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种知识生产方式
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背景，也是其研究对象。“现代化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变革最剧烈、涉及范围最宽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变革。然而，‘现代化’这一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因其词根‘现代’所指的多义性而意涵纷繁复杂。”①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因此其内涵更加复杂。以如此复杂的现象和概念作为背景和对象进行知识生产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知识生产方式可以统称为思辨式研究，这是人文学科常用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它秉持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以抽象的概念命题为直接的操作对象，以逻辑推导作为研究方法，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得出一个逻辑严密、思想深刻的通则性结论或概括。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及相关论题研究中的政策解读、概念阐释、理论内涵分析等均可归入此类。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从理论到理论。思辨式研究有两个部分尤为重要——概念性研究（conceptual research）和规范性分析（normative analysis）。前者是指通过逻辑推导“发展新的概念或对已有概念做再阐释”②，后者则是包含了价值判断，重在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第二类知识生产方式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它是受近代自然实验科学研究影响，于19世纪逐步形成的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实证研究的源头是孔德（Auguste Comte）提出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同时也深受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本体论框架，它假定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客观、实验、可验证和可推广的方法进行建模，就可以科学地研究社会现象”。③严格的实证主义研究，推崇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强调研究主体与客体严格的二分，试图通过研究方法设计来封闭认识者的主体性，进而控制研究者的偏见和成见，以便进行远距离观察（即价值与情感无涉的观察）。它也假定现象总是有因果解释（causal explanation），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因果概括”（causal generalization）归纳出“一种通则即普遍意义上的理论解释”。④实证研究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尽管严格来说，实证研究并不必然意味着采用量化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但实践中二者时常紧密相连。量化方法强调测量、检验、归纳以及利用统计分析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一定程度地包含一种信念：可以用普遍规律描述出单一、客观的现实。这显然与实证主义的理念有诸多吻合之处，所以对于一些研究者而言“实证主义和量化范式或多或少是同义词”。⑤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有很强的人文性，强调思想的洞察性，并不强调逻辑严密的复杂论证，更不强调严格主客二分的方法设计。今天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传统，是在“西学东渐”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昆明有两个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两种知识生产传统。这两个研究机构之一是“国立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它是我国第一个科学的现代人口普查机构，其所做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证色彩。
第三类知识生产方式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它与实证研究关系密切，同样也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二者进行知识生产的原则都可以概括为费孝通所说的“从实求知”，但它与实证研究仍有差异。从定义上讲，任何严格地从具体的经验证据（empirical evidence）中获得知识的研究均可称为经验研究。它通过深入参与观察人的行动和互动，来认知与理解整体的人和完整的经验；它既关注理性因素，也关注非理性因素；其知识生产的最终目的，既包括因果解释，也包括意义阐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在研究方法上，既可能使用量化方法，也可能使用民族志研究、叙事研究、现象学研究、扎根理论研究（grounded theory research）和个案研究等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前文提到，抗战期间昆明有两家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另一家便是“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也就是学界常说的“魁阁”，它的知识生产更加偏向于经验研究。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何以必要？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而言，思辨式研究、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很重要。然而，目前学界对经验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似乎还有所不足。举一个小例子：平日里，我不时会接到一些期刊编辑的约稿，有时编辑会在谈完之后又加上一句：“个案研究的论文就不一定给我们了……”尽管这或许与期刊的定位有关，但也可以从中管窥经验研究在中国不被重视的处境。
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仅有思辨式研究的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的因果概括，不足以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完整且有效的研究。先说思辨式研究，它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类的社会现象，它既包括理性因素，也包含非理性因素，理性主义的推导仅能涵括前者，而无力研究后者；其次，现代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涉及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抽象命题的特征之一是高度概括性，从抽象命题出发的推导研究不可能对如此丰富多样的领域有准确的把握；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过程，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无法对如此巨大且快速的变革形成准确认识。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绝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是要对经验事实进行认识和理解。换言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必然需要“从实求知”。
实证研究，尽管遵循“从实求知”的原则，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正如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言，“人类的自由世界并不承认自然法则的绝对普遍性”。⑥人类社会是由主体积极创造的，也充满了主体互动的集体行动，其中包含着常规实践中经常出现的相对稳定的“因果联系”，更充满着难以控制变量或证实预设的创造性行动和各种“未预期后果的再生产组合”。从方法论来说，这需要意识到因果概括的局限性，不能仅依赖一种精确的、狭窄的“计算经验”；从认识论来说，这需要意识到解释人类社会的知识注定只有相对的普遍性，而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对中国式现代化及相关论题做实证研究所生产的“通则”必定具有一定的情境性。其次，实证研究主张主体与客体的严格二分，认为可以通过方法设计进行价值与情感无涉的观察，这是值得怀疑的。拉图尔（Bruno Latour）对实验科学的研究表明，即便是实验科学，其知识生产过程也远没有人们原以为的那么客观。⑦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更是如此。在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做的知识生产中，主体与客体间的严格二分是不可能的，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对现象进行观察的过程和结果是带有理论、价值和观点的⑧。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既含括物质、经济等维度，也含括精神、意义等维度。实证主义的方法，虽然被广泛提倡，但通过它无法直接形成深度的阐释和反思，不能因方法的普适性和新颖性而忽略对意义的探求和发掘。意义承载于经验，离不开对生动的、构成主体行为包容差异性的经验的关注。
经验研究的必要性，就在于它补足了思辨式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短板。首先，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共享一定的基本理念，但经验研究更具开放性，它“可能也追求自然科学研究所推崇的理论简洁和精致、有指向通则的偏好，但也不拒绝基于各种各类外在与内在经验解读所形成的片段性认识，甚至它可不以建构理论或提供理论解释为目的”。⑨其次，经验研究具有调和理性意识与非理性意识、理智原则与自然原则的中介作用。它认可理性分析，也不排斥价值评价；它追求因果解释，也重视意义阐释；它坚持可信性、可确认性和其他严谨性原则，也承认知识生产的建构性。最后，经验研究视经验证据为知识的源泉，但也不排斥理论思辨。经验研究的这些特征，注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大有可为。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对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言极为重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益于唤起知识生产的自主性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唤起中国学者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如上所言，中国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偏重人文性。“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知识生产的理念和方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被西方理念所形塑。民国初年，有知识分子甚至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尽管这种主张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摒弃，但知识生产以西方为尊、以西方为参照甚至以西方为准绳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学者“言必称西方”，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荡然无存。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学界失去了自信心。“西学东渐”不仅为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视野，也对中国知识生产的自信心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益于扭转这种局面。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⑩自洋务运动拉开中国现代化的帷幕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置于整个人类发展史也依然令人瞩目。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助于人们以更加直观、全面、立体和完整的方式理解中国道路，重塑或增加知识界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激发以中国自主的理论体系解释和指引中国现实的动力，唤起知识生产的自主性。出现上述状况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学者将中国经验事实作为西方理论的佐证，将中国田野作为西方理论的试验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同样有助于改变此种现状。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知识生产的对象和背景，必然意味着立足中国田野，聚焦中国实际，关注中国之问。而经验研究意味着从经验证据中获取知识，生产以中国为观照的知识。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助于生产有效度的知识
知识是具有理性认知能力的人“不断提出关于自然、社会、自我的问题与不断解释或回答所提出的问题，从而构建起从其所环绕的生活世界到寰宇世界的解释秩序”。11知识生产只有达到一定的水准或者获得一定的认可才能称作学术研究。知识具有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指导认知和行动的功能。而对知识生产的水准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指导认知和行动时的效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研究，有助于生产出更具效度的知识。
第一，经验研究能够完整呈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发展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对实践的研究有一种常见取向就是截取事实片段，即从纷繁复杂且彼此交织的社会现实中，截取某个截面或某个片段进行研究。由此呈现的社会事实，即便是真实的，也是片面的，无法还原社会的全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能导致“选择性观察”，即“一旦……认为存在某种特别形态，且获得了对于该形态的一般性理解，就很可能只注意符合这种形态的事物或现象，而忽视其他不符合的状况”，12进而生产出存在较大偏误的知识。经验研究能够提供大量的细节，完整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过程，以便发掘具体事件中的内在逻辑和日常生活中的内在道理。这种细节的呈现，在理想状态下可以取得一种“形象大于思想”的效果，或者如项飙所言，向读者“保持对话的开放性”13，使读者能够进入知识生产主体和客体的互动。
第二，经验研究能够深度呈现能动主体与结构和结构设计者的互动。2023年2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国家战略。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时常与制度政策紧密相连。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实践结果；而作为一个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意味着一系列的结构设计。斯科特（James C. Scott）曾提醒我们，那些旨在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也有可能失败。14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但能动主体与结构意图之间有时也会出现张力。完整、深入地记录能动实践主体与结构和结构设计者的互动，有助于对知识引导实践的效度进行检验，并进而生产出更具效度的知识。
【注释】
①何明、周皓：《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载《思想战线》2023年第6期。
②C. R. Kothari, Research Methodology Methods & Techniques, New Delhi: New Age International (P) Limited, Publishers, 2004, p. 4.
③Lisa M. Given,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2008, p. 253.
④阎光才：《关于教育中的实证与经验研究》，载《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1期。
⑤Lisa M. Given,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 647.
⑥［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⑦［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⑧Lisa M. Given,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p. 254.
⑨阎光才：《关于教育中的实证与经验研究》。
⑩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11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与再建制化》，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12［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13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viii页。
14［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简介】 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He Ming, National Centre for Borderlands Ethnic Studies in Southwest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