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古代印度的观音信仰终于演变成中国化的观音信仰，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来自印度但却实现了中国化的观音信仰，我们可以称之为汉传佛教的观音文化。
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汉传佛教的观音文化可以划分为观音宗教文化与观音世俗文化两部分[1]，其中观音宗教文化就是观音信仰的基本义理和修持仪轨，它又可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观音所具神力的崇信；二是为获得观音神力加被而进行的修持。前者又分为因地观音和果地观音的信仰；后者则是信众所修的观世音菩萨法门的主要内容。因地观音信仰的主要内容是观音的身世和观音初发心以及修道的历程与方法等；果地观音信仰的主要内容是观音的品格和能力，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智慧如海，这是观音救世度生一系列神力的基本前提；其二是慈悲无边；其三是神通广大，尤其是显化之力和感应之力。显化之力指观音为救度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众生而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随时变化其身，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身相来。感应之力指观音对任何时期、任何地点、任何环境下的任何众生，在按照观世音菩萨法门进行一定修持的前提下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乞求，均能以种种灵活的方式予以满足。为获得观音神力加被而进行的修持可分为义理的观悟、功夫的修炼和福德的积累三个方面，这是观音宗教文化中的内在形态，而观音宗教文化的外在形态则表现为六种信仰形态并立与相互融合。对此，我们下面还要作详细论述。
观音世俗文化就是观音信仰的世俗化或以世俗文化方式表现出来的观音信仰，主要表现在哲学、伦理、文学、艺术、民俗、养生等方面。观音世俗文化中的哲学内容是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的般若思想普及化、世俗化的结果，对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禅宗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观音世俗文化中的伦理思想主要来自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的福德积累说教。福德的积累在观世音菩萨法门中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解决当世之苦和当下之困(也有解决转生善道的问题)，二是为了种下善根从而为证得般若圣智，实现最高解脱打下基础。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福德积累的过程却是一样的。在福德的积累中，除了大量宗教的内容外，利益众生、服务社会、慈悲仁善、无私奉献、见义勇为等也属于福德积累的重要内容。观音世俗文化中的文学内容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其一是具有文学色彩的各类观音经典；其二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类观音应化显灵故事；其三是各类观音赞、观音偈、观音颂以及观音像题记、观音寺游记、观音殿堂厅阁楹联以及丰富多采的观音变文、俗讲等；其四是各类文学作品中对观音及其有关角色、有关场景的描写；其五是比较成熟的观音文学，主要指宋元以后形成的各类观音传记以及专门表现观音菩萨显化济世事迹的中短篇小说、戏剧、说唱作品。观音世俗文化中的艺术内容体现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几个方面[2]。观音世俗文化中民俗方面的内容大致有四类：一是由观音节日产生的庙会；二是由观音显化故事而形成的民间节日或其他形式的风俗习惯，如云南大理的三月街；三是由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的某些义理或仪轨产生的风俗习惯，如观音忏、大悲水法、观音七、观音素等；四是受观音神通信仰产生的风俗习惯，如观音签、观音阄、观音课等。
观音宗教文化是观音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观音世俗文化是观音宗教文化的副产品，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观音宗教文化就没有观音世俗文化，而观音世俗文化的发展又促进了观音宗教文化的传播。
在观音宗教文化和观音世俗文化的相互关系中，观音宗教文化涵涉着中国观音文化的基本理论，是比观音世俗文化更深一层的文化结构。所以，要准确把握中国化的观音信仰基本特征，还应该对观音宗教文化再作进一步的解析。
如上所述，观音宗教文化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观音神力的崇信；二是为获得观音神力加被而进行的论证以及根据这种论证而提出的修道体系。前者的主要表现，在义理上就是赋予观音救世主的品格；在实践上就是对观音的顶礼膜拜；在文化的意义上则形成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以及表现这些形象的艺术作品。由此形成的文化是一种以外在物态化为主的文化。后者的主要表现，在义理上提出一整套完善的说教以及由此说教而来的修持体系；在实践上形成各种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法门；在文化上的主要表现则是与观音品格一致的佛教伦理道德向世俗伦理道德的渗透。由此形成的文化是一种以内在精神性为主的文化。
对于获取观音神力加被的论证及以此为基础的修道体系，亦即上述观音宗教文化中的后一个部分，通常也被称为“观世音菩萨法门”。它不但是观音宗教文化的主体，而且是整个观音信仰的中心，无论在内容的丰富性方面，还是在形式的多样性方面，都超过了观音文化中任何一个分支。对此，我们可以从内外两重结构进行解析。
从内部结构来看，观世音菩萨法门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三个方面构成的，这就是：义理的观悟、功夫的修炼、福德的积累。义理的观悟主要包括“般若空观”和“耳根圆通”两大类，它是观世音菩萨法门中思辩性最强的部分，是观世音菩萨法门的理论基础。主要理论是依据般若认识方法观察宇宙万象和人生，体悟性空假有的理趣，达到实相涅槃的境界。功夫的修炼分诵念圣号和受持神咒两种，它是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缺乏理论思辩但强调绝对虔诚、持之以恒、如法修炼的部分。如果说义理的观悟是难行道，那么，功夫的修炼则是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的易行道，前者旨在证悟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后者则侧重于现世中或者轮回过程中的消灾免难、离苦得乐。福德的积累几乎包括一切持戒修福活动，其中尤以效法观音慈悲、礼拜供养观音、观想观音圣相、弘通观音类经典、造观音像立观音寺、朝拜观音圣地等为主。总的来说，义理的观悟属于修慧，福德的积累属于修福。修慧离不开修福，修福离不开修慧，二者是互动的关系。功夫的修炼则是介于二者之间，或超脱于二者之上的一种特殊的修持活动，因为它可同时作用于修慧或修福，而修福和修慧又可以保证功夫修炼正常而稳健地进行，所以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的三方是互动的关系[3]。
从外部结构来看，我们可以从观音信仰的基本义理以及与之相关的修持方式、修持目标等方面入手，把中国化的观音信仰分成六种形态：
其一是“称名救难型”。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根据是《普门品》，基本特征是相信观音具有“观其音声”的“方便之力”和随缘显相的“威神之力”、“无作妙力” [4]；相信观音具足大慈与众生乐和大悲拔众生苦的品格。前者是说观音在救度众生方面的能力；后者是说观音在救度众生方面的意愿。有能力没有意愿不行，有意愿没有能力也不行。观音二者同时具备，所以，佛教认为，众生在现实生活中若遇到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灾难时，只要一心称念观音名号，就可以获得神奇的感应，从而解决现实的一切问题。这种形态的观音信仰一直是中国佛教观音信仰在修持体系中的主要表现，也是中国流传最广的一种观音信仰形态，以致人们往往有这样一种误解，似乎“称名救难”就是观音信仰体系的全部内容。
其二是“智慧解脱型”，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依据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楞严经》。与前一种信仰形态相比，智慧解脱型信仰形态是为了使众生证悟至高无上的佛智慧，从而获得最终的解脱，而称名救难型信仰形态则只是暂时解除众生的当下之苦，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和人自身的。佛教认为，摆脱现实的各种苦难并不等于完成了最终的解脱，何况人生在世，苦难是绝对的，要永远实现绝对的解脱，就必须掌握般若智慧，证得实相涅槃。即使已从当下的现实苦难中摆脱出来，也要再进一步。而对于菩萨来说，若只局限于寻声救苦，就失去了觉他这一基本标志。所以，观音救度众生，既像《普门品》所说的，寻声解救众生的当下之苦，又像《心经》所说的，最终还是通过般若智慧教化众生，使众生“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5],获得最终的解脱。
其三是“密仪持咒型”。这种形态的观音信仰内容十分丰富，体系也非常庞大，在密教典籍中俯拾即是。完整的密教观音信仰在中国西藏流传下来，在中国汉地曾有流传，但很快又归于沉寂。不过保留明显密教特色的观音信仰却始终流传于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了显教大体系下的这种密仪持咒型的观音信仰形态。其主要特点是专心念诵各种观音神咒(也叫真言)，亦有伴以身结印契、心作观想的。在中国汉族地区，最流行的观音咒是《六字真言》和《大悲咒》[6]。最流行的密教观音形象是“六观音”。这种形态的观音信仰同完整的密教观音信仰形态已有许多区别。这种修持之法被视为一种总持法门，因为它既可达到称名救难的目的，又能达到智慧解脱的目的。
其四是“净土往生型”。这种信仰形态应该归属于阿弥陀佛信仰体系之列，因为它不是观音修持法门的主体形态。但是，由于阿弥陀佛和极乐净土信仰在中国流传极广，观音在接引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方面的能力和意愿也就为所有信徒所熟知，从而使净土往生型的观音信仰形态广泛流行，并构成观世音菩萨法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这种信仰形态在理论前提、终极目标、修持方式等方面同观音修持法门中的其他形态也完全不同，所以，可以并列为一种观音信仰形态。这种观音信仰形态的主要特征在于，相信观音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两大弟子之一(另一弟子是大势至菩萨)，其法相极其庄严，法身清净微妙，法力无边无际，心念大慈大悲，其职责就是协助阿弥陀佛接引虔诚念佛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里，净土往生的关键是念佛(阿弥陀佛)，观音只是一个配角。但是，这种信仰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异，在部分信徒中又出现了念观音名号亦可往生西方的思想，这应该算是净土往生型观音信仰形态的另一种表现。
其五是“行善福报型”。很明显，这种信仰形态是由观音宗教文化内部结构中的福德积累这一层面而来的。由于修慧不但可以得到终极的解脱，而且可以促进求助观音救难之感应的发生，所以，修慧便成为最核心的法门，而修慧的成功绝对离不开修福，所以，福德的积累便成为观世音菩萨法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过。这里所说的行善福报型观音信仰形态，并不是一种依附于其他信仰形态的非独立的法门，而是指有一部分信徒就是以行善积福为其信仰的核心的。这种观音信仰形态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主要目标是求得今生或来世的福报，所以，行善是手段，积福是目标，主要修行方式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广行一切善事。
其六是“解疑释惑型”，这是一种流传于广大民间的观音信仰形态，其主要特点是把观音当成世俗社会中指点迷津的神仙，求其预测吉凶，解除疑难，具体方法则是五花八门，在中国最著名的是“观音签”[7] 、“观音课”[8]和“观音阄”[9]。特别是观音签，据说“向来以灵验著称，只要诚心祈求，自有应验”[10]，在民间流传极广。
这六种信仰形态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体系完整的观音信仰形态。《法华经》在这几种信仰形态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1]。各信仰形态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在“称名救难型”与“智慧解脱型”的相互结合上，如《华严经·入法界品》中说：“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善男子，我以此方便令诸众生离怖畏已，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12]可见，从缓急角度来讲，称名救难在先，智慧解脱在后，前者重在当下，可获暂时之益，后者重在永久，可获最终解脱之效。而观音只所以能寻声救苦，也是因为他具有般若智慧。密仪持咒型观音信仰形态同其他几种观音信仰形态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看，即从理论上讲，咒语为总持法门，自然可以包纳其他两种信仰形态。但从实践上来看，一般都会再辅之以其他几种法门。“行善福报型”同“称名救难型”的区别在于后者以解除眼下痛苦为目标，而前者主要以获得来日善报为目标。“行善福报型”同“智慧解脱型”的关系主要在于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为前者的指导。即行善有助于智慧的修证，智慧有助于行善获得更高的福德。“解疑释惑型”则是从称名救难型发展出来的一种信仰形态，它和其他几种信仰形态无论在目标上还是方法上均有不同之处，但又相互联系。观音的救难品格、智慧境界、神通之力等都构成解疑释惑型信仰形态的基本前提。总之，上述六种信仰形态却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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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作：《观音文化简论》，《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
[2] 参见拙作：《观音信仰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华夏文化》1996年第4期。
[3] 参见拙作：《观世音菩萨法门略释》，载《五台山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4]《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大正藏》第9册，第57页上。
[5] 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第8册，第848页下。
[6] 此外还有《白衣大士神咒》，《消伏毒害陀罗尼》、《十一面观音神咒》等。《大正藏》第２０册中收有大量观音咒语，并介绍了各种咒语的功能和受持方法以及印契等。台湾林光明先生近有《大藏全咒新编》共１８卷出版，其中大量为观音咒。
[7]《释门正统》卷三：“又有菩萨一百签，及越之圆通一百三十签，以决群迷吉凶祸福。祷之诚者，纤毫不差。叙其事者，谓是菩萨化身所撰，理或然也。”依此说则有一百签与一百三十签之两种：一百签者从天竺寺之观音院起，一百三十签者从越之圆通寺起。
[8] 参见〈观世菩萨感应灵课〉，高雄市净宗学会印3行本，2001年月。
[9] 参见《佛祖统记》卷二十六(永明智觉法师传)：“夜半绕像，见普贤前莲花在手，遂上智者岩，作二阄：一曰一生禅定。二曰诵经万善庄严佛土。乃冥心清祷，得诵经万善阄，乃至七度。于是一意专修净业。”
[10]《观世音１００零签精解》前言，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1991年1月版。
[11] 参见拙作：《法华经与古代南亚和东亚的观音信仰》,载《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12]《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六十八《入法界品》，《大正藏》第10册，第367页上—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