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新朝，便会有前朝。新朝的开国有多么气势恢宏，前朝的崩解就会有多么颓败无助。而每至更迭交替之际，新朝自有一批攻城略地的名帅悍将，前朝也会涌现出若干忠诚之士，进行最后的无望拼搏，虽九死而不悔。他们是前朝的英烈、新朝的寇仇，他们的名字会被遮蔽，家人会被牵连，著作会被禁毁，甚焉者尸骨无存。在扬州督师抗清的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便是一例，城破后拒降被杀，“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是怎样惨楚的一幕！
时间会解开某些政治死结。
忽忽一百多个春秋飘逝，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六月，一宗史可法的遗物被献呈御前，弘历读后亲自撰序题诗，钦命制成长卷，送往扬州史可法祠陈列。其时正值朝廷兴修《四库全书》，一些书籍因“伪妄”“违碍”被销毁，有的遭到撤换删改，同时也为南明的唐王、鲁王正名，旌表“前明殉节诸臣”并由史馆书传，史可法被追谥“忠正”。大禁毁与大表彰皆出于乾隆一人，其史识和性情亦由此凸显，值得做一番探讨。
一、“一片孤忠心”
崇祯末年，史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朝廷危急之际，曾带兵北上勤王，渡江至浦口，得悉大顺军已攻入北京，明朝倾覆。而南明弘光小朝廷建立时，江南各镇还有数十万军队，史可法受命以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竭力沿淮河布防，意图稳住阵脚，无奈天子昏庸，文恬武嬉，大事已不可问。
后世多称史可法为“孤忠”，当然不是说满朝只他一个忠臣，而是指忠臣已成为少数、极少数，且处于艰维境地。弘光初立时内阁还有高宏图、姜曰广，与史可法合称“南中三贤相”，不久可法被迫与原任督师的马士英对调，宏图和曰广去职，大权落入马阮等辈之手。奔走于前线的史可法，面对一批“内战内行”的骄兵悍将，好不容易感化了一个高杰，又复死于非命。宋儒醇诗“南渡事已非，门户争未已。坐视大厦倾，无人雪国耻。独有史督辅，尽瘁继以死。一片孤忠心，众口交肆毁”，为史可法也为弘光朝写形绘像，堪称实录。
明清易代之际，最不缺少的是降清的前朝大员，毋须再列举那些个名字了，相接于途啊。清廷极擅招降，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未久，就派人给史可法送来密书，引《春秋》之义，指责南都诸公有贼不讨，擅立新君，称清师礼葬崇祯帝后，对前朝勋戚大臣恩礼有加，尔后话锋一转：“我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明朝之先君；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清廷入关后一直拿着这个说理，其文字则出于汉儒，笔锋甚利。来书说南方士大夫也有不少识时务者，接着就劝史可法归降：
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沈？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
利诱威逼兼有之，竟然上升到道德高度。而通过这封信，也知此前多尔衮已有信致史可法，命其堂弟史可程携带南归，却不知是否转交。可程为崇祯十六年二甲第十名进士、翰林院编修，明亡后先降大顺军，再降大清兵，毫无气节可言，史可法请求予以惩处，朝廷则看在他的面子上从宽放过。
史可法将多尔衮的信呈送朝廷，并修书回复，表达对崇祯帝崩逝的哀恸，指驳来函曲解《春秋》之义，描述弘光登基时的各种祥瑞，枚数历史上东汉、大唐、南宋等历劫中兴之先例，以及清室长期受明朝统辖和分封的事实，然后说：
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这些大约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可又能如何表述呢？该信是写给多尔衮的，更是写给弘光帝和马士英等人看的，其中也有几句吐露心曲：“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至于结尾所云“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应属美好愿景了。
清军围攻扬州时，南明各军镇无一来援，城中也屡屡发生率部叛逃事件，史可法不加阻拦，自己则率残部死守。豫王多铎屡来书劝降，可法皆不开启，投之于火。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四月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成被俘。多铎再引洪承畴之叛降为例，诱以高官厚禄，见其抗声不从，起身拔刀，史可法夷然不惧，“挺立迎其刃”。多铎退，连呼“好男子”，命属下将之斩于军前。
二、“桃花扇底送南朝”
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放弃抵抗的南京，弘光帝与近幸先期奔逃四散，几位明朝公侯勋裔及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奉玺迎降。当日大雨如注，谦益等为表达虔诚，“褰裳跪道旁”。诸事略定，多铎“即令建史公祠，优恤其家。敕有司给粟帛，赐西山宅第一区，以旌忠义”。不知祠堂是否建成，却可证史可法的高贵气节，赢得了对手的由衷敬重。就是这个多铎，收藏了史可法的佩刀，也痛斥剃发来降的李乔无耻（那时尚有“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之别）。降至光绪年间，其九世孙、礼部侍郎宝熙追述往事，说家庙中藏有史可法自刎之刀，匣上镌刻着史公死难事迹。
对英烈的崇敬，一如对叛徒的痛恨鄙夷，常是超越敌我阵营的。
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十一月，少年天子福临谕令察访明末死节诸臣，几名汉族科道官即接连上言，请求表彰“异代忠魂”，给以追谥和封赠，其中特别提出抗节而死的史可法。后来结果如何，未见记载。
史可法的殉节和忠义一直在民间流传。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六月，孔尚任最终完成不朽之作《桃花扇》，旋即演之场上。孔尚任懂得规避之道，深知史可法是一个敏感人物，选择以李香君、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史可法在剧中仅作“外”登场，与多尔衮的信函交往被剪掉，也将誓死守城、毅然就义，改为缒城而出，至南京附近投江自尽，却仍是全剧之核，是南明官场一派淫靡颓丧中的亮色。第三十五出《誓师》的“上阵不利，守城；守城不利，巷战；巷战不利，短接；短接不利，自尽”，表达必死信念，慷慨激越，极具感染力。《桃花扇》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却具有一般历史剧所难以企及的认知高度。作者竭力呈现半个世纪前的场景，由荒唐丧乱中拈出一柄桃花扇，从而牵引出昏君无能、权奸乱政、清谈误国等纷纭败象；又通过以鲜血点染的歌扇，深入省察：“知三百年之帝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
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自具一种俯视众生的大悲悯，也能够跨越一朝一代的局限。孔尚任称康熙曾派内侍索取《桃花扇》剧本，家中底本不知流传何所，急切间在原浙江巡抚张敏府上觅得一本，午夜进呈。吴梅《顾曲麈谈》也记载玄烨最喜此曲：“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足曰：‘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岂可得乎！往往为之罢酒也。”果有此事，则康熙也入戏很深。
三、正名与表彰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春，弘历降旨追谥“胜国遗忠”。前朝，在典籍中又作胜朝、胜国。这个说法见《周礼·地官》，郑玄注：“胜国，亡国也。”明明是败亡之国，为何称名胜国？盖因其被战而胜之。该词一般用于本朝称呼前朝，将战胜攻灭之国如此称呼，大约不仅仅是纪念和嘲讽，也有几分镜鉴的含义。
时为开设四库全书馆的第四年，经过征集遗书、挑选善本、辑录佚着、撰写提要等项的努力，一部旷世巨著已有了大模样。乾隆深度厌憎降清又复反清的钱谦益，命将其著作以及书版解京销毁，又于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八月、十一月通谕各省督抚“查办违碍书籍”，一股禁书狂潮随之燥然而起。这种情势下极易出现层层加码，弘历接连降旨，制止各地的一些过当行为，也纠正史官对前朝的评述过苛或偏激。他还提出应赐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谕旨称：对易代时胜国死事之臣，历朝很少予以表彰；本朝定鼎之初，顺治皇帝赐谥崇祯末殉难之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实为亘古旷典。但当时未能遍为搜访，久而遗事渐彰，陆续载入《明史》。他说在萨尔浒之战中，努尔哈赤以劲旅数千迎击明军二十万，歼戮过半，而晚明良将如刘、杜松等战死，其竭忠效命也值得嘉悯。绕了半圈，笔锋一转而谴责钱谦益、屈大均等人，曰：
朕惟以大公至正为衡，凡明季尽节诸臣，既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至钱谦益之自诩清流， 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语言文字以图自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魄。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予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乾隆特别举史可法、刘宗周等为例：“至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他称史可法为一代完人，也对钱谦益的“自诩清流， 颜降附”再做谴责，至于说金堡、屈大均等遁入空门，“幸生畏死”“丧心无耻”，则属肆意丑诋。这位大皇帝熟读儒家著作，喜欢引经据典，却常是挑拣一些符合己意的词句。在他看来，要么为前朝死节，要么为本朝效忠，否则就没啥理由活着。
在祈谷大典的斋戒中，弘历惦记着追谥晚明殉节诸臣的事，忽又想到靖难之役中的节义之士。他熟读儒家经典，正统意识很强，对于“犯顺称兵，阴谋篡夺”的朱棣历来反憎，赞扬景清、铁铉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志节凛然；称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无惭名教；也指出直至明亡，各朝君臣皆讳莫如深，不予平反褒扬，“使忠臣义士之气，久弗克伸”。弘历谴责朱棣性情残暴，对方孝孺、黄子澄诛灭十族，复令人蹂躏其女眷，“余读史至此，未尝不深愤而痛嫉之”，命与明末殉节者一起追谥。
阁部大臣提交了方案和文稿，大致依据《明史》《通鉴辑览》二书已有名单，分为专谥、通谥两类：“其生平大节卓然，又艰贞自靖者，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谥；其平时无甚表见，而慷慨致命，则汇入通谥之例。”进而将通谥中事迹显著者列为忠烈、忠节，其次谥为节愍、烈愍。该名册收入三千余人，分别造册登录，于姓名下简括事实梗概，享专谥者附有赞词。乾隆即予批准，赐题《胜朝殉节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
该书的校勘印行完成于次年，卷首以原颁谕旨代序，后为历次上谕和御制诗，以及廷臣所上议疏。卷一“专谥诸臣”有关史可法一条写道：
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史可法，锦衣卫籍，祥符人；崇祯中历安池道为安庆巡抚，爱民敬士，屡却寇兵，进南京兵部尚书，誓师勤王，迎立福王，出镇江北，力图兴复；大兵克扬州，自刎不殊，被执死之。（见《明史》及《辑览》）
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今谥忠正。
在获得专谥的所有前朝大臣中，唯有史可法一人谥为“忠正”。
四、史可法画像与遗稿的发现
感动与缅怀，从来都是一种巨大的能量。史可法就义一百余年后，其画像和信札、文章依然存世，真不知经历了多少人的苦心搜集和辗转秘藏。清初文网绵密，收藏抗清名帅史可法之遗物，早期应不无风险，但有人坚持去做。四十二年六月，在乾隆多次降谕褒扬明末殉节诸臣之后，南书房翰林、内阁学士彭元瑞将一批史可法的书信、文稿，也有其身穿大红前明冠服的画像，献呈给皇上。
这些物件从何而来？明察如弘历当然会询问，元瑞说是偶然在市上发现和购买的。而据《扬州画舫录》的说法，是得自江南大名士蒋士铨，士铨则是从北京琉璃厂书肆上买的。彭元瑞担任江苏学政时，士铨主扬州安定书院讲席，二人为同年进士，同入庶常馆深造，毕业虽有先后，赴同留翰林院为编修，交情深厚。推测应是在元瑞任满回京时，蒋士铨将珍存的史可法遗稿等交与他的，而彭氏素性谨慎，又极擅揣摩，待时机成熟才拿出来。至于说购自书肆，或是两人商量好的说法，倒也不是假话。
如果真是这样一个过程，蒋、彭二人献上这些文献资料，立意应在为国史馆书写史可法传提供可靠素材。弘历亦性情中人，阅史可法在危急时所写家书，深为其忠义情怀所感动，提笔撰写诗文，并对军机大臣发布一道上谕：
侍郎彭元瑞以所得明臣史可法画像及其札稿，合卷进呈。朕亲制诗一章，题于卷端，命廷臣和韵；并命大学士于敏中书御制书事一篇及《史可法复摄政王书》于卷。兹另为装潢箧贮，着发交寅着，令将此卷弆于扬州梅花岭史可法祠中，并将卷内所有诗文、画像、札稿勒石祠壁，以垂久远。至此卷如有愿求展阅者，亦听其便，但当加意护守，勿致稍有污损。史可法的拒绝招降、视死如归，其在沦亡之际的孤忠与劲节，以及那忠孝不能两全、选择为国尽忠而死的心绪，皆令乾隆皇帝感慨兴叹，褒奖随之。
彭元瑞所呈史可法遗物中，并无那篇著名的“答多尔衮书”，却也激发出弘历的考证癖，立即开始追索。皇上感兴趣的事自会有人上心，寻寻觅觅，终于从《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中查得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又从内阁大库中找到史可法的复书。乾隆撰文记其事：
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惟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谇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辩，亦仍明臣尊明之义耳。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
讲述了多方寻找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的过程，又是一篇客观坦率的史评。他认为将史可法比拟文天祥并无不妥，“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持论亦平允。作此文后，乾隆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题史可法像》：“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命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扬。”钦加颂赞，复命身边的翰林诸臣和韵，于敏中、梁国治、董浩、彭元瑞、刘墉、沈初、金士松、陈孝泳等人各有奉和之作，附于卷后。
尊奉上谕，一场纪念史可法的活动随之展开。大清皇帝事必躬亲：亲自拈毫，将御制诗题于卷端，并嘱枢阁大员及南书房翰林等和韵；亲自撰文，记述一百二十余年前多尔衮与史可法的“对话”，命军机大臣于敏中恭录一份，同时让他将史可法复书抄写附后；钦命将以上诗文装裱成长卷，并将卷轴妥送扬州，安放于梅花岭“史忠正公祠”中；钦命将相关御制诗文、史可法家书以及他与多尔衮之往来信函等，摹镌刻石，俾使长存于人世间。
五、绝命书
御题《褒慰忠魂卷》被送往扬州，在史可法祠的隆重安放，以及选石镌刻、镶嵌于祠壁等事，概由两淮盐政寅着负责办理。此人出身于内务府，向称能员，任杭州织造时曾奉旨往宁波测绘天一阁藏书楼，那份明练精细很让皇上满意。此时寅着位置更高，盐政衙门也有的是银子，自会遵旨办理得妥妥帖帖，祠宇自会装饰一新。乾隆后来又有两度南巡，每次都遣官到史可法祠致祭。
咸丰三年（一八五三）扬州再罹战火，“忠正公祠宇残毁殆尽”，后经曾国藩捐资倡修，原藏《褒慰忠魂卷》却不知去向。待其再次出现，已是民国年间，且有多种流传世间。比较可信的一件为常州教师瞿某购自厚余镇摊位，为当地一官员强行借去，辗转献给了周佛海。一九四三年二月周氏在《古今》杂志发文，称其家上月失火，烧了不少名人字画，其中便有史可法的遗书，“寥寥数语，充分表现忠烈悲壮之气，我暇时常常拿出来鉴赏，每次鉴赏，都发生异常的感慨，今后不能再见了”。读之则令人很不舒服，却也可映见英烈遗书的影响力，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也会私占和珍藏，也不得不表示敬服。
周公馆的火灾，又像是一幕自编自演的苦肉计，如此则所藏珍贵书画应提前转移妥存。约半个世纪后，日本有对中义典藏本，美国旧金山有梁氏藏本，国内如安徽界首、山东蒙山、江苏镇江、四川乐山等藏本，不下七八种，先后出现，令人目不暇接。绝多藏本尽管皆以乾隆所题的“褒慰忠魂”打头，却被称作“史可法绝命书”，或“绝命书”，弃原有卷名于不用。又是一两百年过去了，大清也成了前朝，乾隆的题签颂赞早失去当初的君主效应，而史可法英名长存，并无丝毫减色。
在我国数千年的浩瀚星空中，像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英烈为数并不多，理应是一种耀眼的存在。英烈们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地方与朝代，又具有跨越部族、地域和时代的精神力量，上升为信仰和道德理念的文化认同。曾见一些文章妄加区分：扯什么乱世需要能臣，勿论品节；治世需要忠臣，强调忠诚的重要性云云。实则忠义与节操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乾隆摒弃褊狭的敌我意识，对前朝的忠节之士进行褒扬，追加美谥，以慰忠魂：
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