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筠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奇琦，利兹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学院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作者授权发布。

摘要：弗洛伊德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的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但不能仅仅将这起事件简单理解为种族问题，而应同时对由此而引发的“黑命攸关”运动进行全面审视。“黑命攸关”运动与过去传统的民权运动存在着差别，它实质上是一场由“交叉性”所主导的身份政治运动。“交叉性”是黑人女权主义者为回应人们对身份政治狭隘群体意识的诘难而提出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消除多元身份之间的隔阂以增强反抗力量。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交叉性”却遇到了诸多严重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未能从根本上突破身份政治漠视经济问题的错误，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因而难以在现实中有效聚合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这启示我们，新的社会变革仍应重回寻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之中。  

关键词：“黑命攸关”运动；身份政治；交叉性；经济视角  

2020年5月25日，就在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全美肆虐之时，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被白人警察德里克·肖万（DerekChauvin）以“跪颈”方式致死。这起事件发生后，一场以“黑命攸关”（BlackLivesMatter）[①]为口号的浩大的示威游行运动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先后爆发，并有可能成为美国迄今为止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活动。[1]诚然，弗洛伊德事件以及因此被再度激活的“黑命攸关”运动不可避免地使人们联想到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应简单地将这一系列事件作如是解读，否则就成了“政治正确”了。[2]这提示我们，在声援美国黑人和谴责白人至上主义的同时，应注意避免仅仅从种族视角，即仅仅以“非裔美国人”这一身份的视角来看待弗洛伊德事件。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指出，身份政治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在美国造成的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反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分裂出更加多元的主体身份，从而引发了身份之间的新的矛盾冲突。因此，在面对这场收获大量同情甚至被寄予厚望的“黑命攸关”运动时，应当突破“黑白之争”的身份政治的分析框架，以一个更审慎的态度、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这场运动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  

一、“黑命攸关”：美国当代主流身份政治的典型样貌  

“黑命攸关”是近年来流行于美国社交媒体上的新社会运动的口号，它最早于2012年被提出。2012年2月26日，美国非裔青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Martin）遭社区自卫巡逻员枪杀，而后者却于次年被判无罪。这一事件引起了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悲痛，出于防止悲剧重演的良好愿望，几位黑人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创立了#BlackLivesMatter话题标签。[3]3812014年，又有两名非裔美国人因被警察枪击和锁喉而丧生。[4]旋即，“黑命攸关”便从社交媒体的话题标签变成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的标语。在2014至2016年间，该话题被推广到了美国三十多个地区，[5]相关网站的建立和线下活动的开展都体现着黑人群体对警察暴力执法的质疑、对种族歧视的愤怒以及消灭种族不平等的渴望。对此，许多西方媒体纷纷将其报道为“新式民权运动”（Anewcivilrightsmovement）[4][6][7]。  

与过去的民权运动相比，“黑命攸关”运动主要体现出两个新特点：首先，“黑命攸关”运动以数字技术作为媒介而开展，其特点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其具体流程是：由创始人在网络平台（https://blacklivesmatter.com/）上发布行动纲领和目标，各地区的支持者据此自发地组织线上或者线下的活动。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一个个黑人如何被击杀的故事、如何遭受种族歧视的个体经验，都能构成极为重要的情感（affective）纽带，这些素材再经由社交媒体平台获得快速传播，便能够创造出一种情感的团结（affectivesolidarity）。正如克莱尔·黑明斯（ClareHemmings）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情感的体验源于纠正不公平感的渴望。”[8]并且，这些素材在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中不断地以多种形式（视频、文字、图片等）被重复谈论和二次创作，使得情感强度（affectiveintensities）[9]也随之而不断地获得循环和再现。很显然，“黑命攸关”运动的这一特点与诸多数字运动相类似（例如#MeToo[②]）。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所造成的隔阂，并同时产生了一种集体的情感连接，这为所有具有类似受害经历的人参与运动提供了极大便利。这样，“黑命攸关”运动就与前网络时代的民权运动在开展方式上形成了巨大差别：前网络时代的运动通常以公众示威或者集体请愿为主要模式，而数字运动则具有高度个性化、分散化的政治风格，[10]特别是网络平台所具有的匿名性吸引了更多人的参与。  

其次，“黑命攸关”运动的参与个体呈现出了更加复杂多元的身份叠加。在1960年代，由马丁·路德·金（Dr.MartinLutherKingJr.）领导的民权运动的主体主要是黑人异性恋男性。相比之下，“黑命攸关”运动的主体不仅涵盖了黑人民权运动的主体，更吸收了自上世纪80代以来新产生的女权运动、反种族隔离运动、政治性嘻哈运动、LGBT运动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等运动的主体。[11]特别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个人的即政治的”（personalispolitical）——即每个参与者的个人经历在运动中都会被反对系统性压迫的运动所借鉴强调——这一主张影响下，“黑命攸关”运动尤为重视个人经历的政治意义及其与他人福祉的密切联系，这进一步推动了其主体身份的多元化。为此，黑命攸关”运动更新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不仅要代表那些被警察法外处决的黑人，如今还要“肯定所有黑人酷儿（blackqueer）和跨性别者（transfolks）、残疾人（disabledfolks）、黑人非法移民（undocumentedfolks）、有案底者（folkswithrecords）、女性（women）和位于性别光谱上任何位置的黑人们的生命（allBlacklivesalongthegenderspectrum）”[12]。与此同时，“黑命攸关”运动的创始人也不断强调，正是自己的黑人、女性、酷儿等多元身份[13]奠定了纳入诸多边缘群体的反抗系统性压迫联盟的基础。  

当前，“黑命攸关”运动还开始不断寻求与其他边缘少数群体的活动进行交叉。例如在2020年LGBT群体的“骄傲月”（PrideMonth）中，“骄傲游行”（PrideParade）恰逢“黑命攸关”运动，它们共同呼吁人们关注所有身份以追求社会公正。由于这些群体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展现了彼此的团结，因而被认为凸显了交叉性的重要性[14]。又如2020年7月，三星美国公司组织其来自黑人群体以及LGBT+群体的员工共同思考团结的重要性。这些员工认为，“黑命攸关”与“骄傲月”的并行可以让这两个群体的人互相支持并从中受益。更进一步地，他们相信“黑命攸关”运动能激发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骄傲月”，并认为这两种运动的交织不仅仅是对多种边缘群体的包容，更是对多样性的赞美。[15]  

总之，无论从行动纲领、成员构成还是后续发展的角度来看，“黑命攸关”运动都是在尝试将那些在过去黑人民权运动中未被纳入的其他边缘群体重新置于运动的中心位置，并承认他们个体经验的政治意义。作为当代身份政治的显性表达，“黑命攸关”运动不再仅仅从种族出发，因为单一的身份已经无法满足当代身份政治的需求。基于以上特点，一种包容了多元身份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在这样的身份政治中变得尤为显著。因此有学者指出，应把“黑命攸关”运动视为“将交叉性理论付诸实践”[11]的运动——它始终将注意力集中在种族、性别、阶级、残疾和国家支持的暴力等问题上，并认为所有问题都同样紧迫。  

二、打破身份隔阂的尝试：“交叉性”的提出 

身份政治的话语形态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激进运动中产生，它整合了当时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并强调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拒绝单一的同质化，要求主流文化承认多种形式的压迫，从而希望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然而身份政治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狭隘群体意识”的困境：一是实践中的身份冲突。身份政治运动的政治动员是基于身份而展开的，但现实中单个的运动主体往往同时叠加了多重身份，这样不同的身份在在现实的运动中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对立；二是理论上的“还原论的倾向”[16]。由于一种身份存在着被另一种身份化约的可能性，因此研究身份政治学的学者总是在“哪个身份最重要”的问题上争执不下。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争议不但没能推进理论的发展，反而在实践中不断分裂出更多的身份团体。因此，如何克服“狭隘的身份意识”便成为这一时期身份政治理论与实践向前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美国黑人女权主义学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于1989年首次提出“交叉性”概念，她揭露了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是如何使现有的权力等级秩序合法化的，并旗帜鲜明地指出原有的反歧视方法是根据白人女性或者是黑人男性来制定的，这都窄化了对父权制以及种族歧视的理解，即黑人女性可能经历着种族和性别的交叉压迫。[17][18]也就是说，“交叉性”意在为所有形式的压迫找到一个“公约数”，从而为所有被歧视者建构一个“共同的身份”[19]，以形成一股反抗压迫的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交叉性”理论被提出的那个年代，克伦肖的观点也算不上是先锋的，并且她也绝不是第一个意识到黑人女性的双重压迫的边缘地位的人。[20]72-82[21]67-85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美国爆发了黑人民权运动以及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这些都激发了黑人女性知识分子对种族和性别在自由民主问题上的思考。例如派翠卡·希尔·柯林斯（PatriciaHillCollins）和奥德烈·洛尔德（AudreLorde）就认为黑人女性的经历在女权运动中被资产阶级白人女性代表了，因而他们重新开始从种族、阶级和性别等维度来审视女性所遭受的压迫。[22][23]贝尔·胡克斯（bellhooks）以共同压迫为例，强调了不同女权主义视角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性。[24]8由上可知，“交叉性”继承的是黑人女权主义的遗产，“种族/阶级/性别”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功能矩阵，它可用于检视不同群体的多重身份及其不平等经历。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些思想都早已存在，那么“交叉性”的独特性又在哪里？为什么当代身份政治对“交叉性”尤为重视？  

作为一种旨在为所有压迫形式寻找“最大公约数”的理论，“交叉性”其实是一项“行进的工作”（awork-in-progress）[25]，它目前仍在“不断地建设中”[26]31。这是因为只有根据运动主体的具体背景，“交叉性”才能完成身份政治的具体化过程（即辨识出哪些身份和哪些压迫的交叉作用），并为这些身份结成政治联盟提供可能性。同时，“交叉性”在这个过程中的分析对象并不是固定的（可以是身份认同/社会范畴/系统性压迫等），因此“交叉性”仍然是不甚完整的。然而，正如凯西·戴维斯（KathyDavis）所指出的，“交叉性”所具备的模糊性和开放性恰恰是其具有影响力的关键，因为它解构了西方哲学范式中的二元逻辑和普遍主义。“交叉性”既是一种辨识不同社会范畴以及系统性压迫的交互作用的指导思想，又可以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中建立交叉性的分析模型。[27]因此，注重身份差异的开放性、识别主体的多重身份以及这些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能力，是“交叉性”至今仍受关注的重要原因。正是这些独特而有争议的成功秘诀，使交叉性能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使用，并使其旅行轨迹遍及世界各地。[25][28][29]  

同时，由于“交叉性”创造了一套用以分析权力结构的全新视角，使其不仅在理论上受到了许多学科的追捧，并且在实践上也转化为行动派消除多重压迫的策略。正如伊丽莎白·埃文斯（ElizabethEvans）所指出的，几乎所有在英国大学中正式注册的女权主义社团都宣称他们是一个具有“交叉性”的社团。还有一些著名的英国女权主义团体也在追求交叉的女权主义：如SisterUncut，它是一个以多元化成员组成的女权主义团体，以抗议紧缩政策对有色族裔女性造成的巨大影响；又如FeministFightback，该女权主义团体持续反对资本主义并且持续探索交叉的压迫形式。[30]总而言之，“交叉性”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团体成立的“必备条件”，以期解决多种领域的不平等问题。  

由上可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交叉性”的目标都是希望在运动主体既有的身份认同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一种能够超越现有权力关系的、更广泛的团结，以对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压迫。这一理论无意复制现有的力量和文化结构，以使有色人种在各个方面都能超越白人，而只是试图探索出一种完全摆脱现有力量和文化结构的方式，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  

三、虚幻的联结：“交叉性”在实践中的困境  

尽管以不同身份“交叉”为视角重新理解和审视各种社会不平等，似乎能够为身份政治进一步发展理论提供了有益启发，甚至还能在现实中掀起诸如“黑命攸关”等新式身份政治运动，但从目前的实践效果来看，“交叉性”未能使身份政治突破当前的困境。  

首先，“交叉性”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虽然能够让各种多元身份变得更加清晰可见，但也仅仅止步于“被看见”，因而并没有突破“政治正确”口惠而实不至的虚伪性。实际上，“让多元身份的变得可见”体现的是一种可见性经济（EconomiesofVisibility）。1995年，罗宾·韦格曼（RobynWiegman）首先将可见性经济的概念定义为对种族和性别这些政治范畴视觉化的认识论，[31]8即它们所呈现出来的物质的表达形式就可以被理解为它们是谁或者它们是什么东西。莎拉·巴奈-维瑟（SarahBanet-Weiser）进一步延伸了可见性经济的概念，她认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多重互相连接的媒体平台中，“可见性”本身就成为了目的，即“可见的东西”就是“存在的东西”。[32]22为了说明这个逻辑，巴奈-维瑟首先肯定了可见性对于被边缘化和被剥夺权利的群体的重要意义，即可见性能够有助于帮助这些群体清晰地表达政治身份，从而改善其不利境地。此外，批评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则致力于在使政治范畴（种族、性别、阶级等）可视化的过程中，进一步生产出超出可见性的东西，例如社会政策的完善。正如纳萨尼·法兰克（NathanielFrank）在强调可见性对于LGBT群体的重要意义时所指出的，增加边缘群体在大众视野中的熟悉程度是提高他们权利的关键。[33]在上述这些人看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可见性都可以导致社会政策的完善，但是可见性应该作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手段而存在。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数字文化的盛行，可见性被经济化了，这让可见性不再是一种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是异化为政治目标本身。在可见性经济中，最重要的是政治范畴的可见性，而非这些范畴所承载的政治诉求。巴奈-维瑟以印有“女权主义者长这样”（ThisIsWhataFeministLooksLike）的T恤为例，指出这样不过是将女权主义者的政治逻辑（即投身于改善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主体）视觉化为女权主义者的“样子”，即穿上这个T恤就已经达成了女权主义的政治实践——“T恤变成了政治；政治包含在可见性中，视觉表达成为政治行动的开始和结束”。[32]23很显然，可见性所关心的、所能推动的仅仅是文化上的、语言上的进步——例如认为将“黑人”改称为“非裔美国人”就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这同“政治正确”的逻辑并没有本质区别，并且在左翼精神衰落的当前，它已完全沦为精英表达文化个性的表演政治。更为严重的是，可见性的管控权力实际上均掌握在新闻媒体、社交媒介公司或者知名企业手中，当可见性被转化为“点赞”、“转发”和“流量”时，它就成为一种可以牟利的潮流趋势。这意味着，真正能够决定什么东西能够被看见、什么东西可以被加速成为潮流的力量是资本。实际上，当某些政治范畴比另一些政治范畴更具知名度时，一些系统性的不公正恰恰可能会在由资本掀起的某种“普天同庆”的气氛中遭到掩盖，从而剥夺了那些真正有需要的群体的政治表达机会。  

其次，“交叉性”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加深了逆向歧视的趋势，进而形成反向的等级制度。安德鲁·沙利文（AndrewSullivan）指出，“交叉性”渐渐变成了一种宗教，通过它可以解释所有的人类经验，其原罪就是某些身份群体可以凌驾于其他身份群体的力量。人们必须通过“检视你的优渥条件”（CheckYourPrivilege）来忏悔自己的原罪。进而，这样的原罪在校园活动中被具体化。如本·夏皮罗（BenShapiro）结合自己的校园经历指出，“交叉性”在大学校园中造成了一种“受害者等级制度”[34]。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观点的价值取决于其身上叠加的受害者身份的数量（如“非裔同性恋残障女性”）；与之相反，“白人中产异性恋男子”则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这清楚表明，“交叉性”的实践效果偏离了它的初衷，不仅未能为所有边缘弱势群体建构出一种“共同受害者身份”，反而激化了他们各自狭隘的“受害者意识”。也就是说，受害者经历尽管被强调，但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公正的根源却没有得到有效批判。这样，一种仅基于痛苦体验的身份政治就可能会加深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对此，齐泽克（Zizek）曾批评道，“受害者情结”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精英阶层孤芳自赏的思维逻辑，它在“后政治”（postpolitics）[35]时代只能掀起“虚假行动”。这就注定了此类“受害者身份政治”虽然希望聚合所有边缘弱势群体以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但在实践中却总是不断在社会上制造新的对立，如“众生平等”（AllLivesMatter）、“警命攸关”（BlueLivesMatter）等新标签的产生。  

最后，“交叉性”在实践中为所有被歧视者寻求的“共同的身份”只是一种“合并的幻想”（afantasyofincorporati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认为，在后现代社会的解构语境下，一些关键概念仅仅是被解构主义的方法所“抹除”（undererasure），而不是被辩证地扬弃或者被更完善的概念所取代，因此只能继续沿用这些概念。“身份”（identity）就是这样一种概念，既不能用旧的方式思考它，但是它又必须被包含在关键问题的思考中。[36]1霍尔进一步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与别人情感表达的连接。[36]2正如前文所述，这种以故事为载体的情感在数字文化的加持下形成了一种情感团结。但霍尔同时也认为，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合并的幻想，因为个体在这个身份下其实无法完全融合，而身份认同也受制于差异化的游戏规则。由于身份认同的归属感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决定了在谈论身份时必须考虑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因为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固定的，而新的身份可以在这些差异中不断被构建。[36]4此外，齐格蒙·鲍曼（ZygmuntBauman）也指出，身份是人们逃离后现代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关键，特别是当一个人无法确定其归属时，就会渴望通过身份来确定一种“正确和恰当”的行为模式。[37]19因此，身份就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价值投影，个体责任在身份中就会被再次强调。鲍曼指出，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使得人际关系支离破碎，但与此同时后现代意识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人际亲密关系的崇拜，但这种崇拜也仅仅是对人们孤独心理的一种补偿，亲密关系的建立实际上变得更加困难。[37]33在这样的背景下，鲍曼认为团结行动的短暂爆发或许并不能改变后现代关系的基本特征——支离破碎的、不连续的、窄化的目标和连接的浅薄，所涌现出来的“集体”也不过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交叉性”对身份多样性的赞美，并不足以对抗后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因为身份很容易像“更换衣服”一样被换来换去，由它所呈现出来的“集体”终究只是一种合并的幻想。更严重的是，在这些行动中的怨恨和不满会导致不同身份群体在关注经济（公众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的经济资源）中互相竞争，[37]34因此仅仅通过身份认同而寻求的团结在改变不公正问题上只是隔靴搔痒。  

四、重回经济视角：对“交叉性”的反思  

作为一种本质上是为身份政治辩护的理论，“交叉性”在实践上的失败再次说明身份政治不可能成为反抗资本主义压迫的有效办法。“交叉性”在理论上最致命的弱点在于，它在为身份政治寻找新出路时并没有真正克服后者在反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简化论”时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倚重文化批判，而忽视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因而它在实践上同样无法突破身份政治的困境，即无法有效将多元身份凝聚成反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力量。  

首先，“交叉性”遗传了身份政治漠视现实物质利益的基因，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平等理想的进一步背离。虽然“阶级”也是“交叉性”关注的身份范畴之一，但它并不懂得不同身份之间之所以存在冲突，根本不在于这些身份在文化上或观念上存在隔阂，而在于它们背后都承载特殊的、狭隘的因而也是相互隔绝的经济利益。换言之，“交叉性”实际上是错误地将本是经济范畴的“阶级”理解成了文化范畴，因而未能理解身份的分野在本质上不过是经济利益的分化在观念、文化层面上的反映。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批评身份政治的狭隘性时指出：“身份政治本质上不是为所有人服务，而是为那些拥有某种特定身份的成员服务。”[38]投身于身份政治运动的群体通常只是抱着一种“成为其中一员可获利”的动机，因而他们在运动中难以凭借共享的价值和目标形成可靠的联盟。由于看不到这一点，“交叉性”只能在文化层面，即观念领域想象某种能够联结所有人群的“共同身份”，而不能在现实中真正消除因经济利益分化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就是说，“交叉性”在这里只不过是在为一个个孤立的、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体——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逻辑前提——建立某种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9]286“交叉性”以为能够在脱离物质基础的情况下找到一个足以联系不同群体的“共同身份”，但这终究只是一种构筑在观念中的“形式上的团结”，它一旦在现实中遭遇物质利益的挑战便会立刻解体。事实上，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开展根本是为了创造一个在经济上更加平等的社会，实现人的经济解放即普遍的人的解放，而身份政治显然无法承载这一宏伟愿景。所以，它在现实中并没有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造成的隔绝，反而充当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和社会不平等的帮凶，因为它关心的是某些狭隘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人类利益，只要自己不会因为性别、种族、性取向等问题遭受不公待遇，那么不公正的存在就是可以容忍的。  

其次，“交叉性”不强调阶级联合起来的总体性斗争，而是主张个人对资本主义的单打独斗。尽管“交叉性”正确意识到了某个身份范畴的受害者可能是另一种身份范畴的受益者，但它在具体论证“身份的最大公约数”时，却不是以处于生产关系之中、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现实的个人”，而是以孤立的、抽象的个体作为逻辑起点，所以它只不过是在理论上从个体或群体的特殊经验中抽象出某种普遍的受压迫体验和反抗意识，并幻想能够通过这种虚构的身份作为凝聚革命力量的价值共识。由于忽视了“人被资本联合为社会联合劳动者”的事实，“交叉性”无法理解“社会联合劳动者才具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和潜力”[40]，因而它没有在经济利益层面上思考如何激发社会生产者作为社会联合的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集体行动逻辑和力量，而仅寄希望于在文化层面唤醒每个孤立个体的“受压迫者意识”，使他们在共同的“受压迫者身份”的感召下独立地、分散地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展开斗争。当前，“交叉性”的这种斗争逻辑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被迅速推广和运用，然而现代金融资本对社会的总体性统治意味着“革命主体不可能是单个的文化差异群体”[41]，因此必须重返阶级才可能聚合起对资本主义的普遍化的斗争。  

实际上，身份问题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框架下，经济、政治不平等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表达，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有赖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对经济议题的长期忽视，“交叉性”未能推动身份政治在对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获得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对的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议题重回政治运动的中心，这也意味着以文化为导向的身份政治路径正不断走向衰落。  

五、小结  

弗洛伊德事件虽然再次暴露出了美国长期存在的“黑白对立”问题，但随之而来的“黑命攸关”运动却显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办法。这是因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大量美国中下层白人（包括中产阶级、工薪阶级和失业工人等）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逐渐诱发出了白人身份政治。在右翼政治势力的蛊惑下，白人身份政治的支持者进一步错误地把美国的内部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如经济全球化、外来移民等），从而被诱骗到新民粹主义的错误方向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主流身份政治如火如荼的开展，不仅未能消除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反而激化了白人身份政治。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当前的“黑白对立”与其说是种族歧视问题，不如说是“黑白身份政治”的对抗。事实上，特朗普在2016年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正是这一对抗明朗化、白热化的显著后果。他之所以喊出的“修建边境墙”、“反对全球化”、“反对政治正确”等竞选口号，主要是为了迎合白人身份政治希望对抗主流身份政治对他们造成的压迫的利益诉求[③]。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以“黑命攸关”运动为代表的主流身份政治的步步紧逼下，白人身份政治与新民粹主义合流的趋势日益明显，其危险后果也已经清晰可见：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下层白人开始倾向于认同右翼政治势力的主张，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不再把种族主义视为道德上的败坏,而且有意愿与明确的白人身份政治进行捆绑。”[43]总之，尽管“交叉性”能够使主体的多元身份变得更加可见，但它依旧无法突破美国身份政治的困境，并且民众运动极有可能在右翼势力的操弄下进一步沦为加强资本主义统治力量的工具。这说明，新的社会变革不会出现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改良方案的身份政治当中，问题的最终解决仍然要回到寻求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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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周濂.“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J].读书,2018（1）:20-31.  

注释：

[①]国内一些流行网站和社交媒体习惯将这一口号译为“黑命贵”，但我们认为这种译法因表达着某种戏谑口气而有欠妥当，故将其译为“黑命攸关”。  

[②]2017年10月哈维·韦恩斯坦（HarveyWeinstein）性骚扰事件曝光后，#metoo作为一个鼓励受害者打破沉默，勇于谴责性骚扰行为的社交媒体主题标签被广泛传播，掀起了一场反性侵犯和性骚扰的运动。这一短语于2006年为社会运动人士塔拉纳·伯克（TaranaBurke）首先使用，后经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Milano）的传播而广为人知。  

[③]根据马克·里拉（MarkLilla）的观点，民主党代表的是边缘弱势群体，其竞选策略是将他们的身份认同叠加成一个在全国占多数的身份认同；共和党则专注于吸引白人多数族裔中的主流人群。最终，特朗普利用美国内外局势所造成的历史变迁，尤其是白人身份政治的兴起，赢得了总统选举。[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