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清史学奠基于孟森的学术研究，郑天挺接续了孟森的研究，所著《清史探微》成为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典范作品。1949年以后郑先生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开拓清史研究之路，建构起新的清史知识体系。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与教学，培养了大量清史研究人才，特别是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为清史研究贡献殊多。郑天挺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清史研究，也对21世纪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百年清史研究烙下了郑先生深刻的学术印记。
关 键 词：孟森/郑天挺/《清史探微》/《清史简述》/《郑天挺清史讲义》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 )男，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1899-1981年)，治史几遍中国史，尤其在明清史领域着力甚勤。笔者已从中国史和明清史的角度研讨郑先生的治学①，有学者专门探讨了郑先生20世纪的明史研究成就②，笔者正在整理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讲授明清史(清史部分)、清史课程的《清史讲义》③，尝试参考郑先生的学术卡片，结合已经发表的论著《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及时学人谈丛》等，探讨他在清史研究、教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与特色。由于郑先生的治学长达60多年，跨越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故将他的清史放在整个20世纪进行探讨，从而折射出百年来清史研究的流变。
一、民国时期接续孟森的清史研究
郑天挺，原名庆甡，字毅生，籍贯福建长乐，出生于北京。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研究生，并于1924年毕业。
在研究生阶段，郑天挺已经开始从事有关清史的学术研究。1922年9月，郑先生到法权讨论委员会担任会长秘书，时任会长是他的表兄张耀曾。法权讨论会是当时政府筹备收回列强在中国领事裁判权的机构，会中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献和一些外交档案。郑先生编写汉文资料，并以该会名义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1923年8月正式出版，这是他编撰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论述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问题，共6章，概述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沿革、内容，分析领事裁判权之弊害及撤废的必要性，叙述中国撤废领事裁判权运动的经过，并有外国侵害中国司法之事实、收回法权之先例(土耳其等国收回法权事实)两个附录。
郑天挺先生的学术志趣始终在清史。他出生于清末，在北京长大，耳闻目睹了许多清人掌故，对清史有浓厚兴趣。1933年，郑先生应邀去范文澜主持的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④，正式开始研究清史，步入清史讲坛。
1936年郑先生发表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这篇有影响的文字，解决了清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疑案。清代学者赵一清所作《三国志注补》与友人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有雷同之处，因被后人疑为抄袭。郑先生通过系统的校勘考证，证明赵书所征引文献，多于杭书七八倍，雷同者也少，从而证明赵一清是清中叶的学者，而非文抄公。此文在当时的重要刊物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四期以首篇刊载，引人注目。随后他影印了赵书，在该书序里，他总结了赵书的十项优点，认为它仅次于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1936年发表的《张穆〈斋集〉稿本》，对稿本中的三类文字加以校勘比较，证明稿本中有何秋涛、何绍基的批注，后之刻本与此稿本多有不同，有依“二何”之意见改正者，亦有付刻时未能尽从者。以上二文反映出郑先生在清代文献学与学术史上的造诣。除了这些论文，还有后面将要提到的有关多尔衮的文章，都作于1936年，该年是郑先生清史研究崭露头角之年，其反映出的高超考证功力饮誉学术界。
孟森(1869-1938年)教授是我国现代明清史的重要奠基人，他对北京大学的明清史教学、研究贡献良多。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孟森先生也于翌年1月逝世。郑天挺先生1933年12月之后，在北大中文系执教，陆续讲授过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课程。据说1936-1937年间郑先生在北大也开设过“明清史”，可能是兼课。⑤1938年后，转入北大历史学系，而他正式讲授明清史课程则从1939年在西南联大开始，他在《自传》中说：“我在一九三九年后，在联大即讲授明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⑥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先后设置历史社会学系、史学系，郑天挺在此开设明清史课程。“当时年青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⑦郑先生早在1939年就负责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工作室，可以说肩负着学科建设的重任。学者评论道：“北京大学的明清史研究，是由孟森一手开创的，继孟森之后，郑天挺以自己独创性的研究将北大的明清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⑧，“他是精于清史的史学大师孟森先生的传人。”⑨
作为现代学术的清史研究开展于清亡之后，清史学属于20世纪新学科。清史研究首先离不开了解满族与清朝的兴起史，清廷长期隐晦自身的早期历史。孟森先生以科学实证的方法探讨清朝入关前的历史，其清朝开国史的研究以及具有学术深度的《清史讲义》奠定了现代清史学开创者的地位，而郑天挺先生则是继孟森之后的著名清史学家，也以清朝开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成名。
摄政王多尔衮是满洲入关后的实际统治者，也是清朝统一中国的奠基人。郑先生从多尔衮入手探讨清朝开国史，多尔衮涉及“太后下嫁疑案”，有人即以顺治帝称多尔衮“皇父”作为太后下嫁依据之一。多尔衮生平称号最多，欲研究多尔衮，首先需要解读此人的称号。1936年发表的《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国学季刊》6卷1号)一文，从“叔父”入手，证明“清初之‘叔王’，盖为‘亲王’以上爵秩。凡亲王建大勋者始封之，不以齿、不以尊，亦不以亲，尤非家人之通称。”皇父摄政王为当时之最高爵秩，“多尔衮之称‘皇父摄政王’复由于左右希旨阿谀，且其称源于满洲旧称，故决无其他不可告人之隐晦原因在。”随后他利用明清档案写了《墨勒根王考》，证实墨勒根王汉语为聪明王，为汉文睿亲王封号所从出，即摄政王多尔衮，并指出：“墨勒根王之号，疑为入关前后世俗通称，其后官书之称‘睿亲王’，即其用例，故不称‘睿亲王’。满语名称能旧传于后，应亦以当时习用之故。”(1936年10月作)《多尔衮与九王爷》(1936年11月作)指出九王爷为多尔衮之号，并引发出对清初封王制度的考证，推导出：“清初俗有十贝勒之称，亦曰王，起自天命季年。”这些研究属于清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影响了后世的学者。⑩
20世纪初，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发现，1922年7月民国政府将部分档案拨归北大，北大组织“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郑先生加入了整理会，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他使用档案资料研究多尔衮，1936年3月3日利用启本档案写作了《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指出世祖未入关前，于臣工言事均称“启”，入关后则称奏。自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入北京，以迄世祖迁都，当时章奏皆上之多尔衮，称多尔衮为王上，官员于多尔衮自称臣，上书称启，称多尔衮之言为令旨。(11)
从民族间文化融合的视角考察清朝兴起的历史，是郑先生的又一贡献。1942年写有《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长文，从渔猎、祭告、祭堂子、丧葬、殉死、婚嫁、薙发、衣冠几方面，论述了满族礼俗的变化及其与汉族的关系。祭堂子是满族极有特色的制度，郑先生的研究具有原创性，引发学者继续探讨。(12)1943年撰成的另一篇长文《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探讨了清代以满洲表部族，满族先世在元明之地位、爱新觉罗得姓稽疑、氏族与族籍、清代诸帝之血系、佟氏与汉人、清初通婚政策、选秀女之制，分析了满族与汉族的关系。这两篇论文旨在说明满汉民族关系，证明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满族史及清史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二文均曾在西南联大做过演讲。
清朝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者的政权，制度有不少是用满语表达的，具有本民族的特点，研究清史需要读懂这些词汇。1943年8月至10月间，郑先生排比众多史料，结合满语知识细密考证，诠释扎尔固齐、巴牙喇、土黑勒威勒、巴克什、巴图鲁等清史习见满语18条，以《清史满语解》为题，于1944年发表在《真理杂志》(1卷1、2、4期)上。这些名词是清代制度的称谓，借此可了解清初政治、军事等多方面问题，治断代史需要首先了解一代基本制度，对于清史这样的新学科来说尤为必要。
包衣制度是清朝的特有制度，1944年郑先生撰写《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一文，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衣的性质、产生、来源、组织以及入关后包衣与宦官的斗争。由于清朝的内务府制度是由包衣制度演化而成，他也探讨了内务府制度，而内务府是清代特有的制度，郑先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945年郑先生将有关清史的论文12篇结集，定名为《清史探微》交重庆独立出版社于翌年出版。(13)“探微”表达了他以实证释疑求真的学术追求，也是郑先生治史的重要特点。《清史探微》在清史、满族史特别是清入关前历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以为，郑先生20世纪30、40年代在北大及联大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他的成名之作。郑先生高超的考证技艺、广博的治学范围，在清史领域专深的创造性研究，已蔚然成为大家。遗憾的是由于光复不久的社会环境和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取向的改变，致使该书的传播不够，学术影响受到限制。1947年田希圣撰文介绍北大文学院时说：“北大文学院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旧国学的研究室”，“这两句话同时说来并不矛盾”，“北大学术风气，不仅是‘兼容并包’，而还能‘专精独到’。无新不显旧，无旧何从新，北大能将新文化扶导培育而纳入正轨，北大能将考证辨伪再赋予生机。所以中外人士，一提到中国学术，便首推北大，一提到北大，便先把文学院赞扬一番。”(14)我以为这一评价切中肯綮，郑先生的研究正是北大国学研究专精独到学风的重要代表。
郑天挺先生的研究影响了清史与满族史。清史专家戴逸抗战胜利后在北大历史系求学，从郑天挺学习明清史。(15)1999年南开大学举办纪念郑天挺教授诞辰百年纪念会，清史专家王钟翰回忆说，20世纪40年代他在重庆见到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向他推荐阅读《清史探微》。满族史家莫东寅著有《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其《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清初满族的萨满教》二文就参考了郑先生的《清史探微》。(16)陈佳华编著《满族史入门》，将郑先生作为满族史研究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介绍，并指出郑先生在“满洲”一词来源及解释、发现八旗汉军始建年代等方面的贡献。(17)
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关注清代兵制。1943年3月11日的卡片“八旗兵制”条，依据《大清会典》卷96《八旗都统·兵制》，摘录了“八旗设兵之制”“畿辅驻防”两段资料。郑先生总结说：
案：八旗军队编制，《会典》《清史稿·兵志》均无详细记录，始举屯以见例，然非通制也。详查诸书记载每“领催”下最多不过二十四人，少者八九人不等，或当时无明白规定也。
又八旗抽丁分隶之法甚善，益统率者非一人，且不全属本旗，无挟兵自重者矣。(亲军、护军、步军、前锋、火器、本旗，凡六隶。)
1947年10月22日、30日所作“清代驻防”卡片，摘录《清史稿·兵志一》“八旗驻防之兵”“各直省驻防制”，并列出历年增设的情况，还补充《清史稿·食货志一》“八旗人丁定例三年编审一次”规定。同年11月28日继续阅读《清史稿》王鸿绪传记，作“清初驻防之累民”条目。1949年6月7日读《清史稿》蔡毓荣、赵国祚传，作“清代武功与绿营”卡片。
郑先生还关注明清和战问题，留下了较多的读书卡片。此外，郑先生的两篇短论也值得一提。一是《中国近百年来之禁烟历程》，将近百年来中国禁烟分为三个阶段论述。(18)二是有关两京制度，《明清的“两京”》一文，指出清代盛京的体制，并与明代南京比较。(19)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清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主导地位。郑先生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治史观念与方法发生了变化。受时代影响，他围绕社会形态与历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史等史学热点问题，结合明清史有所探讨。
1950年5月郑先生辞去北大秘书长工作，专任史学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专门从事档案整理，主编出版了《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开明书店1953年版)、《宋景诗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版)。他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收入《探微集》)中，详细介绍了清内阁大库档案的由来和整理工作，是了解清朝档案史料的重要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50年度一年级学生必修“中国近代史”，郑先生承担此课。该年上半年他即着手备课，1950年1月18日作“范史目录”，列出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目录，用来参考。四、五月间，作有太平天国之赋税、清末新式陆军等条目，阅读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摘录成清代海军军费、同光时之四谏、张之洞在中国战后之主张、庚申北狩与甲午逃避之义等条目，还摘录何刚德《春明梦录》作“清代银库”条目。9月下旬，郑先生对“中国近代史”作出总体安排与备课资料，列出了“中国近代史提纲”。“近代史之分期”条目摘录了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对于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作为教学的理论准备。他还摘录了不少有关鸦片战争的资料，10月下旬摘录小刀会与刘丽川的资料，11月则关注西南地区的民变，特别是云南回民起义，12月关注洋务与教案问题。
1951年到1953年，郑先生不断整理有关近代史的条目。1952年的卡片集中在咸丰朝历史。1953年10月底到11月初，集中摘录太平天国历史。此外，1956年5月“《戊戌政变记》两本同异”条，将清末日本印本与《饮冰室合集本》比勘，指出《饮冰室合集本》多有删节之处，对于研究戊戌政变与梁启超很有参考价值。
郑先生在1951-1954年期间还发表了一组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章。《辛丑条约与所谓使馆界》论述使馆界的始末。(20)《宋景诗起义事实初探》详细讨论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山东爆发的宋景诗八卦教起义。(21)《马礼逊父子》论述了嘉庆十二年(1807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先后来华的马礼逊父子事迹，指出他们的重要性。(22)《“黄马褂”是什么？》，介绍了清朝的3种黄马褂及其功用。(23)
1952年郑先生奉调从北京大学到南开大学工作，南开遂成为明清史研究的重镇。1956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以郑先生为主任的明清史研究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系统第一批建立的研究机构之一。本年起，郑先生开始招收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陈生玺、陈世昭、曾至喜、冯尔康、赵涤贤、彭云鹤、倪明近、夏家骏等十余位学者都是这个时候跟随郑先生攻读研究生的。还陆续接受辽宁大学鄂世镛、西南师院黎邦正、吉林大学孟昭信、河南师院魏千志等教师进修(24)，这些学者均在明清史研究方面做出贡献，如鄂世镛教授参编改革开放之后第一部清史《清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孟昭信教授著有《康熙大帝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1949年的清史研究面临如何看待清军入关与清前期的历史地位问题。民国的清史研究受民族革命的影响，将清朝定鼎中原作为异族统治的黑暗时期，受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学说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清朝中断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延缓了中国历史进程，清兵入关是屠杀和破坏的历史。1954年人民出版社发行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25)就持类似观点，郑先生从经济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所作“清初人口田地”条，据《东华录》，列表考察顺治八年至康熙五十一年的人丁田地数。接着引录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第380页论述：“明天启三年(1623年)据实录所载，全国人口有五千一百六十五万零四百五十九人，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据《东华录》所载，仅余一千九百零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三十七年中，全国人口竟减少了三千二百余万。这两种记载都不完全，都不尽确实。(注：天启年间，由于逃避烦苛的赋役，户口隐漏很多，顺治末年，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人民为反抗清朝的残酷屠杀和压迫，四处流亡，不入户籍的也不少。)但经过清朝统治者的大屠杀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则毫无疑问。综上所述，被屠杀的至少在千万人以上。而仅存的又大批地被奴役或强迫征调。这样，就在生产力中丧失了大量的劳动力，严重地摧残了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郑先生还直接批评了尚钺的论述，并提出清官书记载顺治康熙间“人丁户口”数是“户”数不是“口”数的观点：
这个分析和结论是不正确的。(1)顺治八年始有人口数字，其时仅一千余万，如尚氏所云均清人屠杀，则是八年之间屠杀三四千万，未免不合理；(2)如顺治八年之一千多万是屠杀后仅存者，则十六年后应该人丁更少(壮丁死无新生小孩，则十六年后无成丁者)，但康熙六年(1667年)反增到一千九百多万；(3)从顺治八年起，人口年年增加，不像大杀戮的情况，只是康熙十三、十四年忽然减少(十三年比十二年减二百万，十四年比十三年减一百万)，以后逐年增加，增加率每年十万多人，到二三十万人，约1%—10%，比较合乎情理；(4)据《明史·食货志》万历六年(1578年)凡10621436户，60692856口，《续文献通考》天启元年(1621年)凡9825426户，51655459口，(与尚氏所说天启三年数同)则可能顺治、康熙间之“人丁户口”数是“户”数，不是“口”数。
郑先生是较早跳出以往旧说，给予清前期历史较高评价的学者。他探讨康雍乾三帝治国业绩，如“康熙的时代在历史上的地位”卡片属于大纲性质，推测是为专题讲座准备的，他特别指出康熙亲政五十四年中有其他帝王没做过的五点重大业绩：完成统一；保证国境的安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治河通漕；维护人民习俗，可见其对康熙帝评价很高。(26)
“清世宗之生平”条，则列出了9件大事，可以说这是研究雍正皇帝的大纲：
一、嫡与嗣统；二、并地丁，停编审——丁随地起雍正元年；三、定火耗，加养廉二年提解火耗，耗羡归公；四、改八旗制；五、骨肉之祸；六、青海喀木之善后；七、再定西藏；八、雍正之死；九、雍正与文化禅学，书院(十一年)，尊孔。
1954年5月27日所作“乾隆时对准噶尔部之统治”条，摘录魏源《圣武记》资料后，作案语总结：
据以上所述，准噶尔平后，清廷政策有三：一、设州县如迪化；二、割其土地并入喀尔喀如乌梁海；三、迁移其民如科布多。
1961年3月，郑先生与杨生茂教授代表南开参加了教育部的文科教材工作。当时历史组组长是翦伯赞，副组长是尹达、周一良和郑天挺。会议决定由翦伯赞和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郑先生主编《史学名著选读》。因此，郑先生常川在京，从是年夏到1963年夏基本完成工作。在京期间，北京的不少学校和学术单位邀请他讲课或作报告。以去北大最多，应翦伯赞之邀，1961年至1963年每星期一个下午，在北大历史系为明清史专业和近代史专业的本科生开“清史研究”专题课。(27)
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明清史研究室后，最主要的科研项目是在郑先生的主持下标点、校勘《明史》，这是国家点校廿四史项目之一。原由林树惠、朱鼎荣、傅贵九三位先生担任初点，再由郑先生全面复核改正。后来郑克晟和汤纲、王鸿江三位先生也参加工作。从1963年9月到1966年6月，郑先生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明史》。1973年春，郑先生审阅《明史》三校稿，认真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
郑先生十分关注清修《明史》。抄录的资料卡片有陈之遴修史诗、修史与实录不同、明末邸报、朱氏三代家信手卷、《明史提纲》、朱彝尊与妻冯福贞夫妇、明国史孝宗大纪与河渠志、本朝国史、康熙时的起居注、潘耒、康熙时党争、博学鸿儒授官经过、四布衣的去官、康熙博学鸿儒科亦称博学鸿词、天启再请修国史、清修《明史》、熊赐履召顾亭林修史、熊赐履修《明史》、万斯同《明史稿》等条。这批资料主要摘录于1964年上半年，与郑先生当时点校的《明史》有关。
1954年是郑先生关注清代兵制的重要年份。11月27日作清代的驻防与绿营之别、汉军之始、清代八旗兵额、八旗二十四旗与绿旗诸条，摘录了《清朝文献通考·兵考》资料。12月2日作驻防军之管理、绿旗营用旗员条目。3日作“八旗驻防的发展”条卡片，依据《清史稿》本纪、《清会典事例》记载，考察了八旗驻防之始，认为八旗驻防先设城守尉、防守卫及防御、骁骑校，列出驻防设将军。4日作“绿旗兵之统辖与训练”“军士饷米”条，5日作“明清军费之比较”条。12—15日作“各省驻防军”条，依据《清光绪会典》卷86《八旗都统》，详细列表说明。同时又作“清代绿营兵”条，依据《光绪会典》卷52《兵部·武库清吏司》，详列光绪二十二年以前各地绿营兵额数。年底，郑先生写就《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28)，文中引用了以往所作的卡片，如《清史稿·王鸿绪传》。《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是一篇重要论文，有学者认为，有关绿营兵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著是罗尔纲先生的《绿营兵志》一书、郑天挺先生的《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一文。……郑天挺先生的《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以一篇文章的容量来阐述清代两大军事制度，方便人们简明扼要地了解、认识清代的军事制度。”(29)在八旗汉军创始年代上，郑先生有别于孟森的始于天聪七年(1633年)说，提出天聪五年说，并评价了八旗兵的地位与作用。(30)
此后，郑先生仍在研究清代兵制。1955年5月23—24日继续读《清史稿·兵志》，作“乡兵”“防军”卡片。特别是1962年11月1日，综合论述“清代军制”。“清代军制”实为详细的文章大纲，写了10张卡片，从四个方面，对于清代军制有全面地把握：
第一方面，军制的演变。认为自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至1911年清亡，前后328年间，可以分五个不同阶段：关外的满洲兵与汉兵(1583-1644年)；入关后的八旗兵与绿营(1644-1796年)；嘉庆后的乡兵、团练(1796-1852年)嘉之白莲教起义；咸丰后的湘淮军与防练军(中日)(1852-1894年)；光绪后的新军、陆军(1894-1911年)。
第二方面，兵额与兵饷。探讨兵额、粮饷、几次大战役的军费三个问题。
第三方面，兵源。分门别类介绍各类兵的来源。
第四方面，训练与军器。论述训练、兵械、军装问题。
郑先生对农民战争问题有较多的关注。除了前述的宋景诗“教军”起义外，还对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关系加以论述。(31)
郑先生对资本主义萌芽与社会经济问题有所探讨。早在1956年，他在《关于中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史料处理的初步意见》(收入《及时学人谈丛》)中，探讨了制墨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以及官僚资本的运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应该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或后来的发展有关。
郑先生也对当时的热门话题土地制度开展研究。南开大学为了庆祝建校四十周年，于1959年10月17日至11月1日举行第三届科学讨论会。历史系在讨论会上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问题”，“由郑天挺和杨志玖二先生分别发表不同见解的论文。杨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南北朝之前是土地国有制，南北朝至隋唐间则为土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时期，隋唐以后则为私有制。郑先生则认为，直到明朝，从‘民田’这问题上来看，依然是土地国有制。”(32)郑先生的见解，还体现在据当时授课笔记整理出的《清代的土地制度》一文中，可以看得出这些卡片的内容有的被吸收了。(33)
关于满族入关前社会性质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史学界对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有不同看法，或认为是奴隶社会，或认为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一文则提出，满族经历了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被认为是“封建主义说”的代表作。(34)
1962年，郑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课，有《清代的八旗制度》一讲，郑克晟整理的讲稿已经发表。(35)该文论述了十个问题：八旗，八旗的名称，八旗的编制，上三旗和下五旗，旗主、旗下、旗人，八旗的性质，八旗制度的演变，旗人的权力与义务，旗人的人口，八旗的生计，是系统论述清代八旗问题的文章。依据了我们上面列举的这部分卡片，如猛安谋克、八旗、八旗的次第、八旗的旗色、世管佐领与公中佐领、和硕与多罗、八旗科举、翻译考试、努尔哈赤时期的人数、乾隆时的八旗人口、嘉庆时的八旗人口、旗人贫困的原因、旗人生计等。比较而言，讲课稿更系统、概括，卡片则有论证过程，有更多的细部说明，这也是卡片的价值所在。例如讲稿第八部分“旗人的权力与义务”，依据的卡片有“八旗人民之义务”“八旗科举”“翻译考试”等。
又如讲稿第九部分“旗人的人口”，依据的原始卡片是以下三条整理细致的卡片：
“努尔哈赤时的人数”条，摘录《八旗通志》：“……甲寅年始定八旗之制……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随后有大段案语，以四条理由认为这一记载不可信：
甲寅(1614年)太祖武皇帝实录作乙卯(1615年)。
凡四百牛录十二万人，数太整齐，似是有意造成。
此事《武皇帝实录》与《满洲实录》均不载。不可信一也。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察哈尔林丹汗与努尔哈赤书，有“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之语(王氏《东华录》天命三，13页)，努复书只驳蒙古四十万之妄，以为不足三万人(同上15页)，而不敢辩满洲三万人之非，且日“吾国即不若尔之众，吾力即不若尔之强”(同上16)，则满洲实不逾三万人也。不可信二也。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伐明，只“率贝勒大臣统步骑二万”(同上，天命二，5页)，则其部众不能达十二万人。不可信三也。汉军立旗始于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王录》天聪八，9页，及《清史列传》卷七九《贰臣传乙》马光远传)，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乙未分汉军一旗为二旗，在天命时尚无汉军之称。不可信四也。(《王录》崇德二，15页)
“乾隆时八旗人口”条，指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满洲八旗共六百七十九牛录，约二十万三千七百人。见另卡。”
“嘉庆时八旗人口”条，依据王庆云《熙朝纪政》卷3《纪旗人生计》类附引《嘉庆会典》卷12所载“户部南档房，每三岁稽八旗之丁数”，指出：嘉庆十七年(1812年)八旗“计共五十万二千二百十七人。”
再如讲稿第十部分“八旗的生计”，依据了“旗人的穷困原因”条，根据王庆云《熙朝纪政》卷3《纪旗人生计》，以旁注归纳出旗人穷困的原因：不善谋生，不置产业，不善经运、不知爱惜财物，狃于挥霍、炫于鲜衣美食，亏帑犯法。
1962年，郑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课，还有《清代的内务府》一讲(36)，论述了包衣与内务府、内务府与宦官的关系、内务府和庄田、内务府和税差等四个问题。
郑天挺对于郑成功有深入研究。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掀起反美以及探讨台湾问题的热潮。在此背景下，郑先生开始研究台湾史，1954年12月到1955年1月间，摘录了一些资料。1961年12月底到1962年2月，是郑先生集中阅读台湾与郑成功有关资料的时期，为1962年2月中旬参加厦门大学举行的郑成功学术讨论会做准备。1962年是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三百周年，该年2月19日至24日在厦门举行了“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37)郑先生对于郑成功问题的论述，还体现在1963年9月22日为天津市历史工作者、历史爱好者所作“关于郑成功”的报告。(38)报告主要谈了郑成功所处的时代、郑成功的抗清斗争、郑成功收复台湾等三个问题。
无独有偶，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先生也是研究郑成功问题的专家。(39)郑克晟回忆说：“六十年代初，因为参加郭沫若《中国史稿》的编写(按：郑克晟先生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3年调入南开大学)，这是当时的任务，我写过明代对外关系和清代对外关系的部分。1961年5月，为了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历史所领导推荐我给《大公报》写篇稿子，这样才写了篇《民族英雄郑成功——写在他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的小文章，刊在《大公报》上，算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当年我三十岁。因为这个契机，才陆续写了几篇关于郑成功的文章，而比较重要的一篇是《光明日报》1963年6月发表的《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40)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陆续发表一些论述乾嘉史学的文章(41)，涉及历史研究中理论与考证的关系、如何对待传统学术以及乾嘉考据学的评价问题，特别1964年5月，《学术月刊》(1964年第5期)发表一组文章，讨论清代的乾嘉考据学(42)，引人注目。郑先生开设“清代考据学”专题课，讲授的详细大纲作于1964年6月13日，分三部分讨论清代考据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治学态度和方法、成就和批判，最后列有参考书目。这一专题，依据的文献卡片93张，涉及：清代的考据学、清代考据学派的方法、清代考据学派的态度、清代考据家重说文、考据家与训诂名物、汉学家的考证、考据家尊东汉、清代宋学家论汉学家、清代的汉学、考据家驳杂不切实际、说文有脱漏、汉学宋学今文古文、清代汉学家论宋学、清代调停朱陆的学者、汉学家从文字入手、治学从句读始、汉学家要证据、清汉学家治学之弊、江藩论清经学吴皖两派、汉学家方法、论证、清学人的体例、博而不矜、触类而通、亭林论博学、亭林论经世穷经、顾亭林论时学、改经之病、实学、清代的古学、清人所称古学、八股与古学、文字要有来历、清代的实学、清代学者的行辈、黄文旸通史发凡、清初学历诸人、汉学商兑、理学书籍、汪中论清代汉学家六儒、阮元论尊汉学、清代考据之始、佳山堂六子、姚鼐的《惜抱轩笔记》，共计45条。
郑先生依据《清史列传》顾炎武、黄宗羲、钱澄之、江永、沈彤、余廷灿、诸锦、万斯大、胡匡衷、王鸣盛、钱大昭、顾谈、李颙、全祖望、陈厚耀、惠周惕、阎若璩、钱大昕、宗稷辰、顾栋高、惠士奇、汪由敦等学者的传记，探讨了清代考据学派的方法与态度、清代的汉学、清代调停朱陆的学者、清代的古学，又依据顾炎武的文集等重点考察其治学主张，如治学从句读始、博而不矜、触类而通，亭林论博学，亭林论经世、穷经，顾亭林论时学、改经之病、实学，文字要有来历。“亭林论博学”条作案语：“不专读古籍，而要多出游多交友。读书只能得十之五六。”依据《日知录》作“汉学家方法”，强调重证据与阙疑等。
又据方东树《汉学商兑》探讨考据家，条目有：清代考据家重说文、考据家与训诂名物、汉学家的考证、考据家尊东汉、考据家驳杂不切实际、清代汉学家论宋学。郑先生也从考据派学者文集中探讨其治学特色，如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作汉学家从文字入手、汉学家要证据、清汉学家治学之弊等条，他批评钱大昕的《考异》有繁琐、武断之嫌。又引江藩《汉学师承记》，作“江藩论清经学吴皖两派”，认为“江氏始为此说，而未明言两派，后人虽力辨吴皖为两派，其实不然。两派著书立说，教益后进，无显著差异，一也。两派弟子相互学习，无入主出奴之病，二也。”汪中论清代汉学家、阮元论尊汉学、清代考据之始诸条也是依据《汉学师承记》所作。
引录赵翼《瓯北诗钞》结合《清史列传》汪由敦传，作“清人所称古学”条，作案语：“乾隆时所谓古学，应指经史百家训诂名物天文地理。”“钱大昕称惠氏世守古学。”“潘耒序《日知录》谓顾氏潜心古学。”“汪中谓国朝古学之兴顾炎武开其端。”
郑先生还以黄宗羲《马虞卿制艺序》为证，作“八股与古学”条，认为：“据此明末八股亦尝以古学，注疏相法尚，则清代治汉学者亦非与功名无涉者也。”
“姚鼐的《惜抱轩笔记》”较长，多有考证姚鼐的治学特色之处，依据诸种事例，最后有见解独到的大段评论：
案，姚鼐为桐城派古文家，上承方刘，不排宋儒。然亦作考证，与翁方纲为近，其文集有考证秦郡长文，与钱大昕相辩难，是考证学之别派。集中《送钱坫序》可见。此派不能不称之为考证学派。其主张考证、义理、文章并重，正说明其亦考据学派也。曾国藩尊之列入圣哲画像中，世遂以宋学目之，未尽然。姚氏之考证有特点：一、尊汉学而不专崇许郑，二、不抨击朱熹，三、有创见而不全依汉学家之要求，往往无所徵信。
50年代，南开大学同全国一样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进行教学改革。史料学是学习苏联课程体系而设立的专门化课程，郑先生于1954年秋首次开设“史料学”课，内容有八项：叙说、史料的分类与辨别、中国历史上大批史料的发现与利用、《明史》的纂修与明史的史料、《明史》史料的研究、清史的修纂与清史的史料、清史史料的研究、史料的辑录工作。其中对于《明史》《清史稿》的修史过程、体例特色、史料来源、存在的错误都进行了分析，对于学习明清史很有参考价值。并配合明清史学习，讲授研究和利用史料的方法。1957年秋，郑先生对该课内容调整，强调理论性，课程分史料学的概念与任务、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资料的来源、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批判、史料的利用六章讲授，已形成了独特的史料学体系。(43)冯尔康先生为研究生讲授清史史料学课程，也深受郑先生的影响，并出版了有研究深度的教材，在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上多有建树。(44)
郑先生还指导南开大学历史系师生辑录《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中华书局1958年版)，是学习、研究清史的重要资料集，开启了将《清实录》这部三四千万字大书进行专题资料汇编的整理古籍方式，这种整理、利用《清实录》的方式影响至今。
郑先生重视教学，也注意编纂供教学参考的史料集。20世纪60年代，翦伯赞和郑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是大学历史系最重要的教学参考书，清代分册由郑先生主持的南开明清史研究室自编(中华书局1966年版)，由清代统一、民族、政治、经济、起义、外交、文化的基本史料，建构了清史的研究框架，是清史初学者重要的参考读物。
1962年郑先生为中央党校讲授清史，在讲义《清史简述》的概说部分，他概括了清朝所处的时代有六个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不是末期；是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是满族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并给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是抗拒殖民侵略，进行斗争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战争以后的一个朝代。还指出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有8个：清军入关与统一中国、郑成功收复台湾、蒙古十三旗隶属清朝等边疆事情、摊丁入亩、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英国使臣马噶尔尼来华、雍正帝严禁天主教活动、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并调整了清代中期阶段划分的界标，由1758年巩固回疆改为1796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冯尔康先生特别强调，他对郑先生印象最深的清史观点有三：关于清朝所处封建社会的晚期，不是末期；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时期；重视雍正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和雍正帝的作用。(4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编纂清史的想法，1963年吴晗还发表《论修清史》一文，设想组织专家若干人，带上几十个或更多的大学毕业生，花上十年八年培养队伍，再用十年八年时间写，用十年八年时间改，用二三十年修好清史。(46)吴晗与郑天挺先生议论编写清史之事，并嘱他把意见写出来，这就是《关于编写清史、民国史之设想》(收入《及时学人谈丛》)一文，不过此文并未寄出。郑先生指出，编写清史“旧体裁不能再用。社会发展了，叙述历史的历史编纂形式最好跟上去。旧日的纪传体不能再用。”对于新体裁如何选定，他认为“章节体加以附表、附图、传记，似较相宜。”郑先生还设计了新的清史体裁，包括史事编、制度编、传记编(附年表、地图、文物)，或年表、地图、图谱分编，文字用语体文，已经勾画出新修清史的蓝图。(47)郑先生热情很高，还写作了《关于培养清史研究人员之设想》一文(收入《及时学人谈丛》)。
郑先生专门探讨了清朝档案的利用问题，1966年他在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作《清史研究和档案》的报告，讲解了清代的历史档案及整理状况，强调“离开档案无法研究历史”，“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号召“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还谈了历史档案资料的特点和利用档案需注意的问题。(48)该文对利用档案研究清史作了很好的说明。
20世纪70年代，郑先生有过一段集中研究清开国史、满族史与东北边疆地理的时光，曾设想写一部清开国史。1966年“文革”爆发，郑先生遭到严重迫害。1970年林彪“9·13”事件发生，形势有所改变，郑先生被允许到历史系中国史组学习。他对清入关前的历史研究有素，又久治古代地理，1969年中苏因珍宝岛事件发生武装冲突，郑先生遂关注东北史地。1974年全国进行“批林批孔”运动，让他参加校大批判组，以备资料顾问。1976年结束“文革”前后以及珍宝岛事件批判新老沙皇，70多岁的郑先生得以重新进行学术研究，开始撰写论文。1976年8月至11月，写成《关于柳条边》长文，详细考察了柳条边的名称和形状、柳条边建立的年代、柳条边建立的原因，提出“柳条边是为了防止沙俄进扰和煽动蒙古私人骚扰而设”(49)的观点。大约也是这个时间前后，郑先生还写了《统一黑龙江：清初建国史之一》(50)，追述明代以前黑龙江的历史，讨论明代的黑龙江，论述努尔哈赤集团力量到达黑龙江，皇太极对黑龙江的经营。文中批驳了苏联学者对于黑龙江地区管辖权的一些看法，论述了满洲人与黑龙江地区的关系以及满洲势力的兴起。《及时学人谈丛》收录《清初满族的统一》(51)一文，编者注云：“原题作《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含下面五个部分：一、满族的统一；二、传统的牛录额真；三、牛录的基层——乡长姓长；四、各旗散居地区的城守官；五、旗汉分治后的府县。只成稿第一部分《满族的统一》故今以此为题。”《满族的统一》说：“我国东北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江外广大地区，从女真族全国政权金王朝以后，一直在元、明、清三个王朝政权统属之下，也就是中国领土。”(52)可知该文或许是接续《统一黑龙江：清初建国史之一》的，《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似可看作是清初建国史之二。实际上，《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中的二、三、四部分也有书稿，只不过调整为一篇文章，即《牛录·城守官·姓长——清初东北的地方行政机构》(53)，意在说明满族入关前在东北的地方行政结构，这是学者多不注意的问题。上述4篇论文，主要是将满族的兴起与东北边疆地理结合起来，说明中国对于黑龙江流域的管辖权和清朝的开国问题。
上述研究多涉及满族兴起问题，1980年郑先生写作《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看满族族源》一文(54)，认为满洲这个族称是努尔哈赤的自创，满洲自认为就是女真，满族的氏族常有外族移入。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清史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百废待兴。郑先生老骥伏枥，1978年召集分散在历史系及校内有关部门的郑克晟、林树惠、王文郁、汤纲等，重新恢复明清史研究室，并出任室主任，又相继调入南炳文、李小林、陈生玺、邱成希等，充实研究力量。从1978年到1981年，郑先生连续招收3届硕士研究生：白新良、林延清、汪茂和、王处辉、何本方5人，白新良等在八旗研究等清史难度较大的领域做出贡献。(55)为了培养这些研究生和室内的中青年教师，他开设《清史概论》《清代制度》及《明清史研究》等课程。郑先生引导并组织研究人员从事专门研究，并整理清史资料。如林树惠、傅贵九整理蒋良骐《东华录》，由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在郑先生多年关注的明清易代史问题上，陈生玺发表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论文(56)，结集为《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57)
郑先生重视满文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早在1962年9月1日，郑先生在京写信要求在校的研究生夏家骏学习满文：
过去我在北大讲清史专题，凡选习的同学要学满文，是为了懂满文对学清史有很大帮助，入关以后还长期在汉文中加上满洲名词，只靠注解很少能明白，懂满文就清楚多了。我因为不懂满文所以有些问题搞不清。这一点，我四十岁以前不晓得，四十岁晓得了又无师无书，到了五十岁时各种条件都具备了自己又没有努力，至今后悔。
我校没有满文老师，所以没有对你们要求读满文，这次因为你没有适当课程选习，忽然想到教你自修，其他各位忙于论文，毕业后再说吧。
......
初学还是从《清汉对音字式》和《清文鉴》入手，它的注音准确而规律。读的正确，按照它的对音慢慢地摸，然后要求精满文的人纠正高低快慢，矫正大小卷舌(第三字头的九、和十一字头e)的混乱，就可以完成第一步学习了。(58)
郑先生从研究中感觉到满文的重要性，于是支持王文郁先生利用满文研究清史(59)，并为研究生开设满文课，南开大学终于有了满文老师。王文郁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满文课，白新良、王处辉、杜家骥、许檀、王景开、常建华等人学习过满文。
为了提高高校教师研究明清史的水平，1979年9月，教育部委托郑先生在南开大学主办明清史进修班，历时半年。进修者有吉林大学梁希哲、武汉大学张薇、山东大学周祚绍、兰州大学唐景绅、四川大学李映发、内蒙古大学包文汉、暨南大学杨国儒、河北师大白淑惠、湖南师大陈权清、华中师院张洪、西北师院徐立志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詹家豪11位中青年学者。郑先生亲自并组织研究室人员授课，每周上课两三个单元。(60)
郑先生还主编了《明清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作为明清史进修班的教材，该教材分20多个专题探讨明清时期的重大事件、人物和制度，每个专题下有原始资料、近人论述、论文索引和年表等内容，对掌握明清时期重大历史问题很有效用。他还将60年代培养研究生的讲义编成《明清史专题》作为教学参考资料。《明清史专题》共计10讲，涉及清代的题目即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清代的国家机构及其特点、清代的土地制度、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等。
《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提出明清是封建社会晚期，而不是末期的观点：“晚期表示该时代的社会制度的衰败，即已开始逐步走向崩溃，但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而末期则揭示那种制度的灭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过程。”(61)郑先生认为明清时代有如下特点：(1)中国历史上较长的统一时期，(2)是中国封建经济最发展的时期，(3)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4)阶级矛盾的尖锐，(5)封建依附关系的变化，(6)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时期，(7)抗拒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时期。对明清史的分期，他列举了16件重大事件，挑出5个特别重大的事件，将明清史分为五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朝建国到土木之役(1368-1449年)，这是明朝的初期。第二阶段，从土木之役到一条鞭法的推行(1449-1581年)，这是明朝的中期。第三阶段，从一条鞭法至李自成起义(1581-1644年)这是明朝的末期。第四阶段，从清军入关至实行摊丁入亩制度(1644-1724年)这是清朝的前期，其中以1683年统一全国又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五阶段，摊丁入亩至鸦片战争(1724-1840年)，这是清朝的中期，其中以1758年巩固回疆也划分为两小段。
《清代的国家机构及其特点》论述了沿袭明制而有所变动的中央集权、军机处成立后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维护满族统治地位的权力分配、地方政府权力的逐渐提高、基层组织等问题，提纲挈领，对于把握清朝国家的特点是很重要的。
《清代的土地制度》概述了清代土地制度的来源和类别、特点、性质与几种经营方式。
《鸦片战争前清代社会的自然经济》(62)论述了三点：清代自然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的顽固结合；这种牢固结合还表现在族权、神权同乡镇经济的结合上，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摧残；最后以苏州丝棉纺织业染踹业的工价与粮价比较分析，指出工价冻结制约了行业的活力。
郑先生还为进修教授做了有关清代科举考试的学术报告，并以《清代考试的文字》为题发表(63)，论述了八股文和试帖诗的问题。
为庆祝建校六十周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79年10月15、16两日举行了校庆学术报告会。郑天挺在会上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一文，论证了努尔哈赤建国前的思想意识属于封建意识，进一步说明清入关前满族进入了封建社会。(64)
为了加强与海外学者的交流，1980年8月，郑先生在南开大学发起并组织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34名学者和中国大陆92名学者与会，海内外第一流的明清史研究大家云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65)会议取得成功，并出版了大部头的学术论文集。与会者倡议筹建国际明清史学会，筹备机构暂设南开大学。会后，郑先生又计划在南开大学设立明清史研究中心，很遗憾由于他的病逝，这些计划都未能实现。(66)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郑先生提交了《清代的幕府》一文，会后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这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就幕府的来源、地位、政治作用及发展状况，作了宏观说明，并从14个方面具体而细致地考察了幕客的来源，首次把清代幕府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郑先生1962年到中央党校讲授清史的讲稿《清史简述》也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对清史进行整体说明，是清史入门的必读书，被誉为：“建国以来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概述有清一代历史的专著，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解放后清朝断代史的空白，而且更重要的是开拓了我国清史研究的新路，为大部头的清朝断代史的问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67)
郑先生又受教育部的委托，亲自组织班子拟定编写大纲，主编了《清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虽然未能由郑先生定稿，但是主要依据他的《探微集》《清史简述》写成，体现了郑先生的学术思想，颇具特色。该书受到王钟翰的好评，成为重要的清史教材。王钟翰指出：“郑老对清史研究最见功力，深思熟虑，具有独特的见解，而体系完整，自成一家之言，为当代海内外史学界所推许。”(68)
郑天挺影响下的南开大学清史研究，也诞生了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名著，如冯尔康的《雍正传》《顾真斋文丛》，白新良的《清史考辨》《乾隆传》，杜家骥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八旗与清代政治论稿》，等。
中国现代清史学奠基于孟森的学术研究，郑天挺接续了孟森的研究，所著《清史探微》成为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典范作品。1949年以后郑先生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清史简述》为标志，开拓新的清史研究之路，他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清史(上)》，建构起新的清史知识体系。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天挺清史讲义》，既是郑先生积累的清史资料，又是他的讲课记录，支撑着郑先生的清史研究体系，在诸多具体问题上，记载了郑先生的真知灼见，是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与教学，培养了大量清史研究人才，特别是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特色，为清史研究贡献殊多。郑天挺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清史研究，也对21世纪的清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百年清史研究烙下了郑先生深刻的学术印记。
注释：
①常建华：《求真求用的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郑天挺教授与明清吏学》，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又，有关郑天挺先生生平的论述，可参见常建华：《明清史学大家郑天挺》，《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②孙卫国：《郑天挺先生与二十世纪的明史研究》，《中国文化》2012年第1期。
③参见常建华：《郑天挺先生关于清代军机处的教研——读郑天挺〈清史讲义〉7〈军机大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等编：《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又，其他断代已有王力平等整理《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王晓欣等整理《郑天挺元史讲义》、孙卫国等整理《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华书局分别于2011年、2009年、2018年出版。
④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532页。
⑤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之表16《1929-1931各年度北大史学系开设课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⑥⑦《郑天挺自传》，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94页。
⑧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页。
⑨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65页。
⑩郑天挺先生的哲嗣郑克晟对于多尔衮有深入研究，撰写了《试论多尔衮对满族汉化的推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试论清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多尔衮》(《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转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等论文。
(11)郑天挺：《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原刊《益世报》1936年3月26日，收入《清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45—150页。
(12)傅同钦所撰《清代的祭堂子》，在郑先生论文基础上，参考了《满洲实录》，考察了乾隆以后的情形，论述更完整。该文收入《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69—285页。
(13)此书增补版有两个系列，改名为《探微集》者由中华书局出版于1980年，修订于2009年；沿用《清史探微》者，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011年印行修订版2版，还有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印行最新版。
(14)转自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15)戴逸：《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收入《郑天挺学记》。
(16)莫东寅：《满族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前文引用见注释6、19、46、47、57，后文引用见注释33、45。
(17)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147、174页。
(18)原刊1945年6月3日《中央日版》(昆明版)，收入《清史探微》，第540—543页。
(19)原刊1948年2月3日《周论》1卷4期，收入《清史探微》，第540—543页。
(20)《进步日报》1951年9月7日。
(21)天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40期；上海《大公报·史学周刊》第41期。又，该文经德国贝喜发教授译为德文，发表于德意志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通报》1956年第4卷1期。《探微集》收录该文，名称改为《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增加了《宋景诗自叙》。
(22)《历史教学》1954年第2期。
(23)原载《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25期，署名“及时”。来新夏认为，该文见微知著，“深佩毅生先生功力深厚方能提纯如此”，《郑天挺学记》，第324页。
(24)参见黎邦正：《史学名家后学良师——怀念天挺老师》、魏千志：《学习郑天挺先生的治学方法》、孟昭信：《学习郑老可贵的“探微”精神》，均收入《郑天挺学记》。
(25)该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本简明的中国历史著作，先后出版有日、俄、波兰等几种文字译本。
(26)刘大年：《论康熙》，《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该文给予康熙皇帝高度评价，在史学界影响很大。郑天挺于1962年8月应北京历史学会邀请，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作《论康熙》的报告，郑先生的卡片估计作于报告前后。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第540页。
(27)参见当时北大历史系学生冯佐哲的回忆文章：《长者教诲，永志不忘》，收入《郑天挺学记》。
(28)文后所署时间1954年12月12日，发表于《历史教学》1955年第1期，收入郑天挺：《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1—177页。
(29)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30)陈佳华编著：《满族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175、194页。
(31)《农民起义和秘密宗教的关系》，《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9日，收入《探微集》。
(32)张义德：《南开大学举行科学讨论会》，《历史教学》1959年11期。另参见南开大学历史系：《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记南开大学第三届科学讨论会》，《历史研究》1960年Z1期。
(33)郑天挺：《清代的土地制度》，收入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5—171页。
(34)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又陈佳华编著《满族史入门》(第132页)认为此文与《清代八旗兵和绿营兵》对满族史的研究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作为“封建主义说”，见第154页。
(35)郑天挺：《清代的八旗制度》，《及时学人谈丛》，第137—150页。
(36)郑天挺：《清代的内务府》，《及时学人谈丛》，第151—155页。
(37)关于这次会议，可参见郑学檬、陈孔立：《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陈国强：《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厦门举行学术讨论会》，《中国民族》1962年第2期。会后郑天挺先生在厦门大学进行了讲学，参见陈孔立：《历史系邀请专家讲学》，《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38)郑天挺：《关于郑成功》，《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9)郑克晟先生关于郑成功的研究论文共发表7篇，重要者还有：《关于〈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昇》，《郑成功研究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郑成功海上贸易及其内部组织之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郑成功的海上扩张与清初的禁海》等，均收入郑克晟：《明清史探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0)郑克晟：《治史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国家清史编委会“中华文史网”发布。
(41)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何九盈：《阎若璩的治学精神》，《光明日报》1961年12月13日；祁龙威：《乾嘉史学初探》，《江海学刊》1962年1月号；李亚农：《论承前启后》，《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徐则虞：《论考据》，《文汇报》1962年3月18日；刘节：《谈史料学和史学史》，《文汇报》1962年6月14日；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于省吾：《从古文字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得失》，《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关锋：《要批判地对待阎若璩的治学精神》，《光明日报》1962年12月27日；关锋：《从实事求是谈到学风》，《文汇报》1963年1月3日；闻史、侯学：《谈历史的真实》，《文汇报》1963年10月8日；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周予同、汤志钧：《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学术月刊》1963年第12期。
(42)参见罗思鼎：《论乾嘉考据学派及其影响》；刘益安：《论章学诚对乾嘉考据学的批判》；尤置：《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
(43)郑天挺：《史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原刊《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收入《探微集》；《史料学之一》《史料学之二》，均收入《及时学人谈丛》。
(44)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故宫出版社2013年版，是为最新版本，此前有《清史史料学初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清史史料学》(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诸种版本。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初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再版。
(45)冯尔康：《从学琐记》，收入《郑天挺学记》。
(46)原载《前线》1963年第2期，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体裁体例工作小组编：《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7)常建华：《试说新修清史的编纂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上册。
(48)原载《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收入《清史探微》，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49)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216页。
(50)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收入《及时学人谈丛》，题目改为《清初统一黑龙江》。
(51)该文的简本《满族的统一》发表于《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52)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第112—113页。又，陈佳华编著《满族史入门》将该文作为改革开放后满族史研究总论性质的文章重点介绍，并认为该文涉及满族的统一和共同体的形成问题，见该书第136—137、146—147页。
(53)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54)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55)参见白新良：《努尔哈赤时期左右翼小考》，《历史档案》1981年4期；《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南开学报》1981年2期；《关于皇太极改旗问题的考察》，《光明日报》1982年12月22日；《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
(56)参见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陈圆圆其人其事考》，《南开史学》1981年2期；《关于毛文龙之死》，《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2期；《清初剃发令的实施与汉族地主阶级的派系斗争》，《历史研究》1985年4期等，共计10篇。
(57)袁森坡：《尊重历史新意迭出——〈明清易代史独见〉读后》，《清史研究》1992年1期。
(58)郑天挺：《关于学习满文的一封信》，《北方文物》1983年第4期。
(59)王文郁：《读满文〈满洲实录札记〉》，《南开史学》1980年第1期；《“女真”族称的由来》，《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满洲族称的由来——读满文〈满洲实录〉札记之二》，《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宁古塔贝勒”辨》，《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60)南炳文：《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三十年》，《南开学报》1999年5期。
(61)郑天挺：《明清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分期》，收入《及时学人谈丛》。
(62)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
(63)发表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
(64)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薛凡安：《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校庆学术报告会》，《历史教学》1979年12期。
(65)有关这次会议的筹办情况，可参见郑克晟：《怀念何炳棣先生与先父郑天挺先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4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6)郑克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忆父亲最后所关怀的几件事》，收入《郑天挺学记》。
(67)周远廉、朱诚如：《一本简明而富于创见的清代史——读郑天挺教授的〈清史简述〉》，《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
(68)王钟翰：《喜读郑天挺主编的〈清史〉》，《光明日报》1990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