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的重要思想。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察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不同角度对“两个结合”思想进行了阐释。这些阐释主要关涉“两个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结合机制、重大意义等基本问题。从逻辑关系上讲，“第一个结合”内在蕴含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确立和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客观需要。系统梳理“两个结合”涉及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度阐释“两个结合”蕴含的理论逻辑，是深刻把握“两个结合”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
一、“两个结合”为何必要？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内在要求坚持“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也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遭遇了挫折教训，经验和教训从相反的两个方面同时证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成为在中国管用的理论，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注定是机械的教条主义和主观的经验主义。作为一种源自欧洲的“主义”，要在中国生根，要被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的马克思主义，注定是水中浮萍，不可能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一）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开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逻辑根据的，因而具有内在必然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1这个论断开宗明义阐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根本的要旨就是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中国问题实际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元主体合纵连横所呈现的不确定性又使得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问题的解决，要经世致用，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人们总是绕不开这样一个问题：五四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潮、学说、理论如此丰富繁多，为什么中国最终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各种思潮、众多主义中胜出，并成为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管用”。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得革命的重心由西欧转向了东方，中国革命由此获得了合法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开来的历史必然性所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昭示了可能性。在苏维埃俄国的影响和帮助下，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需要，“十月革命”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是促使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并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根本动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发挥作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得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在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已经开启3。只不过，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遭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教条主义者罔顾中国国情机械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条条”来框定中国革命实践；另一方面是经验主义者从狭隘的个人经验出发，无视革命全局，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虽从不同的两极发生，却殊途同归。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教条化套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机械化照搬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致使中国革命在1927年至1934年遭受极大损失，付出了惨重代价。毛泽东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上正道，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了长期斗争。4《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为了批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严重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而撰写的哲学论文。这两篇哲学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揭露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5这里的“片面”和“表面”都是教条主义主观固有的认识方法上的错误表现，也是一种“主观习惯”，这种“主观习惯”往往陷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泥淖，究其原因在于表象与本质的疏离、理论与实际的断裂、认识与实践的脱节。而“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6。要“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就要“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要“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就要“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从而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使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亦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客观必然性。也就是说，揭露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内在要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说明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与1942年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作为延安整风的三大重要文献，其核心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提出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7的口号，在党内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的思想解放。从此，中国共产党真正懂得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联系。1949年9月，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再次强调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9这里毛泽东从唯物史观角度强调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发挥作用的几个重要条件。
（二）马克思主义要被中国人民接受和认同，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力量需要与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彰显。具体国情、历史传统和文化条件是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最基本要素。其中，文化条件是影响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最久远、最深刻的因素。从文化与民族的关系来讲，所谓民族就是共享同一种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关于民族的界定，斯宾格勒曾说，“‘民族’是一种心灵的单位”，“这就是‘民族’一词的唯一含义”。10我们当然可以从人种学、地域学等方面界定民族，但是文化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更具有解释力。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们生存交往范围的日益扩大，从文化学意义上界定民族局限性最小。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1这里“恰当地统一起来”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既存在一个“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的客观基础，也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主观诉求。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被民族国家的人民接受和认同，主要指的就是文化心理上的认同。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发芽，要被中国人民认同和接受，必须获得中国文化的滋养，离开中国文化的积淀和型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将是没有实际内容支撑的空洞抽象形式。“民族形式”指的就是文化意义上的规定。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最具特点，最能表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有通过中国文化这一“民族形式”，才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才能够变成“活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把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重要使命任务，注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进程中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使命，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强调要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角度认识中国道路的特色，深刻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在遭遇种种挫折和困难过程中仍然能够保持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发展态势，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而能够表达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牢牢扎根，被中国人民接受、认同，必须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精神气质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文化滋养和文明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原因。
二、“两个结合”如何可能？
一种主义能不能突破区域限制，与其他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与这种主义是否具备结合的理论品格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和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民族形式”呈现，这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理论品格密切相关。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能否相融共通的质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时代性上二者是一今一古，从民族性上二者是一西一东，表面上看二者能够会通的确让人怀疑。1925年，郭沫若撰写了《马克斯进文庙》一文，较早对二者能否会通的问题做了回应。文中虚构了马克思进文庙与孔子对话的情景。马克思与孔夫子进行了一番长谈，孔子对马克思惊叹：“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马克思也对孔子感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会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12这篇小品文以艺术的题材，运用“蒙太奇”手法，实现了马克思与孔子的时空穿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契合是二者能够相结合的理论前提。
（一）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能力的明证”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传统中生成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深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经验论传统的影响，以伦敦作为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的分析对象。但这并不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也不能证明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这一点只要看看马克思的著作就会很明确，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从来没有局限于西欧，马克思围绕中国问题撰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波斯和中国》《新的对华战争》等一系列篇章，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研究等，都表明马克思具有宏阔的全球视野和博大的人类胸襟。马克思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为理论旨归。马克思关注世界各国的革命实践，关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人类文明成果，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大成，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通过运用于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得以体现。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也就是各民族国家具有的独特历史传统、文化条件、现实国情等。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具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冲动，也正是在与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证成了自身，完成了其理论使命，彰显了其普遍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教条，而是必须运用于实践才能彰显其普遍真理性的科学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13实践性理论品格内在规定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理论家的思想独白，不仅仅以解释世界为目的，而是以改变世界为旨归。在坚持和继承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样态。一定意义上说，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然而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正创新和继承发展呢？显然，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实际和历史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14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完成改变世界、改变中国的理论使命，实现自己的理论价值，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15相结合。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性质上属于两种异质文化的结合。因为相异，所以才有了相结合的可能和必要；两种完全同质的文化之间根本谈不上结合。西周末年的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表达的就是同异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相契之处，是两者能够结合的基础。完全不相同，不可能结合；完全相同，没必要结合；虽相异，却有同才能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哪一方面的“一厢情愿”，两者能够结合，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理论品格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亲和性有关。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融摄力，绵延几千年不曾中断。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属于道德伦理型文化，而不是具有很强排斥性的宗教文化。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引用德克·布德《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主导观念》一文中的观点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16这种道德伦理型文化赋予中国文化以强大的包容性和融摄力。中国文化史上，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非常频繁，既有东学西渐，也有西学东渐，佛教东传、伊儒汇通等都是中国文化强大融摄力的明证。
中华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之间、民本思想与群众史观之间、“躬行”“践履”功夫与改造世界的实践观之间、“阴阳之道”与唯物辩证法之间，以及中华文化内蕴的“天人合一”“和睦相处”“合群济众”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构想之间，都体现出内在相契相通之处。概括起来，生成和存在于中华悠久文明史之中的，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表达的价值理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内在的而不是表层的、本质的而不是现象的相契相通，亦即二者融得进、接得住、合得来的实然态势成为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接受、认同的文化前提和心理基础。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简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相加，这种相加只是机械地外在拼接；也不是术语、概念的简单转换，这种转换只是简单类比；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建构“儒学马克思主义”，实现儒化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化”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空心化”的恶果。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上，应该避免一种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各自寻找相契合文化因素的倾向。文化因素可以单独提取，但不意味着在两种文化中机械寻找相同文化因子。按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异质文化之间或多或少总能找到相通的因子。如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相契就不能简单停留在一些相同文化因子的比较上，而应该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从二者的有机融合角度做新的阐释，阐释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机理，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两个结合”何以实现？
“两个结合”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能性。那么，“两个结合”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需要找到二者结合的“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需要探寻二者相结合的具体机制。
（一）“第一个结合”体现为对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中心任务和发展道路的把握和确定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之“的”，其实质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说明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准基本国情、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中心任务、确定发展道路。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没有现成的公式和教条的方案，并非一成不变、静态僵化的教条。同时，中国的具体实际也是历史的、发展的、复杂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特定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各个历史时期既互相联系，也相对独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而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完成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需要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了中国的国情。创造性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7这一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论断。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绝对前提，因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8。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抓住了农民和农村这个中国的根本，得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由此出发，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系统理论、路线和纲领，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农民、农村、农业是革命和建设的关键。钱穆曾说：“独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19毛泽东读懂了中国，抓住了中国的农民，把准了中国国情。在这个正确前提下，毛泽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0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1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而确立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历史经验，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探索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因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失误而导致的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低水平状态，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主要任务的选择：是停留在“两个凡是”的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还是解放思想，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经济发展，还是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对社会主义和我国国情进行再认识，作出正确选择并给出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邓小平提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22党的十四大、十五大都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并依据新的实践进行充实，以此作为制订各项规划的基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是相当长的发展阶段，但同时这个阶段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会呈现出阶段性。1979年3月，邓小平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3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所构成的时空坐标中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发展、如何“充分”发展以及如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之间是现实的辩证的关系，为此，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整体性的“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两个目标既有阶段性，也有连续性。阶段性是指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连续性是指从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前后相继、根本一致的，亦即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也就是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25。也就是说，新发展阶段是内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中的一个时期，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外的时期；同时，新发展阶段又是在社会主义几十年发展积累的基础上，站到了新起点上的新阶段。新发展阶段历史方位的标定，为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新时代新征程，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和融通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26，“贯通”“融通”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路径。
按照《现代汉语大辞典》的解释，贯通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学术、思想等方面）全部透彻地了解，融会贯通；一是指连接、沟通。融通有三层意思：使（资金）流通，融会贯通，使融洽、相互沟通。可以看出，贯通和融通都有融会贯通之义，若讲区别，贯通侧重于“连接”之义，融通侧重于“融合”之义。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侧重于二者的连接和对接。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27。尽管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算起，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170多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历史性及其相关规律，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关于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等，仍是我们必须学精悟透的看家本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突出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中蕴含了一系列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价值理念和思想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其实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传承的古老智慧结合起来，实现精髓与精华的融会贯通。二者的贯通，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正扎根中国土壤之中，融入中国历史、融入中国文化、融入中国老百姓的心灵，从而在最深层、最深刻的意义上获得中国特色，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
马克思主义只有融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才能深入人心，不断夯实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已经深深植根在每个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28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虽遭受西方文化的极大冲击，但作为基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之“魂”真正“走心”“入心”。
四、“两个结合”意义何在？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必然，是具有时代性的课题。“两个结合”的提出，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一）细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实际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29一个国家的具体实际，是由该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文化条件共同建构的，其中文化条件是最深沉最持久的变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单独提出来，细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路径，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走向成熟完备。
（二）彰显了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讲，文化自信与否并不简单是文化自身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30，“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1。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互为条件。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历程，“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度打垮了中华民族精神，国人陷入了文化自卑的心理状态。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实行，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由此，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也实现了从文化自卑、文化焦虑到文化自信的根本转变。“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就是在新的历史坐标中，重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文化自觉。“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32。“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依托。
（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成就
无论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还是从中华文明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演绎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范式，亦即“两个结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历史图景。所谓相互成就，一方面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不断释放出其自身具有的本质性的真理力量，并以其独特的“批判的武器”的功能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处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几千年的灿烂得以焕发时代荣光；另一方面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具有了中国的“民族形式”，日益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由“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四）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33这里“走自己的路”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的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有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支撑和表现的特色，正因为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血脉，我们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既是政治选择，同时也是文化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34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总之，“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原创性贡献，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达到了新高度。深入理解和系统阐释“两个结合”蕴含的问题逻辑，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简介：任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23AZD007）;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2022年度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基本问题研究”（2022MGCZD005））
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