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西方著作中出现误差的所难免。而施拉姆教授的研究著停，特别是《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在总体上可以说是史料准确，论述翔实，严格按已据有的史实，对历史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因此，初读该著，第一个明显的印象便是：严谨、扎实。书中所引史料不仅涉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而且还有三、四十年代各根据地发行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甚至还涉及不少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仅此就足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该书的价值了。
施拉姆教授的这种研究风格与剑桥历史学派长期形成的历史方法论自有着明显的共同基础。施拉姆教授没有从纯粹的哲学和政治学理论的角度去透视和分析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范畴和逻辑体系，而是通过对各种历史要素的客观展现，着力分析人物、思潮和事件的过程、实质和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使“思想”与“历史”达到某种统一。正如作者在该书“导言”中所说：“思想来源于历史，思想也决定着历史的发展”，“思想观念是通过吸收各种来源而形成，而且在系统化之后，就要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去加以应”。这就是说，“历史”与“意志”的相互作用，决定着思想的发展。“思想”在历史条件的规定下形成，却又有目的地不断实现着，因而思想史就成了主、客观诸 多因素交互影响的有机产物。依据这些治史原则，《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力图摆脱那种从某种类似“绝对精神”的思维框架出发，尔后再提出若干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原理”等等口号式的研究方法，尽量避免情绪 化的推崇和抨击以及形式主义的空泛议论，而是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和主张置于客观的历史场景之中，通过相当细腻的真实考证和描述，把握毛泽东思维罗辑的主要内涵和不断转换，从而做出富有特色的独到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思想》一书是一部更接近于历史科学的思想著作。
当然，思想史著作作为专门所映观念形态演化和转型的学科，不仅应首先完成描述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通过对“本文”的理解，进一步阐释其中的和外溢的意义。在这里，“意义”起码有两种不同质的旨向：其一是“本文的含义”（meaning），其二是“外溢的影响”（Significance）。思想史的研究介乎于历史学和哲学之间，其功能既不是纯描述，也不是纯思辨，而是时刻把握和密切注视着两种“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二者有机沟通在一起。就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来说，一方面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毛泽东本人曾说过些什么；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研究他为什么这么说而不去那样说。而且还应进一步地追寻，毛泽东的语言和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等等。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史料扎实，但坦率地说，或许因为更加关注“本文的含义”，进而在“超越本文”时它就显得单薄了些。例如，施拉姆教授在把握1927-1937年的毛泽东思想时，富有创见地提炼出“党”、“群众”、“军队”三项核心的思想要素。本来，这实际上体现出毛泽东政治思维结构的重要内容，无论其早年思想，还是其晚年思想，这些要素的本质始终未变，只是形式上发生了若干转换。如果研究者的思路再开阔一些，那么完全可能“超越本文”，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深入挖掘毛泽东思杨的内涵。但从全书中，我们感觉不到施拉姆教授有关这方面研究的明显意识，因而不能不为他中断了这潜在的思想火花而感到遗憾。对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施拉姆教授的研究也留有上述倾向，不自觉地陷入了“主观愿望是好的，客观效果不理想”的旧有评价模式。用施拉姆教授的原话来说就是：毛泽东决策的目的“总的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毛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却过于大胆和富于浪漫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拆了自己的台”。显然，问题不在于这些分析是否中肯，而在于毛泽东在的主观愿望与客观进程相背离的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大跃进”时期中国死亡上千万人，而社会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动荡；反之，在几年以后，在群情激昂、思想倾向完全不同的“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却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呢？显然，解释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拘泥于对“本文”的理解，而要深入考察中国的社会结构、时代要求以及民族精神和国民信爷体系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或许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过于苛求《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了。但是忽略或回避了这些疑点，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就难于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和更为富有思想史价值的理解。
由于《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以展示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研究问题的立足点，因而，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变化的每个不同阶段的概括，就成了施拉姆教授十分关注的问题。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一般”、“最持久”的贡献是他的思想；同时毛泽东的思想又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不断变动的一种反映”。因而，“实际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变化过程的各个阶段、每一个阶段中毛泽东的思想实质、以及这些思想的深远意义，它们对政治和社会变化和变革的作用”乃是应该着力研究的方向。
在总体上，施拉姆教授从1949年为分界线，将毛泽东思想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这与国内学述界及海外其他学者的一般划分基本相同。当涉及到更为具体的阶段性分期时，《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则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施拉姆认为，总的来说，毛泽东思想，特别是1949年以前，基本上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急剧的变化。以此为据，他把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划分为六个时期。
1917-1927年：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经济了各种不同的“学习”。这种“学习”直接规定了毛泽东早期的社会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知识积累和社会参与两项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并从城市中心论转向农村论。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施拉姆教授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性格形成时期”。
1927-1936年：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开端，表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这时起直至遵义会议，他获得最高领导权，这是权力斗争的早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逐渐形成，“群众路线”的观点开始形成。施拉姆教授称这是毛泽东“锻造武器的时期”。
1936-1947年：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不仅写完了1949年以前的全部著作。而且随着《西行漫记》一书的出版彻底登上了国际舞台。在这一阶段，毛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1941-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积极推广他的这一思想。这样既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提高了他自己的在党内的地位。1943年3月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中的最高人物。从1945年4月“七大”开始，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南。因而，施拉姆认为这是毛泽东明确和实行“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的时期。
1947-1957年：1947-1949年毛泽东在指挥具有决定性的办内战争的同时，开始考虑夺取政权以后所面临的任务。起初，他强调必须亲笔列宁和苏联的模式，把城市和重工业的建设提到首位。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介渐进和稳健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在农村，他主张保留富农经济，1955年以后，他的政策突然变得激进。这是一个从“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的过渡时期。
1957-1966年：“反右”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激进的创造。即发动1958-1960年的“大跃进”，当大跃进的结果出现混乱时他隐退了。但他绝对反对抛弃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大跃 进”，这种情绪促使他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准备对“走资派”进行反击。施拉姆教授称这是“不可思议的‘大跃进’时期”。
1966-1976年：毛泽东思想的最后一个阶段“文革十年时期”。毛泽东在这十年开始的时候，把广泛流行的、猛烈的暴力行为首先对准他在党内的对手，以及所有他认为思想上倒退、行动上腐败的官僚主义阶层。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中国所面临困惑与所受到的挫折与日俱增，因此毛泽东越来越渴望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这时他仍处于统帅地位。但他却已经没有力量做这件事了。
总之，施拉姆认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主要关心的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力图使别人相信他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年时期，他十分重视创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对他的追随者将具有约束力；在晚年，他的学说成了教条，甚至成了宗教仪式的化身。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他始终试图用过去的知识指导现实和将来。
施拉姆教授上述对毛泽东思想发展阶段的划分，崭新、大胆和富于创造性。仔细体味，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每时期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都作了相应的概括、分析和规定，这在思想上是清晰的。同时，这种划分是作者多年来反复研究的成果，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事出有因，源本史实。例如，作者以1936年为历史段线，就具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足够依据，尽管作者本人似乎并没意识到这一点。再有，施拉姆没有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为划分思想发展的里程碑式的绝对依据，似乎不近情理。但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确实发现，建国后毛泽东就曾说过：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了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而且，这种从1947年-1957年的划分方法，充分考虑了历史惯性的持续影响，从战争状态转为和平状态要有一个过程；相应地，理论内涵的变动也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一种模式转变到另一种模式。因而，施拉姆的这个划分是符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的。
毛泽东做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政治权威和精视领袖。影响和左右了这个国家长达四十多年之久。这个明显的事实是任何从事毛泽东研究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施拉姆教授没有回避这一难度极大，也最有意义的理论课题，在《毛泽东思想》一书中对此给予了颇有见地的回答，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学者追求真知时的特有的执著。
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具有超凡的政治魅力和组织向心力，是由于他“一生是中国许多方面的代表”。他出身农民，知道中国社会的重心在农村；从父亲身上，他了解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毛出生在中国的中部，这些地方不同于沿海城市，但这些地方并不是同外国的影响和政治的骚动完全隔离，湖南是近代许多新思想的发源地。另外，“毛泽东不同于他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他非常相信自己的领导能力”，“毛极其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产生了强烈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而且坚持要按照中国的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去修改外来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总之，农民的价值观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的传统，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和充分的体现。”由于这些因素，使毛能够在20世幻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勿庸赘言，施拉姆教授的这个概括相当精彩。但这样的概括似乎仍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里施拉姆教授并没有仔细区分两个相互联系而又有差别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如何左右了中国”，其主旨在于“How”；另一个问题则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左右中国”，其主旨则在于“Why”。前者所要“说明”的是个体素质对宏观历史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就是说其侧重点是毛泽东而不是中国社会； 后者所要“理解”的是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包括制度结构和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规定和束缚，也就是说，其侧重点是中国社会而不是毛泽东。显然，要真正完全准确地理解现代中国纷繁多样的历史现象，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在个体与群体，领袖与民族等等共时的角度上展开深入的宏观考察。忽略了哪一方面，其结论都会是片面的。坦率地说，施拉姆教授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对个体人物的分析（虽然这是极其重要的），而或多或少忽略了整个中国社会对任何个人，包括毛泽东本人的塑造和影响。例如，毛泽东本人就曾对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而感到不解，认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体制和文化对人的规定与束缚。任何社会，其历史文化传统愈悠久，其体制结构也就愈牢固。进而，这种外在的无形力量会最终转化为某种内在的社会心理形式，反映在个体或群体的精神世界里，以极其顽强的现实力量左右、制约和规定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只看不见的文化之手，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无意识”，已深深积淀和融汇于主体（个体或群体）的血液和灵魂之中。这种具有“形而上特征的具体”和穿着“虚幻外前的实在”，被一般地定义为“民族精神”。原则上，正是这种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产物，真正支配着民族整体的思维与行为。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超越个体的人物。也就是说，“毛泽东”这一普通的姓名称谓，早已内涵着比具体历史人物更远大、更为宽泛的精神意义。因而，与其把毛泽东看成一个人（导师、领、农民代表、半知识分子、诗人、哲学家等等），不如更为实际地将其看成一个精神符号，一个文化象征，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现象，一种民族精神的人格化身。这样，代表具体个人的毛泽东，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就变成了超越个体的“毛泽东”。而这个被加了引号的“毛泽东”，既构成了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共同认为的“价值中心”，又内在地同每个单独的个体（包括毛泽东本人）相联系； 既涵盖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 既可看成某种符号，又可称为某种现象。总之，在文化透视的含义上，我们既可以说毛泽东支配了整个民族，但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塑和养育了毛泽东。当然，我们上述议论，并非完全针对《毛泽东的思想》一书而发。其实，施拉姆教授的谈及毛泽东强调自觉能动性、主观力量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时也说这种观念“既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生活模式，也反映出中国历史和文化更为广泛的联系”，从而把行泽东与中国文化联在一起了。但遗憾的是，他的论述仅是一个附带的提及，并未把它看成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逻辑起点，因而没有对此展开论证和分析。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寻找毛泽东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位置，应与解释现代中国历史、理解中国民族精神的特质联系起来，才能得以深入地把握，也才能发现真正富有价值的意义。研究者的观察立足点不仅要对毛泽东个人的非常典型的中国人。无论中国的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封锁论是中国的“导师”或“领袖”，他们都有着区别于西方及其它国度的典型特征，因为环境塑人、体制限制人、文化规定人。离开了对中国国民性的考察，离开了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的文化理解，那么无论是对毛泽东本人思想的把握，还是对其思想、行为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的批判性研究以及对“个人崇拜”现象的分析，就都很难切中要害，从而给予系统、全面和刻骨铭心、令人信服的解答。
《毛泽东的思想》一书最有意义，也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是“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那一部分，因为无论对毛泽东本人来说，还是普通中国人来说，这都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在这一部分中，施拉姆教授首先关注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并且看到了这一运动的本质是试图摆脱农耕社会的束缚，而步入经济发达的工业社会。施拉姆教授说：“毛要通过鼓动群众参加劳动和参政的热情，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但其具体作法却过于大胆和富于浪漫色彩”，“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拆了自己的台”，他是以一种非凡的浪漫主义精神，开始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探索的。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思想，不是凭借雄厚的物质资源、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而是靠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其思维的罗辑是：既然过去能率领农民以土枪土炮，“小米加步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也就一定能用土办法------土高炉、土技术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大跃进”就是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至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施拉姆也从宏观的历史线索出发，联系到毛泽东对“大跃进”失败的反思，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立论充足的。因为，毛泽东本人从未承认过“大跃进”的失败，只承认经济建设中遇到了挫折，坚持高举着“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但毛泽东的反思不是否定，而是转向，着重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找原因，用政治文化革命的手段，促进经济建设的实现，即所谓“抓革命，促生产”。一理开始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毛泽东就与战争时期的那个“自我”产生了认同，只不过其对手不在党外而在党内了，于是“修正主义”，“党内走资派”等概念被创造了出来，于是爆发了“一个阶级推翻了一个队级”的“文化大革命”。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思维侧重点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的革命对象是“物”而后者的革命对象是“人”，但在历史逻辑的发展链条上它们却有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在片面强调精神价值的决定性方面它们依据的是共同的基础。
接着，施拉姆似乎花费了不少精力，试图解释“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联系以用两个运动均告失败的基本原因。这里，施拉姆教授的分析中出现了两种说法。其一，我们将他的论点概括为“解色与环境的矛盾”理论。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所进行的改造中国文化和使或国现代化的问题，无论如何要比他早期所遇到的问题难以对待，并且复杂得多。”“与此同时必须承认，正是那些使他在夺取焉得虎子权时期成为一位伟大军事家和政治领袖的品质，造成了他在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能力方面的局限”。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这个形象已不适应中国真正的经济、文化和技术的革命了。其二，我们又将他的论点概括为“角色互换的矛盾”理论。《毛泽东的思想》一书认为：“1949，毛泽东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赢得了胜利。毛之所以能赢得胜利是因为他知道，根据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真正的力量对比，中国革命只能是一场持久的命革，绝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举行城市起义而声速取得胜利。可是在这之后，在毛的思想中出现了奇怪并具有讽刺意义的自相矛盾：毛曾以他的耐心和现实主义反对党内的急躁情绪和‘正统派’的教条主义的幻想，但在此之后，角色颠倒了过来。正是毛泽东本人不愿等待性产力的发展，而想方设法和跃进到社会主义，甚至想一夜之间跃入共产主义。”
显然在施拉姆上述的全面概括中，形成了两种评价标准。一方面是角色内涵的不变性违反了历史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是放弃现实主义而堕入浪漫主义的“角色互换”，同时与历史需要相背离。这样，以上两种标准（或角度），其结论是相同的，但前提条件则是对立的，亦即“角色的不变性”与“角色的互换性”处于尖锐的矛盾中。一本具有体系性的学术专著、不能两种评价标准各行其是。其实施拉姆的本意是是试图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索，但他却忽略了“多种角度”之间逻辑上的统一。
如前所引，诸如“农民起义者”、“革命领袖”等等“角色”集于毛泽东一身。上述几种“角色”的内涵上实际上体现着的是超越意识、民粹倾向和反规范定势。超越意识是指个人强烈的主体意识，怀疑任何既定权威，对自我高度自信；民粹倾向则相信和依赖由于被压迫所自发形成的亚组织力量，从中引出某种强大的冲击力，对旧有体系实施极大的破坏性； 反规范定势所表示的是逆向思维模式，真诚的浪漫碎裂义追求，亦即“反潮流”精神。显然，这些思想要素是有机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导出了一致的行取向，从而规定毛泽东的“角色”内涵。
显而易见，这些要素在变幻莫测的战争环境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声东击西；不断地扩充实力，迅速加紧战争动员； 实行高度集中的首长意志和统一的指挥布署； 以及应付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局面，就必须以理想的憧憬为精神支撑。在美好的未来中寻求寄托； 反对“本本主义”，批判机构马克思主义的不妥协精神。……这些都是克敌制胜的必要保证。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毛泽东的思想要素不仅没有变化，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那些曾经在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经验，反而更无抑制，更为现实地突出出来。于是“超英赶美”，“全民上阵，大炼钢铁”，“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等不切实际幻想目标，变成了人们的现实追求，毛泽东多次要求人们“高层建瓴，解放思想”，不要被任何教条（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框束。因此，我们说毛泽东的“角色”的内涵并没有发生变化，过去的那套思维模式几乎原样地搬到了新的历史环境中。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战争中年代中毛泽是审慎的，“实事求是”的确是他行为的座右铭，而且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和复杂性有相当客观的估计。我们认为，这一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中的实践理性特征有关，另一个重要方面则与严酷的现实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有关。基于全国政权不在手中，且对手实力雄厚，因而主观上的愿望必然到种种限制。用恩格斯“历史合力论”的观点解释，可以说历史并不是单个意志的完整体现。但是，1949年以后，政治上的宏观制衡力量消失了，阻碍因素从根本上被排除，随之曾经支配着毛泽东深层思维的超越意识、民粹倾向和反规范定势，就以无限制的形式更加猛烈地体现出来；同时，由于战争取得了胜利（特别是解放战争的出人预米的迅猛胜利），因而曾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经济事实”，也就逻辑地上升为“理性原则”。这时，一切主观上浪漫主义的理想憧憬，就成为“事实求是”的先验条件，从而主观预期取代了客观需要。
由此我们可以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分界，毛泽东的“角色”的形式上的确有着明显变化（由在野堂领袖变为执政党领袖），但“角色”的内涵并没有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曾出现过两个毛泽东角色，而只能说社会发展主题的转变与毛泽东角色的一致性产生了矛盾。或者说是客观历史要求的变化掩盖了毛泽东思想精神的一致性，仿佛毛泽东放弃了过去的成功经验，而走上了非理性的迷途。显然，这是一种错觉。总之，1949年后的毛泽东的根本价值观都在于“创造”，只不过他对客观发展要求的体悟、理解和把握的方向发生了误差。我们以上的观点，不知施拉姆教授赞同否？
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即注重现代军事技术
“我们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是毛泽东在1946年8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所作的一个著名论断。许多人据此认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不太注重现代军事技术。这完全是误解，事实上，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便十分重视现代军事技术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
例如他在1930年9月17日向中共中央报告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失利的情况时，便认为“此次攻长沙不克，原因有三”，其中之一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炮火破坏敌之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这里所说的“技术条件”，显然指的就是现代军事技术。同年10月14日，他在给中央的另一封信中，再次谈到这一问题。信中说：“经验告诉我们，阶级决战的时机日益迫近，军事技术上的准备便日益需要，三军团占领长沙与一军团攻打吉安，所得无线电无人使用，失掉我们消灭敌人的很多机会，此外高射炮（打飞机用）、大炮、毒瓦斯及其防御器具……等等军备及战术人员，均须中央设法与我们以帮助，才好顺利的应付这场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阶级决战”。
这里，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现代军事技术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阶级决战”中“日益需要”，而且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将现代军事技术引入红军的具体建议。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富有远见的军事家，毛泽东从未忽视过现代军事设备和技术。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富有远见的军事家，毛泽东从未忽视过现代军事设备和技术，只不过他认为先进的军事设备和技术虽然有助于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