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对俄罗斯、中国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培育进行了比较，俄罗斯直接对被国家垄断的国有资产实行了民营化改革；中国在被垄断的国有资产体制外大力发展了民营经济，强化了市场竞争的微观基础。但两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措施大体上都一样，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俄罗斯已构建了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框架。中国已步入实质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阶段。但还不能说，目前的俄罗斯以及中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是动态的，而决定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不是市场经济，最终，这将又是由经济运行的实践进程决定，而不是由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决定。
关键词：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培育 市场化进程比较的评估
一、俄罗斯、中国市场经济微观基础配置的比较。
在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垄断资产分散化、个人财产社会化，即发展混合的或者说股份制经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何实现国有资产垄断分散化？如何将个人资产社会化？即产权流转问题，这在俄罗斯、中国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俄罗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对原由国家垄断的国有资产直接实行民营化。90年代初，叶利钦接受了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政策建议，实施了“休克疗法”，在1992年1月2日，除某些食品、能源和服务的价格仍然由国家来确定外，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实施这些措施的结果，的确比较快地扭转了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的现象，但是，在价格和贸易自由化后，由于政府继续对许多企业进行补贴，这样就推动了持久的通货膨胀，消费品以1354％的速度上升。宏观经济日益恶化，全国经济严重衰退。但是政府仍以加快民营化为目标，于1992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从1993１年1月到1994年6月，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每个公民都得到可以兑换成多种多样企业股票的价值10，000卢布的凭证。到1994年，实行民营化的许多企业中，所有权基本上被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所拥有。我们中国的不少经济学家，作为旁观者曾长期困惑，俄罗斯转轨的设计师为什么不顾宏观经济恶化的实际状况，偏要把民营化的速度放在首位？经过长期观察，我们才明白：俄罗斯转轨的设计师们担心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拖延民营化的实际进展，要等到法律制度完全建立后再实行民营化，就有可能导致反复。因此，他们认为，民营化的实现速度要比如何实现民营化更为重要，主张必须快速进行民营化，能多快就多快！谁是民营化最初的所有者，这一点并不重要，“市场”会很快把资产重新分配到能够有效利用资产的新的所有者手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这股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他们会更积极的进一步推进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转轨计划。因此，俄罗斯转轨的设计师设计的国有资产产权重新配置的方案，重要的不在于民营化最初能不能成功，而是要通过民营化尽快创立一股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力量，形成新的财产所有者。但就实际情况看，在这种“先所有后交易”的产权流转的理论，在实践中，充满了超经济的掠夺行为。
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却走了另外的一条路：首先发展民营经济 ，为打破国家垄断国民经济的状况创造竞争环境。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步地得到政策的支持和制度的保护，得到了很大的发展。2002年，民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48.5％；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15％（其中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贡献13个百分点，在其他产业的增加值中贡献2个百分点）；广义的民营经济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占64％左右。从1981年到2002年，民间投资年平均增长25％。2002年不包含外资的民间投资达到1.7 万亿元，同比增长22.4%，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40.3％。2002年全社会就业总数为7.374亿人,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7163万人,占全社会的9.7％,民营经济（含农业劳动力）就业占到全社会90.3３8％；如果不包括农业劳动力(3.66亿)，民营经济吸纳的就业量为3.09亿(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为1.33亿)，占全社会就业总量的42％；民营经济在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达到84%，民营经济在城镇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70％。民营经济上缴税收比重也在不断升高，到2002年底已接近37％；2002年广义民营经济的税收增长率为14.8％，全社会税收平均增长率为12１.1％。民营企业中的个体私营企业的税收增长率从1995年以来连续8年超过50％。民营经济对繁荣市场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1990年到2002年，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私营经济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25.6％，同期全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为14.2％。1999年以来，民营经济中的个体私营经济完成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经基本占到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0％左右 。民营经济是千千万万老百姓通过自主创业而从事的经济事业，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也对被国家垄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改造，但就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说，对照两国有关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文件，无论是实行股份制改造而对国有财产所有权进行转移，也无论是实行租赁而对财产经营权的进行让渡，大体上都差不多。但从实施的绩效来看，却相去甚远。问题的症结，主要发生在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标确定上，俄罗斯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的是扶植新的财产所有者；中国则是为了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打破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垄断，改造国有资产的管理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从结果来看，都在配置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应该说是殊路同归。
二、俄罗斯已构建了国家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框架。
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轨的基本思路。在所公开了的一系列文件和法律草案中，大体上勾画出了俄罗斯转轨所要达到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基本框架。
普京吸取过去的教训，重点放在强调加强国家的作用和政府建设。
首先，严格界定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范围，强调国家在经济中作用是：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改革税收金融体制；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加强立法，保障优越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明确国家调节经济的实质是保护一切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保障企业的经济自由，自由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转，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其次，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创造条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实行权利均等；加强司法的作用和权威；改善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特别是财政金融关系；全面严厉打击犯罪活动。我将此概括为“普京新政”。
在我们外国学者看来，普京新政最为吸引人们关注的措施有三点：一是继续推进民主政治，但加强总统对地区的垂直管理结构，建立了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总统全权代表，帮助有效地解决本区的问题，缩减地方联邦公务员机构，提高政权机构的工作效率。二是保卫民营化的成果，但坚决打击金融寡头，我们记得，普京执政后曾向新权贵发出过警告，严词质问金融寡头：你们的钱是哪里来的？中央税警也开始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已乱了阵脚。最近发生在俄罗斯国内的“尤科斯风波”，我们进一步明白了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石油工业及其贸易在俄罗斯经济中占40％，政府能够控制石油管道，就是控制了石油，控制了石油就等于强化了国家管理；第二个变化是强力打击了不守法的金融寡头。三是普京新政中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社会不平等，保护和扩大俄罗斯的文化价值观，恢复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作用作为政府的长期社会经济政策主要目标。
可以看出，普京新政实施的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的模式，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虽然，普京依然坚定地推行市场化改革，但越来越强调“政府守夜人”的监护作用；虽然普京从未放弃政治民主的口号，但可以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这标志着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俄罗斯转轨中已彻底丧失了它的作用，普京政府将重新构建 “可控制的市场经济”。
由于普京的新政，俄罗斯从1999年开始，经济出现了转机。当年，GDP的增长达到3.2%。2000年的俄罗斯经济又取得了更为喜人的成就，GDP增长7.7%，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上已经恢复并超过了199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连续几年，经济都保持在6％左右的增长速度。世界银行2003年9月发表的《2004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已经成为带动独联体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俄内需增长已经成为推动本国及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居民的收入也有了较大的增长，有一组经济数字表明：2000-2002年俄罗斯居民的实际收入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1.9％; 8.5％; 8.8％, 多年来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退休金大幅提高，居民消费和储蓄同步增长，失业率下降。据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统计资料，与1998年相比，感到“难以生活”的人由45％下降至21％；觉得生活“还算不错”的人由5％增加到25％；认为自己对生活泰然处之的人由24％上升至44％。民众普遍认为普京就任总统以来，生活状况确实在好转。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俄罗斯经济恢复，有两条外在的条件，其一是国际上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使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的生产大幅度增加，并由于美国处处表现的攻击性大大刺激了俄罗斯的军事装备的出口。其二是199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由于卢布大幅贬值，大大提升了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抑制了外国产品的进口，从而刺激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了民族工业恢复生机。
面对着俄罗斯这一经济增长的势头，国际组织已认可俄罗斯是一个完成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国际上已经承认俄罗斯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中还潜藏着许多隐患，比如：两极严重分化；黑手党与大大小小的官僚勾结，偷逃税款，牟取暴利；经济结构的调整还任重道远。2002年秋天，我去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所长阿巴尔金教授说：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区别，我们距离建成真正的、人道的、民主的混合的社会市场经济这一转轨目标还很远，至少还要经过15年的时间。尽管如此，但俄罗斯毕竟已经走上了复苏的道路，社会趋向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居民生活改善，这无疑也给中国提供了某些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和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三、中国已步入实质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创新阶段。
追索到70年代末，我国朝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风风雨雨中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路途。回顾这一段经济体制转型的进程，应该说，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已经不可逆转地在进行着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由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朝着现代市场经济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在过渡。
什么样的经济就算作是市场经济 ？我们的认识还在不断的深化，特别是这几年国际反倾销的措施，使我们对市场化进程有了数量化的理解，包括：政府行为规范化水准；经济主体自由化水准；贸易环境公平化水准；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准；金融参数合理化水准等 。按照这些数量化的标准测算，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但从总体来讲，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还不是很高，需要从量的角度加以判断。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在1999年初出版的《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 ，在对市场化的含义及市场化的特征研究界定的基础上，从体制构成、产业结构、地区布局等角度，从整体上对全国总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多角度测算，认为中国的总体市场化上世纪末已经达到60%左右。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 ，这份报告根据新的资料，从政府、企业、生产要素、贸易环境和金融参数等五个方面，对2001年我国市场经济的进展作了测算，认为：我国政府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水平在逐步提高；企业市场化取得了突破性飞跃；生产要素的取得也基本上以市场方式为主；正在营造着国内外公平的贸易环境；金融市场化也在稳步提升。报告在对2001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现状描述和分析基础上，从定量分析的角度，进一步测算了2001年我国市场化的发展程度近似为69%，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程度超过了市场经济的临界水平（60%）。
但是，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瓶颈”的制约，特别是目我国深层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属于市场经济发展还很不充分、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造成的。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正处于攻坚和深化的阶段，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体制，就显得非常重要。
主要问题是：
（１）要素市场体系发展的不均衡性。
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三个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差异极大。在商品市场，商品价格市场化程度较高。在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银行等，其市场化程度在中国至今发育缓慢和功能残缺不全，资本市场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干预，直接阻碍市场机制的引入，并使资本市场处于低效或无效运行状态，因此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
（２）市场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性。
十年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得到了的共同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产权多元化的微观基础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但是，纵观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格局，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经济地位还很不平等，竞争机制还很不对等，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还有很多难点。
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扩张的资金瓶颈。在现有金融体制下私营企业就很难继续做大。
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进程迟缓，某些行业还被处在寡头的垄断中。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也还很不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还远没有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论的推动下，不同类型的股份公司应运而生，但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委托代理关系的新矛盾，委托者所有权缺位，代理者即经营者侵犯所有权的现象不断产生，即所谓“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着新的抉择。但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来，在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比较多的试行以股票、期权为主体的薪酬制度，探索一种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发展有股权制衡能力的大股东，达到少数“人格化”的大股东对公司实施有效地控制，能够让经理人员更多地关注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解决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 并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 美国称之为管理层收购 (MBO ,management buy out)，这在国已有实施案例，通常称之为经理人员“控大股”，在某些地方也叫贴身经营。但就我国具体国情而言，我们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中，有多少企业领导人和经营者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有多少企业的领导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真正的企业家职能？这些所谓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应该如何实现！还是一个相当模糊的问题。就实践经验看，关键问题是经理人于如何取得股份？一些地方提出不能让经理白白分企业的股权，而是必须买。如果没有足够的钱，就通过融资，让经理先对公司负一个债务，将来靠分红所得还贷，真正获得相应的股权，事实上，由于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漏洞相当多，原经理管理人员暗箱操作，变相私分国有财产，侵犯所有权利益，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政治问题。类似管理人员持大股的权利配置，在俄罗斯还是比较普遍，他们称之为“经理多数所有权”，事实上却培植了一批新的权贵阶层。与上述两种权力配置相关，无疑还有劳动者持股权利的保护问题。就一般情况来说，如果是经理成为公司的大股东，那么劳动者的持股权利，难免会受到管理者股权的侵害，从而使职工所有权的利益受到损失。这里就涉及到第三种权力配置，即职工持股会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问题。在实践中，由于原来的内部职工持股比较分散，职工持股会也可能难以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涉及到自身如何运作的问题，比如：职工持股资金来源和比例问题、公司股票发行程序问题等等。职工持股会在上述两种权力结构中能保证财产所有权利益的最大化；也可以约束经营管理者的经营效益。但这基本上还处于试点和理论的探讨中，国家对职工持股会的性质和法律地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
总之，中国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配置，还处在艰苦地探索中。
（３）政府宏观管理职能转换还很不到位，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法制执行行政化的潜在危险是当前中国深化经济体制转型的障碍。我们注意到，行政审批制度是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审批范围广、环节多、效率低，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审批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给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大大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项目不负责任的行政审批，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并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时至今日，虽然对此已经逐步在进行改革，但无论是治理“紧缩”，还是调控“过热”，其手段都带有行政审批的色彩，行政权力不能有效制衡。所谓项目的上上下下，似乎成了某些政府官员玩经济的筹码。同时也为官员寻租和以权谋私的腐败提供了温床。
对于转轨经济的国家来说，加入WTO，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寻求转轨成本和转轨成果之间的平衡。我国，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谈判，终于在2001年底成为WTO成员国。但是，我们清醒地注意到，既然我们接受WTO 的规则，成为WTO 的成员，就必须真正解决国内现存的各种“体制瓶颈”，改变经济转轨中还继续存在的各种弊端，这就使得我国的市场化转轨今后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化转轨将按照WTO 的规则进行，淡化所谓的“中国特色”，加快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体制。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社会保障制度和安全网建设、农民农业农村发展、还有私营经济的发展等一些重大问题，将在在外力的推动下取得突破。从而迫使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转轨将由过去的重点突破，转变为整体推进，转轨会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转轨的过程也将会更加透明，更具有可预见性。这既巩固和扩大了过去已有的市场化转轨的成果，同时以开放为动力，加快了国内整个社会转轨的步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转轨。
但是，我们也清醒的懂得，WTO的原则是自由经济。要想把国家的经济运行纳入这样一个新的规则体系，需要一个过程；WTO中有发达富裕的国家，期望他们不从转轨国家中谋取经济利益，那是太天真了！在国际交往中，利益就是一切，没有利益就没有一切。判断加入WTO利弊的标尺，当然要看它是否有力地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归根结底，是我们政府工作做得如何！
经济学家谈论了很多问题，最终都必须通过体现政治文明的国家宪法体制去解决、或者去落实。实施政治文明，不再乎一纸宪法。宪政、民主、公共政策的实行，总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来判断政治文明的成熟度。权力腐败是当前社会非常关注的大事，直接影响到现代经济体制的完善。权力腐败，是在转型国家中与经济体制转型相伴而生的怪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除了资本、劳动、技术等多种生产要素外，某些具有市场准入权的干部，以权钱交易，权利开始成为资本，出现了权力腐败。在我看来，转型期的特点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出台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为腐败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提供一种新的诱因。就是说，政府在推动经济改革的时候会推出很多经济政策，但是由于新的经济政策本身相互之间不配套，又由于中国大陆在法制建设方面相对滞后，所以新出台的经济政策会明显地刺激腐败的发生。当然，权力腐败是世界各国都很难根绝的问题，特别在转型国家中，更很难根绝，但这不能成为姑息养奸的理由，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与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特别警惕“一把手”犯罪所反映出的体制缺陷。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市场经济对一个国家来说，搞不好，也可能是一个毁灭的机制。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我国现在已经建立的市场经济的体制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需要冷静评估的严肃问题。就世界范围来说，有两种市场经济，一种是良性的，如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类型；一种恶性的，如一些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是否会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性，可能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也可能会演变成一种恶性的市场经济。决策层提出完善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使我国的市场经济朝着良性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但我们还是需要研究：一，什么是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又是恶性的市场经济？我们能否找到评判的标准？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良性的市场经济？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形态容易走向恶性的市场经济？它演变过程会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类似公司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结构、分配制度、政治制度等因素外、还有一些什么因素？我们要防止转型的逆转！要防止转型的变形！我认为，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完善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将现行的市场经体制发展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经济，但对许多别的因素如果考虑不足，也不排除会演变成恶性的市场经济。对出现恶性化趋势可能性的研究，是一种超前的研究。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假设前提，可能会形成一整套防范措施。
比如：如何评估现行资源控制的权力结构？在我看来，现行的权力结构，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代表部门利益的权力结构，不同权力部门都在试图控制生产过程和生产领域的资源，形成分散化的利益格局，并通过政策设计，将部门利益法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种情况，造就了一代新的既得利益者集团。现行的权力结构是否会成为完善现行经济体制一种障碍。
再比如：如何评估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在我看来，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还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资金的分配，银行贷款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在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中兜圈子。微观竞争机制的不对称，就是由此而产生的。现行的资源分配体制，如果不下大的力气进行改革，是否也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这是可能是超前的思考，但超前研究，可以防火于未燃。
一个是“市场微观的产权改革和企业发展”；另一个是“政府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换”，这是两条必须协调而并行的双轨。就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中国还都处在转轨的实践过程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已经是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应该是动态的，而决定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不是市场经济，最终，这将又是由历史，而不是由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决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