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6月26日下午，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对“黑砖窑”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于幼军在反思中认为，黑砖窑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做出正确的回应。”

对于这句话，许多人也许会将其理解为一句例行的官话，但在我看来，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倒出了这个事件背后问题的实质以及对这个事件需要进行反思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注意一下这样两个事实。

一个事实是，黑砖窑、黑煤窑以及其他用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的方式奴役工人的黑工厂，不是最近这一两年时间才出现的，而且不仅仅是存在于山西。相关的报道其实不时见诸报端。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在6月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承认，黑砖窑非法用工问题，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公安部门一直采取措施打击整顿，但是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的“反弹”现象。

另一个事实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人口失踪问题不是个别的存在，甚至在一些地方失踪人口的家人已经开始用集体的方式进行寻找亲人的行动。据有关报道，5月19日郑州电视台有关山西黑窑奴工的第一期节目播出后，当天晚上就有反响，从第二天开始，大批家长找到都市频道求助，前后人数超过了1000人。在山西最初营救奴工的消息发布之后，来自全国各地各种“寻人启事”、“寻子求助”、“失踪人口查找”等信函雪片一样的寄往山西各级警方。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两个事实的话，就不能不提出一个问题，对于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中都很难容忍的、很难等闲视之的奴役劳工、人口失踪现象，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的反应为何是如此之迟缓？如此之迟钝？其实，不仅仅是在奴工的问题上，在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比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野蛮拆迁问题、强制征地问题等，反应迟缓和迟钝都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

反应迟缓或迟钝固然有种种原因，但反应的前提之一是要拥有相关的信息。仔细审视这次山西黑砖窑事件，需要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有关部门缺乏对信息和舆论应有的敏感、恰当的处理和及时的反应。然而，这还只是现象的表面，在这种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独有的处理信息的机制，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的一种屏蔽信息的机制。

在黑砖窑事件引起全国关注之后，当地政府、警方、劳动部门、工会都积极参与了营救行动。但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在这个事件引起全国关注和上级批示之前，这些后来参与营救的部门知道不知道黑砖窑、黑煤窑、黑工厂的存在以及使用奴工的现象？种种证据表明，上述机构并不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存在。有的黑砖窑、黑煤窑、黑工厂已经存在经年，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甚至他们也对其进行过无数次的罚款，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年来，在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体上，在网络上，不时出现对这些现象和问题的报道，这样的事情连读者和观众都知道，有关的部门怎么会不知道？一位叫陈忠明的四川籍农民工，两年前就开始举报黑窑厂，结果在记者的眼皮地下失踪了，两年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体，有关媒体做过报道；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陈建教在9年前就与山西、河北等多个地方的黑砖窑展开较量，解救出数百名被困的民工，他曾经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清查整顿黑砖厂违法用工问题，温家宝曾经做过批示，这些有关部门怎么会不知道？在此之前，有关部门也进行过一些查处工作，这更表明有关部门对此并非不知情。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关键的问题是，“知道了”和对信息的准确接受是两回事，或者说接受和处理信息并不是简单的“知道了”。我国有这样两个成语，一个叫视而不见，一个叫听而不闻，说的就是这种状态。信息已经传递到眼睛和耳朵里了，但大脑接收没接受，就不一定了。这里的关键环节是“问题化过程”。也就是说，一些现象或问题作为事实就在那里存在着，你也有关于这个问题或现象的基本信息，但你把它当不当做一个问题，当做不当做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谓问题化，是说要准确感受问题的含义和分量，并在工作中将其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这里涉及的实质问题是，社会中信息传递的机制是什么样的，政府的有关部门是如何接受和处理这些信息的，以及能否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将事情问题化，并转化为政府的行动。

就此而言，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屏蔽信息的机制，这种机制具体表现在，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不危害稳定不反应的信息反应逻辑。

首先是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关部门之所以对一些问题反应迟缓，一些问题之迟迟得不到解决，原因之一，就是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难以及时有效地披露或发布出来。在许多地方，对新闻特别是负面新闻的报道更是明文规定地加以限制：媒体凡是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报道一些比较重大的本地负面新闻，甚至要经主要领导批准。而媒体由于没有得到批准报道负面新闻而受到批评处分的，远不是个别的现象。在有的地方，有关部门更是异想天开地想对口头传播加以控制，如有的地方正式行文规定干部不许传播小道消息等。值得注意的是，对信息的封与捂往往是在某些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进行的，比如，如实报道某些事情怕引起群众的恐慌，怕被坏人利用等等，于是在信息的披露上人为地设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敏感的禁区”。

比如在这次山西黑砖窑事件中，有一位被称之为深喉和“神秘母亲”的河南郑州公民辛艳华，她相继用“中原老皮”的网名在网络上发布了《４００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和《寻子无果，４００位父亲再次联名》两封求助信，这两封信对黑砖窑的被揭露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初的时候，她是希望以跟帖留言的形式发在新华网上，但“因为涉及敏感内容，帖子被拒绝发布”。幸亏最后帖子顺利在大河论坛上发布，并被转载至影响更大的天涯社区，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正如有评论指出的，网络上民意的汹涌，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南方周末记者也正是根据网上的帖子，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其后，国家高层领导批示，山西、河南两地政府的及时反应，一场空前轰动的黑砖窑打击风暴才就此展开。

其次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信息的披露只是最初的步骤，在信息披露之后，如何解释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多少年来，“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凡是遇到消极的现象，一定是极少数、极个别。令人惊奇的是，用百度搜索一下，含有“只是极少数”的网页居然有三百万之多，含有“极个别现象”的网页也有46000多个。可见这两个词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人们使用的广泛程度。但如果我们仔细追问一下，宣称某种现象是极个别、极少数的人，这种结论是他们自己调查得来的数据，或他们进行数据分析的结果吗？基本上都不是，因为在他们宣称某些事情是极少数、极个别的时候，往往都不需要用数据来证明，而且多少算极少数，实际上在他们的脑子中也完全没有概念。支撑这种说法的，仅仅是一种惯性的表述方式，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本能表述。

“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起到的实际上是一种弱化信息甚至屏蔽信息的作用。一种现象被披露出来，只要是负面的，通常的解释就是这只是一种个别的现象，于是信息或事件中的严重性被去掉或过滤掉了。比如在这次的黑砖窑事件中，我们就既听到了黑砖窑在全国只是极少数现象的说法，也听到了这只是打击漏掉的死角的说法。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将这些现象看作是极少数，只是一些死角，事情无疑就轻松多了。而体制的反应迟缓，甚至体制性的麻木与冷漠，就是这种信息解释的结果。

最后是不危害稳定不反应的反应逻辑。不久前，中国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在谈到环境污染的时候说，中国环境整治赶不上污染速度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三不怕”、“政府三不查”。“企业三不怕”是指企业不怕环保部门监察、不怕行政处罚、不怕损害公众利益。企业之所以“三不怕”，又是因为“政府三不查”：“老百姓不去堵马路不去堵政府的门不去查、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不批示不去查、媒体不揭露不去查，而且一般的媒体揭露都没用，还必须像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样的主流媒体揭露以后才去查。”其实，不仅是在环境的问题上是如此，在许多其它的事情上也是同样如此。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政府行为逻辑，无论是民众反映的问题，还是媒体披露的问题，只要没有引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只要没有对所谓“安定团结”构成威胁，就不当做一个问题，也就是前面说的，不能“问题化”。这样也就给民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你只要不闹出点响动来，问题就不要指望得到解决。可以说，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与这种政府反应逻辑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谈到舆论监督的时候指出，将负面的消息捂住，在信息传播还受到比较大局限的时候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难了，一个互联网，传递信息，那是以秒计算的，而且上面可以图文并茂，现在是声音，活动画面都没问题了，另外还有手机、短信，可以打电话，手机上面可以传照片，还可以传画面，有了这个以后，你还想要把它捂住，以为这样对自己有好处，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天真的一种愿望了。山西黑砖窑事件再次告诉我们，畅通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有效的信息反应机制，是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所必需的。进一步说，如果不破除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信息屏蔽机制，我们就不会形成一种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行有效处理和应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