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此处指“风闻言事”，史籍中亦作风闻参奏、风闻参劾、风闻纠弹、风闻入告等，乃帝制时代朝廷赋予科道的一种特权。明代设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通称科道、言官，清朝的设置大体相同。他们职司纠察百僚，可以依据听闻之事劾奏，不必交代消息来源，不用提供揭发人姓名，即便查明失实，也不受惩处。至其渊源，似可追溯到三代的“谤木谏鼓”，以及两汉的“采风”与“举谣言”，而在晋朝已然制度化，此后各朝虽有加减，大多相沿承。
清朝定鼎北京之初，曾明确科道“许风闻言事”。而有惩于晚明的内阁倾轧，曾将风闻参奏作为一种党同伐异的攻讦利器，加上满洲勋贵多骄横跋扈，厌烦被人说三道四，遂予禁止。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三月，有旨令科道“凡有论列，须从国家起见，毋歧方隅，毋立门户，毋泄己私忿，毋代人诬陷，毋以风闻辄告，毋以小过苛求”（《清世祖实录》卷九九），对风闻参奏亮起了红灯。清朝的科道统属于都察院，总员额在一百数十之众，平庸者自是乐得偷懒，却也总有人抗争质疑。康熙帝玄烨的这次召见垂询和集议，便是在此背景下举行的。
一、四辅臣的机心
顺治帝辞世之际，命未满八岁的第三子玄烨继位，而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号称“四辅臣”。次日，他们即以皇上的名义，传谕吏部和都察院，对于科道的弹劾做出硬性规定，曰：
国家设立言官，职司耳目，凡发奸剔弊，须据实指陈，乃可澄肃官方，振扬法纪。嗣后指陈利弊，必切实可行；纠弹官吏，必确有证据；如参款虚诬，必不宽贷。尔部院即通行严饬。（《清圣祖实录》卷一）
话语不多，反复强调一个“实”字，要求凡科道举劾必须先有确凿证据，否则就可能获罪。次日再命“严议巡方事宜”，增三等考核之制，增互纠之法，也就是地方大员可以反纠弹，对派驻各地的巡按御史加以种种限制。
四辅臣各怀机心，并不是一个整体，但在打压科道上非常一致。为何要这样做？想来还是与不愿受监督有关。“据实指陈”“确有证据”说来冠冕堂皇，立意则在于堵塞言路。且不说那些个满洲王大臣、内阁大学士，即以卿贰督抚论，如有贪赃侵占，怎么会让科道在跟前目睹？沿承千载的“风闻言事”，就是要监察官员听到议论、发现线索即行举报，然后进入审查程序。那也是震慑贪官污吏的必要手段，使之不敢太恣意妄为。索尼等皆系老臣，不会不明白此间深意，却断然拟诏，出台新规则，来了一个反震慑。而权臣从来不乏小跟班，淫威之下，被打压的群体中也会有人跳出来鼓掌喝彩。几日后，山西道御史胡来相条奏，主要意思是：今后科道参奏某官，应注明是否亲身经历、亲眼目击，不然就得提交揭发者姓名和具结字样；若审明内容失实，即行反坐，诬揭之人亦反坐。又过了几天，吏科给事中杨雍建上疏，说那些“揭报之人非谋诈，即挟仇”，请禁止科道依据揭帖纠参。两奏很快获得四辅臣的批复，多数言官噤若寒蝉。
玄烨亲政后，这种局面并无多少改变。康熙十年（一六七一）五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艾元征上疏：“世祖章皇帝時于出位妄言及风闻失实者皆立加惩处，以风闻言事伐异党同、挟诈报复故也。嗣后果有确见，关系政治及大奸隐弊，仍无论有无言责悉听其指实陈奏外，余并不许以风闻浮词擅行入告。”元征为两朝帝师，素负清望，尽管仍有人提出抗辩，玄烨的看法与老师相同，谕曰：汉官中有请令言官以风闻言事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钜。（《清圣祖实录》卷四十）
此谕也说到明代君臣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搞得内耗严重，民生日艰，应当引以为鉴。此时的玄烨刚过十七岁，所说不无道理，也有些片面肤泛，应是从艾师傅那里学来的，却得到经筵讲官熊赐履的激赞。由是可知这位后来的理学名臣、内阁大学士，也精擅马屁功夫。
二、地震示警
转眼到了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正月，征讨三藩叛乱的战局渐次扭转，都察院左都御史宋德宜上疏：“自三桂煽乱，各路统兵大将军以下，亦有玩寇殃民，营私自便，或越省购买妇女，甚者掠夺民间财物，稍不如意，即指为叛逆。今当克期灭贼，尤恐借端需索，请严饬。”（《清史稿·宋德宜》）此奏未见具体指证，属于典型的风闻言事，玄烨即加采纳，录入谕旨，令统兵大将军王、贝勒等严行禁止，并没有要德宜提交什么详细证据。
亲政日久，玄烨对内外大员的多数奏章，包括科道官的弹章洞察其弊，降谕斥责：
近见各处章奏，凡于见行之例，或借端营私，巧为掩饰；或推诿卸过，冀免处分；或徇庇情面，曲为弥缝。凡行一事，每滋弊端，以致良法美意泽未下究，而累己及民。揆诸立法初意，殊为未符。此等情弊，科道官虽有风闻，因无确据，难以指参。朕虽洞悉缘由，期其自行改悔，不加深求，遂尔因循，以为侥幸之路……（ 《清圣祖实录》卷七三）
读后，应能感觉到，这位英察的青年天子已发现禁止风闻言事有些不妥，却也没想明白怎样解决。
十八年（一六七九）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德胜、顺承、彰义等城门倒塌，宫殿、官廨、民居十毁七八，官民死伤甚众。大震稍停，尘土遮天蔽日，左都御史魏象枢即飞奔入朝，说服守门侍卫，终得进入乾清门，奏曰：“地道，臣道也。地道不宁，乃臣子失职之故。臣子失职，乃臣不能整饬纲纪之故。臣罪当先死，以回天变。”玄烨闻言感动，招入内殿单独问对，“近御座前，语移时，或至泣下，其言秘不传”（《碑传集》卷八）。秘而不传，乃指象枢有古大臣之风，对皇上召问的内容既不告诉他人，也未私自记录。次日，玄烨召见大学士明珠、李霨，尚书宋德宜及魏象枢，出示诏款六条，斥责“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天和，召兹灾眚”，逐一列举各类弊政，并再次宣称对此素有闻知，以正在用兵之际暂予宽容，严命务必改过自新。索额图、明珠、李霨等慌忙表态，说了些“无地自容”“惶悚愧汗”啥的，只有魏象枢对言路不畅挖掘根源，奏称：“皇上深居九重，洞悉利弊如此，诸臣既非木石，人人能知之，谁肯以此言告皇上？谁肯为皇上实心奉行者？臣等之罪无可自解，惟仰请皇上严加处分而已。”（《清通鉴》康熙十八年）这番话与数日前请见时所言，皆未提及风闻奏事，而玄烨与在场大员应皆心中有数。
八月十一日，为对应上谕中指出的官场积弊，大学士九卿议定了一整套新的反贪腐措施，亦分六款：
一、 督抚司道等不得与在京大臣私下来往，不得因事营求、彼此馈送，违者革职拿问，并将涉事下属和家仆等治罪。
二、所荐官员若发生贪污侵占，将原举官从重治罪。
三、领兵将帅假借“通贼”以残害良民者，诸王贝勒交宗人府从重治罪，统领等分别革职降级，兵丁鞭责，家奴正法；当地督抚如不题参，发现后一律革职。
四、州县官对天灾人祸隐瞒不报者，革职永不叙用；州县已报，上司搁置不问者革职；州县官侵蚀赈饥钱粮者革职拿问，上司不行稽察，俱革职。
五、承审官无故将平民长期关押者革职，因而致死人命者分別重处；误拟死罪已决者抵死，枉坐人罪者革职；衙役敲诈勒索，计赃分别严惩。
六、对包衣下人以及王公大臣家仆霸占关津、倚势欺凌者，立斩示众；该管官员革职，其主子分别职级罚银，并交宗人府从重议处。如有在外倚势干涉诉讼、肆行非法者，根据情形惩处。
以上各条，主要是针对满大人所发，不避细碎，一一列举，得旨“严饬通行”。而就在第二天，玄烨再下谕旨，批评各部院汉官凡事推诿满官，不为国家尽力担当，只图早归宴会嬉游；也说“科道各官，平日章奏内将一二可行之事，隐附私情，希图作弊，至凡有条议，鲜非无因”，无疑是听信了一些满蒙王公大臣的意见。
三、姚缔虞之奏
京师大地震后，玄烨降诏求言，并命三品以上官员具疏自陈（有自查反省之义）。群臣纷纷遵谕上奏，大多数空话套话连篇，而吏科给事中姚缔虞与众不同，直指时弊：
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原期知无不言，有闻则告。……试观世祖章皇帝时，诸臣奏议何如鲠直？即未禁风闻以前诸臣奏议，亦犹有可观。伏乞敕下在廷诸臣会议，嗣后如有矢志忠诚、指斥奸佞者，即少差谬，亦赐矜全。如或快己恩仇、受人指使者，纵弹劾得实，亦难免于徇私之罪。如此，则言官有所顾忌而不敢妄言，中外诸臣有所顾忌而不敢妄为矣。（《清圣祖实录》卷八三）
他将贪腐滋蔓归结为缺少监督，将监督不力归因于言官有顾忌，进而以艾元征的请禁风闻条奏为转折点，而根子在哪里？从其指出顺治朝的奏议的忠直切实，自也不言而喻。
姚缔虞为顺治十六年二甲进士，初任成都推官，以理刑平恕得名，举卓异，选为科臣。其奏坦诚激切，皇上读后则不以为然，甚至有些反感，“疏留中久不下”，后来批朱下发，令九卿科道“确议具奏”。
八月二十六日，玄烨特颁谕旨，关键词就是“风闻言事”，大加驳斥，《清圣祖实录》卷八三：
近见直言谠论者不过几人，徇私好名者不可胜数。朕自临御以来，略知此情，每期言路诸臣化其偏私，实陈得失，辅登上理。顷有以风闻言事请者，试约略论之：
如今之章奏已见施行者，虽不明言为风闻，何尝不是风闻？今若开风闻之条，使言事者果能奉公无私，知之既确，言之当理，即当敷陈，何必名为风闻方入告也？倘生事之小人，恃为可以风闻，但徇己之好恶，必致擅作威福，以行其私，彼言之者既无确见，听之者安能问其是非？故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正所以诫言之无据、谋之自专也。……若关天下之重，朋党徇私之情，皆国家可参可言之大事，不但科道而已，有志之臣民概可以言之，何在区区风闻之言能敛戢奸贪之志气哉！
谕旨所论，主要针对姚缔虞的奏折，诸如“好名”“生事”“徇己之好恶”“谋之自专”，皆不是什么好词，乃玄烨看法和情绪的自然流露。至于其中对言官徇私、言路不畅的指责，对开禁风闻言事的顾虑，也自有道理。
第二天，玄烨谕令内阁大学士对奏折认真把关，又有“徒为更张”“逞空言，无补实用”等言词，感觉就是在责斥姚缔虞。
四、御前论辩
玄烨毕竟是一个明君，虽对姚缔虞的疏章大为不满，亲加批驳，却愿意召开一次御前问对，倾听不同的意见。其中也包括姚缔虞的个人见解，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有谁在皇上那儿为之进言吗？应有的，推想是魏象枢起了些作用。至于说玄烨这次召见垂询的小目标，当在于证明自己的正确，并树立一个虚衷纳谏和聪察兼听的圣明形象。
八月二十九日，召见在中和殿举行，满汉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集于中左门外，玄烨先召吏部侍郎哲尔肯、屯泰入内，告知二人：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但所奏“有禆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责者甚多”，要求转达上意，命九卿各官在觐见时直陈勿隐。哲尔肯和屯泰出至中左门，先转达皇上的口谕，接着宣读上谕。这道谕旨较长，其中开列科道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举才能”之标准不一，“销算钱粮”的部驳之争，要求立论必出于公心，而此前的一段话尤应注意：
即如科道条陈一事，部议准行，又有科道官言其不可者，今日之所谓是，明日又转而为非，朝更夕改，茫无成宪，难取信于天下，岂治道至理哉！
打招呼、定调子之意甚明，也就是不要再说了。
众官至中和殿内叩见，玄烨发问：“姚缔虞所奏风闻言事疏，尔等如何定议？”凡此类召见群臣，除非皇上特别点名，回话的序次一般依照官职的高低。吏部尚书郝惟讷、户部尚书梁清标先奏，完全遵照皇上的意思，说：“言官奏事，原不禁其风闻，但风闻参奏、审问全虚者，定有处分之例。今若不加处分，恐有借称风闻挟私报怨者亦未可定，仍应照定例行。”轮到兵部尚书郭四海、左都御史魏象枢、户部侍郎田六善，则奏称现在规定“科道奏事全虚者处分，一款得实者即免议，人人原可尽言，但要虚公体访，不宜又开风闻之例”。意见虽略有不同，仍不出皇上画的圈儿。
接下来，玄烨命科道官发表见解，吏科掌印给事中李宗孔、礼科掌印给事中余国柱等赶紧表态：“言官风闻言事，皇上原未禁止，但径开风闻之例，恐有未便。”说法与郝惟讷等大员如出一辙。玄烨点头首肯，谕曰：“此系明末陋习。若此例一开，恐有不肖言官借端挟制、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诬害良善等弊。”众人岂不知这番话就是皇上的结论，意味着召见要结束了？未料又起波澜，或曰转入本次廷议的关键环节，即玄烨与姚缔虞的二人对话。《清圣祖实录》所记大加简化，似乎就是康熙帝对姚缔虞单独敲打了几句，而以《康熙起居注》当日记述较为详悉真切，为阅读方便，兹分节迻录如下：
上命姚缔虞近前，问曰：“尔云言官宜风闻言事，尔意如何？”
姚缔虞奏：“臣心无欺，止知为朝廷。言官是朝廷犬马，若宽言官处分，便敢于言。”
上曰：“朕曾处分几言官来？”
姚缔虞奏：“皇上至圣至仁，从不曾处分言官，但有处分条例在，言官皆生畏惧。臣等事尧舜之君，但愿服官报效，谁肯自取处分？且畜犬所以御盗，如禁犬不吠，则盗亦无所顾忌矣。”
上曰：“人臣为国，不择利害，有志之士虽死不畏，况降级乎！尔等皆以风闻为言，朕亦何尝无风闻，姑举一二端言之：君臣分義，休戚相关。当吴逆（吴三桂）初叛时，诸臣中有一闻变乱即遣妻子回原籍者，此属何心？视国如家之谊当如是耶？又有占人田土、受人贿赂、徇情行私、大为不法者，尔言官何曾一言参奏？由是观之，犬不能吠盗，而反为盗用矣。若任尔等之言，借‘风闻二字恣行其私，不立处分条例可乎？”
姚缔虞奏：“臣疏原不敢谓不应处分，但望辨公私诚伪。若一念至诚，为主天日可矢，即言有未当，仍望皇上宽其处分；苟一念涉私，即弹劾得实，亦应重加惩创。且皇上亲政以后原未禁风闻，因故宪臣艾元征条奏，始定此例。”
上曰：“如尔去年差往江西，闻所行不善，朕亦未必即信。此亦是风闻，果可信耶？否耶？”
姚缔虞奏：“臣八月初五至江西，九月初即行，并未有不善之事。”
上曰：“若要钱，原不在时日多少。”
姚缔虞奏：“实实不敢。”又奏云：“科道官本卑，责任又重，非启奏不得时在皇上之前，又有此处分条例，所以为皇上指奸斥佞是极难事。今日奉皇上一番谕旨，臣等科道各官仰窥圣衷，此后便敢进言。”
上曰：“言官奏事，宜将国家重大事务确加敷陈。尔等所言多举细事，无关治要，今后慎勿草率塞责。如有大奸大贪参劾得实，朕法在必行，决不姑贷。”
情景宛然，问对者的口角风神，跃然纸上。这段文字并不艰深，为保持原汁原味，也就不烦转译了。
这样的场合，这种出自皇上的严厉逼问，换作多数官员，即便是卿贰大员，早已惶悚觳觫、磕磕巴巴答不上话来。姚缔虞秉性清直，也心中踏实，回话虽恭谨有加、措辞得体，却丝毫未见怯场。君臣二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发问犀利，回禀坦直，玄烨本来的一腔愠怒竟尔渐次消散，对姚缔虞反倒生出强烈的好感。
日讲起居注官、南书房翰林徐乾学就在现场，多年后追述当时情景，可作为补充：
时群臣跪立者，骤闻严命，无不息震悼。公（即姚缔虞）反复辩论，辞气益发舒，微视上颜愈霁，谕以“人臣论事当择其大者、不惜死者，才是忠臣”，且徐云：“魏象枢弹奏程如业亦是风闻，已鞫问得实，本朝原未有风闻之禁也。”自是群臣实喻上意，咸感悦叩首退。将退，上独呼公前，指内阁所呈世祖时章奏示之，曰：“尔以朕为未阅此乎？”公对曰：“惟久经圣览，臣故不惮尽言。”上命以所言宣付史馆。次日，复命公入起居注，授纸笔记之。（《碑传集》卷六五，巡抚四川等处地方兼理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姚公缔虞墓志铭）
由是可知，玄烨对姚缔虞的奏章极为重视，置诸御案之上，而起居注所载的召对情景，乃皇上钦命姚缔虞本人记录，以昭信实。不久，姚缔虞升工科掌印给事中，再数年升任四川巡抚。
风闻奏事，的确是一道两难命题，可作为惩治贪腐的利器，也会被当成朋党攻讦的借口。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载入史册、尚未引起今人足够重视的召见。玄烨先期已有设计好的程序，未想到结尾时陡起变数：本来的宣召训示演变为御前论辩，原有对姚缔虞的不良印象，也随着一番对驳应答化为乌有。有关风闻言事的处分规定虽未撤销，康熙帝则当众表示不禁风闻，亦不会因风闻惩处科道；姚缔虞挺身直言不敢上言的缘由，也理解了皇上的本意与不得已之苦衷。君臣在交流的过程中曾有些剑拔弩张（当然只是玄烨如此），最后则皆大欢喜，只不知那些个争先表态的大小官员，此时是否有些许羞惭。
忽忽又是八年，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十一月，三藩之乱彻底平定，台湾岛回归，第一次进剿雅克萨之役大获全胜，大清一派兴盛气象，而明珠、索额图在朝廷各树朋党，倾轧日甚。玄烨思虑再三，打算解除风闻言事之禁，命九卿与科道等官集议。明珠等上奏：“今又行风闻之例，恐不肖之徒借端吓诈，阴挟私仇，转相请托，谗构横行，亦未可定。此例断不可设……”玄烨予以批驳，指出参劾贪官，很难拿到贪赃受贿的确切证据，只能依据风闻，“岂有身与之通同受贿作弊，而顾肯参劾之耶？”他表示要再行“风闻纠弹之例”，使贪官有所儆惧。如果有挟仇报复者，一经审明，“自有反坐之典在”。
约两个月后，御史郭琇参劾大学士明珠、余国柱等结党营私罪八款，其中两款为打压和收买言官，所据多来自风闻，得旨皆予革职或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