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晚期以来的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探险，极大增强了法国人对王国以外地区和国家的兴趣与关注。16世纪法国认知异域的表征和载体，既体现在从地理空间上对世界的描绘，也表现为游历远方的热情催生出的各类旅行写作。不同群体基于自身描绘世界、观察异域、书写“东方”的方式，受文艺复兴知识生产语境的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描绘世界：“迪耶普制图学派”

1550年，被视为“迪耶普制图学派”开创者的皮埃尔·德塞利耶将一幅制作完成的世界地图呈献给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这张精美的手绘地图由四张羊皮纸拼成，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地图在对应区域绘有宫殿和城市、首领和族民、动植物和山脉、船只和海怪等，并附有26段说明文字。

迪耶普位于诺曼底北部，自14世纪以来便是法国首屈一指的天然良港。15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叶，迪耶普所在的诺曼底是法国从事捕鱼业、海洋贸易和探险最为活跃的省份。尽管16世纪法国的海外探险大都是短期行为，但商人和君主们对开辟新贸易航道、在海外拓殖都抱有热情。他们渴望通过更直观的方式了解当时的世界，积极赞助寰宇学家对世界进行重新绘制。

诺曼底因此发展成为法国重要的地图制作中心，迪耶普则以制作寰宇航海图而闻名，被后世称为法国“地理学的圣城”。16世纪40-60年代是迪耶普制图学派的黄金时代，大部分制图师同时身为船商、领航员或探险家，有出海远航的经历，如让·罗茨、纪尧姆·勒泰图等。他们并非书斋中的地图生产者，无论是亲身前往海外经商或探险，还是王国的商人和水手们带回的信息，都构成其描绘世界的智识来源。

诺曼制图师们还受益于一个国际化的知识传播网络。大多数诺曼地图上的地名往往以法语和葡萄牙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标注，一些海岸线的描绘也与当时葡萄牙海图相似，可以看出葡萄牙地理制图对迪耶普学派的影响。

地图中还包含着君主的殖民野心或商人们对开辟贸易路线的渴望。如诺曼地图大都对太平洋地区进行留白或描绘不详，这与当时西、葡海图形成鲜明对比。法国人并非不知道太平洋的存在，如此处理或许是因为彼时他们对太平洋地区缺乏兴趣。相反，诺曼地图大都对北美海岸和巴西作详细描绘，德塞利耶的地图甚至将北大西洋直接称为“法兰西海”，这与法国商人和君主企图打破西、葡垄断，在美洲拓殖的兴趣相一致。

迪耶普制图学派代表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制作从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重要阶段。它既依赖托勒密的《地理学大全》和中世纪有关世界地理的传统概念，同时又尝试将这一时期新的地理和航海信息整合进世界地图的绘制中，其中还混杂了不同的时空概念甚至想象。不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本和图像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美国地图史学家戴维·伍德沃德所言，中世纪的地图只是旅行指南、航海指南和地方志的附属品，到文艺复兴时期，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可以独立于文本之外的表达。

游历远方：旅行写作的兴盛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尽管延续自中世纪的经商、朝圣、传教等仍是旅行的重要目的，但“旅行”一词日渐被赋予以探险、发现、求知、好奇为导向的新意涵，是认识世界、获取新知的手段。法国人文主义代表米歇尔·德·蒙田将旅行视为培养人的“学校”，是一种“有益的锻炼”。法国历史学家吉勒·贝特朗认为，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精英阶层通过旅行实现自我教育的做法，逐渐成为“一种兼具知识性、社会性、审美性以及政治和道德意味的行为典范”。

作为艺术、古典文化和天主教的圣地，意大利在整个近代早期都是法国精英群体外出游历的重要目的地。在欧洲之外，黎凡特、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等地也是16世纪法国人出游的主要目的地。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近东的游记数量是美洲的两倍之多。1588年，出生于布列塔尼的雅克·德·维拉蒙从巴黎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一路上他游览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前往希腊、土耳其和耶路撒冷，还顺访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历时39个月。其游记《维拉蒙领主之旅》于1595年出版，成为16、17世纪之交法国最受欢迎的游记和旅行指南。从维拉蒙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即便以朝圣为目的的旅行写作，其中的宗教虔诚也部分为好奇和探察之心所取代。与此同时，带有个人游历体验的记述日益受到读者欢迎。17世纪，法国的旅行者开始越过近东，前往波斯、印度、暹罗以及中国等地。

与中世纪相比，近代早期外出旅行的性质和地域范围无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上印刷术的普及，海外探险和外出游历带来航海日志、旅行指南、游记等旅行文本的写作和出版热潮。17、18世纪，越来越多的博物学家、古物学者、艺术家和学生也加入旅行队伍中，出版的旅行指南和游记更是成倍增长。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以一种冷静自持的态度对待异域文化，深化对人类和世界多样性的认知和理解，这种思想对当时旅行者观察和书写异域的方式有着深刻影响。直到18世纪，海外游记都被归入“地理文本”而非虚构文学题材，如德国全球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所言，是“透过经验来理解世界的工具”。

书写异域：文艺复兴时期的“东方学”

文艺复兴时期，“东方”之于法国，主要代指意大利以东的黎凡特及其所属的奥斯曼帝国等地。黎凡特（Levant）之名便源自中世纪法语，意指“东方，太阳升起之地”。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大帝治下日趋鼎盛，对西欧人而言，它既是危险势力和异教徒的代名词，又是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的制度典范，加上其不同于西方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带给旅行者一种“混合着不安与厌斥的迷恋”。在启蒙时代的“中国热”席卷欧洲之前，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土耳其热”便在法国人的推动下逐渐风靡欧洲，对近代欧洲的科学、艺术、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应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威胁，1536年法国与奥斯曼帝国建立同盟关系，双方开始互派使节，由此开启了法国“东方学”的大门。弗朗索瓦一世派遣的使团中便包括法国第一位东方学家纪尧姆·波斯特尔，他负责为王家图书馆搜集各类东方手稿。波斯特尔精通多门东方语言，回国后获授王家学院东方语教席，并出版法国首部阿拉伯语语法著作。1547年亨利二世派遣的使团中还包括植物学家皮埃尔·贝隆、博物学家皮埃尔·吉勒、探险家安德烈·泰韦、王室地理学家尼古拉·德·尼古勒等。使团带回大量以阿拉伯语为主的宗教和科学典籍，不仅推动法国对东方典籍的翻译和知识整理，也对法国科学的早期发展作出贡献。

使团成员将自己出使游历的见闻和观察付诸笔端，成为当时法国等欧洲人了解“东方”的重要载体。如波斯特尔先后写就《叙利亚见闻录》和《论土耳其共和国》，贝隆于1553年出版《希腊和亚洲等地之奇闻异观》等著作。尤其是尼古勒1567年出版的《东方纪行》很快风靡法国，在16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被译成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出版。作者在描述伊斯兰世界时流淌于笔尖的“冷静和克制”，使该书成为之后两个世纪欧洲知识群体研究伊斯兰民族志的基础文本。

不过，16世纪的旅行家身处一个政治、商业、文化和信息流动共同造就的知识生产网络中，他们书写“东方”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内政外交情势的影响，同时也有着以法国为中心观察世界的鲜明烙印。面对深陷宗教纷争和军事冲突旋涡中的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波斯特尔笔下无论是对近东的记叙，还是对印度和日本等远东地区的宗教想象，都寄托了其作为世界主义者的理想，即建立一个在法兰西君主统治下没有宗教分歧、政治统一的和平世界。在1554年出版的《黎凡特寰宇志》中，泰韦则宣称，散落在奥斯曼治下的希腊罗马遗迹“属于法国的过去”。他还呼吁应收回这些遗产，“以使其免受土耳其人的破坏”。不过总体上，如加拿大学者尼古拉斯·迪尤所言，18世纪之前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尚未确立对东方的技术、文化和心理优势，这一时期以博学和好古构成主流知识生产模式的“东方学”，其历史语境不同于后殖民理论代表人物萨义德所阐释的现代东方学。

总之，16世纪法国与更广阔世界的接触和互动，形塑着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异域的认知，也带来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地图和旅行文本中对异域的描绘、表征和书写，一方面体现出渴望认识世界、了解“他者”的人文主义精神对知识群体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不乏政治、外交和商业利益上的考量，以及认知局限带来的想象和虚构。零散尚不成体系的文艺复兴“东方学”也构成17、18世纪法国和欧洲“文人共和国”重要的智识遗产。

（作者：熊芳芳，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