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人类所有实践、体验和理解的宏大背景，这个“世界”本身属于自然或宇宙，这个“世界”也属于人类社会，世界是客观的、自然的，世界也是社会的、发展的，这是一个持续变动的关系世界，属于过去、属于当下，更属于未来。世界并不只属于那些所谓强势文明的世界，世界是人类共同的文明世界。
中国的发展需要自己的世界观，因之需要拥有学术内涵丰富的、知识创新能力强的、能不断凝练概念的、能持续总结发展规律的、能体现中华文明优良传统的文明史书写方式和世界史书写方式来支持中国的世界史观。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不仅要求中国学术界从战略广度审视中华文明，从思想深度总结中华文明传统，从政治高度创造当代辉煌文化，而且要求中国学术界摈弃那种偏见极深的“西方中心论”叙事方式；从平等包容、和平互鉴、创新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史，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理解世界的基础上表达中国，在传达中国智慧的前提下重构世界。“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精确概括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特性与魅力，这是对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经验的最新总结，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最新概括，是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智慧、文化力量，是展望未来的指南。
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说过，把“‘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当代中国的发展成就就是对西方发展观的回应。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巨大发展已证明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按照自身的方式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奇迹。
所谓“普世文明”的“规则”是在近代五百年伴随西欧在世界各地扩张而构建的：自由贸易、代议制政府等，似乎是人类发展的唯一道路。但这种所谓的“文明法则”适合中国吗，又在多大程度上合适？中国必须走西方所谓的议会民主制吗？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了这里很多所谓的“规则”都不适合中国，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也证明了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中国道路是人类发展多样性的一个合理探索，而且这种探索是有价值的、是成功的。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不仅是时间的连续性，更是空间的连续性。连续性就是这种文明以一种合乎逻辑和可理解的方式在历史长河中展开。文明的“连续性”意味着我们要跳出区域视角，以联系的眼光从更高层面审视史实；“连续性”还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内运作的历史研究正在迅速增长，以变化的观念审视人类历史中心与边缘、变化与互动的关系，审视中华民族发展史，审视中华民族与域外其他民族交往史；也许最重要的是，“连续性”意味着具有区域史专长的学者们将全球史视为学术交流甚至合作的共同基础，也就是在宏大背景下，使用联系、比较的方法，探寻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趋势，在这种普遍趋势下不断发展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验证了世事无常、变动不居。没有一劳永逸的知识，没有万世永存的学科，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学术。世界万物一直是在不经意间变动的，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军事的冲突，乃至偶发事件、自然灾害、传染病等都在重塑世界秩序。新知识时代一定会到来，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应该重视过往知识的研究，善于吸收人类思想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为正在形成中的“新知识”“新观念”“新学科”“新叙述”研究奠定基础，创造具有共同审美、共同价值、共同道德的知识，促进文明内涵的不断丰富，让人类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这就要求我们从知识的消费者变为生产者，从模仿者变为创新者，从追随者变为引领者，把知识创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突破人文社会科学在概念凝练、规律探寻、体系构建等方面的发展瓶颈。我们要把体现中国故事、中国概念、中国价值、中国学术、中国话语体系的优秀读物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传播，同时对域外文化要采取扬弃的拿来主义态度，吸收域外精华，为我所用，炼出文化的真金白银。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都很重视。
对我们来讲，研究外国历史的目的就是建设中国文化，完善中国文化，学习别人的长处，拿出一系列合理地看待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于世界史学科而言就是要建立令人信服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说明我们的共同性是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早已自然融为一体，这种共同性是外在力量打不破的，“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地理位置的复杂性、历史悠久的统一性、民族众多的混杂性、宗教信仰的包容性、文明互鉴的刺激性、文化交流的活力性成就了中国的伟大，造就了中国的韧性，决定了中国的不屈。中国会永远在，中华文明会永远在，中华民族会永远在，中国永远是世界上巨大的存在。这一切现象需要花费巨大精力来理解，亦要求我们须从自我的角度、他人的立场、人类的价值在整体上审视、把握、反思中华文明、研究中华文明、发展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文明”经常被用作处于比其他社会更先进发展阶段的同义词，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停滞、先进与落后形成鲜明对比。在现代，诸如“文明”和“文明化”这样的术语被以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方式使用；西方人自认为是“文明”的民族，达到了人类进步的顶峰，是进步本身的体现。从16世纪开始，西方以“文明”或“文明使命”的名义夺取权力和行使殖民权力，并以“文明”的理念作为修改其他民族文化、统治或奴役他人的理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越来越多。
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说明文明确实代表着世界性的进步，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遇和冲突是对国际化进程的鞭策，这就需要包容，需要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点。但文明的概念绝不是只有一个模式，人类发展的道路绝不止一条，社会发展的道路绝不止一种，我们须将盲目崇拜从西式道路中剥离出来，将西方迷思从历史发展中剥离出来，将知识真理从学术霸权中剥离出来，将人类共同价值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剥离出来。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完全可以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更大时间维度内促进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说明我们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我们不是文化霸权者、不是文化欺凌者，我们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西方，从公元478年罗马帝国灭亡到17世纪末，西欧经历了一个不连续、解构和丧失的过程，通过“蛮族入侵者”的各种重新参与和重新组合，变成了越来越多的自我定义的民族群体。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国家进一步巩固，成为定义更加严格的民族国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发现时代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通过殖民主义和重商主义，帝国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恢复，民族国家的观念越来越赢得市场，负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多……随着19世纪的结束，积极备战的民族主义情绪无处不在，甚至在课堂里也是如此……在军备竞赛、帝国摩擦以及好战精神的氛围下，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被不断放大，扰乱了近代世界的自然发展，这是我们要反思与批判的。
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两分法先验地将文明解读为“进步的”“先进的”“高级的”或“反动的”“落后的”“低级的”。恰恰相反，我们要强调文明的“自然性”“平等性”“平凡性”，鼓励那些积极的、共同的、创造性的、有意义的文化实践、文明构建，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人类共同的文化意识与文明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这些特性是由我们平等、对话、包容、理解、尊重其他文明的内在精神实质所使然。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反对的是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倡导的是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我们的目标是弘扬各自文明所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共享知识，分享智慧，塑造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之，如何审视世界各国的历史、文明与文化，如何进行自主性的知识生产，如何构建人类的集体意识等，都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