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确立现代生活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要确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价值，即中国文明的当代价值。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这意味着要追问什么是打动中国人心灵的精神钥匙，对于国家共同体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什么打动世界，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要确立的文明信念与价值标识。
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历史维度”与伦理文明信念
汤因比曾经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大致有三种模式，即中国模式、犹太模式和希腊模式。从文明的进程来看，这三大模式延续至今并占据当代文明主流。中国模式延续至今成就中华文明，犹太模式在中世纪造就伊斯兰文明，希腊模式深刻影响西方现代文明。这三大文明在文明之初分别以“大陆农耕文明”“游牧商贸文明”“海洋工商文明”发源，也将是未来世界唱主角的三大文明。具体而言，“大陆农耕文明”在“古代”创造了辉煌， “游牧商贸文明”在中世纪造就了“古典”，而 “海洋工商文明”直到“现代”才得以兴起，并标志着现代文明的开端。现代文明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主导。中国式现代化在接纳这一文明形态的同时，并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唯一方案，而是坚持自己的选择与历史定位。
由是观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三重历史纬度”中来考察与思考，进而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任务。“三重历史纬度”由近及远，由小见大，可以概括为小历史、中历史与大历史。从“小历史”的纬度来说，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现代西方卷入世界历史进程，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小历史”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四史”之中。在这个“小历史”中，中国人自主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与建设道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四个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需要回应的是“中历史”的问题。所谓“中历史”，就是16世纪以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后发国家进入现代文明，都是在“（西方）冲击”与“（非西方）回应”模式中不断探索前行，绝大多数国家是在“冲击”中走上了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进而我们探索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现代文明推进到当代视阈，进而进入“大历史”来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文明。在“大历史”的纬度上可以发现，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在于其伦理型文化。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延续中华文明的优秀与卓越品质。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明确意识到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明确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发展理念。
从“小历史”对勘“中历史”，从而回归到自身的“大历史”，中国人是一步一步将现代化的理想变为现实。在中国近现代交汇之时，梁漱溟先生就曾从人生三路向出发提出世界文化与文明的三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或说，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民主）两大异采的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一思想后来逐渐成为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学型文化、印度文化是信仰型文化的基本共识。观照前述三大文明观，梁先生的文明三路向在当代文明中的表现，可以概述为三大文化类型，即科学型文化、伦理型文化与信仰型文化。我们在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当代世界主导文化表现为这三种？它们何以能够代表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主流”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哲学与逻辑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论合理性的确证。从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集体的人类，我们的世界都需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大基本问题。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国家，抑或每一种文明都需要解决这三大基本问题。三大文化完整地体现了人类学基本问题，共同回应了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形态。
人类基本问题在每一种文明中都必须获得全面的解决，形成某种类型的文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在三大人类基本关系中以某种关系为主导，或者说是以人类基本问题的某个方面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一个人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就可以说他/她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优秀的人；当一个群体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可以构建一个卓越的群体；当一个民族回答了这些问题，就可以形成自己的独特文化。而当一种文化以某种关系为主导，全面完成人类基本问题的文明建构之时，就是这种文化兴盛之时。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文明之所以在现代获得了勃兴，是因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人与自然）、民主政治（人与人）、基督教传统（人与自身）在现代西方形成了“三位一体”，解决了人类三大基本问题。在《圣经·旧约》中，形成了神学角度（人与自身）、社会角度（人与人）、经济角度（人与自然）的“伦理三角”，也圆满地解决了人类学基本问题，构筑了某种精神家园，使得这种信仰型文化延续至今。而中国伦理型文化，通过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隋唐形成了“儒（人与人）－道（人与自然）－释（人与自身）”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西方文明在“意欲向前”的科学真理征程中，常常超越客观现实发展而陷入狂热之中，导致苏格拉底悲剧式的毁灭性后果；信仰型文化在面向自身“反身向后”的求索中，往往发展缓慢；而中华文化在“调和持中”中找到与客观环境、时代境遇相协调的“天人合一”的发展方式，从而保持了文明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
在现代中国道路选择与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完成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进程加剧，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我们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的两面性。在普遍技术的支配下，西方现代性试图论证与推广西方文明信念与文化价值，以获得世界文明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性地位。“与普遍技术不同，文化、宗教和历史却几乎不能实现全球化，因为文化、宗教和历史是各地的特殊产品，不是世界的公共产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世界史尚未开始。”进入中国式现代化自主发展阶段，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世界现代文明中注入中国文化基因，直面、弥补与矫正西方现代性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将中国伦理型文明信念带入现代文明的视阈，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建设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构，确立中国人现代文明的精神标识与自主话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价值标识
在现代性“新精神”的开端，黑格尔曾经指出，“新精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彻底革命的产物，乃是走完各种错综复杂的道路并作出各种艰苦奋斗而后取得的代价。这个开端乃是在继承了过去并扩展了自己以后重返自身的全体，乃是对这全体所形成的单纯概念”。黑格尔作为现代性思想的集大成者，正是在德国落后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背景下，坚信德国文化本位与历史价值，通过德国哲学革命，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中世纪的基督教精神与日耳曼民族的自由精神统一起来，从而确证了“新时代”（neue Zeit）现代性的“新精神”。由是观之，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中国人百年来走过各种错综复杂的现代文明征途之后的道路自觉，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标识应该是现代性文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理想等多种文化相统摄的理念，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应该具有继承了“小中大”三重历史进而直面当代中国现实的新时代气象。
无论是西方现代化还是其他非西方现代化，一般都包含现代性价值、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性生活三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非西方现代化。在“（西方）冲击”与“（非西方）回应”模式中，既不同于西方内生式发展逻辑，也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同质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有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万俊人教授认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自由、平等、博爱 （或者宽容）和民主’， 是自文艺复兴以降近代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古典哲学运动的伟大成果，加上政治民主——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后起之秀的美国对西方现代性所作出的主要贡献；其基本理论与实践方式是自由主义＋普世主义／世界主义＋殖民主义或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人权民主价值观；其精神内核是西方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性源起于16世纪的文艺复兴，西方人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性价值，进而通过启蒙运动将这些价值浇灌在西方人的心灵。然后，通过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双元革命”，推进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现代化历程是“现代性价值—现代化过程—现代性生活”的发展逻辑。其他非西方现代化国家，如日本，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坚持，但是因为完全拥抱“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性价值，基本上复制了西方现代化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也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中国走进现代之初，我们就有中西的“体用”之争，正是因为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无数仁人志士进而亿万中国普通大众走上了革命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初期建设目标也是要在生活与经济水平上进行“赶超”。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通过现代化建设，我们才能过上“现代性生活”。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进入小康社会，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生活”。同时，我们着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寻找我们自己的现代性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是从现代性生活到现代化过程再到现代性价值的发展逻辑。在“小历史”中，我们先要过“现代性生活”；在“中历史”观照中，我们走上“现代化道路”；最后返回“大历史”，我们自觉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进而确立当代中国文明的世界价值，或者说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价值”。
在“小中大历史”中，我们探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文明信念。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我们意识到了追寻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性价值，即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标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方式、精神和价值”文明三要素中，“方式其表，精神居中，价值是内核”。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根本差异，在于我们提供一种更具文明引领性的时代价值。西方现代性以其鲜明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吸引世界，而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价值或者说当代文明价值。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就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受黑格尔建立德国现代性精神的启示，中国式现代化要具备引领世界的文明意义，就必须是一种“新精神”的开端，而这种“新精神”应该是继承“过去”“各种文化”优越性于自身的，通过“单纯概念”直观地展现给每个人。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标识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将现代性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理想统摄起来，“自由”是现代文明的价值，“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是“正义”，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就是“自由、仁爱、正义”。
不可否认，“自由”是西方现代性文明开启的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应当承认西方现代性的“自由”价值，并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升“自由”理念，拓展自由精神内涵。“仁爱”是中华优秀传统的核心价值，应该得到继承性认同与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生态是儒道释，儒家是文化生态的中心，仁爱是儒家的价值本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仁爱”推及机制，由小到大、由近及远，较之“博爱”的抽象普遍性，具有更加切实的实践可能性。“正义”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理念，也是其价值本质。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在保证个体至善的基础上，追求社会至善，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人类基本问题视角来说，自由确立了人与自身的价值信念，仁爱指明了人与人的关系坐标，正义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利益冲突，自由（人与自身）、仁爱（人与人）、正义（人与自然）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价值，或者可以说是当代文明价值。“什么是打动中国人心灵的精神钥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什么打动世界”，一种不同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式现代化“自由、仁爱、正义”的价值观，应该是我们尝试性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应该彰显“世界听得懂、中国老百姓明白”的当代文明的价值话语，才能真正走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性，并逐步建构自身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适应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念与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确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提升到文明的价值内核层次上来思考，唯此才能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文明位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才能获得精神支撑，也只有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能回应“未完成的现代性”以及“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任务。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自20世纪50年代起被广泛使用的现代化（Modernisierung）概念把“现代性从现代欧洲的起源中分离出来，并把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时空而言，这种模式是中性的……现代性概念与从西方理性视野中赢得的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旦消失，我们便可以从后现代的陌生立场出发，对似乎独立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加以相对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文明信念正是要区别于西方理性视野，建立对于现代性概念的中国伦理型文化之自我理解的内在联系。这种中国伦理型文化的自我理解，是承续人类文明成果、面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引领美好生活的价值标识的确立，即“自由、仁爱、正义”的当代文明价值。
庞俊来，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道德发展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