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恩格斯晚年有关社会发展的思想可以直接概括为民主社会主义，主要内容：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暴力革命理论，提出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面对实践，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以《资本论》一、二、三卷为整体，确立了费用与效用相比较的价值理论；以俄国为例，指明了落后国家的革命道路。恩格斯晚年说：现在情况不同了，把自己称作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许可以过得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具有了民主社会主义内在价值含义。

关键词：恩格斯晚年和民主社会主义 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费用与效用相比较 落后国家的革命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晚年”是一个时间概念，我将它界定为1883年马克思逝世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这大约12年的时间段内。这段时间，恩格斯除了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的手稿外，还参加了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撰写了不少具有深远意义的著作、文章，也包括重要的通讯书稿等，形成了独特的有关社会发展的宝贵思想和理论。

2001年底，在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与工商联组织的有关如何理解《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读书会上，我提出：要能正确理解“消灭私有制”的含义，除了要弄清有关德文、俄文的翻译外，还应该重读恩格斯晚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２]。当时，于光远先生补充了一件很重要的历史事实，他说：有关部门在编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时，只选入了马克思《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但拒绝选入恩格斯50年后对这篇文章所写的《导言》。长期以来，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很少有同志能实事求是的公开宣传恩格斯的这篇文章。

这几年，围绕恩格斯的这篇文章，研究恩格斯晚年有关社会发展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引起了我国思想界的高度重视。我把恩格斯晚年有关社会发展的思想直截了当的概括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是他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宝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我联系中国、俄罗斯转型的实践和理论的大题目，反复进行了学习、学习、再学习，从中受益匪浅。

一 恩格斯晚年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恩格斯晚年的大量时间用来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等重要经济学著作，同时还独立撰写大量富有战斗性的哲学、政治著作，比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5月26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等，另外，恩格斯联系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也撰写了大量的短文，比如：《卡.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等；恩格斯自己在积极参加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中，还有大量的通信。在这些著作中，确立了他晚年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思想，我认为至少有下面4点值得我们再思考:

（1）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但这个思想，长期被我国思想界所封杀。

早期的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就是1847年12月—1848年1月所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是一个根本原则，宣言的结尾铿锵有力的宣告说：“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３]在以暴力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满腔热情地支持了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的起义。在这期间，马克思编辑《新莱茵报》，宣传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报纸办到1849年5月19日被停刊后，马克思又于1850年出版了四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上，其中有一段文革中我们都很熟悉的论断就是在这篇著作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４]正是这一论断，成为毛泽东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选举制度，恩格斯早期在提倡暴力革命的时侯，理所当然的持反对态度，他在1884年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选举制度仍然持怀疑态度，他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５]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普选制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获得了一些成功。从1871年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所得的选票连年不断增加，甚至社会民主党所得的票数占到了议会的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变得软弱无力，他们使尽了一切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恩格斯欣喜的说：“德国工人给与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应该怎样利用普选制。”“有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恩格斯联系法国的具体情况，也总结了选举给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带来的好处，比如：选票的数目，成为工人政党自身和各个敌对政党力量对比的精确情报；是估计自己行动的比例尺；是促使政党广泛接触人民群众并维护自己行动的手段；是利用议会更自由的宣传自己观点的讲坛等等，恩格斯异常兴奋的说：通过选举制，“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６]“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７]

通过普选，旧社会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这是恩格斯晚年极为鲜明的一个思想。恩格斯以此在《卡.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反思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坦诚地写道：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仔细研究的。”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

“如果把每一个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的或不字节的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造成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人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9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有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８]

……..。

恩格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具有扩张力的情况下，企图以暴力革命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和平的、合法的、议会和选举，是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恩格斯晚年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但恩格斯的这个思想，在我国思想界却长期被看作是改良主义而遭到封杀。

（2）面对实践，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提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但我国思想界对恩格斯的这方面的思想，长期默然不晓。

马克思的《资本论》采取了高度的抽象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第一卷的写作中，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就是采取脱衣服的办法，剔除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经济现象，包括竞争、供求以及价格的变动等，从而使我们看到了劳动在如何创造价值，资本在如何剥削劳动，无可辩驳的说明：工人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在《资本论》的第二、三卷的叙述中，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又采用了穿衣服的办法，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客观事实一件件引入，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就不可回避的成了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研究对象。我们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时注意到，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原文中，常常多处添加括号，在内括号内加进自己的论述。比如：第三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内，（资本）职能已经与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恩格斯对这段论述加了一个括号，说：“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恩格斯对新的企业形式即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在个别行业，还有了国际卡特尔。在商业、银行、以及国外投资领域，个别资本都被股份公司的垄断资本所排挤，以至成了交易所的附属品。[９]《资本论》第三卷还有一章专门讲交易所，恩格斯指出：“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还有一种趋势，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１０]

1891年6月18日到29日这段时间内，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写过一些修改批评意见。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第四段有一段文字说：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无疑是恩格斯早年与马克思都一直所坚持的观点。但时过4－50年，恩格斯根据新的情况，放弃了原有的思想，他说：“这一句话需要大加修改。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种经济阶段。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建议坚决删掉“私人”这两个字。[１１]

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主义将摆脱早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无计划性，而开始有计划的社会生产，这是恩格斯晚年的一个很重的理论；恩格斯也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股份公司、信用与交易所这些资本主义新形式上了。因为这新形式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但是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在我国思想界却长期被埋没，直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后，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观点才被重视，但也仅仅是用以佐证邓小平的论述而已。

（3）以《资本论》一、二、三卷为整体，确立了费用与效用相比较的价值理论。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理论，但我国思想界长期对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却采取了批评态度。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恩格斯的价值理论是否是对立的，这在我国经济学术界，时至今日，也是一宗没有弄清的迷案。恩格斯在1843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在对李嘉图与萨伊的价值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价值概念的论断。李嘉图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恩格斯批驳说：如果生产费用决定价值，那岂不是说生产水平越低、投入的生产费用越多，价值就越大吗？李嘉图回答说：无用劳动是没有结果的，也是没有效用的。萨伊认为：物品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恩格斯反驳说：如果效用决定价值，那岂不是说生活品的价值要比奢侈品的价值高吗？萨伊回答说：不，黄金的价值决不会比低于小麦的价值，因为生产黄金的费用要高。恩格斯挖苦他们两人说，你们的价值理论实际上都回到了对方。因此，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接着还说：在未来社会中，“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１２]。

苏联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加了一个注，说那时的恩格斯才23岁，很不成熟，还没有脱离道德的观念，受到人道主义的束缚。这引发了我国思想界长期对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持否定态度。只要细细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长期通信，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恩格斯有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是十分赞赏的。1868年１月８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我采取了抽象的研究方法，直接的价值规定，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作用是很小的，甚至是找不到的。（价值）“通过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事情就始终向你在 《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的说过的那样。”[１３]所谓“十分正确的说过”，就是指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说法。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前半年再版《反杜林论》时，将这一观点与《资本论》一、二、三卷联系起来，重申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观点，“ 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方才成为可能。”[１４]恩格斯在病逝前重申自己对价值概念的论述，足见这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价值理论时，抽象了竞争、供求，是对资本剥削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一种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论，则是以市场经济的运行实践为基础，引入了市场价格机制，透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实实在在的展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二者是完全相通的。但我国思想界却硬要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公开批评恩格斯的价值理论,说恩格斯不能对价值提出科学的定义。这宗迷案，到现在也还没有澄清。前几年，高层曾提出要深化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但却绕开恩格斯的价值理论，以为发现了劳动的外延、强调了管理者的功能，提高了科学技术的作用，似乎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坦率讲，这真是一个莫须有的经济学命题，是很不科学的。

（4）以俄国为例，指明了落后国家的革命，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我国思想界却对这方面的思想极力回避。

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即普列汉诺夫组织的“劳动解放社”在学习《资本论》时，联系俄国当时还普遍存在着的农村公社并由此产生了对俄国革命进程的争论，小组有一位成员在1881年2月16日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请教，信中问马克思说：你在《资本论》中所讲得历史必然性，是否适合世界各国？马克思收到信后对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写了四份复信的手稿，1881年3月8日复信说：我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必然发生的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马克思在写这封信时，曾详细地研究了１９世纪时期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他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土地归公社所有，但定期给公社成员之间进行耕种,这种公社所有制保持了公社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房屋、农具等生活资料归公社成员所有。农民习惯劳动组合。这在西欧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得到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很容易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村社内部，通过合作的道路建立集体所有制，建立起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１５]

恩格斯在1871—1875年写过一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94年，载有这篇文章的俄文译本《恩格斯论俄国》在俄罗斯公开发行，恩格斯特意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跋，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路大体上是一致的。恩格斯在他的有关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文章中，非常仔细的分析了农村中所存在的“公社”这一财产组织形式，直接了当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能不能利用“村社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明确说：“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但他同时强调：“这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１６]应该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非常精辟的指出了落后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且预见了像俄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和支持的话，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在当今研究俄罗斯转型时，是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其所隐含的思想极其深刻。试想，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苏联，尽管其间也有辉煌，但过了70多年，却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轰然解体倒塌，难道不应该去认真追索恩格斯晚年的告诫吗！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巴尔金教授面对当时苏联的困境，他多次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思想，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道路曾坦诚的指出：他并不想创建社会发展的任何绝对的模式，所有我写的东西皆源于西欧的经验，不适合运用于其他地区。阿巴尔金教授说：我们却试图建立让所有国家都按其发展的同一种模式，这反映了我们对绝对化的偏好，对现成模式的偏好。[１７]

普列汉诺夫在俄罗斯积极翻译出版恩格斯的著作，宣传恩格斯的思想，他与晚年的恩格斯交情非常深厚。普列汉诺夫对俄罗斯发表的政见，几乎言必称“恩格斯意见”。众所周知，普列汉诺夫后来是孟什维克的头头，在前苏联被作为“叛徒”而遭到了打击。如此政治背景下，恩格斯的一些理论被前苏联看作是“人道主义”、“改良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我国思想界长期却步苏共后尘，对恩格斯的这些思想采取排斥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恩格斯晚年还撰写了哲学、政治等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对研究社会发展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思想资料。比如说，她在《自然辩证法》(1885_1886年)中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再告诫人们：人们在战胜自然界的同时，也会不断的受到自然界的惩罚[１８]。当今我们所持有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基础，在恩格斯晚年，不早就得到了最生动的阐释吗？

归纳起来，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是和平过渡、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而这恰恰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

二、国际上有关社会发展思想的新观点：恩格斯从一种社会主义到另一种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

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是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去年来我国参加恩格斯逝世110周年纪念大会，曾发表了长篇论文：《恩格斯：从一种社会主义到另一种社会主义》，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思想从另一个视角做了说明，很值得关注。

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实际上包含了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要素。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这些要素隔裂开来或是忽略了它们的某些修正和应用前提。只有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才能建立起适用于过渡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这位法共理论家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学说中包括三种模式：第一种是联合的社会主义模式，工人成立了合作工厂并成为其管理者，在互利的基础上提供公共服务；根据不同行业成立不同联盟，联盟的代表通过选举进入国会；市场和竞争还存在，但因价格受到了控制，因此，它已不是包含资本家利润的价格了。第二种是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生产资料已为社会所有，生产部门不再交换他们的产品，而是根据计划共同承担生产任务。市场在这里消失了，他被一种本质上是行政性的集中的组织所取代。前苏联对这种模式作了最充分的试验，结果失败了。第三种是市场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生产资料由国有企业配置，用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分配国有企业创造的利润，市场和竞争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存在，国家或多或少的倾向于自由的民主的政治。这三种模式中，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马克思的模式，“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脱离了信贷如何去运行？”由此可以断定，计划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乌托邦。

托尼还认为：《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是规划了一种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因为暴力革命取得政权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完成，而这只有在新的国家机器对新的社会化生产给与强有力的支持下才能实现。托尼提醒人们：《宣言》中所说的暴力革命胜利后的后，还必须经历一个“两种制度在经济领域中的较量”，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在新国家的支持下，新的经济因素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进行较量。这总体上来说，就是一种国家市场社会主义，包含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包含有联合社会主义。

托尼说：由市场社会主义向计划社会主义的过渡会有很多难题。因此，恩格斯着眼工人如何管理生产？企业如何保持自主而作了一些调整和修正，提倡一种联合的社会主义。而这些思想恰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这主要集中在合作加计划上的模式内，比如：合作工厂、股份公司的发展等。合作与计划，当然也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民主制。所以联合的社会主义，是解决各种社会主义模式难点的一种有益尝试。

托尼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市场社会主义的运行，自然会带来富有和贫穷。尽管计划的社会主义或正说成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但它在理论上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由此来逐步纠正市场社会主义运行中带来的问题。[１９]

托尼在这里所说联合的社会主义，还有市场社会主义，不就是我们所说民主的社会主义吗？

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被解释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欧洲左翼思想家安东尼. 吉登斯在９０年代末有一部的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很值得我们关注。书中特别强调仍然要非常重视150年前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思想，“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因为在这些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书中还分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从来都是很不完备的，这些理论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不断提高生产力方面的能力。社会主义也未能把握市场作为一种向买卖双方提供基本信息的机制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计划经济管理理论的衰亡，左和右之间的主要分界线已经消失，我们应该研究在什么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制，比如：政府可以同市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就是新的混合经济。要在新的混合经济基础上协调国家与市民的关系，让政府多一些责任，给民众多一些权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扩大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开发人的潜能，逐步实现机会平等；要超越“大政府”、“小政府”的流行说法，建设功能型的新政府等思想，对中国处在转型期的政府职能转换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无论是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托尼，还是英国资产阶级左翼思想家吉登斯，他们的思想，对我们理解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还是很有益的。

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具有了民主社会主义内在含义，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作出理论的判断：

（1）恩格斯提出和平过渡的同时，是否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放弃了暴力革命？

恩格斯是不是已放弃暴力革命了呢?从恩格斯后来的通信来看，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暴力革命，他在病逝前的有关通信中明确的表达了这个思想，1895年4月30日，他给拉法格的信中对李卜克内西的放弃暴力革命的思想进行了批评，他说：“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就不适用了。……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２０]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恩格斯的思想。这就是说，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并不是像白与黑那样对立的东西，它们是可以相互配合的一种斗争策略手段。我们还知道，考茨基曾经撰写过一本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其中对和平长入新社会的观点做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其中特别转述说：恩格斯本人对李卜克内西一伙删节他的文章，以致于使他“成了一个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而极其恼火。因此，在新形势下的工人运动实践中，恩格斯虽然高度赞扬和平的、议会的、非暴力的斗争的手段，但在恩格斯总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

（2）恩格斯晚年为什么自己也赞成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恩格斯在1894年以论文集的形式重新出版了自己在1871—1875年间所写的多篇文章，他为论文集写了一篇序，其中说：在当时所写的那些文章中，“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这就说，恩格斯晚年也把自己称作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说这是“可以过得去”的，为什么呢？恩格斯对此作了解释，他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很有伸缩性的名称，“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２１]所以，恩格斯晚年，认为党在发展，名称也是可以改变的。

（3）我国是否已经在朝着民主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有一段对话，报纸记者问：“你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回答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２２]不以最终目标束缚实践的进程，这是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方法。他有过一句名言：离开实践来谈论其具体蓝图，只能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这种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２３]

中国有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内容，有着不同变化。

毛泽东时期，定位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构架“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基础，实行“大体平均”的分配原则，长期对外封闭；把指令性计划指标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统一生产，统一分配，统购统销，票证消费。这是一种计划的集权的社会主义，尽管也集中物力、财力干了几件大的工程，但官僚主义膨胀、家长制横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贫穷低下。

邓小平时期，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定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实行对外开放。把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一种市场的社会主义。尽管经济发展了，国家实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权力资本在扩张，社会发展也失去了应有的均衡，出现了不少让社会各阶层深深忧虑的新问题。

江泽民时期，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提出“三个代表”的时侯，他强调说：共产主义还很遥远，不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我们应该扎扎实实地搞好眼前的各项工作；劳动者个人已逐步成为有产者，允许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老板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发展先进文化，用先进的文化武装人，用先进的文化来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

胡锦涛新一代党的领导，仍然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纲领，重申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方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强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重视政府对市场的导向，但政府的功能发生了转变，政府实行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弥补市场的不足；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特别提出：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政府多一些责任，给公民多一些权力，让社会多一些监督；注重民生，扩大民权，发展民主等等。我们把这称作是新时期的新政。胡锦涛新政，使社会主义的理念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贴近群众。这实际上正是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俗话说：一部实际的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在的就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作是民主的社会主义，也照样是“可以过得去的”[２４]。

在当今学术界，似乎已不大习惯在学术文章中引述太多的经典语录。我写了这么多，似乎有点“本本”、“条条”的色彩。但事实上，在一个高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却长期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封杀、冷淡、默然以致公开批判，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我也就只好钻钻古纸堆，把被淹没的“条条”、“本本”拣出来，以供大家共同学习。

（2007年2月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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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作者：冒天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２] 详见《经济导刊》2002第2期

[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第504页。

[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第104页。

[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 页。

[６]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第601—610页

[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第273页

[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42页。

[９]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4－495页。

[１０]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28页。

[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１２]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第596－625页。

[１３]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0页。

[１４] 详见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35页的一个小小的注。

[１５]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8-269页、第430-452页。

[１６]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１７] 详见：《阿巴尔金经济学文集》中文版200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

[１８]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19页

[１９] 详见：《社会科学报》2005年11月10日第5版。

[２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6页。

[２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490页。

[２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２３]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版，第4卷，第643页

[２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490页。

（原载《社会科学》2007年4月19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