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潮风行欧洲的时候，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想领军人之一的巴枯宁在巴黎首次结识了一批知名的革命者。这其中有一人可说是使他既敬重又憎恨。“我们相见的次数颇多，因为我敬重他的学问以及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热情而严肃的献身精神（不过，这总和他个人的虚荣心掺杂在一起）……我们俩性情相差悬殊，难以为友。他说我是一个热情的理想家，他是对的；我以为他是一个虚荣的、不义的、诡诈的人，我也没错。”这是巴枯宁多年以后的评论，他当时也许未能料到的是，正是这本该为同执反资本主义信念的战友成了他一生的对头，并最终在海牙大会上将他排挤出共产国际使其郁郁而终。

当然了，像对巴枯宁这样排除异己的做法，当事人马克思和他那些追随者们实在是驾轻就熟。所谓阶级斗争也正是这样一种寻找敌人、制造敌人和消灭敌人的不断循环。如果说广义上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着资产阶级和资本制度这一敌人，按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讲法，似乎敌人的敌人都该是朋友才对。然而历史证明的是，比起对资本家们的迫害，革命家内部的斗争甚至更为残酷。

政治流派的对抗往往如此，划成两个相对的阵营来看总难免虚妄。且不必再论彼时流行的共产思潮走向分裂越跑越偏，相反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反极权运动，似乎更加蔚为壮观。无论是主流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像阿伦特一般的共和主义，都视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为大敌。然而在那些主义之间，甚至一种主义自身内部，又岂止千差万别。

反对同样的东西这一点，从来不能作为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根基。正像如今，无论我们如何标榜自己的右派立场，高唱对自由的热爱，使年轻人觉得彼此间本质上相似的，未必是所持的正面观点，而更多是反对专制的态度。当这种反对已经渐渐成为主流和共识，甚至所谓的很多左派都将注意更多放在如何变革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的却往往不是似乎理所当然的环境改善，反而是愈发混乱的冲突纷争，在夹杂着拜金、犬儒、权势的洪流里摇摆地追逐各自的自由。

自由这个词实在是包含了太多的歧义和迷惑性。现代以来几乎没有一种主义不会把它写入自己的纲领，并定义了许多“真正的自由”。头脑冷静清楚地区分开伯林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也许再加上保守主义“秩序下的自由”等，本是一件极有必要的事。然而被压迫的心灵太急于挣脱束缚，就像当年被资本吞噬的身体太渴望获得解放一样，把反抗乃至毁灭作为了第一的信条，并借此感受到相知的慰藉。

打碎一个旧世界从不意味着能创造新世界，何况反对旧世界的人还有很多并不希望打碎传统，渴望新世界的人也有可能不支持社会的建构工程。如今很多人都读过哈耶克，建构理性的说法也早不是一个生涩的字眼。但事实上由积极自由到建构理性的整套脉络，对于概念并不那么清晰的自由战士来讲仍是最具诱惑力的，并最终将其引向和其反对者一样的错误。特别当我们处在一个充斥公知意领的时代，一些并无多少学者气质的积极发言者，往往在不乏私心地传播着自己那些并不严谨扎实的学术理念同时，把初黯世事的学生们带到了迷糊的路口。砸冰箱、打嘴仗的事似乎好办，而拍电影、造手机就难免暴露致命的自负。

急功近利的时代不光是由那些我们终日批判调侃的腐败官员造就的，也同样是我们自己躁动不安的心灵的写照。独立、理性、自由的字眼，需要的是审慎的维持，但远远禁不起无尽的挥霍。我当然明白长久受限下个性解放的勃然迸发之势，但突破禁忌以后随之而来的绝不该是百无禁忌。

还是回到开头的故事上来，也许是出于私交、也许只是出于思想，巴枯宁很早就预见到马克思主义的专制倾向和一个新的剥削阶层的产生。敌人的敌人最终可能成为的是更大的敌人。我并不像巴金老人一样支持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在国家是否该存在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也显然是几乎与所有其他主义相悖的，然而成为这种看上去的众矢之的真正又意味得了什么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