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范式”（paradigm）指的是某一科学领域的一整套概念体系或理论框架。美国的国家安全理念正在发生范式变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受到一种新的国家安全理念即韧性范式的影响。受该范式的影响，美国开始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试图把美国建设成为一个“韧性国家”（resilient state）。而且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它的对华竞争方略，塑造了其对华竞争议程。因此，讨论美国的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及其影响下的美国对华竞争方略，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把握美国对华竞争政策的走向。

一、“韧性范式”的内涵

近年来，韧性建设已成为了一些国家或地区安全政策的重要着力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于韧性的关注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大量使用了“韧性”（resilience）和“有韧性的”（resilient）两词。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延续了对于韧性的关注。到了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于韧性的关注更是进一步强化（见图1）。这也说明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韧性建设是跨党派共识。因此，美国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在未来很可能不会受到党派因素的明显干扰，将继续延续下去。

不安全是威胁与脆弱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国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降低自身的不安全感，即防止或消除威胁，或者减轻自身脆弱性。〔1〕这也就形成了两种国家安全逻辑，即以消除威胁为中心或以降低脆弱性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政策。美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以威胁为中心，因此，被称为“威胁范式”。在美国高度强调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背景下，“威胁范式”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意义正在下降，而“韧性范式”的影响力则在不断加大。

“韧性范式”认为，第一，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会不可避免地面对各种威胁，并且在面对威胁时，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具有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则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第二，作为一种“好”的品性或能力，韧性可以帮助降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脆弱性，使它可以更好地承受冲击并从中快速恢复。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角度进一步讨论“威胁范式”和“韧性范式”的内在逻辑。第一，国家安全追求的状态。关于何为理想的安全状态，有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之分。“威胁范式”往往与绝对安全相联系，强调消除所有的不确定的威胁，从而确保自身处于不受威胁或免于危险的状态。〔2〕“韧性范式”更可能与相对安全相联系，并不要求彻底消除潜在或现实的威胁，只要求在威胁面前降低脆弱性，以便在遭受到威胁冲击时降低损失，并从中更好地恢复。

第二，国家安全实现的成本高低。相较于“威胁范式”，“韧性范式”意味着更低的国家安全成本。因为实现绝对安全需要大幅度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能力、大幅度削弱潜在或现实安全威胁的威胁能力，以及可置信地削弱潜在或现实安全威胁对本国的威胁意愿，〔3〕而追求相对安全只需投资本国的国家安全能力。

第三，国家安全的对象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基于“威胁范式”的国家安全对象是明确的，但“韧性范式”意味着国家安全的对象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在“韧性范式”下，国家会将一些无法预知的风险视为国家安全建设的对象。

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美国无法再根据单一威胁建构国家安全战略，也是导致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发生范式变迁的根本原因。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传染病、恐怖主义、能源短缺和通货膨胀等不是次要于地缘政治的边缘问题，而是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核心问题，并必须以此为前提加以处理。〔4〕面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安全环境，绝对安全已不可能实现。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在我们尽一切努力防止这些危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无法阻止或预防每一个威胁。”〔5〕因此，美国只能转换国家安全战略的逻辑，强调国家安全的韧性建设，将实现国家安全的重心置于降低脆弱性上。

二、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特征

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已历经三届政府。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建设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表现出了新特征。

首先，在建设指向上，拜登政府将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作为其大国竞争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韧性建设更多与美国的国土安全以及网络安全联系在一起，旨在提升美国国土安全与网络安全体系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韧性，没有将之与对华竞争联系起来。

在拜登政府治下，大国竞争时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更为系统，强调围绕“投资”、“结盟”、“竞争”展开对华竞争。至于“投资”的具体领域，美国的国家安全韧性则是重点关切。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包括“在国内投资我们的力量基础——我们的竞争力、创新能力、韧性和民主”。〔6〕由此，可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在拜登政府时期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国土安全、网络安全等范畴，成为了美国大国竞争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就关切领域来说，拜登政府将经济韧性、社会韧性、国防韧性与气候韧性作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重点议程，试图补齐美国国家安全的短板，进一步降低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

拜登政府注意到美国的经济体系存在不少脆弱之处，比如供应链上的对外依赖、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等等。因此，拜登经济学的三大支柱——在美国进行明智的投资、赋予工人权力和促进竞争以降低成本和帮助小企业，有两根都直接涉及加强美国经济的韧性。

美国的中产阶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萎缩。中产阶级的衰落也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导致美国的国家安全存在显着脆弱性，是目前美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之一。202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在世界上的成功未来取决于我们在国内的力量和韧性，尤其是我们的中产阶级的力量。中产阶级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它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民主活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7〕由此，拜登政府高度重视以强大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韧性建设。

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加强网络空间和太空领域的韧性建设为代表，美国已经围绕加强国防韧性做了大量努力，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2022年10月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韧性建设确定为美国国防战略的优先事项之一，提出为了确保未来的军事优势，要建立具有韧性的联合部队和国防生态体系。〔8〕这意味着国防韧性建设将从具体战略行为上升为美国国防战略的核心议程。

作为民主党政府，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内政外交议程的中心。加强气候韧性建设，以使美国减少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正是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重要议程。上台伊始，拜登政府就发布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政令，要求迅速采取行动，在国内外建立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韧性。

再次，就实现途径来说，拜登政府“双管齐下”，既重视物理层面的韧性建设，又把人的因素作为国家安全韧性实现的重要议题。对此，以社会韧性建设为例。为了复兴美国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拜登政府通过推动供应链本土化，重建美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加强高速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运输系统等物理基础设施来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还强调直接在美国人民身上投资，以使美国人民更具活力和韧性。在拜登政府的认知中，“这些投资将通过确保我们的劳动力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健康和更高效，提升我们的经济能力。更强大的劳动力还将建立持久的优势，增强我们的力量和韧性。”〔9〕

国防韧性建设同样如此。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加固军事基地、加强导弹防御能力等物理措施来降低国防脆弱性；另一方面，美军又重视军人心理和身体层面的韧性建设，以增强美国军人在复杂环境下的生存与作战能力。

最后，在建设主体上，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政府部门之于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作用，并开始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重新定位政府部门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家治理长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影响。新自由主义正是美国国家安全脆弱性增强的意识形态根源。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指出，“以过分简化市场效率的名义，战略物资的整个供应链——以及制造这些物资的行业和工作岗位——都转移到了海外。”〔10〕这也是拜登政府乃至美国国内对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的集中体现。

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单靠市场无法应对美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因此，“我们正在确定并投资于私营行业尚未单独动员起来保护我们核心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领域，包括增强我们的国家韧性。”〔11〕总的来看，拜登政府对于政府部门作用的看重不单是工具性或战略性的，更是意识形态性的。而这可能也代表了美国国内治理与发展模式的重要变迁，如同进步主义时代与新政时代，大政府哲学的重新回归。

三、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中美竞争动因

对国家安全环境复杂性的认知也是拜登政府加强美国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重要原因。不过，这同样与中美战略竞争有关。

（一）与中国的竞争增加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

一方面，如果不是因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依然可以维持一些领域内的固有“治国术”（statecraft），这些领域内的国家安全脆弱性问题也就不会暴露。然而，随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以竞争为主导，相关领域内的脆弱性问题随之凸显。美国为了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也就不得不加强相关领域内的韧性建设。

比如，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凸显了美国国防工业，尤其是造船业的脆弱性。在去工业化的浪潮中，美国的造船工业严重衰退，不复往昔。造船业的衰退导致美国新造和维修舰艇的能力严重下降。由此，增加了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是与中国竞争，美国造船工业的衰退及其带来的国家安全脆弱性不会如此显着，毕竟相对于绝大多数国家，美国的海军及其造船业依然具有压倒性优势。然而，与中国的竞争决定了美国必须高度重视造船业衰退导致的国家安全脆弱性。因为中美造船能力存在着巨大差异。〔12〕没有强大的造船业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海军。从长远来看，造船业的衰落导致美国海军在与中国海军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因此，中美竞争进一步暴露出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

另一方面，中国竞争能力的增强也增加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近年来，中国以精确打击力量为主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能力进步显着。这也使得美国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型航空母舰编队与军事基地具有了一定脆弱性，动摇了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制海权，从而使得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长期推行的“以海制陆”战略受到了严重挑战。

（二）赢得与中国的竞争需要美国减少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

拜登政府之所以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也是希望可以通过减少美国的内在脆弱性来在中美竞争中占据上风。

第一，减少脆弱性，特别是社会领域的脆弱性，有助于美国为进行长期的大国竞争建立稳固的国内共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缺乏绝对权力中心的多元主义国家来说，精英与社会共识的形成对于美国实现重大对外政策愿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缺乏广泛的社会共识基础，即便有精英共识的支持，美国的决策者们也将难以实现对外政策抱负。由此，对于美国的精英来说，要想维持长期的对华竞争政策，就必须改善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特别是要让中产阶级分享到足够的美国经济发展红利。〔13〕唯有如此，美国才可能有效消除社会脆弱性，重建庞大的中产阶级，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稳固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

第二，减少国家脆弱性有助于美国增强大国竞争力。相关领域脆弱性的存在不仅会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挑战，也会影响美国与中国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能力，无助于美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国防工业为例，难以想象具有明显脆弱性、缺乏活力的国防工业体系可以帮助美国继续维持强大的国防力量。沙利文指出，重建美国国防工业有助于美国在竞争激烈的地区维持竞争力。〔14〕

特别是，如果美国能够实现社会领域的韧性强化，真正重建美国曾经庞大的中产阶级，那对于维持美国的大国竞争力来说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美国政治领导力的增强。大国竞争不仅关乎物质层面的较量，而且事关“软件”层面的政治领导力，政治领导力越强大，大国赢得竞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5〕而中产阶级的衰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两极分化的加剧已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失序，从而导致美国无法建立起强大的政治领导力。

第三，减少国内脆弱性有助于美国更好地作为“榜样”。美国曾长期且广泛地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榜样。然而，随着美国国家治理效能下降，“美国治道”的吸引力也显着下降，美国因而难以继续充当榜样，并发挥“榜样的力量”。〔16〕这也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在拜登看来，美国需要通过行使“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世界，并且“美国成为世界进步力量和动员集体行动的能力始于国内”。〔17〕而这就要求美国减少内在脆弱性，毕竟一个存在严重脆弱性及其所折射出的国家治理存在明显缺陷的国家不可能被其他国家真正视为榜样。

四、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与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方略

在拜登政府看来，“内政就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因此，透过国家安全韧性建设，或可以更好地理解拜登政府对华竞争方略的深层次逻辑。

（一）在竞争资源上，注重培育而非汲取

关于如何调动国内资源实现国家财富或权力的增长，国家有两种可用办法，一是资源“培育”（mobilize），即调动资源，干预经济，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二是资源“汲取”（extract），即国家从社会中提取资源服务于国际力量的行使。所以，“培育”是创造财富和对权力进行投资的资源运用方式，“汲取”则是创造权力和消耗财富的资源运用方式。〔18〕

如果是霸权国主动挑战与崛起国之间的战略竞争，那么这场战略竞争很可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霸权国的战略进攻阶段，即霸权国试图尽可能地打压、遏制崛起国；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即如果崛起国可以抵御霸权国第一阶段的战略进攻，那么战略竞争就会进入谁也无法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战略决战阶段，即某一方试图抓住机会窗口以毕其功于一役。

对霸权国来说，在不同的竞争阶段，资源运用方式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战略进攻阶段，霸权国的资源运用方式会侧重于战略汲取，因为此时霸权国需要动员足够的国内资源来对崛起国发起进攻；战略相持阶段，霸权国最可取的资源运用方式是将资源培育置于资源汲取之前，加大对国内的投资，尽可能地积累更多财富和竞争资源，并少量汲取资源用于消耗、袭扰对手，干扰对手的发展，最终待出现类似于对手自乱阵脚这样的合适时机再毕其功于一役；战略进攻阶段，如果是霸权国认为出现了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窗口，那么霸权国便会进行资源汲取，以便动员足够的战略资源来发动对崛起国的决战。

事实上，美国的对华竞争方略就反映了上述逻辑。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战略竞争处于美国主动挑起的战略进攻阶段。〔19〕但特朗普的战略进攻并未实现预期效果，中国成功抵御了特朗普的战略进攻，中美战略竞争因而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拜登政府不仅承认中美战略竞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且实际上也将此作为了制定大国竞争方略的出发点。加之，或许正如美国国内有观点所指出的，“美国人民现在有勇气和资源与威权主义或与中国进行无限制的竞争吗？”〔20〕因此，一方面，以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为标志，拜登政府将资源培育作为了主要的资源运用方式，即通过加强经济韧性建设来积累物质财富，通过加强社会韧性建设来积累“人心”；另一方面，又采取“小院高墙”等方式来延缓中国的崛起速度，以尽可能地为美国的国力复苏提供时间窗口。

（二）在经济竞争上，以加强经济韧性为缘由推动对华“脱钩”

对华“脱钩”是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对华“脱钩”的实现可以基于两种方式：一是“弱他”逻辑即通过限制中国获取美国的技术、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的市场等来实现对华“脱钩”；二是“自强”逻辑即通过加强自身的产业链、价值链等的建设，构建排他式的经济与科技体系来实现对华“脱钩”。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脱钩”更多是基于“弱他”逻辑，而拜登政府不仅注重“弱他”逻辑的运用，也强调“自强”逻辑的意义。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也可以解释为何拜登政府会强调运用“自强”逻辑来推动对华“脱钩”。因为“自强”逻辑可以帮助美国从根本上降低对国家安全脆弱性来源的依赖，所以该逻辑更有助于国家安全韧性的实现。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也指出，美国的对华“脱钩”政策应以旨在投资和培养美国自身技术实力为主的进攻性措施为主，因为此类措施在加强美国的韧性上具有最大的长期潜力。〔21〕

拜登政府在韧性叙事下推动对华“脱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举措是，其为加强供应链韧性，而试图通过本土化、区域化与阵营化的方式加强产业链能力，以此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拜登政府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也折射出了其与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政策的另一个重大区别，即拜登政府瞄准一个行业，而特朗普政府针对具体企业。因此，拜登政府的对华“脱钩”更为彻底。

此外，“去风险”（de-risking）话语与叙事之所以能迅速取代“脱钩”叙事成为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新话语体系，也是因为该叙事契合了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战略思维。所谓“风险”增加了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因此，“去风险”则有助于国家安全脆弱性的降低与国家安全韧性的增强。

（三）在军事竞争上，以韧性建设引领对华军事竞争

美国正试图以国防领域的韧性建设为引领来加强它的对华军事竞争，从而强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力。

一方面，通过加强国防韧性建设，降低美国军事力量面对中国精确打击力量时的脆弱性，以此增强被动防御能力，从而实现拒止性威慑的强化。以加强军事基地的韧性建设为例，虽然美国位于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是其维持在亚太地区前沿的军事存在、确保对中国的战略威慑力以及加强对盟友控制的重要工具，然而，部分正是由于中国精确打击能力的快速发展，美国亚太军事基地的生存能力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加强亚太军事基地的韧性，使它们具备更强的抵御力便成为美国国防韧性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固现有军事基地与增强它们的导弹防御能力的同时，美国还试图将武器装备、部队和指挥力量分散到较小的前沿基地，以此使中国更难通过打击任何单一军事基地来发动决定性攻击。

另一方面，通过开发更具韧性的武器装备，来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进攻能力，以此进一步强化美国对华战略威慑力。长期以来，美国以应对反恐战争的需要为中心建设美国的国防力量和开发新式武器装备。这也导致美国的部分武器装备难以应对大国竞争的需要，加之，中国常规威慑力量的增强降低了美国国防力量的韧性。因此，美国不仅开始围绕应对大国竞争的需要开发新式武器装备，而且试图使新式武器装备更具韧性，提升生存力的同时，更具杀伤力，以此加强美国的常规威慑力。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指出，美国加强对华军事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将它的“军事投资从为20世纪冲突而设计的平台转向射程更远、更难找到、更容易移动的不对称系统”。〔22〕

（四）在竞争手段上，构建“韧性联盟体系”

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也影响它的联盟政策，拜登政府试图构建“韧性联盟体系”，以此助力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和加强对华竞争。

首先，国家安全韧性建设决定了拜登政府必须加强对联盟体系的依赖。拜登政府上台后高度重视联盟体系在美国应对大国竞争中的作用。这也与美国的国家安全韧性建设有关。一方面，由于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源，这势必意味着拜登政府直接用于对华竞争的资源的减少。由此，拜登政府也就需要盟友来帮助其分担责任。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韧性的建设又离不开盟友的助力。近年来，美国国内不断有观点呼吁，美国应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加强“集体韧性”（collective resilience）建设。

其次，将韧性作为动员盟友与伙伴国家的重要话语工具，推动韧性叙事进入美国的联盟体系。前文已述，美国希望加强盟友在韧性建设上的合作。沙利文指出，“现在，建设我们的国内能力是起点。但这种努力超越了我们的边界。这就引出了我们战略的第二步：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合作，确保他们也在建设能力、韧性和包容性。”〔23〕与此同时，像美国的北约盟友也高度重视韧性建设。换言之，美国与盟友在韧性建设上有共识。因此，韧性话语业已进入了美国的联盟体系，成为了大国竞争时代美国联盟体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与盟友发布的联合公告，几乎随处可见“韧性”、“有韧性的”这两词的身影。

最后，围绕韧性建设构建合作议程，推动联盟议程的发展。在拜登政府的积极推动下，美国联盟体系的议程也开始大量涉及韧性建设。总的来看，以韧性议程成为美国联盟体系新的重要议程为代表的联盟议程的更新或许也有助于美国联盟体系的稳定，因为这为美国与盟友找到了新的安全战略对接点、新的共同利益汇聚点与新的战略对话沟通点。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正如拜登政府将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作为美国的大国竞争方略重要着力点所揭示出的，美国的大国竞争方略也在发生变化。拜登政府的大国竞争方略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等议程尽可能地消除那些让美国在长期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不利因素，与此同时，积累资源、财富与人心等有利因素，从而“胜而后战”。由此，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方略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战略态势上积极进取，即积极应对大国竞争；二是战略节奏上“步步为营”与反对战略冒进。

结语

冷战后，美国长期将治国理政的重心放在了对外政策事务上，相对忽视了国家治理。这导致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存在明显的内在脆弱性。拜登政府因而将加强美国国家安全韧性建设，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作为其内外政策的重点议程。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大国竞争格局以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近年来也在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有中国学者认为，国家安全能力应包括国家安全韧性能力。〔24〕尽管中国政府并未明确提出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但中国政府围绕国家安全建设所展现出的相关理念与举措都有明显的韧性特征。理念上，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以相对安全为追求加强国家安全建设，明确反对绝对安全。同时，中国政府强调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攻克“卡脖子”技术，这些都是在降低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脆弱性。举措上，中国政府已经提出要增强产业韧性和抗冲击能力、加强应急管理建设等。总之，在中美两国都主张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和加强国家安全韧性建设的背景下，围绕国家安全体系韧性的竞争或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焦点。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美国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丁思齐、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米雪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2VMG02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巴里·布赞着，闫健、李剑译：《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2〕张宇燕、冯维江：《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148页。

〔3〕同上，第151页。

〔4〕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6.

〔5〕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18.

〔6〕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24.

〔7〕〔11〕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14，

〔8〕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22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1.

〔9〕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15.

〔10〕"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hite House，April 27, 2023.

〔12〕Joseph Trevithick, "Alarming Navy Intel Slide Warns Of China's 200 Times Greater Shipbuilding Capacity," The War Zone，July 11, 2023，https://www.thedrive.com/the-war-zone/alarming-navy-intel-slide-warns-of-chinas-200-times-greater-shipbuilding-capacity.

〔13〕冯稼时着、齐皓译：《美国外交的变迁:从冷战共识到争议与困惑》，《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第75页。

〔14〕Jake Sulliva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 Foreign Affairs，October 24, 202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sources-american-power-biden-jake-sullivan

〔15〕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

〔16〕Annabelle Timsit, "'Very few' believe U.S. democracy sets a good example, global survey finds,"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11/02/pew-us-democracy-poll/

〔17〕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3,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18〕Michael Mastanduno, David A. Lake, and G. John Ikenberry, “Toward a Realist Theory of State Ac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4，1989, pp.462-463.

〔19〕余南平、杜志远：《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0期，第29页。

〔20〕William J. Burn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New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July 14,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7/united-states-needs-new-foreign-policy/614110/

〔21〕Jon Bateman,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5, 2022, p.9.

〔22〕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23〕"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4〕李文良：《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框架构建研究》，《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