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出版的爱德华·希尔斯的《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中译本（G.阿尔特巴赫编，李家永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可以和去年问世的爱德华·希尔斯编辑的《韦伯论大学》以及将要出版的凡勃伦《美国的高级学术》（T.B.Veblen，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的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结合起来读。后两本书也都是叙述20世纪初大学形态变化过程的名著。希尔斯（1911—1995年）对德国、意大利极权主义政权对大学的侵害深恶痛绝，对斯大林体制对东欧高等教育的破坏也不是浑然不知。（pp.64-65）虽然他也是大萧条“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那个世代的学者，却与那个时代由过激进意识信仰转向保守主义观念经历的同一世代的那些学者不一样，我们读这本书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以否定口气谈到20世纪30年代初受托洛斯基影响的左翼学生群体的“主要活动发生在纽约城市学院”（p.238）。其实，这个群体的许多成员，也就是二战之后，因为对斯大林体制的失望转向极端保守政治信仰——今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那个群体，比如列奥·施特劳斯弟子、被称为“新保守主义之父的欧文·克利斯托（Irving Kristol），就是其中一员。爱德华·希尔斯在几篇文章中，多处流露出对麦卡锡主义侵犯了大学的独立、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的厌恶。他在麦卡锡主义风潮之后，还写过一部著作——《秘密的痛苦》（The Torment of Secrecy,1956），后来和他政治立场相近的丹尼尔·贝尔（早年从属于那个左翼学生群体）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几次推荐它。另一方面，希尔斯对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大学校园发生的极左狂飙学生运动表示出他的抵制，书中《充足的梦想，匮乏的噩梦》一节，有专门的叙述。60年代芝加哥大学学生运动兴起的时候，他和校长爱德华·莱维两人被称为对付激进分子持强硬态度的“两个爱德华”。（p.7）

如果说我们希尔斯编的《韦伯论大学》中可以读到韦伯对来自普鲁士国家行政对大学教师聘用任命不当干预的批判，那么，处于不同时代和国度的希尔斯则认为，对美国的大学教师人事制度干扰最大的，不是来自政治家、财团或学生运动，而是大学里的教学人员自身。除了大学规模扩大、学生资质的降低，带来教学人员没有以前那么敬业和热心的后果之外，还有就是一些教师以政治为标准，“宣传他们的政治信仰，致力于破坏现行社会秩序。对他们说来“规范”、“科学”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不可侵犯的学术自由，“不是做学术事情的自由，而是做非学术事情的自由。”（p.123;pp.367—368）

赫钦斯3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全面实行的博雅教育的改革，给希尔斯留下深刻影响。所以，他只是个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那是因为他始终眷恋洪堡的德国式古典大学理念——“与世隔绝和自由”。他的大学时代和初登大学讲台的时代，正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得益于德国大学研究、教学并重经验后，开始青出于蓝，要胜于蓝的时代。与同世代的美国诗人、学者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一样，他对德国学术乃至德语独具钟情，认为“要投身于科学与学术事业，必须将德语掌握到能熟练阅读的程度”。他精通德语，研究、翻译、介绍韦伯、卡尔·曼海姆的学说，用英文写作时候，还留有德语句式的痕迹。也是这个缘故，战时被战略情报处派往英国工作，得以战后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等校任职的机遇。自1946年起同时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几乎各占一年中一半时间。因此，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分子论和大学论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希特勒上台后，大批欧陆知识分子流亡美国，为美国大学强化了欧洲人文传统；然而，希尔斯两栖于大西洋两岸，把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带到了欧洲。

他虽然推崇洪堡的大学理念，但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深知即使在大学最为辉煌的19和20世纪，“从来就不是一个象牙塔”。(p.88)他看到二战后大学规模迅速扩大，也对大量“对大学提供的智力活动不感兴趣的学生“涌入大学感到忧虑：这些“为了文凭或学位来谋生的”学生所占比例的增加，“将会侵蚀大学的智力领域，更严格地说是科学和学术领域”（p.101）。他本人虽然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读了该书最后附录的他终生的研究业绩，我想不少我们的博导和弟子们都要感到汗颜的。希尔斯还无奈哀叹：20世纪后期，原先代表大学学术水准的人文学科日趋式微，尚存唯一还可以依赖的堡垒是传统悠久的历史学，然而，即使历史学也面临严重危机。（pp.85—86）尽管如此，使他欣慰的是欧美的大学的教师们在20世纪中还是扼守住这个形成学术道德良心的教育机构，因为如果学术腐败日益蔓延，那么将来“未来几代人就没有了据以确立的明确学术标准”。这一点，也应该是今天中国的大学人感到最为危急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