盟”(Coalition of Democracies)构想重塑“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印太战略”两大联盟体系，并推动二者形成紧密联动态势。③而以价值观为串联的联盟关系网是存在明显界限的同质场域，在该场域内，其以打造安全、弹性、可持续的供应链，重现美国经济基础的持久优势为根本出发点。拜登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与供应链安全并非两轮并行关系，作为纽带的价值观建构着保护供应链安全的同质场域，成为推行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础。
第一，以价值观界定供应链安全的风险。根据风险严重程度的划分，供应链面临着协调风险与中断风险。一方面，拜登政府强调价值观差异带来的协调风险，认为持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较难形成互相信任、流畅透明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正如一些白宫经济顾问所言，“由于供应链各方之间缺乏信任，他们会担心过多的信息交流会削弱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增强对方的议价能力。”④而随着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美国供应链结构呈现复杂化、延长化、分布不均以及供需信息扭曲的现状，时常出现时滞效应和“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供需平衡协调难题阻滞着供应链的畅通运行。面对这种现实的结构性矛盾，拜登政府发挥价值观的凝聚作用，通过相似的价值观唤起共鸣，增进彼此信任，减少或搁置同盟友之间的部分纠纷，⑤以增强供需各方沟通协调的流畅度与透明度，降低协调风险。
另一方面，价值观有着动员力，可以有效明确对手和转移矛盾，以此来强化供应链的中断风险。在“发达国家卖→发展中国家买+发展中国家卖→发达国家买”的全球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式的利益博弈。⑥尤其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在制造业、关键矿产等方面呈现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拜登政府宣称中国正在利用这种结构性依赖威胁美国，并将中国塑造成威胁美国供应链安全的首要对手，让美国供应链面临着中断风险。拜登政府着力刻画这种图景，“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⑦威胁着民主国家的供应链安全，在效率导向的全球供应链国际分工格局中，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不公平措施”造成了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⑧由此，拜登政府以构建民主国家间“普遍韧性”(Broad-based Resilience)的供应链为口号，以民主价值观为抓手对全球供应链结构进行切割，实现民主国家与竞争对手国家的二分。
同时，拜登政府以“共同价值圈”推动着供应链本土化与区域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与乌克兰危机的连续冲击，美国出现劳动力短缺、消费需求激增、关键产业延误等现实难题，外在环境的刺激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的中断风险。与前任政府采取的断供、制裁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侧重打造“共同价值圈”，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购买美国货”、加大“圈内”投资与援助、加强关键产业的物资储备与产销合作等方式刺激着供应链的本土化与短循环。在这种结构设计下，“共同价值圈”成为阻断供应链中断风险的防护罩。美国对供应链上的国家存在明确分类，一类是同观念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即同美国享有共同价值观或利益的同盟或伙伴；另一类是其他国家，即非同观念国家。⑨在由同观念国家构筑的“共同价值圈”中，处于中心位置的美国利用结构性权力改变着同观念国家的生产与供应，推动国防、公共卫生、通信技术等关键产业向本土或盟国转移，在缩短供应链的同时增强未来供应链的多元性与完备性。
第二，以价值观锚定供应链安全的议题。在拜登政府打造安全、弹性的供应链的尝试中，利用价值观组建“民主国家”间的议题联盟是固定手段。作为持续时间较短的非正式合作，⑩议题联盟能够“克服同盟困境与集体行动困境带来的行动效率，具备‘伪多边主义’带来的合法性效应”，(11)它有着鲜明的议题导向。随着第14017号“美国供应链行政令”的签署，《建立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促进基础广泛增长》供应链审查报告的发布，技术、医疗卫生、关键矿产资源等议题成为拜登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的核心关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先后激发的药品、石油与天然气能源供应链的中断风险，拜登政府致力于发挥共同价值观内含的团结力与协调力，确定“供应链韧性”这一总的战略性议题。落实到一些具体性议题上，价值观发挥着框定与引领功能。需求激增、资源不足、国际竞争冲击着稀土、锂、镍等关乎美国能源转型和国家安全的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安全。在此类议题中，“盟友支持”成为常见的政策术语：美国拥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日本等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可靠朋友，与这些友好盟友间的合作可以确保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打造一体化的供应链。(12)在具体实践上，拜登政府积极推进“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赞比亚等国家打造“关键矿产共同体”，成立以关键矿物联合行动计划为基础的美国—加拿大供应链工作组，在盟国与友好国家间搭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网络。
围绕决定未来竞争胜利权的技术议题，尤其是半导体、量子科技、5G通信等关键与新兴技术议题，拜登政府更为重视在“共同价值圈”内部开展供应链安全的多样化实践，热衷“与志趣相投的伙伴一道，构建相互重叠的技术联盟网络，”(13)促进开放、可互操作、安全和可靠的数字空间。具体包括在推广偏好的准则和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就新兴技术的开发与使用进行协调合作；与盟友伙伴建立以“权利与民主价值观”(14)为中心的新兴技术规范与标准，增加研发制造的技术投资，推进信息共享，如以建立价值观驱动的、以数字生态系统为目标的G7数字技术标准合作框架；积极组建“技术民主联盟”。在“全球民主峰会”开幕式讲话中，拜登提出推进技术民主是复兴民主的渠道之一。在拜登看来，一些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保障言论自由和其他人权等方面发挥着工具作用，需要与志同道合的政府确定此类技术出口管制、监控并酌情限制技术的扩散。(15)
第三，以价值观设计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机制。拜登政府通过对价值观的重申革新合作机制。对于已有的供应链安全合作机制，拜登政府注重共同价值观由内向外的转化，例如在“四方对话机制”(Quad)中，拜登一上台便召开首次线上首脑峰会，联合宣称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健康、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不受强制约束的印太地区”，之后四国领导人会谈时又重申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16)随着共同价值观被内化为合作底色，“志同道合”的四国就硬件、软件和服务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发布技术投入、开发、治理和使用的原则说明，建立技术标准联络小组，启动半导体供应链计划，加强半导体及其重要组件的供应链安全。(17)同时，针对薄弱的供应链安全合作环节，拜登政府强化共同价值观的纽带作用，创设多元合作机制。一方面，利用共同价值观普遍性，依托双边或多边“俱乐部”的形式确定包括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危机、国防安全等共同优先事项，(18)打造诸如绿色技术联盟、T12科技联盟、战略标准化信息机制等提升供应链安全的试验台。另一方面，发挥共同价值观的特殊性，对不同民主伙伴国的合作机制进行细化区分，与日本建立竞争力和弹性伙伴关系，启动美日创新与竞争力委员会，与欧盟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就数据治理和技术平台、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安全性与竞争力、威胁安全和人权的技术滥用等方面密切合作。(19)
此外，拜登政府通过挑起价值观的对立突出合作机制的针对性。拜登政府多次以“民主VS专制”论调挑起对华的价值观对立，如21世纪民主国家与中国这一专制国家之争。(20)这种论调蕴含着一个重要目的：即实现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在合作机制上把中国列为核心针对对象。可以看到，在价值观对立论调的蛊惑下，五眼联盟(FVEY)由排他性的情报共享联盟转变为供应链安全政策意识形态化的高地。五国就信息通信技术(ICT)供应链的制造投资、信息共享与安全标准制定等结成亲密同盟来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不断更新供应链安全事项的审查与应对机制，协同开展全球供应链与反垄断调查。同样，七国集团也将中国视为最大挑战，不断拓展七国集团内部的合作深度，推动供应链风险的识别、监控和查漏补缺等方面的合作，并承诺加强负责任、可持续和透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发展。(21)俄罗斯是拜登政府挑起价值观对立的另一个针对对象。在2022年3月1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拜登将乌克兰危机定义为“独裁者普京动摇自由世界根基的非正义侵略，民主国家的团结是自由对暴政的回击，为乌克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成为民主对抗独裁的体现”。(22)在“自由VS暴政”“民主VS独裁”论调下，七国集团开展针对俄罗斯军备生产和供应链的制裁，限制俄罗斯在关键工业投入、服务和技术上的发展；美欧也依托TTC大力加强军民两用技术和出口管制合作。
二、价值观成为供应链安全政策基础的动因
出于经济、政治、安全上的综合考量，拜登政府将价值观作为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石。经济上，拜登政府面临的内外双重经济压力决定了供应链安全的紧迫性与有限投入。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中产阶级阶层固化，且数量出现持续萎缩；低技能、低收入群体就业率低；贫富差距鸿沟扩大。如何通过宏观调控以创造就业机会，有效刺激经济增长是拜登政府面临的首要考验，打造安全和强韧的供应链成为可能的突破口。从外部来看，美国虽然从全球化经济增长中汲取了一定红利，但也日益依赖相互关联的全球供应链；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美国由安全提供者、保障者转变为安全消费者，(23)对劳动力、物流运输、药品呼吸机等人力物资的需求激增。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又加剧了芯片、能源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内外的经济压力凸显了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也限制着拜登政府维护供应链安全的成本投入。美国想要建立本土化且能够自给自足的供应链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考虑如何利用盟友和合作伙伴建立更强大、更安全的供应链成为关键。(24)
低成本的价值观成为最佳手段。从理论上看，价值观的维护与运行无须牺牲过高的物质利益，只要放大竞争对手带来的安全威胁，就能够调动盟友的共同行动。从现实看，美国无法单独捍卫供应链安全，只有通过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盟友伙伴开展关键矿产资源、技术知识以及规则制定上的合作才能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依托盟友伙伴的关系组合，还能够增强供应链应对市场变化的即时性，改进供应链的透明度，降低生产、运输与管理成本。(25)美国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供应链安全合作也有着一定收益。一方面，由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的广泛辐射，任何问题都可以与价值观挂钩，同时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供应链安全合作有着威慑效力，使对手行动的预期成本高于对手的预期收益，(26)能够实现对对手行为的约束。因此对维护供应链安全而言，价值观成为便捷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供应链的脆弱性取决于供应链结构的设计以及成员之间的关系类型，(27)拜登致力于供应链成员间信任的构建，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感性信任能够提升美国与盟友伙伴之间的联盟绩效，增强管理供应链风险的协调力，确保供应链的盈利能力和连续性。
政治上，民主危机刺激着拜登政府必须筑牢“民主灯塔”。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致使民主危机频现，美国的民主价值观15年以来一直在倒退，(28)很多美国民众对政治环境恶化感到失望和无奈，对美式民主制度和政治健康运行的信心下降。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与益普索集团(Ipsos)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6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民主“面临失败的风险”，70％的人认为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29)为维护“民主灯塔”地位，重振国内民主成为两党鲜有的共识，拜登政府牢牢把握这一契机，确定内外并举的路径，在重振国内民主的同时建立“民主国家联盟”，试图重塑世界“民主灯塔”的吸引力。在“全球民主峰会”上，拜登及其团队成员注重强调民主的功能，“民主是世界不断发展的最大希望，因为民主制度发挥着保障人权、保护人的尊严和维护法治的功能，民主国家需要竭力维护民主，以打造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社会。”(30)美国更是做出召集“民主同伙”(Democracy Cohorts)的承诺，围绕打击腐败、保障人权等议题成立“民主国家联盟”。
重塑民主价值观吸引力成为拜登施政的基线之一，而对前任政府决策影响的修正以及拜登的决策偏好则巩固着这条基线。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价值观的领导力与既有盟友体系遭到了破坏。而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拜登崇尚多边主义，在竞选中就承诺优先考虑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国家的关系，认为盟友是美国的特殊资产，依托共同价值观进行联盟修复成为拜登就任后的突出任务。在供应链安全上，两届政府政策呈现一定延续性。特朗普政府积极推动供应链问题的安全化，使之成为关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领域，致力于对华供应链的“脱钩”，以对抗性思维主导供应链的收缩。拜登政府继续遵循将供应链安全高度战略化的思路，认为供应链安全对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而美国的供应链因过分依赖中国存在脆弱性。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以上述基线为决策出发点，与同观念国家开展共同保卫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打造盟国型或区域型的“小多边”供应链体系。
安全上，外部的安全威胁强化了拜登政府对价值观的重视。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通过污名化手段，掀起价值观对立导向下的身份政治，向中国施压以维护权力优势。而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美国也在重新“西顾”，考虑和盟友共同应对在欧洲所面临的地缘安全挑战。(31)此外，中国快速发展诱发了美国的安全焦虑。从2000年到2018年，中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从不到4％上升到16％左右。而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从大约31％下降到大约24％。(32)作为一个能够将获得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和军事实力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不附加任何有关人权、善政、民主、反腐败和环境标准的条件。在这种模式下，西方价值观逐渐被和谐、团结、共存、共享等儒家价值观所影响，众多新兴国家甚至一些欧洲国家，都被这种发展模式吸引，(33)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与规则受到冲击。
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无疑成为一场致命顽疾，加剧着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焦虑。中国快速发展意味着其在全球制造体系中心地位的跃升，也是中国科技创新潜力的积累。如何应对中国在制造业供应链中的地位与在关键技术供应链中的作用，成为拜登政府发起供应链安全保卫战的动因。拜登政府试图依托供应链的本土化、集团化维护供应链安全，而确立边界对本土化、集团化的政策实践至关重要。价值观恰恰是明确边界的有效工具。美式价值观遵循着二元区分的机理，在个体主义的思想影响下，美国所推崇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充斥着自我的界定与证成，“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带来清晰的边界，价值观的差异对立甚至能固化边界。在争夺的过程中，价值观发挥着两大效力：一能借助盟友力量推进对华供应链的选择性“脱钩”，明确联合排华阵线，以掌握未来规则与标准的主导权与制定权，进而实现构筑安全屏障、缓解安全焦虑的深层目标；二能通过共同价值观重塑美式吸引力，进而加强盟友间的团结与紧密协调，建立即时性强、具有可持续性且能够实现安全替代的供应链。
三、价值观成为供应链安全政策基础的影响与限度
通过以上初步审视可以发现，对拜登政府而言，发挥价值观的工具属性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能够推动并强化供应链政策的安全化。通过对安全威胁的渲染与共同认知的调动，拜登政府对竞争对手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政治干预和政治趋同的方式推动着供应链政策安全化甚至武器化。依托关键议题与多边合作机制等实践性的操作，价值观联盟不再是一个抽象感性的圈层，而成为强化供应链政策安全化的阵地。这是一种将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相融合并寻求平衡的尝试，既服务于打压竞争对手的政策目标，又是提升政策布局系统性的关键。随着对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以及值得信赖的朋友的强调，拜登政府构筑着以TTC为代表的“西线”供应链与以IPEF为代表的“东线”供应链，灵活运用蚕食策略、局部脱钩策略、同盟封锁策略以及区域排挤策略(34)推动供应链的重组，以实现“在岸”“近岸”及“友岸”对“离岸”的替代，最大限度地突破供应链的时空限制。这种政策走向在短期来看是不可逆的，会导致供应链多模块的重新配置，也正因为如此，拜登政府格外重视从战略和运营角度对供应链进行全范围、有重点、分阶段的具体化管理，并成为其供应链安全政策的基础。另外，将工厂、投资等转移至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但并不一定能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拜登政府注重企业生产的稳健性，会继续将其嵌入至强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政治导向中，以重塑企业行为，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
虽然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基础维护供应链安全是适应时代变化的功能性转变，也是契合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性调整，但此种由效率向安全转向并不能成为其机械拆分甚至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理由。相较于以比较优势对全球供应链进行的传统切割方式，拜登政府试图以价值观差异完成对供应链链条的机械拆分，增设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供应链合作的壁垒。而在价值观联盟内推行的供应链安全合作加剧着全球供应链的内部化与集团化，降低了非民主国家的参与度，导致全球化下的大市场被人为地分割，改变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机制。(35)此外，拜登政府以价值观对立实施供应链安全化的操作也是有违发展规律的。在未来的供应链发展图景中，由于技术的不断变化，生产前沿正在向外拓展，更高的效率成为生存的常态。(36)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驱动下的供应链需要效率与安全并重。但拜登政府试图利用技术创新优势打造内部化、集团化的供应链发展模式，以获得未来供应链体系中更大主导权的行为将造成效率与安全的长久失衡。
拜登政府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会进一步加剧国际经济秩序的失序。首先，随着供应链被卷入地缘政治竞争领域，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国推崇“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与“专制政权的非民主国家”的对立二分，多边组织调节各方利益让位于“共同价值圈”内的利益捆绑，国际经济秩序由均衡滑向失衡的可能性增加。其次，为维护霸权优势，拜登政府过度的政治干预干扰着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影响着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再次，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政策其实是逆全球化的一种表现，是在全球化和完全孤立主义间的一种妥协，并且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会导致短期的供应冲击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升，加剧通货膨胀，致使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最后，在地缘政治竞争的掩盖和强化下，价值观驱动下的供应链集团化加剧了全球贸易的排他性，会诱发新的政治风险，增加贫穷国家沦为失败国家、滋生和输出恐怖主义的风险。(37)
将价值观作为供应链安全政策基础的步子能够走多远?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回归到价值观本身。在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构想中，存在价值观动员能力有限、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矛盾、价值观联盟具备脆弱性三大难题。
第一，拜登政府价值观动员能力不足。一方面，供应链上的党派之争限制着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动员能力。在民主党内部，激进派与建制派矛盾持续激化，2021年8月，激进派提出3.5万亿美元的预算草案，遭到建制派反对。而后，拜登政府推出了总额1.2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在拜登政府推出的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和约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中，两派就第三项经济立法的规模和内容出现分歧。(38)虽然两党之间对重塑美国价值观吸引力有一定共识，但这并不能解决两党就供应链安全产生的矛盾。《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虽然体现了两党对于维护供应链安全的紧迫性存在共识，但并不能成为弥合两党供应链之争的统一性文件。共和党认为拜登政府的失败政策造就了现今美国的供应链危机，带来了美国港口物流的拥堵、久居不下的失业率以及高通货膨胀等“拜登之堵”(Biden Bottleneck)。2020年10月，上百名共和党人要求拜登停止支出法案，认为失业救济金、强制接种疫苗等激进的社会主义议程正在延长和恶化供应链危机。(39)持续的党派之争降低了价值观的凝聚力，精英群体就供应链安全的立法安排、责任归属进行拉扯，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动员能力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价值观动员对供应链安全的支撑有限。价值观动员实质是一种从意图层面渲染潜在对象威胁的恐吓式动员，有意图渲染与对象威胁两部分构成要件。在目前的供应链安全实践中，拜登政府着重渲染潜在对象的安全威胁，忽略了过分强调意图的后果。供应链关乎着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这些现实性的利益，如何对由意图引发的利益损失进行补偿，增强意图与利益的一致性，拜登政府对这些问题未有清晰的构想。相反，拜登政府推动供应链本土化似乎印证了对盟友伙伴利益补偿措施的缺乏。在2022财年的全面预算方案中，支出总额为6.01万亿美元，其中约4.48亿用于医疗保障、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法定支出。在港口航道等关乎供应链流畅运行的基础设施上，计划投资总额近17亿美元，用于55个州和地区的800多个项目。(40)大规模投资支出的背后是越来越严重的通胀风险、激增的国债风险与经济过热的“虚假繁荣”。这些现实政策影响着盟友伙伴的合作评估，从长远来看，美国能够提供的资源和经济支撑是有限的，以至于有学者提出，“未来美国对欧洲的战略资源投入不会有实质性增长，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反而会从欧洲撤出或转移更多资源。”(41)
第二，参与者面临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矛盾。上述利益损失补偿困境的根源是价值观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利益的实用主义理念之间的矛盾，(42)秉持着理想主义的基调，拜登政府难以纾解跨国企业、盟友伙伴国对现实利益的需求。对跨国企业而言，仅听从价值观的感召选择回流是不现实的。在全球化时代，企业面临着翻倍的成本压力、技术革新需求和市场竞争，出于理性的利益考量，大批美国企业选择以离岸外包的形式来降低成本、提升创新能力。为维护供应链安全的需要，拜登政府提出诸如“购买美国货”、加大产业补贴等短暂性刺激措施以吸引制造业回流，主观推动产业从低成本环境向高成本环境转移的逆向过程影响着企业收益。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中，跨国企业的分工生产关系经历了长期磨合与调整，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43)回流意味着与原有生产关系的分割，会加剧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且拜登政府能否提供配套制度与廉价劳动力也是未知数。另一方面，美国供应链的去全球化倾向动摇着跨国企业的信心。全球市场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全球需求与更多的升级机会，在美国供应链的本土化、集团化的趋势下，拜登如何为企业融入全球市场提供便利尚未可知。从长期来看，供应链的去全球化只会削弱美国企业在本国的生产能力，(44)降低跨国企业选择回流的预期。
对于盟友伙伴国而言，相同或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并不意味着共享一致的利益和优先事项，在面临诸如贸易问题的国际政治现实场景时，民主联盟便会四分五裂。(45)在供应链安全问题上，盟友伙伴国考虑的是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过程中获利，包括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而“随美起舞”意味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拜登政府渲染中国带来的安全威胁，通过价值观的差异与对立将竞争对手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体系之外，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地位，是唯一一个拥有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足够熟练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来满足全球大部分制成品需求的国家。(46)美国的许多盟友伙伴国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经济联系。例如，欧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有着强劲活力，2021年的双边贸易额达8281亿美元，2022年1-2月的双边贸易额达到1371亿美元，双方展现出经济互补性强的“正向互存”(47)关系，与中国“脱钩”势必会影响欧盟的经济运行状态。而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日本与中国、韩国分别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商品关税的下调与出口贸易的顺畅将会促进日本GDP上升约2.7％。在长期有利的外贸环境里，韩国GDP也将提升1.1％，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深入融合的趋势下，日韩两国难以与中国“脱钩”。
另外，美国与盟友伙伴国之间缺乏相互依赖。拜登政府试图以共同价值观塑造供应链安全的集体心理，将维护供应链安全建构成“我们的”共同目标，而相互依赖的强度与供应链集体心理的强度成正比。然而，在维护供应链安全的合作中，面对一些冲突性的利益情境，盟友伙伴之间有限的利益共享降低了相互依赖的程度。由此，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处于关键枢纽的美国与盟友间呈现为塘式依赖或序列依赖，缺乏互补性较强的相互依赖。(48)在具体安全合作中，盟友伙伴国本身就不占据主导地位，议价能力有限。而相互依赖的缺乏导致盟国更加欠缺“动议权”，又进一步削弱了盟友伙伴国的议价能力，并有可能导致盟友伙伴国付出更多成本。可以看到，在拜登政府的供应链安全构想中，并未清晰言明共建供应链的利润分配结构，或许是拜登政府在故意规避。盟友伙伴国议价能力低是结构性事实。拜登政府的利己考量决定了联盟内部互利共赢的理想化，因此就有了对利润分配结构进行模糊化处理。面对过多的成本与未知的收益，以价值观捆绑供应链安全合作，实难改变盟友的现实利益选择。
第三，价值观联盟具有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体现在价值观联盟的动因错置与信任欠缺上。一方面，“民主国家联盟”的形成呈现着动因错置的状态，拜登政府发起价值观联盟的逻辑是：外部威胁诱发全球民主大衰退，因此需要对内重振美国民主体制、对外修复美国联盟体系以应对全球民主大衰退。这种逻辑将衰退的症结与原因混为一谈，认为威权或专制的崛起阻碍了自由民主承诺的实现，(49)忽略了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民主国家的反思、调适与纠错能力。面对全球民主满意度的下降，“民主国家同盟”的目标不再是传播民主，而是捍卫民主免受威权的威胁。(50)过度关注外部威胁使得民主国家忽视共同面临的内部问题，并侵蚀着价值观联盟的“地基”。
另一方面，联盟内部的信任不足。造成联盟信任缺乏的原因可归纳为三点，一是对共同利益与目标的理解存在差异。例如，拜登政府推行有着浓厚的利己色彩的“为美国人民服务的对外政策”，而欧盟寻求在全球工业中的领导地位，企图增强重点领域的供应链安全以实现经济战略自主性的目标，美欧之间差异化的利益诉求诱发着战略疑虑。二是相互依赖的缺乏制约着沟通的效力。相互依赖性会带来更加频繁的沟通，而沟通是供应链联盟成员进行信息交换的媒介。(51)面对前任政府造成的信任损耗以及供应链的协调风险，拜登政府非常重视透明的沟通与流畅的信息共享。但由于美国与盟友伙伴缺乏相互依赖，联盟内部的沟通成效受限。三是不确定性消耗着联盟信任。联盟信任与行为体行为的不确定性有关，联盟伙伴的更改将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52)在美国民主政治的钟摆周期中，两党频繁交替执政会降低价值观联盟的延续性。作为价值观联盟的发起方，拜登政府面临着大选失利下台的可能，未来价值观联盟能否存续是个未知数。此外，美国价值观较为混杂，投射至美国大选中，党派间的价值观之争是家常便饭，而何种价值观能够赢得胜利，将决定着未来占据主导地位价值观的内容构成。从存续的不确定性到核心内容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组建的价值观联盟面临潜在的信任危机。
总的来看，拜登政府选择将价值观作为维护供应链安全的基础是兼顾内外的必然选择，也是试图平衡理想主义与务实主义的尝试。从意图上来看，与特朗普任期的冲动冒进不同，拜登的政策选择具备更强的复合性与针对性，希望以价值观筑起维护供应链安全的“小院高墙”。从手段上来看，拜登政府灵活发挥价值观的内核，既重视共同价值观带来的边界效应，也深度挖掘差异价值观蕴含的对立或冲突，将其投射至关键议题与合作机制的运行中。从过程上来看，拜登政府先在价值观联盟内做出承诺、培养信任，注重建设供应链上的信息共享机制，进而建立小组平台以实现供应链的对接管理。从结果上看，在供应链安全的合作中，拜登政府划定着同质空间范围，通过渲染安全威胁调动了供应链合规的力量，让供应链最终成为其施加政治意图的载体。从影响上看，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串联，重构供应链导致供应链的集团化与排他化，致使全球供应链面临着一分为二的可能，影响着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
在如此精心筹谋但效果难料的政策布局中，一些与美国价值观相异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是被打压的对象。面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高通胀、超级加息以及外债压力，处于全球供应链中低端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需要通盘考虑：在整体上，要明确重建宏观经济韧性的总目标，推进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与外汇制度等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力，激发内需活力，寻求平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具体操作上，要警惕跌入集团化、圈子化的陷阱，不要被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国带节奏，加强在多边框架的政策沟通，建立供应链争端的解决机制。另外，新兴经济体国家明确优先事项，提高制造业、高新技术等的产业竞争力，是维护供应链安全的关键，而能源、粮食这些基础性领域面临严峻的中断风险，要强化多边合作，提升供应链的敏捷性和多元性，注重新的区域供应链建设。再有，新兴经济体国家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数字化发展，通过扩大短期需求与长期供给的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
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需要格外保持警惕，因为在拜登政府对外政策议程的三个基本要点中，无论是明确优先事项，还是与合作伙伴互动，最终都会投射到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在一段时间内都将是拜登政府压力转移的靶子。想要有效应对美国及其盟友未来的供应链“规锁”，中国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引下，以打造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为基本追求；注重顶层设计，充分提升供应链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制定全局性、统领性、系统性的供应链安全政策，尤其要明确关键领域供应链的优势和威胁。同时，坚守正确认知，维护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推进供应链的多边协商合作与创新。此外，也要强化风险意识，积极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筹配合力，推进有效的供应链管理，提升供应链的自主性、可控性与竞争力。
注释：
①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2007年报告的定义，供应链安全是指“供应链遭受损害或破坏的抵抗力”，与供应链弹性所强调的快速恢复能力不同，对外在冲击的抵抗力，外在冲击的烈度、供应链本身的脆弱性是其重要决定因素。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世界复杂性和竞争力的加剧，内部和外部风险事件(例如材料短缺与自然灾害)的发生等因素使得如今的供应链面临更大风险，引起国家对供应链安全的关注提升。供应链风险是指由不可预测或不确定的事件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和负面结果，供应链风险威胁着供应链安全。参见Faisal Aqlan,Sarah S.Lam,"Supply Chain Risk Modelling and Mitig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Vol.53,No.18,2015,p.5640.Ann Marucheck,Noel Greis,Carlos Mena,Linning Cai,"Product Safety and Security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Issues,Challeng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Vol.29,2011,p.707.
②丁俊发：《美国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与中国对策》，《中国流通经济》2016年第9期，第6页。
③邢瑞利：《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评析》，《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3期，第41-47页。
④Susan Helper,Evan Soltas,"Why the Pandemic Has Disrupted Supply Chains," June 17,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cea/written-materials/2021/06/17/why-the-pandemic-has-disrupted-supply-chains/，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4日。
⑤叶成城、王浩：《拜登政府价值观联盟战略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9期，第15页。
⑥张杰：《中美战略格局下全球供应链演变的新趋势与新对策》，《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第39页。
⑦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第84页。
⑧陈若鸿：《从效率优先到安全优先：美国关键产品全球供应链政策的转变》，《国际论坛》2021年第5期，第131页。
⑨李淑俊、王小明：《美国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国家安全逻辑及实现路径》，《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第113页。
⑩Thomas S.Wilkins,"'Alignment',Not 'Alliance':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8,No.1,January,2012,pp.63-64.
(11)史田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议题联盟”行为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3期，第135页。
(12)Duncan Wood,Alexandra Helfgott,Mary D' Amico,"The Mosaic Approach:A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y for Strengthening America's Critical Minerals Supply Chain," Wilson Center,p.22,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mosaic-approach-multidimensional-strategy-strengthening-americas-critical-minerals，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4日。
(13)Kurt M.Campbell,Rush Doshi,"How America Can Shore up Asian Order:A Strategy for Restoring Balance and Legitimacy," Foreign Affairs,January 12,2021,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2/how-america-can-shore-asian-order，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4日。
(14)"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March 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p.9，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4日。
(15)"Background Press Call by Senio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on Day One of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The White House,December 10,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10/background-press-call-by-senior-administration-officials-on-day-one-of-the-summit-for-democracy/，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5日。
(16)"Joint Readout of Quad Leaders Call," The White House,March 3,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03/joint-readout-of-quad-leaders-cal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5日。
(17)"Fact Sheet:Quad Leaders' Summit," The White House,September 2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5日。
(18)"Fact Sheet:The United States-Canada Partnership," The White House,February 2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2/23/fact-sheet-the-united-states-canada-partnership/，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5日。
(19)"Fact Sheet:U.S.-EU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Establishes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 Initiatives," The White House,May 16,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16/fact-sheet-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establishes-economic-and-technology-policie-sinitiatives/，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5日。
(20)"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d Prime Minister Suga of Japan at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April 16,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4/16/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d-prime-minister-suga-of-japan-at-press-conference/，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6日。
(21)"Fact Sheet: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G7 on 21st Century Challenges,Including Those Pos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 The White House,June 28,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8/fact-sheet-the-united-states-continues-to-strengthen-cooperation-with-g7-on-21st-century-challenges-including-those-posed-by-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rc/，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6日。
(22)"Remarks of President Joe Biden-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The White House,March 1,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3/01/remarks-of-presidentjoe-biden-state-of-the-union-address-as-delivered/，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6日。
(23)Reich S.,Dombrowski P,"The Consequence of COVID-19:How the United States Moved from Security Provider to Security Consume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6,No.5,September,2020,pp.1253-1256.
(24)Megan Lamberth,Martijn Rasser,Ryan Johnson,Henry Wu,"The Tangled Web We Wove Rebalancing America's Supply Chains,"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March 10,2022,p.1,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files.cnas.org/documents/TangledWeb_Final.pdf?mtime=20220310101430&focal=none，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6日。
(25)Daniel J.Flint,"Strategic Marketing in Global Supply Chains:Four Challenge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Vol.33,No.1,January,2004,pp.45-50.
(26)Glenn Palmer,"Corralling the Free Rider:Deterrence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4,No.2,June,1990,p.148.
(27)Teresa Wu,Jennifer Vincent Blackhurst,eds.,"Managing Supply Chain Risk and Vulnerability:Tools and Methods for Supply Chain Decision Makers," London:Springer,2009,pp.134-137.
(28)"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at 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The White House,December 9,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12/09/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at-the-summit-for-democracy/，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6日。
(29)李志伟：《美式民主弊端持续引发反思》，《人民日报》，2022年1月10日，第16版。
(30)"Summit for Democracy Summary of Proceedings," 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3,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2/23/summit-for-democracy-summary-of-proceedings/，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6日。
(31)姚璐：《场内秩序的破坏与重建：乌克兰问题审思》，2022年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www.cssn.cn/gjgc/gjgc_gcld/202207/t20220728_5424098.s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6日。
(32)"Percent of World GDP:Country Rankings," The Global Economy.com,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rankings/gdp_share/，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7日。
(33)Rob de Wijk,"The Rising Power of China," In V.Collingwood(Trans.),? Power Politics:How China and Russia Reshape the World,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15,p.158.
(34)张杰、陈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风险研判与维护策略》，《改革》2022年第4期，第12-14页。
(35)周密：《拜登欲以维护供应链安全为名，施保护主义之实》，《世界知识》2021年第14期，第53页。
(36)Gary Gereffi,Luo Xubei,"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ial Economics,Vol.2,No.4,November,2015,pp.51-63.
(37)Raghuram G.Rajan,"Just Say No to Friend-Shoring," Project Syndicate,June 3,2022,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friend-shoring-higher-costs-and-more-conflict-without-resilience-by-raghuram-rajan-2022-06，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7日。
(38)高攀、许缘、熊茂伶：《关键民主党议员“倒戈”，拜登经济立法受挫》，《新华每日电讯》，2021年12月21日，第10版。
(39)"Santa's Supply Chain Crisis from Joe Biden," House Republicans,December 7,2021,https://www.gop.gov/santas-supply-chain-crisis-from-joe-biden/，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7日。
(40)"Fact Sheet: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Additional Infrastructure Funding for Ports and Waterways," The White House,March 29,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3/29/fact-sheet-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announces-additional-infrastructure-funding-for-ports-and-waterways/，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7日。
(41)赵光锐：《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盟—美国的对华政策协调：动因、领域与障碍》，《德国研究》2022年第1期，第37页。
(42)邢瑞利：《拜登政府“民主国家联盟”构想评析》，《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3期，第55页。
(43)葛琛、葛顺奇、陈江滢：《疫情事件：从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效率转向国家供应链安全》，《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第79页。
(44)葛奇：《关于美国供应链回流的若干问题》，《国际金融》2021年第7期，第31页。
(45)Javier Solana,"Build a Coalition of Democracies from the Ground up," The Jordan Times,March 1,2021,https://jordantimes.com/opinion/javier-solana/build-coalition-democracies-ground，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7日。
(46)Roger W.Ferguson Jr.,Upamanyu Lahiri,"How to Fix Global Supply Chains for Good," the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November 23,2021,https://www.cfr.org/article/how-fix-global-supply-chains-good，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8日。
(47)Xia Xiang,"China's Supply Chains and 'Re-shoring' under Covid-19?" Euobserver,November 26,2020,https://euobserver.com/opinion/150165，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8日。
(48)塘式依赖是指主体之间共享资源与目标，降低成本、实现原有资源替代、共同竞争对手这些因素导致塘式依赖；序列依赖强调联盟伙伴之间的等级性序列，根据知识资源(市场知识、技术知识)的强弱划分等级序列；相互依赖则在联盟伙伴交换互补性或异质性资源的过程中产生，其是盟友之间依赖关系的最高程度，具备不可替代性与不可模仿性。
(49)Adam Mccauley,"Why Joe Biden's Summit for Democracy Won't Save Democracy," Open Canada,January 25,2021,https://opencanada.org/why-joe-bidens-summit-for-democracy-wont-save-democracy/，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8日。
(50)Hans Kundnani,"Democracies Must Band Together and Look Inwards," Chatham House,January 11,2021,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1/democracies-must-band-together-and-look-inwards，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8日。
(51)Murali Sambasivan,et al,"Impact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upply Chain Partners on Strategic Alliance Outcomes:Role of Relational Capital as a Mediating Construct," Management Decision,Vol.49,No.4,May 3,2011,pp.548-569.
(52)Oliver E.? 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Gabler,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