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时期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建设，应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展开。“三大体系”是一个系统，建设“三大体系”应坚持系统思维。在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的建设定位中，学科体系建设是核心，学术体系建设是根基，话语体系建设是重点。“围绕核心，扎实根基，突破重点”是今后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大方向。找准交叉落点、明确学科边界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确立研究范式、构筑理论体系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创新解释体系、扎实内外传播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
关 键 词：区域国别学 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
区域国别学是一国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体系建构。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持续推进，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区域国别学也相伴蓬勃发展。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及其管理办法，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①正式确认了这一学科设置。由此，区域国别学正式进入了“以学科建设为纲”的发展新时期。②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下称“三大体系”)。新时期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建设，也应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③在新时期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中，我们应坚持系统思维，以系统工程方法推进各项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
区域国别学历来被视为“大国之学”。④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产生于西欧，与殖民主义的扩张相伴而生。作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球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在冷战和美苏争霸的现实需求刺激之下，区域国别学在美国蓬勃发展，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区域国别学研究中心。进入21世纪，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随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频繁而密切，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知识的需求持续增长，区域国别学在中国也逐渐成长为一门显学。
历史上的中国，曾长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作为局部世界和区域体系的中心，中国历来重视对外部世界知识的积累。自《史记》以降，历代中央王朝国家都在正史中对以王朝国家周边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民族和族群为主的外部世界进行了记录。近代，西方列强以武力叩开中国国门，中国被动卷入列强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强烈的现实关怀推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官僚群体涉猎外国问题研究，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雏形开始在中国出现。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肇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得以奠定，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彰显，⑤新中国越来越多地以国际和地区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之中。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意识到了开展外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性，系统性、制度化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开始起步。1956年，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及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与厦门大学联合创办的南洋研究所先后成立。⑥1963年12月，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获得毛泽东主席肯定性批示。⑦随后，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在部分综合类重点大学中创设。1964年5月，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经原国家高教部批准，云南大学成立了西南亚研究所，这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之一。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外国问题研究的需求也日益高涨，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项科学研究事业逐渐成熟起来。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⑨区域国别学愈发得到知识界、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⑩作为“大国之学”的区域国别学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区域国别学学科化发展不断深入，学科研究理论水平不断提升，一批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话语被创设并引入区域国别学研究。而随着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中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正式提上日程。(11)那么，在“以学科建设为纲”的发展新时期，如何去建设、怎样建设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要回答好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定位，在找准定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建设方向，从而探索具体的建设路径。
二、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定位
欲探讨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首先要对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定位有明确认识。从本质上讲，“三大体系”是一个系统，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都是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知识体系”为旨归。因此，在讨论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定位时，我们应以系统的眼光去考量。
(一)学科体系建设是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
“三大体系”是一个系统，也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建设应在具体时空环境下统筹推进。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和运动，(12)同一时期，不同的学科发展状况不尽相同，“三大体系”建设的侧重点应当是不同的；同一学科，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主要发展任务，“三大体系”建设的侧重点也应当是不同的。就当前阶段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而言，学科体系建设应当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居于首要与核心的位置。(13)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已持续发展了一段时期，但以学科建制面貌出现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才刚刚起步。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化进程，开端于20世纪末。1999年，教育部主导建立起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基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基地等9个以区域国别学研究为主要方向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步入21世纪，区域国别学学科化进程开始加速。教育部分别于2012年、2017年批准了2个批次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及备案中心的建设，这期间，于2015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14)在2017年版《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国别与区域研究被定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世界地区与国别史被定为世界史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云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少数高校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自主设立了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15)进入21世纪第2个十年，区域国别学学科化进程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及其管理办法，正式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的新兴一级学科。
区域国别学被拟定为一门一级学科，标志着其在学科建制上的尘埃落定，也标志着其在学科建设上的正式起步。尽管相应的学科建设进程，早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化过程中已同步进行，但是作为一门一级学科，新的区域国别学显然较之传统分科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有着更高的“知识劳动组织”上的建设要求。(16)在“知识体系”方面，历史传承下来的、旧有学科设置下积累的区域国别学知识，尤可以被“拿来”；而在“知识劳动组织”方面，一级学科的设置，对区域国别学提出了颠覆性的要求，区域国别学要脱离“寄生”，在这方面要首先独立，打造独立的学科体系、学科组织、学科队伍等。同时，作为一个系统，由于交叉学科门类这一“知识劳动组织”上的新定位，使区域国别学在“知识体系”层面也亟待更新，“学科交叉”时代的“旧知识”，要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同步转型成为“交叉学科”时代的“新知识”。因而，就区域国别学而言，学科体系建设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这是其作为一门一级学科的题中之意，也是其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的新兴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
(二)学术体系建设是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根基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7)“知识劳动组织”上的建设，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当前时空节点下的核心。但是，“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18)以长时段、大历史的眼光看，“内容”也即“知识体系”，才是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依托。专门学科的设置建立在专门科学知识的积累之上，系统性的专门科学知识积累又受到专门学科设置的影响与规制，二者存在互构性。但归根结底，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科学自身的规律决定学科的规律，科学发展决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9)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学科知识生产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建设，是中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根基。
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发展存在两条进路，一是承继中国历史传统的“方志”式研究，二是受西方现代学术分科尤其是美国高校系科划分影响下的“科学”研究。这两条进路并行不悖的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的时间性特征，前者在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早期发展中居于主流，后者则在近20年来逐步兴起，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以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为例，21世纪以前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区域国别资料的收集、整理、汇编，以及外国相关研究成果的译介之上，兼有以政策咨询为导向的对策性研究；21世纪之后，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在保有学术研究传统的同时，明显呈现出更多的“科学”色彩，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注重研究方法和理论构建的学术成果。这两条进路呈现出的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发展趋势，符合知识生产普遍规律。知识生产的早期以经验性知识为主，研究工作主要为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而随着产品积累的日益丰富，知识生产逐步过渡到经验性知识和规律性知识并重的阶段，研究工作相应地过渡到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并重的阶段。
当前的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已经处于描述性和解释性研究并重的阶段，但是仍处在发展不成熟的阶段。之所以说“不成熟”，是因为目前的解释性研究多是采用西方研究范式的理论与方法，从本体论上讲，西方研究范式反映的是西方研究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信仰与观念，这些理论与方法在具有一定普遍性意义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这一“不成熟”状况，与中国区域国别学学术体系建设相对落后、学术研究缺乏自主化探索有关。如果不能尽快走出“不成熟”阶段，那么相关研究就只是在中国学术界开展的“西方”的研究，中国区域国别学便只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区域研究”这一学科的移植，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因此，只有打造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学术体系，才能支撑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才能构建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
(三)话语体系建设是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点
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20)话语体系建设是“知识体系”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术体系建设关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话语体系建设则关系到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传播。科学既是特定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1)专门的科学研究事业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服务社会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功能之一。一项科学研究事业能够长期健康发展，一方面源于自身学科和学术体系的良好建设，另一方面也仰仗于社会的有力支持。与外界没有交换的封闭系统，它的熵只能增加，不能减少。(22)因此，学术、国家与社会的联动发展，是区域国别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知识传播是三者联结的主要路径，话语体系建设是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点。
密切联系国家和社会发展，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素有传统。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雏形在中国诞生于民族危机深重的清朝末年，知识传播是这一时期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建设的主流，通过知识传播推动国人“睁眼看世界”是这一时期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原动力。鸦片战争前夕，先后担任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的林则徐于钦差大臣任上主持译编了《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四洲志》等著作。1843年，曾在鸦片战争期间担任两江总督幕僚的魏源，在《四洲志》基础上编撰成了《海国图志》一书。1849年，时任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的徐继畬编撰的《瀛寰志略》成书。中华民国时期，普及外部世界知识、唤醒国人“救亡图强”的民族意识仍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诞生了诸如《俄国史》(娄壮行，1933年)、《法兰西史》(冯品兰，1936年)、《希腊史》(卢文迪，1936年)等一批区域国别史专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规律性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譬如，戴季陶在《日本论》(1928年)中，将“神权迷信”和“皇权神授”为核心的日本民众“信仰”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了日本的国家变革与发展，并指出了其现代化进程中潜藏的危机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近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知识生产者主要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官僚群体，其知识传播的目标群体与受众也以进步知识分子和官僚群体为主。这一特点，既是各国区域国别学研究早期发展的共性现象，也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关。区域国别学研究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始终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关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现代意义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也长期维持了这一特点。21世纪以前，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者主要为在高校、科研机构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识群体，知识传播对象也主要为国内教育、科研和政府部门从业人员。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质的飞跃”，区域国别学知识的需求群体更为广泛，区域国别学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对象也更加多元化。科普性区域国别学知识在大众中的普及度日益提升，有关各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书籍成为各大图书畅销榜的常客；越来越多的“出海”和预备“出海”的企业开始从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和民间智库等渠道获取专业性区域国别学知识；同时，国外学术界和公众界也愈来愈重视“中国思想”和“中国声音”。随着“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持续推进，作为“大国之学”的区域国别学，已然同时成为了“大学之学”和“大众之学”。在这样的新形势、新趋势之下，以对内对外知识传播为目标，打造面向海内外学术界和公众界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
三、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方向
通过前文的讨论可以窥见，系统的整体性决定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三大体系”整体的一部分出现的；而系统的开放性决定了“三大体系”与其所处的时空背景环境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在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同时，系统的关联性与动态性决定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者之间也存在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基于系统工程方法论，笔者认为，“围绕核心，扎实根基，突破重点”是今后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大方向。具体而言，“围绕核心”即以“交叉学科”建设为核心抓手；“扎实根基”即以“中国范式”建设为主要依托；“突破重点”即以“中国语言”建设为突破重点。
(一)以“交叉学科”建设为核心抓手
学科体系和学科设置是一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它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的增加不断变迁和完善。(23)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并被置于交叉学科门类之下，正是对相关科学研究和知识积累发展历程的历史总结与传承。“交叉性”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天然属性，这一点在区域国别学被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的新兴一级学科之前，已是学界的广泛共识。比之于作为“领域学”的传统分科，作为“地域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24)其学科研究具有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的特征。(25)交叉，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底色，也是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
不过，在以交叉路径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同时，需要明确一点，即“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26)学科交叉，仍然强调的是旧有分科体系下的学科本位，“交叉”是建立在旧有学科之上的方法取向；交叉学科，意味着“交叉”已不是一种方法取向，而是关于一个独立学科的定性形容词，是一个独立学科的质的规定性。(27)交叉学科，是在学科交叉方法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系列新知识促成的新学科，是一个结果；同时，它也是一个导向，它明确了“交叉”的指向是一个“统一的”学科。有学者指出，交叉就是突破边界，因此无须讨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边界——如果把学科边界问题提出来，那交叉学科就不存在了。(28)笔者认为，突破旧有学科边界是交叉学科之所由，但一门独立学科需要明确一定的学科边界，区域国别学需要在学科交叉中明确学科边界，(29)这关系到区域国别学能否真正独立于学科之林。没有学科边界，就没有学科身份，就没有学科“组织”，遑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也将失去指归，成为“无头苍蝇”。因此，明确“交叉学科”的内涵，以“交叉学科”为指引构建完整的学科体系，是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抓手。
(二)以“中国范式”建设为主要依托
科学第一性，学科第二性，科学决定学科，学科反作用于科学。相对于学科设置的前瞻性与高校体系学科建设的前置发力，中国区域国别学学术体系的建设稍嫌滞后。在当前的学术实践中，没有一个以核心理论为支撑的理论体系，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备受质疑的主要原因。虽然我国学术界已广泛接受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但鲜有学者去尝试定义区域国别学特定知识库的认知性质。“大国之学”的色彩，使得区域国别学研究往往以具体问题和现实需要为导向，较少涉及知识论层面问题；基础性的研究，又很难厘清与传统分科体系下专业学科知识的界限，这使得区域国别学在科学知识论层面上的基础较为薄弱。
事实上，已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在研究中，学者或多或少会触碰到知识论层面问题，一些学者“零散”地回应了相关问题。这些“零散”的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学者的个性色彩，但同时也展现出了一系列共性认识。譬如，中国学者在界定“区域”概念时，不同程度上都意识到了“区域”关涉观念上的认同，这些认同是基于多方面的“相同、相近或相似”抑或“共同属性”，(30)这与西方范式下区域研究的认识有一定的差异。正是因为有了类似的一系列共识，可以说，当前中国学界已经在思想和理念方面做好了构建新范式的理论准备，明确“形而上学范式”，(31)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特有观察角度和基本假设，推进区域国别学“中国范式”构建，打造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进而推动学术体系建设，可能恰逢其时。
基于学界已有的学术积累与研究认识，笔者认为，“中国范式”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借鉴马克思主义世界发展理论、世界现代化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理论，(32)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世界观，将共同体建构作为观察角度和基本假设，以“共同体”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形成的研究纲领。(33)这一“中国范式”对应到学科建设上也契合“交叉学科”精神，作为核心研究对象的“共同体”在诸多区域国别学“交叉”所依的传统分科学科中具有良好的通约性，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共同体范式”。它是“中国”的，也是普世的，是最趋于价值中立从而最具普遍性意义的研究范式。所谓的价值中立，是存在于实践之中而非抽象的。(34)作为范式的传统标签，殖民研究是欧洲的，区域研究是美国的。(35)前者兴于并服务于殖民主义实践，后者兴于并服务于霸权主义实践。时至今日，部分前沿的西方区域研究者在研究中试图通过所谓的“去政治化”达成研究的价值中立，但最终仍难摆脱社会与时代背景的桎梏，表现出隐性的西方中心主义。(36)而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范式”是最趋于价值中立的，是因为它的社会实践基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它的本体论立场是人民立场，是最切近中立、客观的科学立场。(37)
(三)以“中国语言”建设为突破重点
知识的传播与知识的生产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话语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既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构成思想的重要元素。(38)话语体系伴生于学术体系，其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为学术体系所决定；同时，话语体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存在、运行的一套逻辑和法则。因此，话语体系建设既受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的制约，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在“三大体系”建设中，相对而言，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设任务更为繁重、成果收获周期更为漫长，需要“慢功夫”“静功夫”“深功夫”“苦功夫”，而话语体系则是“三大体系”中最有可能取得早期成果的一个建设方面。
作为一国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体系，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主体是“一国”之内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客体是“外部世界”。区域国别学知识是“一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其知识传播的对象也覆盖国内与国外两个层面，因而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建设也需要统筹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个方面。在对内传播方面，一是要将普遍性的区域国别学知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转化为中国语境下的“中国语言”；二是要做好学术语言和社会语言的转化工作；三是在上述工作基础上，打造好区域国别学学术和社会传播的平台。在对外传播方面，重点是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39)构建让外部世界“听得到”“听得清”“听得懂”的“中国语言”，并同步构建传播“中国声音”的学术和社会平台。
“中国语言”不是闭门造车、向壁虚造的“空头话”。建设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40)应密切联系学科和学术体系建设，切实扎根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和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双重历史实践，搭建中国风格的“中国语言”体系。就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而言，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41)就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实践而言，当前的核心议程是“一带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就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实践而言，研究“范式化”进程已经悄然开启，学界业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共识，形而上的研究范式——“共同体范式”初见雏形。因此，当前宜以“命运共同体”作为建设原点，着力打造涵盖概念、术语、命题、判断等要素的区域国别学“中国语言”体系。
四、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路径
系统关联性是系统的一个主要特征，它决定了“三大体系”中任何一个体系的建设，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都需要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抓手，这是系统关联性决定了系统整体性的必然要求。(42)较之其他发展相对更为成熟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赋予了“建设者”们更多“绘事后素”的能动性——“建设者”们可以不必背负过多的“包袱”轻装上阵，在有限的学科研究发展史中提炼出“一以贯之”的“道”，并以此“道”去谋篇布局、整理框架。通过对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方向的探讨，笔者认为“以‘共同体’为方法”可以成为这个“道”。(43)在此基础上，关于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路径，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学科体系：找准交叉落点，明确学科边界
在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建设层面，国内多位学者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和讨论，也得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意见，不过总体上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多于“解决问题”的阶段。不过，众多的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即交叉学科之“交叉”如何落实到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之上，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边界在哪里。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追本溯源探究一下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依据——“为什么设立”。笔者认为，学科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需要固然是两个重要的因素，但联结起这两个因素并最终促成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设立的关键因素是国家战略。这是众多交叉学科门类下设一级学科诞生的一个共性因素。(44)学科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需要是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设立的必要条件，国家战略是作为“大国之学”的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充分条件。
在明晰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设立依据的基础上，我们便能进一步明确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从而找准“交叉”的落点，明确一级学科边界，并进一步探讨学科队伍、人才培养、二级学科、课程设置、机构设立等“知识劳动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服务国家战略，应当是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基本定位。区域国别学服务的国家战略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其“交叉”的落点也应在此，这也是笔者前文提出“共同体范式”的依据。(45)因此在探讨学科体系建设时，我们也不妨以“共同体”为方法。以“共同体”为方法，我们能明确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边界，可以将一国一域涉及“共同体”的知识划定为区域国别学学科研究范畴，此范畴之外的知识，纵使确乎关于某一国、某一域，也当归入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乃至生态学、生物学、自然地理学等传统分科学科之下。明确了学科边界，“知识劳动组织”其他方面的建设便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以二级学科的设立工作为例。首先，与传统分科学科一致，区域国别学理论(含方法)是应当明确设立的。在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发展初期，可以考虑将各学科关于“共同体”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统筹提炼，作为区域国别学理论的核心课程。其次，可以以宏观视角下的“共同体”为标准，划定地理边界范围覆盖较广的大区域，设立与之对应的二级学科，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研究、中东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等。再次，对于在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需要特别关注且在我国已有长期针对性研究历史的部分国家，也可以酌情独立设立为一个对应的二级学科，如美国研究、日本研究、俄罗斯研究等。复次，可以将学界长期讨论的中国周边学设立于区域国别学之下。最后，涉及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和部分与我国关系密切的跨国性社会共同体的研究，也可以以自主设置的形式纳入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体系，如欧盟研究、东盟研究、华侨华人研究等。
(二)学术体系：确立研究范式，构筑理论体系
作为新设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可谓“平地起高楼”，路径相对清晰。相比于学科体系建设，区域国别学学术体系建设则具有一定复杂性。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易与现有其他一级学科产生较大交叉，这样的交叉既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基础和出发点，也造成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切割不清的尴尬，这种尴尬主要体现在知识体系方面。(46)因此，区域国别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关键应是构建本学科的知识体系，搭建自身的研究范式。(47)笔者在梳理学术史过程中，发现中国学者已经在关于研究对象的信仰上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即大部分学者在界定“区域”时都事实上以“共同体”作为方法。由此，笔者基于学术的和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提出了“共同体范式”这样一个“形而上学范式”作为区域国别学研究范式的一个可能。
作为“形而上学范式”，“共同体范式”更多的是一个蓝图。不过，“共同体范式”也在确立研究范式的道路上有着众多的基础性要素，其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基本世界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核心研究对象是共同体，其以共同体建构作为观察角度和基本假设，初步构筑起了一套“科学”研究范式应有的“地基”。至于“地基”之上的“建筑”，亦即更为具体的本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及“合规”的研究手段、程序和操作等，则仍需学术共同体一道努力，在未来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当然，“共同体范式”只是诸多区域国别学研究范式的可能之一，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意在阐述新设交叉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路径，即首先确立“形而上学”范式，接着推进“形而下”的范式生成，进而构建本学科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最终完善学术体系建设。
(三)话语体系：创新解释体系，扎实内外传播
建设区域国别学话语体系，重点是在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上同时做好“中国语言”建设。所谓“内圣而外王”，对内维度上的“中国语言”是建设的根本，而面向学术界的“中国语言”建设又是根本中的根本。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研究诞生于西方世界，因而，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研究涉及的概念和理论多是引进自西方学界。这些概念和理论在经过语境转译后具有一定的普遍适用性，但也有部分概念和理论深层次地隐含着西方语境的“偏见”，例如“大河文明”和“海洋文明”这一组概念及其背后的理论。(48)因此，当前面向学界的“中国语言”建设，重点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新式重构区域国别学研究解释体系。一方面，需要对一些引进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重审，澄清其中深层语义，对于明显持“西方中心论”立场的概念和理论应坚决摒弃，对其中部分不得不采用的概念和理论宜进行“国产替代”。另一方面，需要努力从中国自身的学术和社会实践中提炼出中国经验、中国方法，用“中国语言”创设相应的概念和理论。与此同时，在完善面向学术界的“中国语言”建设基础上，做好对内的知识科普工作。
对外维度的“中国语言”建设，需要落在提升“说服力、感召力、影响力”这“三力”之上。(49)在学术领域，一方面需要保持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要善于用共通性较高的“中国语言”替代“西方语言”，以传播“中国理解”，譬如可以在学术交流中以“命运共同体”概念替代存在价值判断的“文明”共同体概念。另一方面，需要重点强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通性较高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法用“中国语言”推介出去，在此基础上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建设全球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中国家语言”。在社会民间领域，应以“共同体”建构为线索构建区域国别知识叙事体系，以知识的普及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事前定则不困，道前定则不穷”。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继承好学术的与社会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实践经验，也要在把握和依循社会规律的基础上做好前瞻性设计，为未来的新实践提供方向和指南。作为“科学”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其发展历程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践进展密切相连，其在学术实践方面的渊源则主要有二，一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区域研究，二是中国传统上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积累，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国问题研究。作为“学科”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其学术的与社会的实践基础都相对较为薄弱，学科化进程方20余年，一级学科设置甫就落地，学科建设未艾方兴。
作为“科学”的中国区域国别学是历史悠久的，作为“学科”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又是年纪尚轻的，这“悠久”与“年轻”之间存在的张力，赋予了中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参与者们更多的能动性，也使得建设参与者们在思考建设问题时，不得不在一般建设规律基础上有更多一些的“特殊性”关照的深思。基于系统工程方法论，笔者认为，学科体系建设应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核心，这是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学科门类下设的新兴一级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而以长时段、大历史的眼光看，知识层面的发展是学科发展的根本依托，因此强化承载知识生产任务的学术体系，是“三大体系”建设的根基；同时，在当前社会的和学术的实践之双重推动下，加强承担知识传播任务的话语体系建设，也成为“三大体系”建设的一个重点任务。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以“交叉学科”建设为核心抓手，以“中国范式”建设为主要依托，以“中国语言”建设为突破重点，是建设中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的方向。
而对于“三大体系”建设这样一个系统工程而言，任何一个“体系”的局部变动，都将对“三大体系”整体产生作用。因此，在“三大体系”建设中，我们应当在把握系统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预决性、开放性的基础上，以一个统揽全局的“前识”去指引相关建设事宜。当然，这个“前识”也当来自学术的和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经验，来自实践者们的共识。由此，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实践者共识的提炼，笔者提出了“以‘共同体’为方法”作为统领“三大体系”系统的“前识”，并进一步阐述了笔者关于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路径的一些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50)面对如何建设、怎样建设好中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这样一个命题，每个建设参与者一定有着个人的思考，这样一个命题的答案一定是开放式的，笔者书写本文的初心，即是希求以“一家之言”换来“百家争鸣”，期望在“百花齐放”中与同仁们共同迎接中国区域国别学繁荣发展的新春天。
注释：
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 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②参见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翟崑《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④罗林：《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担当——从“大国之学”到“大学之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16日。
⑤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4日。
⑥二者分别发展为今天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参见“国研院介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https://www.ciis.org.cn/gyygk/gyyjj/gyyjs/；“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简介”，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网站，https://ny.xmu.edu.cn/info/1016/1012.htm。
⑦赵宝煦：《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一点史料》，《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
⑧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现隶属于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是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前身之一。参见“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简介”，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网站，http://www.gjgxxy.ynu.edu.cn/xygk.htm。
⑨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11)卢光盛：《新时代我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刍议》，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qygbx/202210/t20221031_5557228.shtml，2022年10月28日。
(12)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13)这是区域国别学作为新兴一级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在普遍意义上，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参见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501/t20150126_189316.html。
(15)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
(16)学科的内涵具有二元性，一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二是“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前者侧重“形而上”的学科知识形态，后者侧重“形而下”的学科组织形态。学科组织，包含学科方向、行为规范、价值观、学术信息、物质技术基础和学者的有机实体。参见宣勇，凌健《“学科”考辨》，《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17)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8页。
(19)蔡曙山：《科学与学科的关系及我国的学科制度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20)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21)[英]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42页。
(22)熵的增加就是代表无序性的增加。参见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1页。
(23)陈伟斌：《“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新兴交叉学科建设路径思考》，《中国大学教学》2021年第9期。
(24)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25)陈岳，莫盛凯：《以深化地区国别研究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7期；罗林，邵玉琢：《“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26)《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答记者问》，2021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112/t20211206_584975.html。
(27)卢光盛，王子奇：《“共同体范式”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云大地区研究》2022年第1期。
(28)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钱乘旦：《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该怎么做?》，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gjgxx/gj_bwsf/202203/ t20220320_5399647.shtml,2022年3月20日。
(29)杨洁勉：《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治理》，《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
(30)吴小安：《区域与国别之间》，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6页；孙江：《区域国别学发凡》，《学海》2022年第2期；陈恒：《超越以西方话语霸权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学海》2022年第2期。
(31)“范式”的提出者托马斯·库恩指出了21种涉及范式的含义，这21种含义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形而上学范式”，第二类是“社会学范式”，第三类是“人工范式”。“形而上学范式”也叫作“元范式”，是将“范式”视为一种形而上学观念或实体，是“一组信念”“一个规范”“一个新的观察方式”等。参见[英]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载[英]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65年伦敦国际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汇编第四卷》，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83～84页。
(32)该观点由云南大学林文勋教授于2021年6月27日举行的一个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论证会上提出。
(33)卢光盛，王子奇：《“共同体范式”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云大地区研究》2022年第1期。
(34)田甲乐：《谁的价值?何种价值?——科学知识价值中立性的哲学反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5期。
(35)参见吴小安《区域与国别之间》，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
(36)王子奇：《克里斯多夫·戈沙的越南史研究叙论》，《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37)周一平，陈秀利：《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问题》，《河北学刊》2007年第5期。
(38)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3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4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5～46页。
(41)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
(42)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43)关于共同体的概念，本文采取宽泛的理解意义。即“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共同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等)或(相似性)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小规模的社区自发组织，也可指更高层次上的政治组织，而且还可指国家和民族这一最高层次的总体，即民族共同体或国家共同体；既可指有形的共同体，也可指无形的共同体。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44)例如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的设立。
(4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13页。
(46)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
(47)一个学科之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范式。参见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48)吴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顾銮斋：《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49)卢光盛，王子奇：《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定位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3月17日。
(50)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