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宗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西政刑辩院成立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发言的题目是，刑事辩护的专业主义发展。选择这个题目，有以下几个原因，也是这个命题的价值：
第一，比较符合单元讨论的主题：刑事辩护的高质量发展。所谓高质量发展，我认为首先是刑事辩护的专业主义发展，即能够通过对要件事实的证据分析，对量刑情节的专业论证，对辩护观点的充分展开，推进有效辩护，使司法机关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辩护意见。这种专业主义的辩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核心。
第二，比较符合教授的视角。法学学者谈辩护，当然也需要考虑一些专业外的因素，因为中国的法治绝不仅仅是由专业因素构成的，但作为教授，当然重点是谈专业，这点大家应当也理解。
第三，比较适应目前刑事辩护面临的客观形势。目前客观形势是什么？我认为，是律师业务发展受到一些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经济下行的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遇到较大的困难；国内经济情况也很不乐观，政府债务风险凸显，当事人付费难度也增大了。
二是行业内卷的影响。我国法学学生培养采取大众化模式，同时在律师队伍建设方面，行业保护意识不足，行业门槛过低，使这个队伍包括刑辩队伍日益庞大，导致行业内过度竞争，内卷严重。前不久有个律师行业调查，称有较大数量的年轻律师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三是科技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一些简单的律师业务在科技发展过程中逐步被人工智能代替。即使在目前，一般的法律问题，当事人上网查一下，或用人工智能软件问答一下，通常也能解决。
四是某些司法政策也使刑辩受到一些影响。例如，认罪认罚的普遍适用压缩了辩护空间；涉及职务犯罪的案件辩护空间相对有限；涉黑案件的有效辩护比较困难。
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刑事辩护及刑辩律师如何发展，作为教授，我只强调一点，就是专业主义。律师业务内卷再严重，专业高手也有一席之地。同时，中国法律的技术性也在日益增强，因此专业化的意义日益凸显。
鉴于目前的状况，如何发展刑事辩护的专业主义路径，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专业主义要求尽量靠近法官的思维，从而促成有效辩护。
刚才发言的胡云腾专委也说过这个观点，就是辩护要有法官思维。关于辩护人的水平和辩护的质量，有一个判断标准，就是看他实际上说给当事人听的还是法官听的。有相当一部分律师的辩护，是说给他的刑辩委托合同的对方，即当事人和他的亲友听的，去迎合他们的态度和观点，让他们认为辩护人帮当事人说了话。这些辩护人并不过多地考虑法官是否接受这些观点。
专业主义的辩护，就要求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要尽量靠近法官的思维（我曾经讲检察官在审查案件时也要有法官思维，而不是仅从控诉角度看待案件）。也就是说，尽量以法官的观点比较公平客观地看待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适用。
为何称“靠近”，这是指立足于辩护人的功能，尽量靠近，而不是要求和法官思维完全一致，否则就不要当辩护人了。尽量靠近，就是注意法官会如何看待这个案件，在法官的思维框架内，尽量揭示案件中有利于被告人的一面；有时也要帮助法官打破既有的思维框架和案卷束缚，看到隐藏于案卷中或案卷本身未能揭示的一些问题。
靠近法官思维，在操作上要注意两点：一是审查案件时的法官眼光。拿到一个案件，通过阅卷、会见当事人，必要时做一些自己的调查，然后比较公允客观地，像法官一样审查这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犯罪情节轻重等，对案件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一点我们很多刑辩律师做不到，他们“入戏”太深，一开始就是当事人思维，只看对被告有利的方面，不看其不利之处，实际上对案件整体缺乏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
二是用靠近法官的思维展开辩护。质证、举证与辩论，尽量考虑辩护观点对一个有正常法律思维的法官而言能否接受，如何接受。而“入戏”太深的辩护人，会把自己预先设置的立场极端化，甚至发表质证和辩护意见时，在法庭上自己说得很动情，但法官、检察官无动于衷。国外有个讽刺律师的笑话：被告人听了律师的辩护说，辩护人你讲得太好了，现在我都相信我没有杀人了。但是在场的专业人士很可能觉得律师在无根据地乱说。
第二，专业主义刑辩，应当专打“空档”，不发乱拳。我曾经引用美国科恩教授的说法：“辩护律师就像一位专打空处的拳击家，他只要看到一个弱点、一个枝节问题、一个致命的空隙，就紧紧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证据分析也好，刑事辩护也好，专业主义都要求在有争议问题上展开，就是作专打空档的“拳击家”。
目前的刑辩现实却往往不是这样，不少辩护人是“逢诉必反”——凡是公诉人的观点，我一律反对，一律驳斥。当然可能有时也起作用，“乱拳打死老师傅”。但从专业主义眼光看，一是缺乏重点，没有在空档即相对薄弱、相对模糊的环节展开，更谈不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二是显得不理性，不讲道理，辩护意见很难受到尊重。
比如，一个合同诈骗共同犯罪案件，律师围绕每一个公诉要件事实全面反驳，既没有欺骗又没有非法占有，因此不构成犯罪。但是这个案件的证据状况是，被告人欺骗了对方没有任何疑问，主观证据、客观证据几十个，而且没有反证。这种情况下，律师作无罪辩护也不应当否认存在欺骗，而应当在民事欺骗和刑事诈骗的区别上做文章，同时辩护不存在非法占有故意与行为。就是说专业主义要求刑辩有退有进，有理有利有节。
第三，专业主义要求刑事辩护以证据为中心，充分关注要件事实，尽量搜集证据，善于证据分析。
为什么要以证据为中心？
因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主要强调证据的核心价值，以使侦查、起诉的证据能够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我前不久参加了最高检的研讨会以及相关文件征求意见会，检察机关强调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指控体系，加强证据体系构建。那么应对审判以证据为中心，指控以证据为中心，作为辩护人，当然也应当以证据为中心展开辩护。刑事审判的本质是证据裁判，在司法实务中，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争辩的大部分问题是证据事实问题。
以证据为中心，不仅要善于审查、运用现有证据，也要注意搜集辩护证据，以打破案卷支持的指控体系。有不少律师这方面做得很好。比如，我最近参加的一个历经十六年经过七个审判程序的商业秘密案，这是一个老案件，还有多少取证空间？但新参加的年轻律师，开庭前在涉案公司待了好几天，了解与案情相关的生产流程乃至技术细节，还到外地调查，搞了一批新的证据，工作做得很细，为辩护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以证据为中心，还需要适当处理单纯的程序问题。我虽然以程序法为研究方向，但认为一般情况下，辩护的重点在证据事实、在法律适用，即定罪量刑的实体问题，少数情况下，程序的重要性突显，如管辖问题。程序问题也要注意区分大小轻重。
第四，专业主义与辩护人在程序和实体上的较真精神可以协调，但即使是“死磕”，也要以专业主义为基础。
强调专业主义，可能有些律师会提出另一种意见，有些案件的专业主义作用不大，而是需要勇气，包括在程序和实体上“死磕”以及庭外辩护等。我不否认有些案件仅靠专业主义解决不了问题，有时需要一点较真的精神。而且，有时候在法庭内辩护得不到合理尊重的情况下，庭外辩护有时也有某种合理性。律师依法在案件细节上较真、在诉讼环节上挑毛病、在起诉书和判决书字里行间发现漏洞，有助于提高司法的精准性、公正性。但是不能否认，普通案件，百分九十以上的案件，有效辩护主要还是靠专业主义的展开。
而且即使是“死磕”，我认为也需要以专业主义的判断作为基础。例如，最近有所谓“占坑律师”的问题引起关注。网上还开展征文及占坑律师问题大讨论，并且对有关方面的做法包括参与的法援律师进行批判。
我认为，批判占坑的律师，精神可嘉，但在讨论中有些判断和说法是否准确适当和可以商榷。
例如，整个的讨论以及批判“占坑”的前提命题是：委托律师和法援律师，何者优先。当然，我们承认，在同等条件下，委托律师优先。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前提是，当事人的意志优先还是亲属意志优先，结论应该是当事人意志优先，因为亲属毕竟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当事人”，其代行委托权的行为不能背离当事人意志。因此，当事人如果坚持申请法律援助但家属要委托律师，应当尊重当事人意志。
不过，当事人在羁押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应当允许其与家属沟通，这里涉及一个家属会见和沟通权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吴洪琪教授在《现代法学》刚发的一篇文章与我的观点一致。
然而，我也要劝告，不要过分乐观地认为，信息沟通就能说服当事人本人。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有些案件用委托律师而不用法援律师对当事人未必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