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大西墙原来是一堵灰色的砖墙，靠墙有一个邮电所，那是当年我等常光顾的地方-----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写信是与外交流的主要方式。现在这里已经破墙建成宾馆了。7月初，我因公回兰，被安排住在这里。

早晨7：00的时候我就醒了，穿衣起床往校园深处走去，一如当年的晨读。走到科学馆前面的草地上，看到了老校长江隆基的塑像。我在校的时候，这塑像安置在人工湖边的树丛中，不知道什么时候移到此处。由于本科生全部在四十多公里外的三角城新校区，没有本科生的老校区少了一股如春潮涌动的生气，略显出暮气。小广场上只有一些晨练的老教师，江校长看上去有些落寞。

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可以为有蔡元培、胡适这样的老校长自豪，而孤悬陇原的兰州大学，江隆基算是最值得为后人称道的校长，除了他，还有一位就是在民国时期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辛树帜校长。

但在民国时期，兰大无论从规模还是名望，没法和中东部的大学相比。她如果说真正开始在中国的高教版图中占有相当的位置，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和气质，当从新政权建立后开始，学校从逼仄的萃英门搬迁到盘旋路。而真正让这所大学显出全国名校的风范和实力，则始于江隆基先生主政兰大。

兰大得益于强大到远迈历朝的行政力量，短时间内，集权的政府效率高于民/主/的政府，不需要谈判和博弈，用政府那支大手，就能让人、财、物流向贫瘠的西北。新政权全面学习苏联，处于版图腹心的兰州成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高等教育的资源也因此向兰州大学倾斜。但是政策和资金支持只能是一所大学兴盛的外因，大学的传统和风格是要靠人来创造的。这些人自然包括教师、学生，但校长无疑是最重要的人。

“反右”期间江隆基从北大被流配到兰大，是他个人之不幸，而是兰大之幸。

江隆基应当是民国时代培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生于1904年的他1924年从陕西考入北大，那时候的中国积弱积贫但让青年们看到种种希望，怀着种种梦想。他不像蔡元培那代人，甚至也不像胡适、鲁迅那代人，还带着满清的尾巴。江隆基入北大时，帝制和皇权的阴影已经渐渐远去，中国迎来了一个思想自由、舆论开放的时代，北大当时群星璀璨，这应当是北大至今最好的时期之一，江隆基恰逢其时。

有过汉唐辉煌的三秦大地，到了民国初年，已经衰落凋敝了很多年，但厚实的黄土地还是顽强地保存着崇文尚教的传统，满清覆亡后，一批批三秦俊杰东出潼关，选择自己的道路。和他年龄相仿的杜聿明、张灵甫等人向父亲以报考北大为名，哄来川资乘船南下，入了珠江边的黄埔军校。江隆基差不多同时厚进了北大。但无论作何选择，大转折时代的中国青年，很少能远离政治，江隆基也不例外，何况他身处的北大，文化中反叛意识强烈，曾容留过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这些中。/共祖师爷级别的人物，1927年他顺理成章地参加中/共。国共分道扬镳时对他没有多少波及，因为不久后他毕业回到了西安。

与意识形态之争相当尖锐和残酷的南方相比，三秦大地更多地遗留着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政党意识在推崇贤达的熟人社会里并不重要，杨虎城这样的武夫也并不看重意识形态，看重的是读书人的才学和品行。因此，他和王炳南等人随后被杨虎城送到日本、德国留学，1935年底回到西安时，中国正走到一个拐点。他所属的政党刚刚到陕北的窑洞里歇了口气，日本人已经把魔掌伸到到平津，当时的最高执政者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

陕西、湖南、四川这些内陆农业省的文化氛围，和共/产/党从成立之初的精英党转向立足于农业文化的革命党以后的气质是吻合的。与上海、南京、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气质已颇有差异，而定鼎金陵的国民党政权这是这种文化的守护者和得益者。因此，杨虎城这种西北的军阀和共/产/党的共同语言恐怕多于和蒋介石的共同语言。

游学归来的江隆基成为杨虎城的高级幕僚之一，公开的身份是西北军政治处的上校。1936年12月12日那次震惊中外的大事变，让走到谷底的中/共/绝处逢生。促进这次事变的因素很多，但江隆基这些中/共/地/下党员在杨虎城身边所做的工作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后来蒋对待张、杨不同的处置方式是事出有因的，在蒋看来，也许张学良只是一时糊涂，而杨虎城则是早萌异志。

在八年抗战中中/共/逐渐壮大，抗战结束这支当年流落到黄土高坡的疲惫之师已非昔日吴下阿蒙，留过学的江隆基自然也受到重用，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上升。当新政权建立后，像蒋南翔、江隆基这种懂教育高级干部不多，1952年他被委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不久任党/委/书记，对当政者来说，应当是一种恰当安排。当时江山刚刚鼎革，马寅初这种贤达人士还需要供起来表明某种姿态，但从建政一开始，执政者就把控制文教领域进而意识形态上一统山河看成重要的目标，对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大学特别是北大这样的名校，必须逐步改造。于是通过院系调整，通过派出政治干部进驻来实现这个目标。江既是一个老资历的党员，又有留学和长期从事教育的经历，他空降到北大显得相对温和。

这个充满着理想、对所信奉的主义和所属的政党忠诚的党员，尽管他忠实地执行政策，对北大进行改造和控制，也成功地架空马老先生，毕竟他自己就是个读书人。尊重读书人、尽可能在制度的框架内把学校办好是这种还有士大夫遗风的江隆基一种道德自觉。对最高层来说，这样的仁慈和温情是不允许的，那种儒家士人的情怀几乎是江隆基这种人的原罪。他做得不够狠，尤其在陈伯达说要把北大办成共/产/主义大学时，他讥讽这位党内文胆不懂教育规律,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制度混为一谈，间接地逆了龙鳞。他同时也与彭真产生分歧，他对彭真“要把北京市搞得如玻璃板水晶石一般纯洁”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是北京高校中唯一敢于当面批评彭真的人。 57年反/右/开始不久，原本要派往兰州大学出任党/委/书记的陆平，被蒋南翔按照彭真的旨意以副书记兼副校长的身份派到了北大，立即把矛头对准江隆基，他被斥之为“反//右”不力。陆平升任北大党委书记，1958年底他代替陆平远赴兰州，犹如流配。残酷的党内政治斗争，使兰大有了意外的收获。“反/右/”时比他更“革命”的彭真、陆平后来在文革也没有逃过劫数，可怜剃头者，人亦剃起头。绞肉机开动了，有几个能幸免？

对于流配，中国的传统士大夫毫不陌生，而且形成了一种欲挫欲坚的贬谪文化。从屈原开始，到韩愈、柳宗元，到范仲淹、苏东坡，到王阳明，到林则徐，中国士大夫应对流配贬官的承受力不断加强，而且许多人因流配成就了自己，也造福于当地。比如韩愈在潮州，苏东坡在儋州兴办文教，比如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顿悟，比如林则徐在伊犁兴办水利，改善民生。

我想江隆基也许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到兰州，到了兰大后，他效法韩愈、苏东坡这类先贤，广揽英才。而当时有一大批学者也被“流配”到这所偏僻的大学，当然有的是在“支持西北建设”的名义下自愿到来的，有的是和江隆基一样，“犯了错误”被放逐到兰大的，比如赵俪生先生就是这样从山东大学调到兰州大学的，一到兰州，山大就给他补发了一顶“右派”帽子。

江隆基如何尊重教师，爱护学生的故事，至今还在兰大流传着。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文教官员，有这种可贵的品质并不罕见。上千年的科举文化，让尊师重教的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古代科举出仕的官员奖掖后学的佳话很多。

可以说，从文革前约十年，兰大历史上第一段辉煌就是一个被流配校长带领一群被放逐的教师创造的。兰大所具有的坚毅、忍辱、沉默，带有一些悲情和孤独的气质之形成，我以为和这段因缘大有关系。

流配并不可怕，古代帝王将官员放逐到荒野，往往成就其声名。苏东坡从黄州一直走到儋州，生活的困苦压不倒他，在流放地他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也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尽管他“余生欲老海南村”，但一直做着“青山一发是中原”的梦。被贬的官员们一直心存魏阙，魏阙之上的帝王也没有真正忘记他们，流放、起复，再流放，再起复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游戏。说白了，这属于“内部矛盾”，皇帝将忠臣流配，就如愚钝的父亲误会孝子一样，再怎么误会父子之伦是不变的。

可是到了1966年，那种应对流配的传统心态已经不足以应对新刮起的暴风骤雨了。当年6月，风暴刚起，马上波及到兰州。江隆基被组织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已经成了所效忠的阵营彻底抛弃的“罪人”，更要命的是他被自己百般呵护的学生押上用桌子搭起的高台上批斗，被打骂，被戴上铁笼子，饱受凌辱，这位刚烈的陕西汉子终于在6月25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后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身负骂名。他和邓拓、老舍等算是较早自杀的文化人。对这个有传统士大夫气质的文人来说，所忠于的政党和领袖几乎就是他的父亲，被父亲误会可以承受，可被父亲逐出家门断绝关系则不可接受；那些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可以淘气但不可忤逆到侮辱父亲的地步。不懂事的孙子，正是爷爷在背后教唆这样对待父亲。被父亲和儿子都抛弃的男人，选择自杀合乎逻辑。他和邓拓、老舍一样，因为曾有过太深厚的忠与爱，所以不能承受被自家人抛弃的伤心；而马寅初、沈从文等人一开始就被当成外人不被信任，反而能挺过最艰难的日子得享高寿。

兰大第二段黄金时期是恢复高考制度后，大约是1978到1988这十年，仍然得益于被流配的人。那些被下放、被管教、被改造的老教师，回到了讲台。这些人给他一点阳光就灿烂，刚刚结束非人的待遇，立马就把几乎全部心思扑在教学科研上，压抑委屈了多年，一旦迸发不可阻挡。从夹边沟逃生的高尔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敦煌的荒洞里修炼多年，有如一位离开俗世很久的大侠，一出招就技惊武林。

我上学时，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江校长的塑像，但并不了解他，只知道他是个牛人，所谓对“牛”的理解，还停留在庸常的价值标准上，比如说他的级别比省委书记还高，资历比省书记还老等等。

没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个对流配泰然处之的好校长，为什么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生命？

尽管他后来被平反，被恢复名誉，但这场悲剧的深层次原因，很少有老师引导学生去分析。为什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父亲，连自己的勤勉孝顺的儿子都不能容？革命，一定就要吃掉自己的儿女?

江校长的自杀和屈原自沉汨罗又有什么区别呢？尽管他们相差了两千余年。死则死矣，何必要有“荃不察余之中情”的悲怨？但历史毕竟不是简单地重复，江校长走不出的困局，高尔泰走出来了。

至今我们的兰大，还或多或少有江隆基校长的遗泽。在缅怀老校长时，后学们是不是应该超越对江隆基尊重人才的赞美？超越白发宫女说玄宗的感慨？一所真正的大学，要敢于正视自己历史上的悲剧，也要有足够的能力继承传统的同时为后人创造传统。

所谓传统，所谓精神，就是一代代人在薪尽火传中创造的。

2007年7月初 上距反//右50年江隆基自杀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