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要为社会服务，似乎是公理。能否服务好，满足社会需求，却是一个问题。近几年，由历史进入现实，与地方干部接触较多。他们的知识水平较高，对现行政策较熟。他们对学界也有需要：一是将“为什么”讲透，使行动获得理论自觉；二是将“怎样做”讲明，使行动获得实践路径。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学界难以满足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上，上不去；下，下不去。”社会科学因此限于内部流通，这也算是一种“中层研究陷阱”吧！

现代社会科学要不断提升，获得重大成果，满足社会需求，既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体行为，也不是“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而是一个基于分工和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知识生产链条。

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链是自然形成、依次递进的。在17世纪，有了哲学，提供思想和价值。19世纪，随着现代国家、市场、社会、法律逐渐成型，有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20世纪上半世纪，随着制度的定型，有了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如公共管理、应用经济学等。它们犹如人的大脑、身体和手足三位一体，各有分工、相互依存和相互配合，形成一条从前端到中端，再到后端的完整的知识生产链条。

我国的社会科学是由外引进的，其中的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恢复重建的。其重要特点是同时并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这种学科建设的路径存在一个不足，就是未能形成一个不同学科间相互分工、相互补充、各有所长的知识产业链。哲学难以为实践提供思维导航和思想资源，“悬浮”在上。社会科学未能从哲学等学科借力，将理论讲透。应用学科本来在应用，但未能进入应用之中。由此造成各个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边界和特性。就拿这些年比较热门的“治理”一词看，哲学等上游学科很少讲“治道”，为“治理”提供理论资源。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等讨论“治理”大同小异，难以满足实践对“治理”的不同需要。学术研究因此大量停留在中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是在缺乏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迅速恢复重建的。学科研究面临的领域和问题太多，学科单位急于建立学科，特别是争取获得博士点和硕士点。学科单位有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人员，但相互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难以相互借力。不同学科领域和人员处于各自表达的境地。看起来，人很多，但处于分散状态，难以形成学科单位的特色，“你有我有全都有”。学科单位发展因此处于中层位置。

早在20多年前，教育部主管部门基于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建立了100多家重点研究基地。以基地为龙头，形成集聚全国相关学术力量的学术平台，开展有组织的科学研究。经过多年建设，基地发挥了特有的作用，产出了许多一般机构所难以产生的成果。但是，基地建设之初，尚没有形成知识生产链的自觉意识，尚停留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初级阶段。

就拿我所在中国农村研究院来说，正是因为有了基地，我们才有可能改变过往单个人基于兴趣做调查的状况，能够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经过数年时间，我们获得了大量调查资料。由此有了田野政治学的路径。但是，仅仅有调查资料不能自动生成田野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的理想类型是“田野进，理论出”。如果仅仅局限于田野，可以讲述出许多田野故事，满足一下没有进入田野的人的一种想象，但无法产出概念和理论。而任何经验都是有限的。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概念和理论认识世界。田野只是田野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田野政治学是通过田野的方法产出具有原创性的政治学理论和观点。而当我们有了这一自觉后，很快面临新的问题。这就是学者的知识结构同质化。因为基地建设，大家同时做田野调查，老师的知识结构差不多，属于“你知我知大家知”的状态。一旦要进入理论开发，原有的知识结构就难以满足需要，即缺乏政治哲学的思维训练，缺乏政治学理论（包括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思想资源，缺乏计算和数据方法对调查资料的整理与开发。理论资源的欠缺，也制约了田野调查的进一步提升。如今的田野调查不再只是简单的对已有情况的了解，而是有理论关怀和预测功能的调查。因此，重点研究基地要提升，需要以学科带领基地。只有通过学科建设，完善知识结构，才能为基地注入新的要素，使基地保持其学科特色的领先地位。近年来，我所在的机构有针对性的引进不同学科的人员，就是为了弥补原有之不足，这是基于学科和基地建设的内生需要。当然，学术发展不是简单的靠人多，而是能否构建一个相互分工、各有所长、相互配合的知识生产链条。

近年来，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有组织的科研”，但实践中有难度。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知识生产还未能进入新发展格局，“单打独斗”的个体行为和“乌合之众”的群体集聚同时并存，结果是停留于中层研究陷阱。通过构建知识生产链，实现“有组织的科研”仍然是一道有待解决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