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个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模过枪！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与是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而去。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对其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说：“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1]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

按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修辞学》中的说法，所谓“修辞学”就是“一种旨在征服人心的政治辩论艺术”，其中包括“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三种手段。“信誉”是说演说者自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通过自己使听众认为它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情感”是指演说者调动听众感情，因为“人在愉悦中所得出的判断”会“自己说服自己”；“逻辑”则要“对所谈论题恰当运用论证手段，从实质或形式上证明论点的正确”。[2]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3] 换言之，在更具“经常性”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生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由于修辞的效果往往体现在随机的口语中，所以我们毋宁直接引毛泽东演说的原始记录稿。虽然这样的稿件可能与经过编纂的“定稿”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要担当有失“准确性”的风险，但我们认为它可能更能体现毛泽东的原始语意和自然风格。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有时往往一句玩笑，他就能使艰深的理论直渗人心，甚至彻底把你的脑子给“洗”了。友人曾告诉我一个故事：延安时期，曾作为红军四方面军一员的许世友将军，因受到不公待遇曾串通几位同僚准备“叛逃”。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既没“抓捕”，也没 “惩罚”，只是把许世友请到他的窑洞里“密谈”了几个小时。从此，这位谁也不买账的“和尚将军”竟死心塌地地跟随毛泽东干了一辈子，直至毛泽东去世后也没丝毫改变。友人考我这个所谓“专家”：“我特别想知道，毛泽东究竟在窑洞里根许世友都‘说’了些什么？他究竟用什么‘高招’约束了一匹‘野马’并左右了他的终生？”对此，我哑口无言，但立即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政治修辞学！林彪元帅有句名言，“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4] 毛许关系的故事，或许是对林彪语录的最好诠释。

没有上过大学的毛泽东确有一种本领，就是能把极其“深奥”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异常浅显的“农民语言”。例如，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 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好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你给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

“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5]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三个、两个，甚至十个八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6]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事物在时间、空间（特别是时间）中运动，人们观察事物如果不合实际情况，看过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成熟了，不去大发展，就右了；明年一年要全国达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说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目的。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是右了。”[7]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厌恶至极。特别是那些未经修饰的讲话记录稿，更是鲜明地体现出他话语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和冲击力。例如，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8]

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如果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名言。他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什么样子？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9]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方干部要做到“三不叫”：

“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再重复。牛也要讲衣食住，要有人管。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有本领，今后不要发生死牛之风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10]

毛泽东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道理，常说：“人民就像水一样的，打比方，领导者从各级小组长起一直到我们这些同志，就是像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顺那个水，顺着水性。不要去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不要脱离水，不要逆水，要顺着水性。”[11]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共作了6次讲话，其主要思想主旨是纠“左”。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

“斯大林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毛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 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 “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麿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交给公社不交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12]

在讲道“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3]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4]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发展？）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5]在强调发扬“民族风格”时，毛泽东宣称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6]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17] 强调要“硬着头皮”、“挺直腰杆”，“站着说话”。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18]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19] 如毛泽东说：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20]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痛恨至极。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21]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信中说：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22]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曾想到，在他在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注释：

[1]《毛主席1965年1月9日同斯诺的谈话》，这里引用的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

[2]参阅：龚文庠《说服学的源起和发展趋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参阅：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4]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 。

[5]《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7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199页。）

[6]《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204页。）

[7]《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8]《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8月30日）》，会议记录稿。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10]《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5年9月）》，会议记录稿。

[11]《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2]《在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5页。

[13]《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上的指示（1964年6月6日）》，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

[14]《在上海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8日）》，会议记录稿。

[15]《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会议记录稿。参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206页。

[16]《与毛远新的谈话（1964年3月）》，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北京版。

[17]《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9日）》，会议记录稿。

[18]《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会议记录稿。

[19]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 65-66.

[20]《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8 日)》，会议记录稿。

[21]《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1958年5月20日)》，会议记录稿。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