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的学术使命，也是张载的人生理想。特别是其中的“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为社会指出前进的方向，为人类描绘美好社会的蓝图，并探索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途径。张载为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所进行的学术探索和实际努力，依然闪耀着不灭的精神光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太平之世的治世方略
张载所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和所选择的治世方略，一方面仍然遵循着儒家的“大同”“仁政”“礼治”等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则针对他所生活时代存在的社会问题。面对北宋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弊端，一些有志之士力主改革，张载也是其中之一。但与坚持现实主义路线的王安石不同，张载主张以夏商周“三代”为榜样，确定治世方略。1069年，张载受诏回朝与宋神宗讨论治国方略时提出：“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明确表明了他“法三代”的治世思路。
第一，推行“井田”。通过实行“井田制”解决土地的日趋集中问题。张载主张“论治人先务，未始不以经界为急”“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授一方，养民之本也”。他晚年回到故乡横渠镇著书讲学，一方面与弟子们读书论学、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仍体察民情，试验井田制，为广泛推行井田制积累经验。
第二，实行礼制。张岱年曾说：“张载学说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以气为本，二是以礼为教。”张载的“以礼为教”，约有二义：一是重视礼的教化；二是崇尚古代的礼制。在礼教上，张载认为“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出”，把“礼”和“德”贯通起来，由“崇礼”引申到“贵德”。在礼制上，张载平生用心于“复三代之礼”，主张实行礼制，确立治世之道。他说：“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罚俱不出于礼外。”司马光曾评论说：“窃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复三代之礼者也，汉魏以下盖不足法。”
第三，恢复宗法。张载还主张推行古代的宗法制，他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他认为宗法制可以使人知道自己的世代祖先，从而通过宗亲关系凝聚人心，并通过世系传衍继承传统美德，淳厚民间风俗。
第四，推行德治。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张载继承孔子的治世思想也主张推行德治。他说：“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为了推行德治，张载从哲学高度论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他在《西铭》一文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就是说，人与我、物与人，都属于天地所生，都秉有天地之性，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以万民为同胞，以万物为朋友。这种“民胞物与”的道德理想，既是修身的根本，也是治世的纲领。
太平之世的价值目标
张载提出的治世方略，并没有停留在急功近利的手段上，而是对社会的长治久安有着长远思考。概而言之，约有四端。
一曰富。张载认为井田制有两大优越性，首先是“足民”。所谓“足民”就是让老百姓富裕起来。他说：“为政者在乎足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富民是儒家提出的重要社会价值。孔子把“足食”“足兵”“民信之”作为治国的基本要素，并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提出“明君制民之产”，都把“富”作为太平之世的重要标志。张载继承了这些思想，也把“富”作为“为万世开太平”的重要价值目标。
二曰均。张载认为，井田制的第二个好处是“均”。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井田亦无他术，但先以天下之地棋布画定，使人受一方，则自是均。”“均平”也是儒家追求的重要社会价值之一。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也是张载主张推行井田制的用心所在。
三曰安。张载的井田制、礼制、宗法制、德治等治世方略的选择，其中都内含着一种秩序性的价值诉求，而这种秩序价值所呈现的社会面貌就是平安、安定。在张载看来，礼是天理秩序性的现实展现，礼制具有安立社会秩序的实用价值。张载说：“井田行，至安荣之道。”“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他之所以倡导宗法制，也在于宗法制具有明世系、凝人心、厚风俗等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
四曰和。“礼之用，和为贵”，推行礼制，可以实现和谐价值；实行德治，达到“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对于社会的意义，更是和谐。张载在哲学上追求至高无上的“太和”境界，主张“太和所谓道”。张载称“太和”为“道”，从本体和价值的统一上赋予了“太和”以崇高的地位。这种至高无上的和谐，就是张载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张载看来，世间万事万物虽然存在着种种矛盾、对立和斗争，但终归会化解矛盾、实现和谐。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种至高无上的宇宙和谐体现在社会上就是社会和谐。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必须通过美好的道德才能实现。而道德上“民胞物与”的境界就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最好途径。为了做到“民胞物与”，他提出每个人要培植“大心体物”的自觉精神，“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就是说人应超越个体狭隘的见闻和私心，弘大其心境体察万物、承载万物，做到“体物未尝遗”“视天下无一物非我”，这样就会具备关怀万物、关爱他人的宏大道德情怀，就能遵循“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道德原则，就能达到“民胞物与”的道德境界，从而使社会真正实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境界。
总之，张载设计的上述治世方略，是由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导引的。他追求的“富”“均”“安”“和”等价值目标，也即是太平之世的构成要素和确立标志。富而平谓之“富平”，均而平谓之“均平”，安而平谓之“安平”，和而平谓之“和平”，合而言之，即是“太平”。在张载看来，这几个具体的价值目标达到了，社会就实现了“礼教备，养道足，而后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的理想状态，此即是“为万世开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理想的突出特点
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理想，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其一，“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术”与“道”的统一。张载提出的太平之世的治世方略是实现太平盛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属于“术”，而它追求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则属于“道”。我们对它的评议，既不能只着眼于“术”，也不能只看其“道”。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术”与“道”的统一，以治世言，治世之“术”由治世之“道”来指引，治世之“道”由治世之“术”来实现，两者不能割裂。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理想也体现了“术”与“道”的统一。
其二，“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保守性和空想性的交织。张载的治世方略包括井田制、礼制、德治、宗法制等，都是传统儒家主张的特别是西周时期的治世经验，以此作为北宋时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确有“药方只贩古时丹”的保守主义色彩，而企图用这种方案来实现富有、均平、安宁、和谐等美好的价值目标和万世太平的宏伟理想，只会流于不切实际的空想。所以他的理想体现了保守性和空想性的交织。
其三，“为万世开太平”理想是历史传统和时代意识的结合。太平盛世的理想追求，“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志向，并不只是张载个人的独立宣言，而是历史上诸多思想家、政治家所崇尚的社会最高评价标准。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南巡会稽时，命李斯“立石刻颂秦德”，其中曰：“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吕氏春秋·大乐》篇认为，先王定制音乐，并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娱乐，其宗旨也是为了实现“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的美好社会理想。《后汉书·班彪列传》记述了班彪对周成王的赞美：周成王年幼时受到周公等人的良好教育，所以他主政后“天下旷然太平”。温庭筠在诗作《长安春晚二首》中赞美他所处的唐代社会是“四方无事太平年”。“太平”，不但在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中一直是美好的社会赞词，而且到了北宋时期更广泛成为人们表达美好愿望和社会理想的流行词汇。宋太宗赵光义于公元976年登基后，就改年号为“太平兴国”，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公元977年后，赵光义还下令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几部大书。于是，“太平”就成为表达一种时代意识的话语，为人们所熟悉。关心朝政的知识分子们几乎莫不谈“致太平”之道。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一文中说：“臣谓前世号称太平者，须是四海晏然，万物得所。”北宋思想家李觏认为《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他阐发《周礼》思想写成《周礼致太平论》，希望以此用于实际，实现大宋太平。可见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理想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性兼备的突出特点。
总之，张载用“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他的学术使命和社会理想，并不是空洞无物的宏大叙事，而是具体切实的殷切表达。尽管同历史上其他哲学家一样，张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追求的富、均、安、和的社会价值目标，却是合理的，他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使命也是十分崇高的。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十七“横渠学案”的按语中所写：“先生……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者：赵馥洁，系西北政法大学资深教授、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