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及殖民主义存在“双向效应”，好比一把双刃剑：善御者自强，不善御者自伤。

香港从来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1982年邓小平在向撒切尔夫人阐明收回香港的决策时说：中国的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结束殖民统治时代。

延续了5个多世纪的殖民时代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但那个时代的血腥与杀戮、斗争与反抗、野蛮与进步，时至今日仍在搅动世界。殖民地在获得独立后，有的扶摇直上，有的深陷泥泞。

西葡：“以邻为壑”与共同衰落

近代以来最早开辟新航路的西葡两国也最早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葡萄牙在亚非地区由西向东、西班牙在美洲地区由东向西，在15世纪末建立起空前强大的殖民帝国，但是西葡两国“外强中干”的强悍只维持了一百年就走向衰落，留给殖民地无尽的痛苦。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共同衰落是与其“以邻为壑”的掠夺性移民分不开的，而西葡两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和社会结构决定它们只能采取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破坏性殖民方式。

在西葡海外殖民扩张活动中，封建贵族和天主教士充当了急先锋，整个殖民活动最高指挥者和组织者是封建王权。它们对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总揽行政、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当地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几乎得不到保存，当地语言在教育系统中很少应用。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殖民地国家的受教育阶层(通常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并摈弃土著生活方式。这种做法导致殖民地人民出现分化，独立后往往不能保持政治上的稳定。长期不稳定是拉丁美洲政治的特征，政府常因军事政变而被推翻。20个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总共采用了186部宪法，平均每个国家有9.3部。

西葡殖民地在经济上全盘移植国内的封建土地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国王宣称殖民地的全部土地都是王室的财产，将大量土地交给殖民地的贵族、官吏和教士管理，于是殖民地很快布满大庄园、大牧场和大种植园，这就是后来拉美大地产制的由来。这种以封建剥削为特点的封建土地制度，成为殖民地走向独立后的发展障碍，不少民族解放领袖在独立后都成了大地产制的得益者和专制独裁者。

西葡还强迫殖民地只生产一两种能在国际市场上牟利的产品，禁止其生产宗主国能够生产或者提供的产品。他们在拉美竭力扩大甘蔗、棉花、烟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以便将它们输往欧洲。同时，西班牙为了保证本土制造的葡萄酒、橄榄油等能在殖民地高价出售，又限制和禁止美洲种植葡萄、橄榄等。后来美洲殖民地逐渐形成单一产品制，成了拉美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被边缘化的根源。独立后拉美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依然是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主要特征。

西葡两国也未能从殖民掠夺中真正受益，国内落后的工商业决定它们不能利用财富来发展经济，只能在得来的巨额财富中走向没落，光西班牙从1521年到1560年就从美洲运回143400公斤黄金和4334700公斤白银，占了世界贵金属开采量中的83%；还运回大量宝石、棉花、蓝靛、香油、烟草等，但是这些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料只为国内的封建贵族带来奢侈腐化的生活，百姓和经济发展并未从中获益。

法国：双向后遗症

法国自17世纪开始在非洲等地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然而作为在非洲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法国在殖民撤退后背上了沉重的移民包袱，而殖民地中除了北非突尼斯、摩洛哥这些国家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但经济表现很差，政治状况至今还停留在部族政治阶段，经常爆发战争。在这种双向后遗症中，法国的殖民政策、移民政策都难辞其咎。

法国身处强国林立的土地上，要想保住自己的大国地位，就必须坚定地执行本土强化政策，即“大陆政策”。与之相对的，就是“海外政策”的次要化和工具化。因此法国的海外殖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加强本土建设，强化本土的大国地位。

黑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长期受殖民者盘剥，当法国不得不退出时，还尽其所能对殖民地进行打击，下令转移所有可以装箱运走的设备，销毁大部分政府卷宗档案，甚至连电话、抽水马桶都被拆走和炸毁。经历了这种破坏性的独立后，黑非洲又因受历史、宗教和民族问题纠缠，内部战乱不断，积弱成贫，经济形势每况愈下，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竞争中处于日益边缘化状态。

和黑非洲相比，法国丢弃阿尔及利亚要痛苦艰难得多。因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利益。在法国庞大的殖民帝国中，唯独阿尔及利亚被称为“法国”。“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也是一项既定政策。1854年11月阿战争爆发后，前总督纳热朗说：“失去阿尔及利亚，我们就将在短时间内失去整个非洲，进而整个法兰西联邦；也将使法国沦为二流强国甚至附庸国家的地步。”

法国宽容的移民政策也使很多北非穆斯林移民到法国，到今天总计有300多万。他们给法国带来新鲜劳动力，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移民受教育程度低，处于社会底层。不断升级的巴黎骚乱就是因为移民未能很好地融入社会而产生的剧烈反弹。今年的法国大选中如何处理移民是各派候选人的重要课题。

英国：间接式管理

遍览昔日英国的殖民地，会发现这个群体既有当今世界上的超级强国美国和发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也有印度这样发展中的国家。总体而言，英国殖民撤退后，前殖民地都保持了制度的延续性，政治经济社会都能够继续平稳发展。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都选择留在英联邦内，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一殖民史上的奇迹与英国实用主义殖民和代议制自治管理有关，英国的殖民统治方式虽然大都是间接式管理，但会随着殖民对象的不同而有所调整，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放权，完成了由帝国到联邦的转变。

英国是置身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欧洲大陆的纷争对它的影响要弱得多，英国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海外。因此英国长期奉行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政策，即以“海外政策”为主、以“大陆政策”为辅，往往在欧陆各国打得不可开交时，英国却在发展殖民地。

英国17世纪初开辟美洲殖民地以来，直到1763年还没有一个前后一贯的殖民地政策，受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的指导，殖民地把原料供应给母国，在工业上不应和母国竞争。但是这个原则贯彻得不太得力，美洲殖民地从未认为自己是卑屈的，殖民地的历史充满了民选议会和英王所委任的总督之间的斗争。

英国从北美殖民地独立这一事件中学到的经验是，在不拥有殖民统治权的情况下贸易依然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这样在英国，重商主义很快就要让位于亚当·斯密等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了。英国在北美独立之后的殖民政策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设法令殖民地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达到自立。这就是为什么在1840至1850年代英国愿意授予诸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白人殖民地自治领地位的原因。

独立后的英殖民地大部分都选择留在英联邦之中。英国为殖民地留下了较好的基础设施，但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些殖民地的货物能够更方便地出口到英国以满足其本土的需要，或是让英国的工业品更方便地运送到殖民地市场。白人的自治领大多能够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以取得经济生产上的平衡，但是在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的帝国殖民地却往往只是工业所需原材料或单一农业产品的供应者，这对这些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并无帮助。此外，为了确保其统治的稳定，英国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鼓动殖民地内不同民族、语言或宗教的人们相互内斗，使得像爱尔兰、印度、津巴布韦、肯尼亚、苏丹、乌干达、伊拉克、圭亚那和斐济这些国家在独立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种族冲突。

综观不同时期各个殖民帝国，西葡落后的政治经济体制给殖民地带来深刻的制度性危机，而它们自身落后的工业也不能适当地利用殖民带来的利润。殖民征服给双方带来的只能是共同衰落。法国恋恋不舍的撤退给殖民地与本国都留下了痛苦的烙印，相比之下，英国与一些前英属殖民地能平稳发展，没有在殖民撤退后冒出太多后遗症。

卡尔·马克思早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纵上所述，殖民主义存在“双重使命”的同时，对于宗主国而言，殖民地及殖民主义还有一个“双向效应”问题，这好比一把双刃剑，善御者自强，不善御者自伤。

（原文载《新民周刊》2007年第22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