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现在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学科，作为学科，它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之前，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还是打问号的，甚至，当年的中国学界根本就不知道有一种叫做“哲学”的学问。上个世纪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所谓“新文化”，并不是“创新”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在这次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古老中国“新”来了许多外国文化，尤其是欧美文化。
“新”来的文化里，就有西方哲学。汉语里，“哲”和“学”这两字一直是分开使用的，而合成一个词汇“哲学”，则是汉译英语PHYLOSOPHY（爱智慧）而出现的。自此，中国人开始知道，西方，在古希腊就有一种叫做哲学的学问，迄今，这一学问一直存在，没有中断。这种学问不同于其他学问，它对世界、人生和社会进行的是“形上”的思考和研究。有了这个西方文化的对照，中国学者有机会回头审视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看看中国古代文化里，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有没有对世界、人生和社会进行“形上”的思考和研究成果。
当年的中国大腕学者，经过研究，得出了共同结论：中国自古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哲学”这种学问，尽管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把它叫做哲学。同时，这些大腕们，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学术成果，自豪又自信地向社会公开，纠正了西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错误说法。其时，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大纲》。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邀请到国外一些高校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哲学，走出了国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重要影响。
正式开讲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之前，有必要弄清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是如何发生的？
哲学诞生的契机，是人的精神自我认识，或者说，反思。这种“反思”体现在各种精神疑惑上，譬如说，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和那些生命区别在哪里？死了我又去了哪里？有没有不死的办法？除了我活着的这个“世界”，还有别的世界么？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人类精神痛苦的开始，也是人类精神自觉的开始。
事实上，中国人祖先的精神痛苦，可以通过古代神话传说得到印证。“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等，向后世透露的信息是，中国人的先祖意识到“我”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危机，没有安全感的世界里。在自然面前，“我”是微不足道的。山崩地裂，洪水泛滥，烈日烤炙，疾病瘟疫等等，威胁着“我”的生存安全。在感受恐惧的同时，先祖们开始寻求超越“我”的能力，并且寻求能保障“我”安全的东西作庇护。强大和弱小，是相对的。人们越是觉着自己渺小，便越觉着自然力量强大。“雷神”“电母”，各路神圣，被先祖们拟人化地推上神坛，自己则在它们面前双膝跪下，俯首叩拜。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背后，是人类给自己进行精神安抚，用更大的恐惧来战胜眼前的恐惧。
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宗教，古代中国也不例外。古代中国的原始宗教，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并不急切追问“神”是谁，而是非常关心“我”如何与“神”交流，如何讨得“神”的欢心。于是，各种“神交”的方式方法，开始流行。譬如，祭祀，占卜，解梦等等。“神交”，尽管是先民们的原始宗教活动，然而，客观上却拓展了人们的精神空间，推动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自身的反省。由恐惧而导致的崇拜，已经孕育了最早的哲学因子。在这里，灵魂不朽，万物有灵，服从命运等等观念，已经超越直接感性经验，已经是一种对世界和对自身的抽象，甚至可以说，已经是最初“形上”的思考了。
哲学抽象的进一步发生，是因为文字和符号的出现。早期宗教活动，推动了最早成熟版汉字甲骨文的产生。语言文字的出现，使得“形上”思考，不但可能，而且成为现实。文字，以判断的形式构成语句，从而创造出一个既非客观又非主观，或者说，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的“意思”世界。高度发展起来的语言文字，表面看，它与它表达的对象之间，好像是越来越近，而事实上，却是越来越远。因为有了这个“意思”的“新世界”，所以，人类的精神空间就具有无限扩展的可能。人类的视野从此获得了解放，不只是看见“眼前”的事物，而且，可以“看见”超越感性的、剔除具象的那些感官之外的“东西”。这种情形，恰好印证了《易》中的那句话，“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眼睛能看到的，是“形而下”的感性事物，是“器”；眼睛看不到的，然而却在背后主宰支配感性事物的东西，是“形而上”的，是“道”。
“道”，即是古代中国先哲们的“天问”。
孔子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想了解古代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源头，读懂孔子的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周代文化继承了夏商两代的积极成果，于是出现了周代的文化繁荣，孔子本人尽管是殷（商）人之后，却是周代文化的拥护者。而这句话深处的意思是，周文化，与夏商文化本质不同，是夏商文化的超越版。进一步可以推知，夏商文化，周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两个源头，也是中国哲学的两处孕育地和诞生地。
《礼记》分明说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亲而不尊”。这段话，可以做如下理解，商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宗教覆盖了世俗，鬼神高于人类，敬神超过了事人；社会治理，强调惩罚，辅以奖赏；人际之间，相互尊敬，却不亲近。周代文化呢，似乎恰好相反，其主要特征是，遵守礼制，崇尚奉献；重视人事，远离鬼神；相互和谐，为人忠诚；人际之间，相互亲近，而不计尊卑。
透过上述社会现象，细细深究下去，会发现商文化和周文化，各有千秋，既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商文化的基本内核是，服从自然，服从命运，崇敬神灵，保持与自然神灵的良好沟通，把自身当成自然的一部分，不凌驾于自然之上，不把自己放在自然的对立面上。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承认自己的弱小，当然，并不因为自己的弱小，而感到自卑或者放弃自己。人与人的关系，不刻意人为地制造许多的礼仪规矩，纯朴简单，人们来往交际不多，一切顺其自然。整体来说，商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力主和谐自然，强调妥协退守，反对激进冒险。商代留给今人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一是司母戊青铜鼎，另一个是殷墟甲骨文。物质的青铜鼎其实很“精神”，它似乎在无声地告诉后人，殷人是崇敬天地神明的，天和人浑然一体；甲骨文也在告诉后人，殷人所做的一切，都必须顺从天意，顺从自然，决不胡作非为。
商周牧野之战后，商政权被周推翻，商代遗民被周人驱赶到并不适合农耕的黄泛区生存，他们只能买进卖出“做生意”维持生计，因此取得了“商人”的新含义。有意思的是，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都是生长在商人文化圈里的。
所有的信息似乎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从历史渊源来看，商文化，应当是后来的道家文化的源头。
周文化既可以说是商文化的“发展”结果，也可以说是商文化的否定或“变种”。周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拔高人的地位，相信人的力量，不屈服命运，不信鬼神，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不可信”。只要发挥人的作用，“天命”是可以改变的。同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实施礼制，将人的行为约束在一定的规矩之内，不得越位，不得背礼。强调人的“德化”修养，期望“以德配天”。便是君王，也应当敬德保民，应当知晓农业之艰难，应当“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放弃声色犬马游猎田野的奢靡生活。
总体上看，周文化刻意忽视了人和神、人和自然的关系，而只突出和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并且，刻意将人与人的关系，纳入一种“新式的”规范之中。这个规范，就是“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就是那个时代的法律法规和典章制度。它，规定了人们该如何去想，该如何去做，该如何去和他人打交道，还有，该如何安分在自己的那个层面或者位置上。确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是制“礼”的初衷、内容和企图的目的。
毫无疑问，周文化事实上正是后来儒家思想的源头。有意思的是，周王室典藏正在齐鲁，而儒家首席代表孔丘，就生长在鲁国。他将自己的一生，定位在拯救他生活的那个“礼崩乐坏”时代。当然，那是后话。
第二，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商文化和周文化分别开启了中国哲学的两个源头，这两股泉水，经由各自的路径，一直流到现在。期间，有互怼，有对抗，“道不同不与为谋”；也有合作，有交流，“相逢一笑泯恩仇”。总的来说，两家几乎同时发现，路径不同，只是各自的偏执；而目标一致，才是真正的殊途同归。因为目标一致，儒道两家，终于“冰释前嫌”，破除门派阻隔，海会一处，同心归流。期间，“外来”佛家，落土中原，生根发芽，移花接木，历经变迁，逐渐“佛教中国化”并“中国佛教化”，终成正果，成为中国文化和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由陌生，到互怼，再到相互贯通，最终，儒释道藩篱拆除，思想贯通，精神互印，共同糅合互补生成中华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于此辗转流变过程中，古代中国哲学，积淀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征。
首先，中国哲学的最重要主题，不是求真，而是向善。中国哲学认为，“格物致知”，只是手段；“正心诚意”，才是目的。只有能体现“善”、服务于“善”的知识，才是真知；知识之所以为人们需要，是因为它能体现道德价值，或者说，能增加正能量。世界之“理”，“道”等等本体论问题，并不是中国哲学深究的目的，之所以要研究这类本体论问题，要做形上的思考，原因只有一个，让“道”“理”服务人生，服务社会，指导人生，指导社会实践。在这种哲学背景下，自然科学的落后与人文学科的繁荣，反差极大，且一切学问都打上了道德的色彩，这是中国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中国哲学强调，“穷天地之理”，只有内化为人的“德性”，才是“真理”，也就是说，世界之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行之有效的运用，才是“真理”。中国人所说的“讲理”“明理”，“讲”的并不是自然规律之类的“理”，讲的是彰显“德性”，符合道德标准的“理”。可以说，在古代中国，伦理观和价值观，支配并覆盖了真理观和知识观。中国式的“知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而主要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诗书乐礼”“四书五经”等等，构成了中国古代的主要“知识”。
其次，古代中国哲学，对自然的认识，是综合式的，不是分析式的。中国哲学相信，自然本身就具有生命意义，是活的东西，不是死的东西，它在生生不息地不断轮回，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在做机械运动。“万物齐一”，“天人一理”，“民胞物与”，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对于活东西的“认识”，不能用解剖的（分析）办法，只能用直觉领悟的（综合）方式。西方哲学把认识活动，看成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中国哲学则认为，天、地、人，本身就是互通的。孟子所说的“尽心、知性、知天”，并不是三次认识活动，而是同一“认识”活动的三种作用的表现。“尽心”也是“知性”，“知性”也是“知天”。“问天”与“内省”，是同一个认识过程。西方古代自然哲学，通过分析，将世界肢解为许多物质，比如说，“气”“水”“火”“原子”等等。其多数科学实验手段，都是用来“肢解”（“分析”）各种物质的，其医学很快就发展出了“解剖学”。而古代中国几乎没有这些“分析”手段。即使是医生治病，也不过是“望闻问切”罢了。中医永远也不会自发地发展出解剖学。古代中国也有自己的自然哲学，也说“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元素”。不过，中国的“金木水火土”，都是活的，不是死的。“五行”中的每一“行”，都不是独立存在的，都是处在与其它“行”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被形象地称作“相生相克”。“相生相克”，不是机械关系，也不是物理关系，甚至也不是化学关系，而是地道的生命“关系”。“五行”都是活的。中国哲学有关自然的综合式认识，是典型的自然“关系学”。概而言之，中国自然哲学，将自然看成是整体的、自动的、辩证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命图景。
在中国哲学看来，自然之所以是“活的”，在于它本身存在着让其“活起来”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就是“阴阳”互动。“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哲学相信，阴阳互动，普遍存在，生命界有，无机界也有。阴阳学说，是纯粹综合式思维的思想成果，用它几乎可以解释一切矛盾，男女，雄雌，公母，强弱，虚旺，南北，长短，动静，明暗，大小，离合，左右，胜败等等。西方的矛盾学说，很晚才出现，原因就是他们哲学和科学的主导方法一直是分析的。直到黑格尔才注意到分析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是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黑格尔曾经这样嘲讽分析方法：有人觉得洋葱好吃，于是他决定要找出洋葱好吃的原因，他将洋葱一瓣一瓣地剥开（分析），寻找好吃的原因。结果是，整个洋葱剥完了，好吃的原因依然没有找到。黑格尔正是在反思和批判西方哲学历史的基础上，才发现了辩证的思维方法。
最后，传统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关心概念的推导和演绎，它关心的是“知行合一”和“学以致用”。西方哲学各种体系，基本上都是概念体系，基本上都是严密的逻辑演绎，其基本精神是理性主义的。而中国哲学，基本上没有内涵清晰、含义精准的哲学专用概念，所以它没有完全超乎感性生活的形上的概念演绎。它来自于经验生活，又回到经验生活；它之所以思考经验生活，是因为它力图把自己的思考成果运用于经验生活。在中国，生活和对生活的反思，几乎就是同一回事。所以中国人说，“生活处处有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基本上都是经验主义的，都具有浓厚实践和践行的色彩。
中国哲学这种经验主义传统，有两种基本表现。
首先，中国哲学基本上是经验生活的总结、提升和反思。儒家哲学所说的仁义礼智信等等，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是为了构建理想的社会生活而做出的思考。儒家，实际上在为理想社会做可以操作可以实践的方案。而这一方案的全部素材都来自于经验总结。道家的“无”“无为”“道”“德”等等一系列听起来有些玄虚的概念，以及那些十分深邃的思辨，其实，也是经验生活的总结反思。老子的“无”，是“无形”的人文比拟；“无为”，是对“多余动作”的反正。“上善若水”，这个命题，已经非常经验、非常感性地告诉人们，最高的“善”是什么了。“治大国，若烹小鲜”，连煎鱼的厨艺经验都用上了。当然，把经验上升为哲学思考，再用生活语言表达出来，的确是困难的，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其次，传统中国哲学，惟有践行于经验生活，才能流传下来。子学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时期。当时，百家争鸣，满园花开。然而，绽放的百花，一些却凋谢了，并没有开到今天。究其原因，就是没能回到社会实践的运用中去。名家思想，本来很能启智，结果因为玩得走火入魔，沦为诡辩，不被社会所接受，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阴阳家，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正学”，后来不断被妖魔化，被神秘主义化，成了朝代更替等等的“算命学”，甚至成了宇宙如何产生的“生成学”，最终，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结果是，帮人算命的，自己先死了。西汉中期，阴阳学，自己便“绝学”了。历史的残酷，在于它从来不给遗憾和叹息留下时空。大浪淘沙，容不得“逝者如斯”的眼泪。经过历史筛选，中国哲学和文化定格在儒释道三个板块上。
儒释道，之所以生生不息，只有一个共同原因，那就是它们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实践。儒，入世；道，出世；佛，遁世。三家，都致力于解决社会实践和人生存中存在的重大基本问题。儒家，侧重于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道家，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佛家，侧重于人与神的关系问题。由于三者存在天然的互补关系，最终三家归一，融会贯通，共同塑造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构筑民族灵魂。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以及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同，正是儒释道精神社会实践积淀的成果。这种成果可以概括为：重义轻利、勤俭持家的道德人格；守雌示弱、能屈能伸的人生韬略；恪守传统、历史崇拜的价值取向；和谐包容、安分守己的人际关系；随遇而安、深沉内敛的精神襟怀；知行统一、崇尚经验的行为准则；模棱两可、言外有意的语言天赋；安居乐业，均享财富的社会理想。
这学期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的先秦阶段，这是中国哲学发生的最重要阶段，奠定了后来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基础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