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间佛教与佛陀本怀
提到人生佛教、人间佛教，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确实，从一般意义上说，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出世的宗教，其立论的基点是对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其根本宗旨就在于把人从现实的“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佛教的全部理论学说都可说是在论证解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谓“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和“三法印”等最基本的教义，其重心都在于说明万法无常，缘起无我，从而揭示人生痛苦的本质及其原因，并为人们指出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解脱的途径与修行方法。这种讲求出世的人生哲学在肯定解脱之彼岸的同时对现实的人间社会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显然并不持肯定的态度。
但是，从根本上看，佛陀创教的本怀仍然是对人的关怀。佛教基于“人生皆苦”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超脱生死轮回的解脱理想，本身就表达了佛教对人间苦难人生的悲悯以及对永超苦海之极乐世界的向往，透露出了对人生永恒幸福的一种追求。正因为此，佛教在以反婆罗门教的姿态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时候，为了反对婆罗门教关于有万能的造物主(大梵天)和不死的精神主体(神我)等说教，破除古代印度社会实行的不平等的种姓制度的神学基础，才以“缘起”和“无我”作为其全部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通过否定神意和神创说而大力倡导“众生平等观”，强调种姓并不体现神的意志，不应以人的出身而应以人的德行来划分人的社会等级，这种否定神本、确立人本的众生平等观充分体现了佛陀关怀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情怀，在当时，这也是为最大多数人争取在现实社会中平等生存之权利的根本之举。同时，佛教又通过对“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的强调而将人们引向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鼓励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美好的人生，虽然佛教将人生由“现世”而延长为包括过去与未来的“三世”。但这正是佛教关怀人和人生的独特性。这种理论不仅蕴含着劝人向善、积极进取的精神，有助于确立现实社会中每个人的道德责任感，而且其本身就表达了佛教的某种人间性和佛陀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对此，星云大师曾明确地说：“追本溯源，人间佛教就是佛陀之教，是佛陀专为人而说法的宗教。”
由于佛教的出世从根本上说，追求的是智慧解脱，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与升华，而不绝对地排斥人世，因而到大乘佛教时期更是发展起了“唯心净土”说和“生死与涅槃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基本精神。这就进一步沟通了佛教的理想与现实人生的联系，既为佛法常住人间、化导世间提供了契机，也为建立人间佛教、人间佛国净土提供了依据。中国佛教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人生佛教的精神，走上的也正是人间佛教的道路。
二、中国佛教人间化的特色
中国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倾向可谓由来已久，它构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中国佛教也在理论上对人世化和人生化做出了说明。
从历史上看，汉魏佛教通过译“无我”(同时否定肉身之我与精神之我)为“非身”(仅否定肉身之我)，就不仅假借中国传统的“神不灭”的观念而得以在中土流传，而且亦以其永恒的主体和三世说为传统的人生论开辟了新的天地。而汉译佛教中出现的迎合中国儒家伦理的倾向在以后的译经中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乃至在唐代甚至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的《父母恩重经》等专讲孝道的佛经。魏晋佛教般若学与玄学的交融合流，使佛教进一步得以与道家的自然主义人生哲学及儒家的名教相沟通，因为玄学本质上就是以老庄为基本骨架的儒、道合流；南北朝佛性论与传统的心神相合，也使佛教最终确立了自作自受的轮回解脱之主体，并进一步从传统人性论与修养论中获取养料，因为心神实际上就是不灭的灵魂与本善的人性之混合体。正是在此基础上，佛教才得以在隋唐时创宗立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隋唐佛学的核心是心性论，心性论既是本体论，更是人生论，它在对宇宙人生的整体思考中重点探讨的就是主体的解脱问题。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强调每个人的自性自度，反对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来追求解脱，通过突出自我主体而肯定了挑水搬柴、穿衣吃饭等每个人平常的真实生活及其意义，既反映了它深受传统文化重现世现生精神的影响，同时也为它自身人世影响社会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倾向，一方面是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和人生的需要所做出的随机调整；另一方面也与整个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和基本精神密切相关。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具有一种关怀现实人生的人世精神和现实主义品格，因此，本质上追求出世解脱的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日益获得了关注现实人生的品格，立足于“众生”(人及一切有情识的生物)的解脱而强调永超人生苦海的佛教在中国则更突出了“人”的问题。隋唐以来兴起的中国佛教宗派禅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活所透露出的生命的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求佛(修道)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强调“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它所说的“佛性”主要是指“自心”或“自性”，是对人生实践之主体的一种肯定，它所说的“佛”实际上也就是指内外无著、来去自由的解脱“人”。
宋明以后，中国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倾向表现得更加充分，“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成为佛教界的普遍共识，憨山德清甚至提出了“舍人道无以立佛法”的说法，并明确地说，这里“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民生日用之常也”。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终于面向人生，依“人道”而立“佛法”了。
近现代复兴的中国佛教更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台港兴起的新型佛教团体和佛教文化事业，均以面向现代社会和人生为主要特征。中国大陆的佛教目前也正在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以期自利利他，实现人间净土。这样，“出世不离人世”、“人世以求出世”不仅在中国佛教理论上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肯定，而且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实践。
当然，中国大乘佛教的人世化倾向并不影响它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讲求“出世”的宗教，因为它毕竟不是以人世为最终目的，而是视人世为方便法门，以出世为旨归的。中国大乘佛教的人世化、人生化倾向，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大乘佛教的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思想为佛法与世间法的沟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国佛教则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不离人世”实际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三、太虚法师对人间佛教的提倡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及其特点都与“人间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而人间佛教的提倡与推行与近代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太虚法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太虚法师当年所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但佛教革新运动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却对近现代佛教发展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太虚法师在倡导佛教革新、推动佛教复兴的过程中，曾写下了许多文章并发表了大量的讲话，积极提倡建设“人间佛教”。所谓“人间佛教”就是在人间发扬大乘佛教救世度人的精神，多关注现生问题，多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致力于推动人类的进步和世界的改善，建设人间净土。太虚法师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对什么是人间佛教作了这样的说明：“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间佛教，并非人离去世界，或做神奇鬼怪非人的事。即因世人的需要而建立人间佛教，为人人可走的坦路以成为现世界转变中的光明大道，领导世间的人类改善向上进步。”这就是说，人间佛教必须革除旧佛教专言死后或鬼神之事、远离社会现实的弊端，以佛教的真精神面向社会，服务于人生；在太虚法师看来，佛教是有助于现实人生的，他甚至提出，“唯佛陀为真正现实主义者”，“释迦为解放印度四姓阶级而创立平等自由之社会者，……佛陀可于近代人类自由运动之基础上，为人类完成自由本性之导师，然非后代衰腐之佛徒也。”据此他提出，“若要佛真精神表现出来，须将神圣等等的烟幕揭破，然后才可见到发达人生的佛教真相。”这就是说，可以“发达人生”而不是远离人生或脱离人生的才是佛教的真精神。
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太虚特别强调了建设人间净土。他认为，当下的人世间确实是不完美的，从战祸频繁、穷滥无耻之徒苟生偷活等来看，甚至可以说“人道几希乎息矣。”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离开这个恶浊之世而另求清净之世，相反，人们应该努力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致力于在人间创造净土。他强调，净土是要人创造的，把当下不完美的人间创造成净土是可能的。他在《建设人间净土论》中曾说：“遍观一切事物无不从众缘时时变化的，而推原事物之变化，其出发点都在人等各有情之心的力量。既人人皆有此心力，则人人皆已有创造净土本能，人人能发造成此土为净土之胜愿，努力去作，即由此人间可造成为净土，固无须离开此龌龊之社会而另求一清净之社会也。质言之，今此人间虽非良好庄严，然可凭各人一片清净之心，去修集许多净善的因缘，逐步进行，久之久之，此浊恶之人间便可一变而为庄严之净土，不必于人间之外另求净土，故名为人间净土。”
从太虚的反复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积极倡导的建设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把出世的佛教改造为人世的佛教，把佛教的出世法与世间法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而这其实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大乘佛教人世精神特别是唐宋以后中国佛教人世化、人生化倾向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太虚一方面为使佛教适应新时代新潮流而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大力倡导人间佛教，要求服务于社会，建设好国家，把中国佛教的人世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提出要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依佛的教法去信、解、行、证，以超越生死苦海的厄难。他曾说：“我们毕竟是人世间的人，我们不是披毛戴角的动物。……我们从生身起以至老死，每天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之具，从何而来?你如果肚皮饿了，有食物来充饥；冷了，有衣服来遮体；风雨袭来，有房屋给你住；你如果往何处去，有道路给你走。这些资生的赠与，都是仗人类互助的能力——大众的力量而得到的。……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完全倚靠社会大众的能力来维持资养。所以，你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凡是社会各种辛苦事业，你要耐劳的去做。”他还号召大家要爱国，他说：“若无国家，不但外患无法抵御，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生活也没有安宁。……所以……大家要以爱国心为前提，……一致奋起建设光荣的国家。”太虚认为，这是新时代对佛教的要求，佛教应该努力地去加以适应。他正是据此而提出了他的革新佛教的主张，强调应该“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应该“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适应时机、融摄文化和适应新时代新潮流，去发扬宏通佛法。”太虚认为，如果能面向人生，服务社会，又能“进德修道”，依佛法修习，那么就达到“自他两利”、既做人又成佛了。
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在当时就引起强烈反响，虽然在他那个时代难以建设人间净土，但这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太虚以后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正是一步步逐渐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重温太虚法师对人间佛教的提倡，对我们今天推行人间佛教，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论人间佛教在当代的推展
佛教在21世纪如何进一步发展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沿着人间佛教的道路进一步践行?在当代人间佛教的推展中，应该注意怎样的问题?都市寺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想，太虚法师上面所说的“依佛法契理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以及“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等等，都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首先，契理和契机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则。所谓契理，就是从根本上说，要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如果违背了这一条，那就不成其为佛教，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佛教发展和发挥作用了。在契理的同时还要契机，所谓契机，就是要随顺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不同需要而不断地更新发展自己，并应机接物，方便施教。契理和契机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更不可将之对立起来。从历史上看，佛教正是在契理的同时又能契机，才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从而从印度传到中国，从亚洲传到世界，并从古代走向了现代。在当代，为了更好地推展人间佛教，探讨并发挥都市寺院的作用，佛教也需要从契理和契机两个方面进一步从自身寻找内在的理论依据，从世间寻找新的突破口。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人们在承认契理契机应该统一的同时，在实际中却往往会不自觉地将它们对立起来，例如有的在强调“契理”时就不喜欢听佛教的改革、变革或佛教的中国化，一提，就觉得会有违佛教的根本，而有的在强调“契机”时，又会过分地强调随顺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与文化的“变”，甚至在强调佛教的中国化或禅宗的儒学化、道学化时而忽视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因此，契理契机的原则如何在实际中得到贯彻，这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从契理契机的原则出发，在推展人间佛教的过程中，佛教还需要“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佛教毕竟创立于古代印度，发展兴盛于古代中国，同时，中国长期以来又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与此相适应而发展起来的佛教，必然带有过去那个时代的色彩，现在社会发展了，城市化水平也大大提高了，科技和思想文化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和需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佛教如何洗除自己不合时代性的色彩以与飞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和人生相适应，就成为佛教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现代化大都市的寺院，如何保持佛教的独特价值，使之不被商业化的花花世界所污染或湮没，同时又改革自己不适合时代的东西，与时俱进，这成为佛教存在发展并推展人间佛教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第三，佛教在自身不断改革发展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也就是说，佛教的改革发展和与时代相适应，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救世度人的作用。适应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样才符合佛教慈悲救世、普度众生的大乘菩萨精神。这也就是太虚法师所说的“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探讨现代社会和人生有怎样的需要?佛教在满足这种需要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而宗教文化多元化的当代世界，都市寺院如何在其中发挥其特有的作用?笔者认为，探讨佛教所能发挥的也许是别人不可取代的“特有”作用，是当前推展人间佛教和发挥都市寺院作用值得去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为了更好地发挥佛教独特的不可被取代的作用，也为了更好地适应新世纪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佛教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只有在对话中增进相互的了解，在交流中促进自身的发展，佛教才能在宗教文化多元并存的当今之世更好地发挥其提倡平等、包融、融合与促进和平发展等独特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佛教曾成功地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相融合并最终融人中华文化而与儒、道共同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三大基本组成部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通过人间佛教的大力提倡，佛教也将在新世纪成为全球人类共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资粮。
应该说，社会的急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对传统佛教而言，既是面临着重大挑战，也是提供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对都市寺院而言，尤其是如此。在当今之世，物质财富和人的物欲都在同步迅速增长，人们在追求外在的财富的同时往往忘却了自身内在价值和“人”的生活，精神空虚、道德失范等各种社会和人生问题层出不穷，在人们普遍面临着追寻或重建精神家园之需要的时候，如何帮助现代人摆脱各种精神困扰以安顿自我，正确对待物欲以提升自我，佛教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作用。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中心。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的进程，实际上都为都市寺院推行人间佛教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大城市人口集中，幅射面广，影响力大，对外交流频繁。而现代网络和资讯的发达等等，更为都市寺院的发挥作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都市寺院应该在人间佛教的推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载《普门学报》第15期，200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