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存在一定争议，形成了鸦片战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和改革开放论等多种学术观点，这种分歧将直接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因此，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有必要回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正确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科学把握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以澄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从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

随着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理论渊源、历史演进、实践逻辑和价值意蕴等进行了多视角、宽领域的探讨，成果丰硕。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尚存争议。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思考，以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展开研究的必要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对于历史起点问题的不同看法代表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的不同认识，这将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当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存在争议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当前学界主要存在鸦片战争论、中国共产党成立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和改革开放论等几种观点。持鸦片战争论者或者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现代化在外力的影响下被迫起步，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1840年鸦片战争；或者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中国社会并未对外部世界做出有效回应，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上下求索，才开始了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持中国共产党成立论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主体，中国式现代化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百年党史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持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者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开辟的独特革命路径，为后来的现代化建设开辟了道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解放地区的一些现代化探索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执政地位，才摧毁了旧的现代化模式的制度基础，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应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持改革开放论者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探索出的现代化新道路。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国外两个发展大局，先后作出了“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三新一高”等战略部署，基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新四化”同步发展等重大命题，才成功开辟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这几种观点以重要事件或重要时间为节点，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学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但是历史起点具有唯一性，任何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以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发展的高度为起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都存在这样的疑惑：为何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古典农业大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此坎坷艰难？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可称为外因论，即认为资本主义逐利扩张的本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侵略使中国无法正常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种观点看似站在反帝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但实际上承认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因素，而忽略了中国国情，是典型却隐蔽的“西方的中心论”。另一种观点可称为内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根源于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中华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和中国传统制度的迟滞性等内生弱点。这种观点看似由表及里，强调中国的国情特点，但却淡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外来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容易淡化中国的历史主体性，而单纯强调中国的主体性，又容易遮盖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这种或内或外的偏向性也直接地影响着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认识，从而形成了学界当前存在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多种观点。

（二）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利于推动构建科学规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西方现代化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构建起现代化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进而又通过资本输出和对外侵略战争将世界的其余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后发国家大多是在殖民地的基础上通过民族民主运动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说，现代化的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发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和先发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在外力的影响下被迫起步，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先后进行过多种现代化模式的选择，现代化领导主体的不断转换使中国现代化道路出现了数次转向，形成了局部断裂的态势，从而直接造就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的争议。历史起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曾出现过的其他现代化模式的鲜明分界，它直接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发展逻辑、基本内涵和价值取向。因此，对于历史起点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正确认识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科学规范。

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问题有利于正确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软实力，塑造全新的现代化中国形象。中国经历了两千余年循环往复的封建帝制，传统中国形象的惯性已深入人心。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中国......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这种绝对的论调全盘否认了中华古典文明对世界历史的贡献，充分展现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认知的傲慢与偏见。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封建历史中确实没有出现黑格尔意义上的“进步”。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卷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中，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懵懂认知和学习探索。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目标仅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上达到西方现代国家的水平，因此在各方面仿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眼中是落后、封闭的形象，处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边缘。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实践历程说明，中国需要根据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构建了新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突破西方现代化话语体系，实现新的发展，为掌握现代化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由学习西方到“以苏为师”再到“以苏为鉴”的转变，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什么别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再现，中国今日所取得的成就正是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对世界历史进步作出的贡献。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身来对中国式现代化起点问题进行正确认识，科学界定其真正的历史起点，以摆脱当前存在的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质疑和责难，塑造全新的现代化中国形象。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全新的科学概念，既是对既有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突破，又是一门崭新理论体系的开创，对其进行正确的内涵解读和价值认识不仅有利于对其历史起点的廓清，也有利于服务中国现代化理论构建的需要。因此，有必要从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等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学理分析。

（一）出场逻辑解析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理论是在近代中国人民对现代化艰辛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发展模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先后经历了保守现代化、资本主义模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三种模式。

第一种为由晚清政府主导的保守现代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天下之中心”被推至世界之边缘。数千年的文化惯性使得晚清帝国在面临世界现代化的大势时显得无所适从，开始下意识地从传统中去寻求挽救统治衰亡的答案，“中体西用”的保守现代化模式由此形成。这一阶段的现代化经历了洋务、维新和立宪三场截然不同却又有所联系的运动，始终在传统体制的权力结构下进行。虽然没有达到推行现代化的预期目标，但却迈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

第二种为由民国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加速变革，中华民族愈益觉醒。随着思想革命和社会解放运动的兴起，中体西用的论调逐渐沉寂，但中西调和的观念仍在盛行。直到五四运动前后，新兴的知识分子勇敢地向封建旧文化发起挑战，彻底否定中体西用论，由此引发了国家现代转型思想的中西之争。20世纪3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提出以“现代化”取代“西化”，探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或非资本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支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微乎其微。这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于现代化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同时也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概念有着自己的生成逻辑，而不是二战后美国学界提出的现代化理论的简单再版。这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节点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北洋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洋时期，现代化的推进主体以北洋军阀和北洋官僚为核心。虽然北洋政府是在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的，但北洋军阀清楚认识到军事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是维护其统治之根基。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就此中断，反而在晚清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逐渐取得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大官僚、大资本家阶级成为现代化的推动主体。官僚资产阶级在“节制资本”政策下对国民经济生活进行控制和垄断，开始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但南京国民政府无力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情况，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几近停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北洋政府时期。

第三种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思路。十月革命促使中国先进分子中的激进派开始转而效仿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基本国情，最终以土地革命道路战胜了保守的资本主义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主体也再次转变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完成土地革命和三大改造，建立起保障现代化高效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继而在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中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范式—中国式现代化。

在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几乎将世界上出现过的所有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尝试，最终才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范式。过程之坎坷，经历之艰难，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是罕见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汲取种种失败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最优解。

（二）词义解析

从词本身来看，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区别在于“式”。“式”的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理论基础。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式”字本义为“法”，即言行所依据的法度、准则。如《诗经·大雅·下武》中所提到的“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其义为如果王者崇尚诚信，那么天下就会以诚信为准则。“式”字也由此引出模范、榜样的意义。此外，“式”字也有规格、标准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改变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由西方形上之学到形下之学，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现代化探索历程。为了将西方的各类学说概念进行本土化和中国化，他们开始使用“中国式资本主义”“中国式”民主、“中国式革命”乃至“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式+”的表述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

在西方语境中，现代化被认为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它包含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等多个方面。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据先发优势，整个现代化的话语体系都为其所构建，所以当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达到同样程度时，现代化自然就成了普遍文化。因此，在面向西方时，“中国式现代化”译为“Chinese－StyleModernization”，即“中国式的现代化”，以与传统的“现代化”相区别。

尽管“式”的意思有很多种，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式”代表着法度和准则，是可供参考的范式。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己的标准，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进程，更是可供参考借鉴的理论成果。它丰富了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广大欠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三）内涵解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国式”和“现代化”的双关性上来凸显其本质规定性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范式的一种，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融共性和个性于一体。共性即指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共同特征：经济基础现代化及其上层建筑现代化。具体而言，经济基础现代化指经济工业化。这是现代化的内核，是区分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工业化使经济基础发生变更，进而推动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革，表现为政治民主、文化理性、社会法治和生活城市化，以及生态和谐等。马克思在提及工业化的发展规律时曾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据此来说，现代国家可分为先发内生型和继起外生型两种。先发内生型现代国家在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进程中确立起了现代化的基本标准，成为人们认识和推进现代化的参照。继起外生型现代国家以先发内生型现代国家为自己的发展、学习目标，参照其发展经验，来判断自己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位置并推动自身现代化的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主要原因。

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又不是单纯先发型现代化模式的再版。世界上成功的现代化案例都是结合自身情况发展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当然也不例外。“中国式”的个性是在借鉴先发内生型国家现代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的。一方面具体表现为领导力量、社会属性、发展方式、价值取向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具有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上，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的特性：在经济上推动新型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治上发展全过程民主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层面坚持依法治国并积极推动第三次分配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生态环境方面坚持绿色的新发展理念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四）价值取向解析

现代化推动主体的价值诉求决定着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主体是中国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且在现代化的探索实践历程中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取向的。

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判断一个国家走的是否是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看这个国家及其政党是否在始终坚持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诉求和价值取向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构建一个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性是区别中国式现代化和世界上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价值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带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中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性变革，最终必将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状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美好期待。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保证党和国家能够在各个时期都能凝聚起强大发展合力投入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来，从而破解了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所面临“依附”和“脱钩”的二元困境问题；始终坚持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从而完成了现代化国家所必需的工业化建设；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不走西方国家血腥罪恶的老路和邪路，从而破解了西方现代化国家“国强必霸”的发展逻辑问题，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转变，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充分吸取借鉴人类进步文明的一切有益经验，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道路。这无形中已经对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从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拓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无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重价值所在。

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的澄清

通过上述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学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二者相互区别又有所联系。对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阐释，有利于廓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

（一）科学把握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联系

从认识层面来看，由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从抽象认识到具体求解的过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士绅阶层重新审视西方的器物之道，由此开始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西学时仍背负着厚重的传统儒学包袱，是从“经世之学”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西方、探索现代化的，并由此形成了“西学源自中学”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和能量，利用西学之新足以巩固中学之旧。这种思维定势成为中国现代化艰难起步的沉重精神负担。此外，西方国家推行的饱含侵略性的对华政策也从另一方面加固了这种思维定势，外来者塑造的形象激化了中外之间的文化冲突，引起了中国社会强烈的仇外心理。虽然清政府的统治在日益衰落，但是中国社会自发的民族主义精神却在日益增长。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抽象性认识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估量的阻碍因素。此后的历届政府在加深对现代化的认识中，不断地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进行选择。但事实说明，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不通，即使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这样情境中产生的，它建立在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在市场在更广泛的领域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建立在强有力的国家权威确立的基础上。

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中国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从局部学习到整体推进的转变。梁漱溟先生曾说：“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是不会走向现代化的。这种假设是不存在的，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西方国家为了寻找更加低廉的原材料产地、更加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加充足的劳动力，势必会拓展到全世界。因此，任何地区和国家或早或晚地都无法避免地会被现代化浪潮卷入其中，关键在于如何更好地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受外部压力的影响，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一种已经成功的现代化模式进行学习，中国现代化也不例外。但这种学习往往是局部的、片面的，是在外来压力下的一种简单仓促地回应，而不能真正地结合特定历史时期的世界局势和本国具体国情对外来理念和本国传统的结合做出正确处理，因此也就无法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达到现代化构想的预期目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开辟之前失败的数次现代化探索和实践无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成功将其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中，欧美等西方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是基于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现代性要素的线性嬗变。中国为继起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先天性不足，如果采取同样的次序，只能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新中国成立前的数次现代化探索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打破常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将现代化的过程进行压缩，同步发展，才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现代化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对西方现代化国家实现赶超，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优势所在。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由其本质特征和历史方位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性质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性要素。如果单纯从党的领导来看，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但是从192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并非中国的执政党，也并非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领导核心。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革命的成果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窃取，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并未因此而建立起政权，中国社会呈现出中央权力失落、地方军阀割据和社会动荡失序的局面。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并非单纯地实现经济发展，以技术变革引领社会变革从而实现现代国家转型，而是完成现代国家的重新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脱离资本主义体系，选择了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而德法等国选择了资本主义法西斯道路以转嫁其国内矛盾。世界范围内的这两个新的现代化发展趋势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城市为中心选择了一种类似德国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和军事集权道路；而中国共产党转而向农村发展探索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近似苏俄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道路。两种道路的对抗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胜利而结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源自列宁，他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就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重要论述。据此来看，苏维埃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条件之一。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推动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似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在1949—1956年期间，中国事实上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现代化还不具备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效仿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通过“一化三改”快速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苏东地区一些问题的发生，苏联模式的固有弊端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这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更加意识到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逐步形成了“以苏为鉴”的思想。这可以视作是中国自己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端，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式”起点。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应是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问题相关研究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者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存在一定误读，甚至存在将二者混淆的现象。这实际上是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认识模糊的反映，也是引发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起点之争的主要原因。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展开学理分析，科学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词义、内涵和价值取向，明晰“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有助于澄清“中国式现代化”真正的历史起点，从而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学术价值，引起学界关于现代化理论基本学术概念的重视，加快构建科学规范的“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范式。

张丽，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宇，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