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黄季焜，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院士(Fellow)，国际农经学家协会(IAAE)终生荣誉会士(Fellow)，农业和应用经济学会（AAEA）Fellow。兼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亚洲农业经济学家协会(ASAE)会长和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84年获南京农业大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菲律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发表期刊论文470多篇，包括《Science》和《Nature》等国际期刊论文250多篇。先后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国际水稻研究所杰出校友奖。

2016年12月3日至4日，第十六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年会期间，黄季焜教授接受了华中科技大学学生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曾经谈到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并非越大越好。那么，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农业规模化整体发展状况如何？发展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黄季焜：我想对任何一个地区而言，“规模化”都是一个趋势。但是，根据规模经济理论，任何地区的规模化都有一个适度性，农地规模太小或太大都会不经济。不同地区的最优规模化进程应当根据各个当地的经济、技术、地理等具体情况而定。中国东南部地区农业规模化的进展速度相较于东北地区更慢，主要是受到东南部的人口、经济等因素限制。但是，这些地区的规模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不应当过度控制规模化的进程，因为这反而会促使农民因为想多拿政府补贴而过度促进规模化的进程，产生“拔苗助长”的负面效果。

记者：目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频繁。农民工进城，青年向城市聚集等现象加剧了农村劳动力紧缺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这种状况对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否会造成不利影响？

黄季焜：我认为从农业发展的整体规律来看，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现象都是由比较优势造成的。农业相对于工业、服务业而言，对农民来说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中老人、妇女进城打工获得的效益显然是低于青壮年劳动者的。从世界数据来看，美国农民的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欧洲有一半以上的农业生产都是高于60岁的劳动者从事的。日本的农民平均年龄为67岁左右。反观中国，则只有51岁左右。我认为，在中国在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进而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农民平均年龄的增加是一个大趋势，而不是一个问题，这是由专业化劳动分工导致的合理结果。

记者：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互联网+农业这一概念也被人们逐渐炒热。有很多水果和蔬菜的供应商直接通过微信平台或是其他网络平台直接与消费者交易，这种新型的产销方式会是未来的潮流吗？超市的生鲜供应会因此受到影响吗？您认为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如何抓住机遇、创新发展？

黄季焜：我想无论在哪个行业，互联网+未来的发展速度都是非常快的。互联网+现在已进入农业，可能未来的确会改变许多农产品的产销模式。当然，作为发展经济学学者，我也是有点担心这种发展模式。因为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是一种很包容的发展模式。因为它更可能施惠于那些离城市更近、交通更便利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可能会让发达地区更加走到前面。因为，市场的整体份额是恒定的，当有一部分走在前面把同样的产品以更高价格卖出时，另一部分偏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可能赶不上这种潮流，被这种新潮的发展模式甩在后面，反而会使得贫困地区更加贫穷。那么，如何帮助落后的内地农民在发展中不要落后太多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记者：您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中国的牛奶生产大部分都是由小家庭生产者来完成的，几乎少有规模生产，这个现象在全球普遍吗？这种生产方式与中国的牛奶安全问题是怎样的关系呢？

黄季焜：规模经济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劳动力工资没有上涨之前，因为家庭劳动的机会成本为零，一家一户养牛的情况是很普遍而合理的。中国“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把这种小家庭生产模式赶出了经营范围，这对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很重大的冲击。将小家庭养殖者集中起来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比如，农民的生活会变得很不方便。另一方面，规模化生产也不是越大越好，在欧洲很多地区，这种“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还是非常普遍的，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的确会对这一生产方式产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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