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劳动价值论在中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西方另一个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又迅速地登陆到了中国。这并不奇怪，因为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劳动价值论已经不能够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了，就需要有新的理论产生出来，但是很可惜，思想被长时间禁锢的中国人不可能立刻创造出适应改革需要的价值理论来，所以继续引进，乃是唯一的选择，更何况边际效用论是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还会有谁不相信有这那么多大牌明星经济学家论述过和虔诚信奉的学说呢？当然开始时还遭到一些劳动价值论者极力抵制，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海归派的势力逐渐增强，于是反对的声音很快也就近乎销声匿迹了。许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的言必称什么边际，或使用边际分析方法已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时髦，甚至还有人更进一步，发展出了所谓的“超边际分析”。

劳动价值论不对，作为劳动价值论对立面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我看也未必。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最终都要归之于实践。回顾两个价值理论斗争的实践，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其实是有人妄图用另一个错误理论去更正一个错误理论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历经130余年至今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说服另一方的原因。真正的价值理论还需要我们在彻底破除两个理论谬误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而不是盲信和盲从。

一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

我说过，将价值的本体归结为物的效用，在一般研究者看来确实是遇到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这就是价值-效用悖反律。如果效用是价值的实体或承载物，那么效用越大，价值也应该越大，效用越小，价值也应该越小。可人们却认为，现实生活是相反的：有用的东西价值都不大，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价值却很大。我在《揭开价值之谜》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由于人们思维的习惯势力和对物的效用认识不清所致。人首先在自己头脑中以人的生存为标准制定了一个物对人的重要性的的排序，以为这就是物的效用大小的比较，然后再用这个排序表来对照价值，于是就发现物的“效用”大小与价值的大小是相悖的。传统习惯在这里犯下的错误是，人们认定的物的“效用”大小排列，并不是真正的物的效用大小比较的结果，因为这个效用大小排列是以一个抽象的人的生存需要为标准制定出来的，它没有具体的时空概念。就是说凡是一提到与人的需要相对应的物的效用，永远是这样一个排列顺序，其实人的需要都是具体的，是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具体需要。与具体需要相对应的物的效用的选择，也就是比较，这才是真正的物的效用的比较。而这种比较在交换条件下的结果就产生了价值。一个物有价值，价值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效用物的供给量与需求强度，或者说是两物效用之对比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V=D/U（V，价值；D，对效用物的需求力度；U，效用物的供给）。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效用悖反之说。

但是解开价值-效用悖反之谜，从现在看来，确实成了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从人类初始交换的目的看，显然是为了获得不同物的效用，也就是说，效用是人在交换时考量的唯一的因素，但价值却不能用效用来解释，却用什么远离了效用的劳动来解释，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于是在一些人看来，用效用解释交换，进而解释价值仍然是可行的，人类之所以未能做到这一点，在于忽略了物的稀缺性这一因素。只要考虑到这一因素，价值与效用的正比例关系就可以直接建立起来了。

他们认为，几乎所有效用物都是稀缺的，不能无限供给，所以价值不仅要与效用联系，而且要与稀缺性相联系。他们根据物越多，价值越小，物越少，价值越大的生活中的常识，首先建立起物的数量与效用的联系，认定物的数量越多，效用越小，数量越少，效用越大。然后再把效用与价值联系，于是就获得了效用与价值成正比例的结果，从而也就符合了生活逻辑。

根据经济学说史专家埃德蒙·惠特克（EAMUND WHITTAKER）说，意大利人费迪南多·加利阿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最早注意到价值决定于效用和稀缺性，一位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1700-1782）早在1738年就发展了效用递减和边际效用的观念[1]。但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人物是英国功利主义学说的创立者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他曾明确说过：一个人已经拥有的物质财产数量越大，他在已有数量上再加上另一数量，获得的幸福数量就越小。[2]

现在被大家公认的第一个系统阐述效用递减并命之为规律（定理）的人是德国人赫尔曼·戈森（HERMMANN HEINRICH GOOSSEN，1810-1858）。戈森说：“1．如果我们连续不断地满足同一种享受，那么这同一种享受的量就会不断递减直至最终达到饱和。2．如果我们重复以前已满足过的享受，享受量也会发生类似的递减；在重复满足享受的过程中，不仅会发生类似的递减，而且初始感到的享受量也会变得更小，重复享受时感到其为享受的时间更短，饱和感觉则出现得更早。享受重复得越快，初始感到的享受量则越少，感到是享受的持续时间也就越短。”[3]

这就是戈森表述的所谓效用递减第一定律。我们注意到，他虽然说出了效用是随着物的数量增加而减少，但是他没有使用“效用”这个词，而是用“享受”来代替了效用。这样他从一开始就把本来属于客观世界的东西引入到了主观领域，物的效用变成了人的纯粹的主观感受。

赫尔曼·戈森对自己的发现颇为自得，并把自己和哥白尼相提并论。但在他生前，始终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是瓦尔拉斯（MARIL ESPSIT LEON WALRAS，1835-1926）在他逝世20年后才发现并评介了他。所以严格说来，戈森应该算是被后补到边际学派的先驱人物。

戈森之后，由门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威塞尔（FRIDRICH VON WIESER，1851-1926）、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组成的奥地利学派和以杰文斯（WILLIAM SEANLEY JEVONS，1835-1882）、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派先后用不同的表述方法，完成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值得一提的是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斯三个人几乎在相同时间内，在不同国家提出了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观点。[4]政治经济学史以为这是一个奇迹，从而无形中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奇迹”所创造的“真理”认同。其实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人们对所谓这一奇迹的迷信，误导了西方经济学 130 多年，至今人们还被这片错误的理论阴云笼罩着。

门格尔对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是这样理解的，虽然他也没有使用到“边际效用”这个用语：“一个具体财货的价值，或一经济主体所支配的该种财货总量中的一定部分量的价值，等于这个总量所保证的各种欲望满足中之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所具有的意义。”[5]

很抱歉，对局外人来讲，到现在我还没有详细解释一下什么叫“边际效用”。就这个词来讲，也足以使人如坠五里雾中了。那么还是让我们选取庞巴维克所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吧。

庞巴维克假设有一位农民，孤独地生活在原始森林中。他在一个年度收获了5袋谷物，这些谷物是他一年的生活保障，于是他就安排了一个谷物使用计划：第一袋是他一年生活所绝对必需的，第二袋是他在必需之外保持强壮体力和旺盛精力的，第三袋是他用来饲养家禽，保证有肉吃的，第四袋是用来酿酒的，第五袋还没有想出更好的用处，就用它来饲养鹦鹉。显然这些用途不同的谷物是他根据自身生存需要的重要性顺序而安排的。最重要的是第一袋，然后重要性递减，最不重要的是最后一袋。

然后他就设想，如果一袋谷物遭受损失，该农民将失去多少效用呢？在他拥有5袋谷物时，若失去一袋，毫无疑问，首先失去的是饲养鹦鹉的福利。他将用剩下的4袋谷物满足除去饲养鹦鹉的所有其他福利。饲养鹦鹉在这里就成为了被放弃的、最后的、最不重要的需要，饲养鹦鹉的谷物就处在了全部谷物效用的边沿、边缘、边际，故称之为边际效用。

依次类推，假如他只收获了3袋谷物，那么接下来被削减掉的将是酿酒的需要；假如他只收获了2袋谷物，接下来被削减掉的将是饲养家禽、补充肉食的需要；假如他只有1袋谷物，那么除去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谷物以外的所有需要都将被舍弃。在这里这唯一的1袋谷物对农民无疑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其边际效用也是最大的。

边际效用决定价值。边际效用小，像饲养鹦鹉的那一袋谷物，价值也就小；边际效用大，像第一袋谷物，价值也就大。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由于物的不同存量导致拥有物的人具有不同的福利水平，并由此形成一个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所谓边际效用就是物的数量被界定为处于“边际”时所具有的效用。同样是谷物，当农民拥有5袋时，第五袋具有边际效用；当拥有3袋时，第三袋具有边际效用；当只有1袋时，一袋的效用是唯一的，也是边际的。价值的本体就是主观效用，价值的本质就是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有多大，价值也就有多大；另外，还必须知道，边际效用决定的价值，不仅仅是指处于边际的那一部分物的价值，而是由边际物来决定的全体物的价值。用庞巴维克的话来总结就是这样的：

“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现有的同样的一些物品所能满足的一切需要中，最不迫切的那一具体需要（或部分需要）的重要性来衡量的。因此决定物品价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也不是它的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即这件物品或类似它的一件物品在具体经济情况下合理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最小效用。为了避免这种详尽的说法——虽然这些说明必须详尽一些才能正确——我们将仿照维塞尔把这种最小效用——处于经济所容许的边际的这一效用——叫做这物品的经济边际效用。因此，决定价值量的规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定理——郑）来表达：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决定的。”[6]

我们看到，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就是在承认效用（主观效用）是价值的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可以限制效用的手段，使其能在各种场合与价值成正相关关系。因为在他们看来，无限制的效用就不能解释价值与效用相背离的问题。

众所周知，人的某些需要在一定条件下和时间内，一般都存在一个限度，当满足了这个限度以后就不会有需要了，并且在这个限度内从人的感觉上讲是一个逐步被填满的过程，从另一方面看，对物的欲望是一个不断减少的过程。边际效用论者便据此编造出所谓什么递减规律，他们以为这样就解决了价值与效用大小背离的问题，从而也就解决了用主观效用解释价值的问题。数理学派则用函数和微分方程来描述这一过程。

边际概念的出现，诱使后来的经济学家纷纷效仿，提出所谓边际成本、边际生产力、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等等概念，不一而足。边际主义在经济学中大行其道，以至于19世纪70年代后的那一段时期竟然被称之为“边际革命时代”。在我看来，这是西方经济学落入的又一个理论陷阱。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也同样是错误的。它所犯的错误与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

二 边际论者混淆了需要与效用概念

当戈森和其他边际效用论者把享受作为物的效用的同义词来使用时，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踏上了错误的歧途。人的享受，即人的快乐感，是由外界条件引起的，也就是说外界存在的效用物或效用是引致人产生满足感的物质基础。所以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不是主观世界之外的物质，而决不是人的感觉。只有那些客观的物质世界的东西才可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而不是物质引致的人的感觉，物质引致的感觉是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人类社会，关系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材料和条件的占有、生产、分配、消费等是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因而自然也就成为了经济学的对象。经济学不可能置这些于不顾，反过来仅从消费的心理感觉出发，来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

经济学到如今也没有正确地解决价值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人对需要、需求、交换、效用等一系列最基本的范畴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旦涉及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停留在对现象的表面观察和简单描述上。人们也企图向其他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借鉴研究方法，以求把经济学变成真正的科学。但很可惜，到头来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生搬硬套地弄来一些公式，模仿出一些概念，以为这样就完成了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其实经济学从这时起就被引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经济学已经卸掉了肩负的解释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重任，变成了一门以曲解身边琐碎事物为乐趣的辩经式的学问。

什么是效用？我已说过，效用就是物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属性。效用虽然与人的需要相联系，没有需要就没有效用，但不可以将两者混为一谈。需要是人的主观感觉、感受，而效用是物所具有的客观功能、属性。效用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绝对效用，另一种是相对效用。绝对效用是由物本身的质所规定的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这是不变的。比如一杯水的效用，就是由一杯所规定的水的效用的量，不管到了什么地方，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就是一杯这么大，绝不会改变。而相对效用是指，用一定量的某一物的效用去表现一定量的另一物的效用。这种表现形式就是交换。相对效用会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比如一杯水，在某一地用货币的效用来表现，它的效用（价值）是1元，而在另一时刻或另一地点或许就价值5元了。这就是一杯水的相对效用。

边际效用价值论者，感觉到价值应该与效用相联系，但他们没有人从根本上弄请效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把效用与需要（享乐）混淆在一起。在他们看来物的效用是可以随人的需要而变化的，甚至于把需要的可变，直接当成了效用的可变。比如，他们最爱举的例子就是为什么一杯水在水泉边价值很小，可是到了沙漠里就变得价值非常大，甚至于超过黄金。他们认为这就是因为水在水泉边效用是递减的，所以一杯水的效用就变得非常之小，而到了沙漠里，一杯水，当成为了唯一的以后，效用就变得无穷大了，所以价值也就变得不可估量了。猛一看这解释似乎有道理，其实大谬不然。一杯水在水泉边之所以价值小，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供给（U）无限，而需求（D）有限的缘故。同样原理在沙漠中，是因为供给（U）有限，而需求（D）无限的缘故。这里用到我的客观效用价值理论及其表达公式V=D/U非常清楚地就可以解释：在水泉边，D有限，而U无限，所以D/U的值则无限小；在沙漠，D无限，而U有限，所以D/U的值则无限大。

一杯水的绝对效用不会改变，不管它是在水泉边还是在沙漠里。一杯水的效用即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就是一杯，无论到什么地方也不会变得更多或更少。但是水的相对效用即用另一物（在这里就是货币）表现的一杯水的效用是可以变化的。变大或变小，完全取决于D和U，即需求强度D的变化和水的供给U。请读者注意，表现物的变化与物本身的绝对效用的变化可不是一回事。一杯水用1元来表示和用1000元来表示只是表现物的量变化了，而一杯水的绝对效用的量并没有改变，相对效用的量改变了。这很容易理解：不管你花1元还是花1000元买来一杯水，一杯水的绝对效用对任何人来讲，就是一杯的量，不会变多，也不会变少，但变化的却是你用1元和1000元表现了同样的一杯水的效用。

另外，我一再指出，物的相对效用的变化必须依存于一个条件，这就是交换。一杯水的相对效用是否会因为在水泉边而变小，或者会因为在沙漠里而变大，也并不是确定的。只有当在水泉边或在沙漠里有人愿意购买这一杯水时，也就是说有人 用另一种效用物（货币）来获得（表现）这杯水时，才能确实知道这一杯水的相对效用是怎样的。如果在沙漠里，虽然只有一杯水，所有的人都快渴死了，但却无人出钱来购买，那么它就没有价值，也就谈不到价值很大（交换不存在就不存在价值）。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边际效用价值论者和劳动价值论者一样，都离开交换去寻找所谓价值，就是说交换做为价值存在的必备条件或前提条件，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寻找到的价值，都不可能是真实的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者以为把一杯水放到水泉边或者放到沙漠里它自己就会产生价值，并且这价值是由这杯水的变化的效用直接决定的，显然这是错误的。寻找不依存于交换的价值，或者离开交换空谈价值，使经济学至今在价值问题上都找不到出路，这就像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离开地球一样。。

奇怪的是，经济学史上对边际效用论者杜撰出来的所谓效用递减规律（定理）竟没有一个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物的效用是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减，那么人类为什么还要去拼命扩大生产，增加效用物的数量，而不是去缩减生产，减少效用物的数量？如果相同的物，每增加一个，就会使效用降低一些，那么要想保持某一类物的最大效用，就要使其不要有任何量的增加，不但不要增加，而且还应该不断减少。如果世界上只保留一块面包，一杯水、一口空气、一套衣服、一套住房，它们的效用将变得无穷大，用这无穷大的效用来满足有限的人口（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是60多亿）需要，有什么不可以呢？

还有，如果物的效用是可变的，那么为了求得效用最大化，人的行为取向就会与现今世界的人相反。一块面包要等到快饿死时再吃，因为那时才会使面包的效用变得最大，一杯水要等到快渴死时再喝，因为只有到那时水的效用才最大。可是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理论与人的行为取向背道而驰，是理论悖了理，还是人的行为悖了理？

显然，边际效用论者不知道，效用是物的客观属性，不是主观的。因为是客观的，所以数量的增加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财富越多，人类才能生活得更好。财富就是对效用物的统称。

三 效用递减现象的科学解释

生理学和心理学完全可以告诉我们所谓的效用或“享受”递减的实质是怎么一回事。这其实完全是一个生理和心理现象，并且作为规律早已在心理学中被人概括了出来，这就是在心理学中被称做“适应”的现象。可是戈森等人并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有了一个多么巨大的发现！

他说：“只用一种饭菜解饿的人，吃第一口时味道最好，第二口次之，第三口更次之，这样吃下去，一直到差不多吃饱时，他是否还吃这最后一口也就无所谓了。我们看到，经验清楚地证明：与精神享受持续时间的缩短相应，重复吃同一种饭菜解饿时，享受降低，享受量减少。穷人只有在节日里才吃上一块烤肉，毫无疑问，他从烤肉中得到的满足比那种每天都使这种享受达到饱和的人要大，对后者来说，不给他吃烤肉的时间越长，这种享受也就越大。”[7]

好吧，就让我们也以人的进食为例，看看他的发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生理学告诉我们，如果人的胃里没有了食物，胃就不断收缩，胃感受器官就会受到刺激，引起兴奋，兴奋由传入神经传至中枢——这种传入神经叫感觉神经，经过神经中枢的分析、综合，人便知道了“饿”已经产生，需要补充食物了。于是这一信息再沿传出神经——传出神经叫运动神经，传至效应器官。效应器官对“饿”的刺激作出反应和回答，进食要求就开始了——这就是需要的产生。

食物被送进嘴里便刺激了味蕾。味蕾是口腔的味觉感受器。味觉感受器将获得的食物刺激信号同样传入中枢，中枢神经将刺激信号整合，再经过传出神经，传至肌肉、腺体等，肌肉、腺体就作出反应。效应器官对食物的反应就是分泌唾液和酶，以及调动其他器官一同对食物进行加工，运输和消化。

食物进到胃里，胃的感受器官将信息传至中枢，中枢又将整合的信息传到胃的效应器官，效应器官便分泌胃液对食物进行消化。食物对口腔和胃的刺激，使人感到因进食而带来的快乐，随着食物量的增加，食物引起的满足感和快乐感也在增加，直到胃被食物填满为止。胃被食物填满，胃的感受器官就会将信息传至中枢，中枢再将信息传出至各效应器，进食的兴奋被抑制，进食的行为也就停止了——这就是食物效用发挥作用即满足需要的过程。

这也就是人进食的整个生理过程。

为什么人在饥饿时吃第一口食物会觉得特别香，而到结束时会感到滋味就差了呢？如果有这种现象，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就叫做“适应”。所谓适应，就是刺激物对器官的持续作用，超过一定限度能够引起人的感受即感受器官灵敏度的提高或降低。在心理学中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当人从阳光下一下子走进暗室，就什么都看不见了，慢慢地才能辨清周围事物的轮廓，继而才能看清是什么东西。这就是眼睛对弱光的适应，叫“暗适应”。暗适应是由于弱光持续作用引起视觉感受性的提高；反过来，从暗处走到阳光下面来，也有这样一个过程，这叫“明适应”。明适应是强光持续作用引起视觉感受性降低的结果。人类的嗅觉也有这样的特点。俗话说，“入兰芝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说的就是这个现象。当第一 口食物进入嘴里，刺激口腔味蕾时，味蕾的感受性很敏锐，就觉得食物很香，接下来持续进食，对味蕾不断刺激，接近或超过一定界限，味蕾感受性就会降低，越到后来，就越感受不到香味了。这也就意味着这次进食应该停止了。

以上就是心理学对戈森定律的科学解释。可见所谓食物滋味的降低，绝不是什么物的效用或享乐的降低，而是人的一种生理、心理现象。这种生理、心理现象与人的其他的生理、心理现象一起发挥作用，来调节、节制人的某一次行为的开始和结束，维持生理平衡，除此之外，并不具有任何其他含义。

人是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精神、物质交换的运动着的生命体，即所谓的新陈代谢。生命只有在这运动的过程中才能维持和延续。但是这种交换虽然是持续的，但并不是无限量和无节奏的。换句话说，就是人的生理需要都是有限量和按一定节奏进行的。这节奏和限量就是人的生命的生理容纳度，一次呼吸，只能呼吸那么多空气，一次进食，只能吃那么多食物，一次喝水，只能喝那么多的水，即使休息、娱乐，一次也只能持续那么多点的时间。这生理容纳度和生理节奏注定了人的行为方式，即使是享乐行为，也必须是有限量和有时间间隔的，而不是无限量和无间隔的。

戈森们在这里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发现的所谓规律的东西其实在生理学和心理学中早就被人阐述过了，对人而言，这只不过是一种生理、心理现象而已。戈森们把人的一次消费时的生理容纳过程看成了贯穿于人的一生中或大部分时间普遍适用的、永恒的递减规律。他们不知道或有意混淆了，人对任何物的一次消费，只是一生消费中的一个微小过程。如果把一生的消费看成是一个长长的链条的话，那么一次消费只不过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小环节，并不代表整个链条。从整个链条看，人对一些基本的、必需的物品的消费，恰恰不是递减的，而是近乎平均的，或者是有升有降的。戈森们说，在一次消费行为中，最后一件物被认为是效用最小，或幸福感最差，自此以后，再消费该物的时候幸福感都要递减，一直到零，再也没有人需要它了。可是我们却发现，人类对许多物品从来没有厌弃过。同样的食品对一些民族的人而言几乎要天天吃，同样的事情几乎要天天做，根本就没有递减一说。要真是那样的话，人类早就灭亡了，因为他们会拒绝任何一件已被他们重复消费了千百次的效用物，常吃的食品不能吃了，水不能喝了，常见的亲人不想再见了，长住的房屋也不能住了……。可是有谁见过不重复做事和不重复消费同一种物品的人呢？

不独没有，我还可以说，重复，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其实正是构成了人生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样的食品几乎天天要吃或经常要吃；同样的工作几乎天天要做或用生命的很多时间去做；人的某种习惯一旦养成，会多年不变；一件好东西会百看不厌，或者将其置于案头，或者将其带在身上，或者密藏起来；一首动听的乐曲也会让人百听不厌，难舍难割；一座故宅，会让游子魂牵梦绕；一件故物，会让亲人守护终生，……其实，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如果要从这里归纳出什么规律的话，用边际效用价值论者的话说，我看这可以称之为效用守恒或效用递增律，效用是守恒的，或者是增强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让我承认有什么效用递减，那么这里也应该补充上效用守恒和效用递增，才算完全。可悲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就从这一个方面总结出了适用于全部的规律？难道这种片面是严肃的理论家能够容忍的吗？

四 无法测度的边际效用

正像有些对边际效用论持批评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因为边际效用概念是建立在主观感受基础之上的，所以边际效用论比劳动价值论更缺乏可实际测度性。边际效用论者甚至于连可测度的工具和测度的统一单位都没有寻找出来。所以到头来，所谓的边际效用就变成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想象，不可触摸的东西。

众所周知，凭人的感觉来评定事物，就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对待同一个事物，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自身条件禀赋不同，主观感受就不会相同；另外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同一种物的消费感受也是极不一样的。这样关于所谓的物的数量的边际点也就不可能准确地加以确定。拿武松和林黛玉相比，武松一顿饭吃下5斤牛肉，林妹妹一顿吃下2两就不错了。对武松而言，牛肉的边际效用是在4.99斤以后的某一部分，而林妹妹的边际效用应该定在1.99两以后的某一部位。就让我们假定，由他们两人组成一个社会，并且假定这一顿饭就是这个社会的牛肉边际效用，但是我们还是无法知道，这边际效用到底是多少？是以林妹妹的为准，还是以武松的为准，抑或是以他们的平均数为准？恐怕哪一个也不行。所以所谓的边际点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是想象的产物。

或许有人说，他们说的边际效用，举例时用的是单个人，其实是指一个一定范围内的人和物的关系。从总体上观察，也应该存在着边际效用。好吧，就让我们举个例子。2005年中国粮食总产量4842亿公斤，中国有13亿人口。对13亿人口而言，中国粮食的边际效用应该在484199999999公斤以外的某个位置上；2006年总产量4974亿公斤，边际效用应该定在497399999999公斤以外的某个位置上。2006年比2005年多生产粮食133亿公斤，假设人口数不变，边际效用降低了13299999999公斤。看了这样的表述，难免不产生这样的疑问：编造这样的一个边际概念到底有什么用处呢？知道了我国粮食总量，难道非要再知道那个所谓的处于边际上的量是多少吗？是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价格与边际效用相一致，粮食多了，价格必须下降！可现实确是——

粮食价格由2005年的1.49元/公斤上涨到2006年的1.56元/公斤，同比上涨了4。15%。边际效用降低了，价格反而上升了，这是怎么回事？解释只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用是完全的杜撰，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经济定理存在。

从上边的例子，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边际效用的发明对客观世界来说，是多么的蹩脚和累赘。边际效用，到底哪一个是边际效用？我有5袋粮食，第5袋处于边际，是边际效用，如果我有10袋 粮食，那么第10袋就是处于边际状态，是边际效用；中国人2006年有4974亿公斤粮食，那么第497399999999公斤之外的那个1公斤就是中国人拥有粮食的边际效用。简言之，不管你有多少相同的物，凡是被你确定为最后的那个物，就是具有边际效用的物。请看这就是边际效用的用处！确立边际效用就是为了告诉读者你有多少东西，那个最末了的一个具有边际效用，并且你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就是由它来决定的！不知读者有谁相信，这就是经济学值得学习的学问？这是人的第六手指！

还有，边际效用论者想确定价值的本体是效用，但又解释不了效用与价值悖离的问题，于是就发明了一个边际效用，可是这个边际效用是人的一种感觉，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度量工具和标准单位。劳动价值论还企图寻找到一个直接度量劳动的工具和标准单位，那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时间的度量单位，边际效用价值论甚至不知道要用什么工具和单位来度量这个“边际效用”。也就是说，这个边际效用，是一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因为没有工具可以对它实行度量。我有5袋粮食，请问，最后的效用单位是“袋”呀，还是“公斤”呀，还是“分子”、“原子”呀？如果我又有5件衣服，那么衣服的最后的效用单位就是“件”，不可能再小了。于是我们看到，粮食和衣服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度量尺度。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单位标准，所以边际效用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比较。不管你用什么基数法则还是序数法则，谁也不知道5袋米的边际效用与5件衣服的边际效用哪一个大或者哪一个小，大，大多少，小，小大多少。到头来，这个所谓的边际效用，只是人的头脑中想象的产物。并且是一个没有任何存在意义的、比劳动价值论更加虚无和飘渺的东西。

五 没有边际效用的物

边际效用价值论之不能成立，也像劳动价值论一样，开出了许多理论不能解释的“例外”。劳动价值论将空气、水、土地、森林、良心、名誉、文物、艺术等许多许多东西排除于价值理论涵盖的范围之外。对待这些虽不是劳动创造的，但有效用，能用于交换，且有价格的东西，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只能武断地命定说，它们是“没有价值而有价格”，或者是“垄断价格”。以为这样一说就算了事，就解决了问题。边际效用价值论也不能解释大量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边际效用的问题的，比如，金钱、财富、权利、名誉、爱情、地位等，就通常情况而言，人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也是没有止境的，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边际”。很少有人会停留在追求的某一数量上说，到此为止，我满足了，再也不需要了。即使这样说了也是有他的目的的：或者客观条件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追求下去了，说出这样的话以做自我安慰；或者是为了进一步追求更大的目标而释放的烟幕弹。人对金钱、财富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未来社会的人会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得而知，起码是现在的人是这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说得好：（对待金银）生前聚敛唯嫌少，及到多时眼闭了。人不到眼闭的那一天，是不会停止的。古今中外，用正当手段致富者姑且不论，单就被揭露出的那些贪官污吏、军阀政客、江洋大盗、不法商贾，以及鸡鸣狗盗之徒，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钱财多多益善？有几人曾“适可而止”过？在他们没有被法律制裁之前，谁不想达到天文数字？效用递减又从何谈起？

不仅对钱财，人对权力的追求，特别是没有制约的权力，也是无止境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封建社会里宫廷权力斗争、官场权力斗争往往表现为胜过动物般的残酷性，哪怕是在亲情骨肉之间也如此。

在西方，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见并不是人人都想当士兵，而是人人都想当将军，当士兵是出于无奈。遗憾的是造物主把这个比例安排得不当——士兵太多，将军太少。所以只要有战争，想当士兵，几乎就可以当成，而想当将军，十之八九都会落空，因为这里面埋藏着非个人所能把握的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太多了。但有一条也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有战争，必然有将军，至于将军是谁，那就不一定了。

人对名誉、地位的追求大致都如此，很少有人在初入社会，精力旺盛之时，就给自己划出一条很近的界限，说这就是我人生事业的终极界限。相反，当他当上班长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盯上排长的位置，当他当上科长的时候，就会盯上处长。当他当上副主席的时候，，他就会盯上主席。当人公开宣布对某一职位不感兴趣的时候，大半不是因为竞争失败，说葡萄酸，就是在释放烟幕弹，以便展开更好的竞争。

如何确定金钱的边际效用？这对边际效用论者来说始终是一个难题。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L，1851-1926）意识到了，也曾试图加以解决，但他的解释不得要领。他一会说，根据每个人和家庭收入来分配支出，使这些支出范围越广泛越好，从最迫切的需要满足到无关紧要的需要满足，当恰当地分配了你的货币支出时，你所购买的那件最不重要的物品所花出去的货币，就是效用最小的货币。[8]

可他一会儿又说：“不同的人对同一金额的货币的价值作大不相同的估计，是不可避免的。……穷人看一个便士比富人看一个先令更值钱。”[9]

我想指出，按照边际效用论的一般解释，金钱如果有边际效用的话，应该指的是什么。显然如果用庞巴维克的5袋粮食的例子来说明，货币的边际效用应当指的是：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人的欲望便不断地得到满足，最后满足达到饱和，货币对人就失去了效用，人就不再需要货币了，不再追求了。但维塞尔对这一概念显然作出了另外的解释。他一会儿把购买到的最不需要的物品当作货币的边际效用，一会儿又把不同人拥有的货币量进行对比，认定拥有货币量多的人，同样面值的货币效用变小。

如果把购买到的物品是否为人所迫切需要作为货币的边际效用，那么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边际效用。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只要他购买的东西对维持他的生活来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边际。皇帝购买了他的第十一座花园是他的货币边际；富翁购买了他的第五架私人飞机、第三艘豪华游艇，是他们的货币边际；普通人家用这个月的工资收入给孩子买了一个芭比娃娃是他们的货币边际，流浪汉用今天乞讨来的钱，多买了一个面包——他今天已经吃饱了，所以购买这个面包的货币也是流浪汉的货币边际。这样一来谁也找不到人们想象中的那个边际货币了。——当然了，找不到也情有可原，因为这本身就是边际论者的一个虚构。

同一个货币量对不同的人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百万富翁的一个先令与穷人的一个先令肯定是具有不同的用途。穷人用它来维持一天的生活，富翁可以将它随便花掉，买一件无关紧要的东西，或者将它丢掉，但这决不说明富人的一先令就比穷人的一先令效用小。货币的效用是什么？就是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的购买力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乞丐还是总统（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除外）。谁见过富翁用一个先令购买东西比穷人购买相同的东西要少？用购买不同的物判定货币效用的大小，就会推出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穷人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效用永远大于富人购买珍珠、宝石、花园别墅、山珍海味等奢侈品的效用。那么请问，人为什么都愿意成为富人，去追求那个效用小的，而不愿意去做穷人去追求那个效用大的东西呢？由此还可以推出一个结论：物的效用越大，越是坏东西，越不值得追求；效用越小越是好东西，越值得追求。到底是效用大好呢，还是效用小好呢？请看，整个世界的生存逻辑全被他们弄得乱了套！

如果穷人的1便士比富人的1先令还值钱，那么穷人拥有1英镑就等于富人拥有24英镑（1英镑=20先令，1先令=12便士）。请问，穷人在什么地方用1英镑可以买到富人用24英镑才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实世界大概是相反的吧？

马歇尔（ALTVED MATSHALL，1842-1924）对货币效用递减又有另外的说法：“一个人越富有，货币的边际效用对他就越小；他的资产每有增加，他对任何一定的利益所愿付的价格就随之增加。同样的，他的资产每有减少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随之增大，他对任何利益所愿付的价格也就随之减少。”[10]

我们看到，一个人越有钱，就越敢花，钱越少，就越吝啬。这众所周知的事实难道还符合什么定理吗？是的，这就是边际效用定理在起作用！我想，这样的定理还是不知道为好，知道了，就会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真理、谬误在他们这里全被颠倒了。你看，你的货币多，购买力强，被他们说成是你的货币的边际效用低，没有钱，购力弱，被他们说成是货币边际效用高。好在我们都不傻，都喜欢钱多，没有人为了追求自己的货币边际效用高，而去当乞丐。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钱越多越舍得花，也还有例外。可能这种例外按人群来分恐怕也不算是少数。这就是葛朗台现象。一个人越有钱反而越吝啬，富有的人也并不是都挥金如土，那么所谓货币效用递减也就根本不存在了。同样，穷人也不是都惜钱如命，也有越穷越大方的人，那么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增也就不存在了。可见，那些企图用人的心理活动来决定经济规律的人，思考问题是多么的不全面！因此只需我们认真地联系实际想一想，就立刻能够发现漏洞和破绽，但是却没有人去思考。

不止如此，马歇尔还有更为奇特的说法呢：“如果富人一年中乘车100次，而穷人一年中乘车20次。富人乘车第100次的效用，衡量起来，对他来说，刚好是2便士；而穷人乘车第20次的效用，衡量起来，对他来说，也刚好是2便士。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边际效用衡量起来都是2便士（原译文句子不通，我改动了一下。——郑），但这边际效用对穷人却比富人为大。”[11]

把富人乘100次车与穷人乘20 次车划等号，还说什么效用一样，或者更大，那就等于说富人与穷人在享受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或者穷人偶尔的一次享受还大于富人。我想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理论了！照此说法，不如让住在皇宫里的皇室家族常年住在茅草房里，偶尔让他们到皇宫里住一次就可以了，让流浪汉常年住进皇宫里去吧，反正住一次与住一辈子，边际效用是一样的，并且还要大；让常年吃美味佳肴的富翁们与偶尔吃一顿的穷人对换一下，反正吃一顿与常年吃效用是一样的，或者还要大。但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富人认同这个理论并且愿意这样做。我敢说，连马歇尔本人也不会这样做。理论编织到这个份上，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六 经济学期待一场理论革命

价值理论是全部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所有经济学的范畴、概念、定理、定律、规律，几乎都生发于价值理论或与价值理论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价值理论不正确，必然导致整个经济学体系的谬误。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事实上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跨塌了，围绕劳动价值论的所有经济范畴，正在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今天已经没有人再去争论什么可变资本、不变资本；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级差地租一、级差地租二；第一部类生产、第二部类生产；剩余价值、价值规律等问题了。至于还有认定劳动价值论基本精神正确，只需要加以修改和完善，仍然适应于今天社会的人，已经日见稀少，那些苦心孤诣编造出来的、以为可以拯救劳动价值论于不倒的著作，也很少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这是社会形势使然，不是权力可以扭转的。劳动价值论和它的整个体系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已是不容置疑的现实。

与劳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似乎正处于攻城掠地，春风得意之时。但我坚信，由于它先天的、从娘胎里便携带出来的基因错误，或许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几年或十几年，人们将会彻底明白，以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为核心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必须进行重大的外科手术，否则，也不会命运长久的。我们只要坐下来，认真地思考思考，那些所谓的经典的东西，诸如什么边际效用、边际收益、边际产品、边际成本、需求曲线、供给曲线、一般均衡、无差异曲线、消费者剩余、收益递减、机会成本、帕累托改进、交易费用、企业性质、所有权分解等等理论，能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提供有益的帮助吗？能为我们的经济改革指明方向和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吗？恐怕未必。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被人视为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它不仅能解释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最能指明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想法是对的。解释社会发展形态，必须从人类谋生手段的进化着手。所以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应该是一门历史学。而绝不是什么数学、物理学和心理学。西方经济学发展到边际学说以后就走上了歧途，那是因为被一些不懂社会和历史，只懂点数学的人引导的结果。因为观察经济现象，通常要涉及到统计和数字，于是他们以为用数学公式就可以表示所有的经济定理，但由于他们不知道复杂的、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人类的历史，绝不可能用简单的、固定的公式就可以表达清楚的，所以这些公式到头来都变成纸上谈兵，或根本就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都没有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所以它们也不可能为人们提供认识社会和了解社会发展的真知灼见，充其量只会编一些小故事，玩弄一些小技巧来哗众取宠，蒙骗那些惯于偶像崇拜和不思考的世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问题，说供给曲线是向上的，需求曲线是向下的，我们只要观察一下生活，就会发现，真是这样的吗？价格上升，供给就一定增加？那些稀缺的东西，那些需要很长生产周期的东西，价格再怎么上升 ，供给也增加不了；需求曲线也不是永远向下的，价格下降，需求也不一定增加，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的是，药品价格下降了，需求一定就增加吗？官员职位价格下降，追逐的人就一定会比从前增加？前不久海南岛的香蕉每斤降到了几分钱，蕉农还是卖不出去。不是香蕉多了，而是没有人买了。可见你那个需求曲线向下也站不住脚。更重要的是供给和需求本来是一体的，可偏要把它们割裂开来，用什么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再相交，去寻找什么均衡价格！用价格去寻找价格，这符合什么逻辑？可这样的一些东西至今竟然还被人们视为经典！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揭示整个人类社会产生、发展、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就在于它所确定的研究范畴必须是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这里不允许想象。比如，交换，交换绝不是像一般学者看到的那样容易和简单。说有两个不同部落的人，有一天同时来到了某一地，然后就把各自的东西交换了。交换就这样产生了。然后就开始对交换AX=BY（A、B为任意数量；X、Y为各种物）的形式进行分析，创造理论。这就是没有历史、社会知识的表现。要想了解交换，它是社会的产物，那么好吧，你就应该到历史中去查找它的酝酿、产生、发展、成熟的整个过程，而不是坐在屋里那么一想当然，就可以明白的。其实交换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至今还都没有被我们所知晓。比如，人类社会是怎么样才能够拥有用于交换的物的？交换的物是如何为个人拥有的？还有，交换一开始就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的吗？如果不是，个人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取代了集体的？再有，交换这种人类社会的交往形式，如果不是人天生就拥有的本能，那么是如何被后天发现的？这发现的过程是怎样的？发现的条件是什么？交换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意义？交换的形式是如何发展和进化的？根据发展、进化的轨迹，能够预知它今后的趋势吗？这趋势对我们这样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可能用数学公式永远都推导不出来。

其实大量使用数学和数学公式的弊端，前苏联时期经济批评家伊·戈·布留明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数学形式越发展，经济理论的内部内容越退化。形式和内容的这种矛盾并不是偶然的。数学形式过多，是内容贫乏的产物。摒弃因果分析，就会突出量的分析而忽视质的分析。”[12]我们看到许多经济学家，与其说他们是经济学家，还不如说他们是蹩脚的数学家。因为他们不了解社会，更不了解经济。

所以，当今流行的主流经济学，面临着的已经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挑战，而是科学性的危机。理论脱离实际，不能解释和解决重大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致使许多明智之人不断发出抱怨：这样的经济学还有什么用？但是我们知道，学术问题用权力，用抱怨，用抗议的办法，都不可能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坐下来，认真地进行研究。理论研究就是要怀疑一切，这个怀疑一切，就是要把以往的经济学的定理、公式、定律进行重新审视，联系实际，得出自己的结论。科学研究一定要杜绝偶像崇拜和跟风。我相信，只要国人树立充分的自信，一门由中国人创立的、崭新的、符合生活实践、并能指导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一定能很快产生出来！

2007年6月20日。

注释：

[1] 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第304-305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2]同上书，第306页。

[3] 赫尔曼·戈森著，王秀山译，《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4] 奥地利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71年，英国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出版于1771年，法国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出版于1874年。

[5] 门格尔著，刘絜敖译《国民经济学原理》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6] 庞巴维克著，陈端译《资本实证论》第167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7]同[3]，第10页。

[8] 维塞尔著，《自然价值》，第63-6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9]同上，第96页。

[10]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上），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11]同上，第115页。

[12] 伊·戈·布留明著，张奔流、黄道南译：《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上），第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