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区地跨汉江南北，位处川陕交界，山高水长，川岭交错，将我国西北和西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这一地区是三秦文化圈和巴蜀文化圈交汇的地区、准确地说，从秦岭南坡以下受巴蜀文化的影响要多一些。佛教经西域传人中土后，从竺法护开始，关中地区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译传中心。至隋唐，分宗立派，名僧辈出，极一时之盛i．所以，佛教也很早就传人了秦巴山区。也许是由于某种偏见，人们多注意作为学问的佛教、多注意佛教的上层和知识僧侣，而往往忽视了山区佛教。禅宗兴起之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但仍很不够。下面，笔者结合实际调查的情况对秦巴山区佛教的特点作一些简要的归纳和论述。
一、自然的寺院与师法自然的寺庙
历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法难”，每次法难，帝王下令禁断佛教：僧尼被迫还俗，寺庙被拆毁，或改做它用。如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禁佛时，全国拆毁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还有些时候下令有额寺院存留，无额寺院废毁，“天下名山僧占多”，显然这些招提、兰若和无额寺庙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在山区，而且大部分都是私建。这些寺庙的建造与当地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有直接的关系。仅从名称来说，因山而得名的，如当今秦岭山脉中的甲午台、南五台、圭峰寺、宝峰寺、灵崖寺等，巴山山脉中的龙岗寺、梁山寺；有的闵水而得名，如秦岭山区的黑水寺、水陆庵，巴山山脉中的圣水寺、回龙寺、小南海、双溪寺等；还有一些因洞而名，如水莲洞、莲花洞、大佛洞、观音洞等等。
这些佛寺的兴起除了思想、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外，也与奇异的地貌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如龙岗寺即建造在一条酷似卧龙的山脊上。这条卧龙本来是巴山支脉梁山的延伸地带，但当地人生怕这条卧龙桀骜不驯，故建此寺以慑服之。再如圣水寺，寺中有五泉，分别名青龙、白龙、黄龙、乌龙、黑龙。其中黑龙泉位于正中，其它两泉分列左右，非常对称。此寺旧址很早以前为一隐士的居处，汉代萧何曾礼此处，并植桂树一株。现桂树犹存。据寺碑记载，历史上这一地区每遇旱灾，当地村民即来此汲水祈雨，凡求必应，非常灵验。此后，当地的求雨活动便与佛事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再如巴山南麓的观音洞。原来是一溶洞，正好位于山谷尽处双峰交歧之处。洞内钟乳石千奇百怪，层出不穷。洞深无底，据说一直通到巴山南的四川万县。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大批游人。从宋代开始，佛教僧人便在洞口建起虹桥三拱，桥下是洞中流出的泉水，也是这条谷地的水源生处。桥上建起观音殿，供奉观音菩萨。殿前泉水涌成一湖，俗称“小南海”。此后，这一胜地便成为秦巴山区最著名的观音道场，清代光绪皇帝曾颁赐“播润天地”匾额。至今这里的佛事活动仍很盛行。
与本地山区地形及各种奇异的地貌特征相伴而生的是佛寺建筑及殿堂布局的不规则性。从座向来看，一般佛寺多座北向南，而秦巴山区的佛寺大多因其具体的地势与地形特点，或依坡，或盘山，或临崖，或就洞，或居顶，或卧沟，或依梁，不拘一格，随其自然。与此同时，佛寺的殿堂布局也抛开了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以大雄宝殿为核心，门、楼、殿堂各处其位的习惯与制度。许多佛寺殿堂不齐，多少不一，形式各异，布局分散。若总体而论，呈现出凌乱无序的状态，但若就每座具体的佛寺而言，则又可看到建寺僧人因地就势的独到用心，而且，这种无序的布局与无序的自然地貌、地势相契无间，给人带来美的视角，表现了山地佛寺特有的景观。
以宅峰寺为例。宝峰寺位于秦岭南麓一谷地的小山上。这座小山呈圆锥体，三面环水，孤峰耸立，景象奇特，不愧“宝峰”之称。该寺的布局依其山势，层层相盘而上，一层可分为一个院落，自下而上，院落面积递减，至顶端为一观音殿，环殿只有一条狭窄的走道，层层盘踞，布满山畔，风格奇特，景致宜人。
俗云：“山高皇帝远”。山区的寺庙受自然地貌的影响较大，受世俗制度的约束较小。这些师法自然的寺庙与平原地区或是都市的寺庙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同时，寺宇殿堂房舍的建造风格因地制宜，百寺百样，与一般的民间神祠也略无二致。
二、佛道并立 佛道相摄 佛道转换
宋代以来，民间的祭祀崇拜由于三教的衰落，也由于和现代生活最为贴近而有了较大的发展。三教中的儒教高高在上，山区的老百姓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佛教倡四大皆空，修来世的因果，为上层阶级和知识僧侣提供了心灵的向往。但是“极乐世界”与现实社会仍有距离，与山区民众希望改善身边现实的迫切性心理不太适应?
在秦岭山区，道教的流传早于佛教，有顽强的生命力。佛教与道教及民间祭祀崇拜的互相渗透、互相包容、互相转换，构成了这一地区宗教流传演化的主要内容。
佛教与道教的融合由来已久。在秦巴山区，这一融合从佛教传人这一地区之日就一直存在。许多佛寺本身就是在早期道教活动场所的基础上形成的，加之这一地区(主要是汉江地区)道教传播比佛教更早，道教信仰在一般民众中具有很深的基础。除了宗教职业者外，广大的普通信众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道教的某些思想去理解佛教。所以，他们到佛寺进香朝拜的同时，并不排除进入道观在道教尊神前叩头。另外，进道观拜神者往往也忘不了去佛寺礼佛。例如，安康市的金堂寺，其香火最盛的时候是附近东药王殿的道教节日期间。尤其是每年农历2月初2，大量信徒前往东药王殿过道教生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又会来到金堂寺烧香礼佛。另外，还存在着大量知识层次不高的信徒，见庙就进，逢神就拜，这样的现象在秦巴山区是极其普遍的。
就是在出家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佛道不分的情况。例如在天台山道观，笔者曾见到一削发僧人拜道徒为师，在其暂住期内过起道教生活来。汉中市的宝峰寺，位于秦岭南麓，历史上这里佛道两家交替居住，现存既有佛教的许多造像、石碑，也有大量道教的殿宇和神像。近几年来，佛道两家曾数次轮换居住。当地群众既有信道教者，也有信佛教者。笔者来此寺时，正值八九个僧人住寺，除了佛像前的香烛花等供养齐备外，许多道教的神位依然威严耸立，且香火依旧。在这里，单纯从信仰上看，佛道两家并无太大的争执。
南郑县的永固村佛教活动点，为汉江以南巴山北麓的龙岗山，该寺原是—一道观，名叫药王洞。笔者来寺时，药王洞前殿堂已经翻修，重新彩绘。它位于山沟西侧崖旁，药王神像其实安奉在崖内龛窟之中，窟外紧贴崖面是木构殿堂。但在这一药王殿南侧，现已修成佛殿，内塑一佛二菩萨。据说他们还打算在药王殿北侧再建观音殿。该寺山门面南，正好位于谷口，在山门和观音殿之间的崖面上还有个龛堂洞窟，内部大多供奉着道教的各种神只；据当地人讲，这里宗教活动非常盛行，尤其是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来此进香者络绎不绝，香客达五、六万人。庙上曾有佛道两家出家人居住，现有尼僧数人住寺，但主要由当地居上管理；；“文化大革命”以前，除药王殿以外，还有娘娘庙、龙王庙、三宫殿等许多道教殿堂数十间．
又如城固县的回龙寺，位于巴山北麓。该寺与道教的五郎观对面而立，基本上处在同一院内。佛寺面南，道观面北，中间横穿桥洞一孔，洞额上原书“通蜀连秦”四字。南北两院皆由僧人管理。该寺住持佛道教两教皆通，尤其对观内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道教神灵精通备至。据住寺僧人介绍，附近各村信众很多，每逢初一、十五，来寺进香者不绝于途；信徒们对观内殿堂和寺内殿堂一视同仁，除了一部分人按需进拜(因为观内有专司各职的神)外，普通信徒都是寺观诸殿皆拜。在他们眼里，佛道教的诸神是同样重要的。
再如天竺山，原名天柱山。佛教传人该地区后，有西域高僧在此传法行道，教化颇盛，于是以天竺山为名。唐时修寺建庙，远近闻名。至清初，有四川和尚超古重修殿堂。冈山高风大，殿顶覆以铁瓦，遂名铁瓦殿。又在山脚下凿洞藏经四百余部。该山成为方圆数百里闻名的佛教中心。乾隆四十四年(1779)，有流民潜藏此山，知县命搬走经书。不久，值兵荒马乱，僧众散逃，道教徒乘虚而人，占据此山。天竺山成为玄门宫观，绵延至今，盛时有数百名道士。
三、亦佛亦道 非佛非道
秦巴山区佛教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是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回龙寺寺名就是民间信仰的产物。这里处于山谷之口，河水环绕，左侧为一谷地，右上方现修成一大型水库，可见历史上这一地区水灾是比较严重的。民间认为龙可制水，故取名回龙寺。该寺对面的五郎观，也是民间信仰的直接产物。据传，五郎原是四川人，随郑成功征战有功，后分封于汉中洋县，临终坐化于此，后人建五郎观以资纪念。观内正殿为五郎殿，殿阔五间，中塑高大雄伟的五郎像，两侧各塑站将一位，威风凛凛。当地人认为，敬奉五郎，可消灾免难，逢凶化吉。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乡里民众云集观内，焚香礼拜，人数多时可达六万人。今天，人们对五郎英勇威武、豪爽助人的崇拜已与近在咫尺的回龙寺佛事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一定意义上说，五郎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已成为佛教神殿中的一员。
再如圣水寺，最早为众恒堂。相传，众恒是西汉时代一位很有作为的人物。当时，当地经常发生旱涝灾害，村民深受其苦，但又无力抗争。众恒便带领五龙子与旱涝灾害展开斗争，最后成了既不泛滥，又不干涸的五龙泉。后人为纪念给当地造福的众恒而修建了众恒堂。此后，凡遇旱涝灾荒，人们都来众恒堂求拜。随着佛教在当地的广泛传播，佛菩萨大慈大悲威力无边，救度一切众生的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人们又希望在克服旱涝灾害方面能够同时得到佛教神灵的保佑。这样，便又把众恒及其五龙子与佛菩萨挂起钩来，在位处正中的黑龙泉上耸立起一座大雄宝殿来。黑龙泉正好从佛座底下涌流而出，从而给这泉水又镀上了一层佛的灵光。
如今，众恒堂早已无影无踪，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五龙泉东西对称，继续发挥它制服水旱灾害的作用。圣水寺至今仍存有大量有关祈水的碑石，反映了历史上该寺祈水活动的盛行，而这一历史现象又是与众恒及五龙子的信仰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的。
宝峰寺，原为供奉哑姑的祠庙。哑姑相传是元代人，又有说是明代人，祖籍汉中地区的留坝县。哑姑出家后在这里恭默思道，后坐化于此。当地人慕哑姑静修之功，特在这里建庙供奉。此后，佛道两家相继住持于此。道家将哑姑奉为修道仙人，而佛家则将其视为大慈大悲救度众生的观音菩萨。本是当地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姑娘，这时，却成为神通广大的观音菩萨的化身。关于哑姑与观音的关系，除了化身说之外，当的人还流传着一些其他说法。如有的说哑姑是观音前生，有的说哑姑修炼成观音。不管是哪种说法，在当地人的思想中，观音信仰是与哑姑信仰分不开的。
今天，宝峰寺正殿仍旧是哑姑殿，山上绝大多数殿堂为道教殿堂。但有趣的是，该山最高点为观音殿，向下第一层环山院落中，在三教殿和圣母殿的中间却又是千手观音殿。哑姑殿正中下方崖中，有观音洞，深约5米，高约1、2米，宽约1、5米。洞内有石刻观音像及其它佛教造像数尊。另有一碑，上刻观音形象，下刻《大悲咒》。这通石碑造型精致，字迹刚劲，闻说已调往汉中市博物馆。
秦巴山区佛教与原始宗教残余形式的结合，是一般平原或都市地区难见到的奇特现象。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和人类认识能力的低下而产生了对自然力的崇拜。这本是原始人在大自然面前感到恐惧和无力抗争的一种表现。但在今天的秦巴山区，神灵观念与宗教活动仍普遍地与古树、奇洞、山缝、水洞、怪石等奇异的自然物体结合在一起。
仅以秦岭山中的镇安县永乐乡为例，笔者曾见到有3处古树，5处山洞、一处山缝，2处水洞，一处山腰水潭，一处怪石，2处崖面等，均受到当地有神论者的敬奉。其中仅县城所在地的永乐镇就有3处之多。每逢初一、十五，清晨或前一天晚，信众们来此焚香叩头、披挂帛帐，有的还将人民币投掷于山缝或水潭内。在这些被崇拜的地方，一没有建筑物，二没有神像，三没有常住人员，但见大大小小的红色帛帐横七竖八地随风飘扬。最为耀眼的是由县城到铁厂乡的公路旁的一棵古树上，各式帛帐将古树打扮地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与荒凉的山区形成强烈的对比。
类似上述现象，笔者还曾在秦岭北麓的蓝田、户县、长安、周至、眉县、宝鸡及秦岭南麓的汉中、留坝、旬阳、宁陕以及巴山北麓的南郑、城固等地看到，并曾在凤县文化馆的摄影展中看到这种敬拜活动的照片。如照片中那棵奇特苍劲的古树和虔诚叩拜的信徒，经过摄影师的艺术加工，看后不禁使人又回到原始时代的遐想中。
四、秦巴山区佛教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教徒信仰的变异性、短期性
由前面的叙述可以引申出秦巴山区佛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即从宏观上来看，山区佛教．比平原地区的佛教和都市佛教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持续性强，且相对稳定。
这大约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虽然自然条件差，包括交通、经济等因素，山区佛教难以出现如日中天的极盛局面；但另一方面，外来干扰的因素也少。无论是古代的“三武一宗法难”还是近代的兵荒马乱，甚至前些年的“十年浩劫”，山区佛教受到的冲击相对来说要小一些、慢一些。在变乱发生时，僧众散逃，首先考虑的就是藏匿深山避祸，以待复出。山区的复杂环境为这些逃避者提供了很好的隐匿处。第二，佛教的社会基础在民间，在下层的广大民众中。这也是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如前面所考察，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影响，山区民众的宗教心理比其他地区的人更强，也更复杂。佛教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融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融人了人们的饮食起居和民俗风情，已在人们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山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佛教本身也发生了适应性的变化，常常表现为一些小的信仰团体，或建堂，或结社，或者是与其他教派相交融。这些地区性的适应变化无形中促进了秦巴山区佛教的自我保护能力，从而加强了它在长期发展中的稳定性。
但是，该地区的佛教也有另外的一面，即民众中的佛教信仰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有相当多的信徒并非持之以恒地吃斋念佛，信仰的动机有很大的随意性。在镇巴县钟山庙的墙上曾这样写道：“一人烧香，全家沾光”，表现了出了热切追求现世利益的愿望。另外，通过考察秦巴山区佛教的过去和现在，发现它没有发达的佛学，没有突出的宗派标志，没有举行过影响较大的翻译活动，高僧大德也较少。这些形成了该地区佛教信仰不纯的因素。有许多人既是佛教徒，也是道教徒，既念佛经，也念道经，就连出家人中也有这种事情发生。从整个历史来看，佛道两教相安无事、相融相摄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时候远比互相纷争排斥的时间更长，可以说极少发生纷争。但在宗教定义的内涵里，排他性是一个根本性的法则。
约在1950年，汉中地区曾统计过全区的寺庙，达到621座。1963年，秦巴山腹地的山阳县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统计，全县寺庙达121处之多。这些统计数字中，包括了其他教的寺庙。问题是，在当时统计的时候，无法把这些寺庙一一归并到他们所属的宗教类别中去。有些寺庙亦佛亦道，而有些寺庙则似佛非佛、似道非道。这似乎成为一种矛盾，宏观上佛教在该地区比较稳定的发展，微观上教徒的信仰常常发生变异。这种矛盾的统一构成了秦巴山区佛教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统一中，秦巴山区佛教缓慢地流传了千百年。
广而言之，在中国佛教传播的区域里，山区的佛教居于比较厚实稳定的地位，不仅在“法难”中山区是佛法复兴的基地，在人文景观上是一方名胜，在山民的心里是善良愿望的寄托，就是在中国佛教本身的发展历史上，在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山区佛教也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里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汉传佛教的几个重要宗派中大概除了法相宗以外，其他宗派的产生或多或少的都和山区佛教有关系。影响最广泛、覆盖面最大的禅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认为完全是在山区孕育诞生的，是山区佛教的产物。因而，加强对山区佛教的调查和研究，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