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及影响
1993年夏，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他认为“在这个崭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人类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他由此断定，文明的冲突作为世界政治的核心因素正在取代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而且只有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才能更准确地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儒学国家与伊斯兰国家正在进行合作，从而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构成了挑战。在文章结尾，亨廷顿以政府战略谋士的身份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同类文明，利用儒学国家与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限制儒学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扩大军事力量，打击儒学和伊斯兰教，从而遏制异类文明的挑战。亨廷顿由此成为鼓吹“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
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外交事务》的后续报道称，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该杂志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亨廷顿亦承认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亨氏的所谓“新理论”一时在西方大受喝彩，一些学者甚至对其做了进一步发挥。2000年，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美国的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ndt）合作撰写了《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他们认为帝国正在成长为一种全球政治新秩序，也是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将有效控制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另一位美国学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在其2002年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21世纪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更是极度崇尚军力，以建立美国“仁慈霸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作为其核心主张。上述理论和观点在“九一一”事件后，随即成为美国小布什总统“先发制人”理论的基础，以及接连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重要依据。2002年6月1日，小布什总统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将其归纳为三大原则：一是美国要保持“先发制人”的权力；二是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三是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这三大原则也是小布什任内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基石。
二、“文明冲突论”的本质
亨氏等人的理论完全是一种变相的“冷战思维”模式。事实上，一些理性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文明冲突论”持有怀疑或否定态度。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沃尔特·克莱门斯（Walter Clemens）就撰文指出，亨廷顿夸大了文明差异的影响。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冲突都不是文明冲突引起的”“文明之间的裂缝比之国际事务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只是第二位或者第三位的。现在同以往一样，国家之间的合作或者冲突是以设想的利益为基础的。互相依存的关系和技术的发展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和有利的事。”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等人认为，强调冲突、分裂和对抗无益于改善世界上各个国家间的关系，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制造骇人听闻的矛盾，而是要强调新环境下文明间的协作。亨廷顿过于强调冲突，忽略了文化和文明本身具有的相似性和可变性。不过，在西方学者中对“文明冲突论”持最强烈和最全面批判态度的，莫过于德国政治学家、曾任德国黑森州和平与冲突研究基金会主席的哈拉尔德·米勒（Harald Müller）教授，他专门撰写了《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该书针对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主要观点，是通过大量史实从正面反驳了将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地套入“敌我对抗”的亨氏模式，并指出：主宰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强大推动力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险，但同时它也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使人类各民族之间的危险敌对性有可能得以调和，即文明的冲突现象并非自然之力的结果，而是人为引起的，因此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来逾越这个障碍。但透过米勒教授主张的以“文明的共存”替代亨氏的“文明的冲突”的表象，人们仍会感受到两者之间在目标上则是相同的，只是在如何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在有关中国的论述中，其偏颇看法竟如出一辙。
从根本上说，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提出无疑是为美国新时期的全球利益服务的，并折射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借助一种臆造的“新理论”继续实施对外干涉，充当世界警察的强烈意愿。特别是将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再度兴起的伊斯兰潮片面而机械地被演绎和渲染成所谓“伊斯兰威胁论”，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当代伊斯兰潮中不代表事物主流的某些极端行动人为地无限扩大了，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在后冷战时代寻找一个能够替代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新的假想敌，从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一步遏制发展中国家和维护其世界霸权利益。
三、交往超越冲突的人类历史发展见证
价值观和政治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理论观点的迥异。关于文明交往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文明观认为，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普遍交往是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根本出路与方法。而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无法克服的，也不是永久存在的，应注重不同文明体之间交往与融合的广度与深度，通过交往互鉴实现共同促进和发展。习近平主席对文明交往的意涵提出了精辟的见解。2014年3月27日，他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他还对“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的，文明是包容的”这三个议题给出了高屋建瓴的归纳和诠释，体现了不同文明交往互鉴的真谛和本质。对于这一点，彭树智教授作为国内文明交往论的主要倡导人和先行者，在其所著的《文明交往论》一书中曾指出：“文明交往形成的交往力，同生产力相互作用，分别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彼此交叉壁联，织成了色彩斑斓的多样性历史画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同性质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矛盾交往运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水平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也充分验证了上述观点。
中东自古是多元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波斯文明作为各具特色的三大本土古文明，无一不是伴随历史的变迁，在与不同文明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过程中不断增光添彩、丰富自身，并为世界文明做出突出贡献。以早期的文字发明为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体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对源于西亚的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形成，以及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阿拉米字母、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发明的“楔形文字”则促进了西亚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等都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古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也深受楔形文字的影响。古波斯文明晚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波斯人创立了基督教诞生前在中东最具影响力的琐罗亚斯德教，其教义主张的善恶二元论，末世学说、死而复活、救世主降临和末日审判等观念，在琐罗亚斯德教同犹太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交往中都被它们不同程度的接受，同时对古希腊哲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古波斯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文明，尤其是波斯帝国和萨珊王朝的专制政体则成为后来的中东各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
在中东进入持续近300年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4年~前30年）和罗马人近6个世纪的统治时期（公元前146年~公元439年），域外异质文明同中东本土文明的交往进一步加强。希腊化文明就是一种融汇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因素后形成的混合型文明。研究者认为，“希腊人所借用的文明成果，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最终都烙上了希腊人独有的智慧的特征。”然而，希腊化文明的东方根基却是不能否认的。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所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上述史实揭示了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和融汇传承关系。法国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文明史纲》一书中指出，“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去，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了丰富。”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Russell）早在1922年访问中国后，亦曾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中华文明具有5 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崇尚和平，弘扬平等、对话、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是中华文明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华文明绵延持续、历久弥新的基本要素。张骞凿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启动中国与阿拉伯和波斯交往的大门；玄奘天竺取经，推动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鉴真东渡日本，汉文化传入东瀛；郑和七下西洋，拓展中西贸易和文化往来。特别是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在华夏大地生根开花，最终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的互动性融合，从而构筑了延续至今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历史交往中走向进步和强盛。文明的演进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这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世界上的文明范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任何文明也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在同异质文明的不断对话中摄取养分，实现自我更新和文明的升华及发扬光大。
面对文明交往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政治的各种变化，1997年12月，亨廷顿在其重新修订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一书中，对于“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开始有所变化，他在书中宣称：“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多元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等等。如果说这是亨廷顿对其理论的适调和修正，倒不如说这是他对自身理论的反思和“超越”。
(王铁铮，西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