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文明研究都是国内外学界密切关注、常谈常新的重要领域。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的阵营对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成为政界、学界和舆论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不过，这种对文明的认知终究是片面的。如果把视野扩展到更广泛的历史脉络当中，就会发现不同文明之间固然存在各种冲突，甚至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但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成就才是更重要的历史主题，而历史的发展正依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

讨论文明互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交流互鉴是绕不开的议题。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与欧洲分别是东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就中华文明而言，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在近六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出现过二十余个文明社会，而中华文明是诸多古老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就欧洲文明而言，西方流传着一句名言：“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希腊的民主和罗马的法治，被认为是西方文明时至今日的重要根基，也是西方塑造自我认同的重要符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门楣雕刻着三位古代圣贤——摩西、孔子和梭伦，代表着对三大文明起源地的敬意，其中两位分别来自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不仅成就了自己，而且影响了世界。中华文明在自身传承发展的同时，广泛影响了周边地区，在历史中形成了覆盖东亚地区的“儒家文化圈”。欧洲则在地理大发现后深刻塑造了全球化进程。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讲的“双元革命”，也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推动了世界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其次，中国与欧洲各自在文明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实际上，“文明”（civilisation）这个概念，就是18世纪的法国革命家米拉波侯爵创造的。也正是在米拉波笔下，文明和进步联系在一起。到了19世纪，“文明史观”成为思想热潮。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基佐写了《欧洲文明史》，提出界定文明的标准，一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二是思想道德的进步。18-19世纪的思想固然带有历史局限性，但时至今日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在此之后，马克思、黑格尔、斯宾格勒、布罗代尔、汤因比等欧洲思想家都讨论过文明问题，而且对不同文明的特征做出了带有时代特色的阐释。在中国，包括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辜鸿铭等近代知识分子都曾经深入研究过中华文明的特性，例如梁启超从文明共同体的角度，最早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华文明研究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诸多学者指出，“大一统”和“天下观”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属性。

值得一提的是，自欧洲所上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中欧文明的比较研究就长期是欧洲所的传统优势领域，时至今日依然是所内学者考察欧洲的重要视角。早年的陈乐民所长撰写过包括《欧洲文明的进程》《欧洲文明十五讲》《中西之交》等多部讨论中欧文明的著作。欧洲社会文化研究室的老前辈马胜利老师前些年组织所内学者撰写了一部《欧洲政治文化研究》，尝试从长时段的文明特性的视角理解今日之欧洲。现任副所长刘作奎老师也曾经在著作中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分析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外交政策。因此，文明研究一直是欧洲所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

最后，中国与欧洲之间拥有一段跨越世纪的文明互鉴的光辉历史。众所周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起点在中国，终点就在欧洲。丝绸之路承担了文明交流的载体的角色，这条路传播的不仅是货物和商品，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文化。一方面，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推动了欧洲的近代化转型，而启蒙思想家恰恰是在中华文明的启发之下提出了许多先进的理念。通过传教士带回的儒家典籍，伏尔泰用中国的信仰自由，抨击天主教会对人们的思想禁锢；魁奈很欣赏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平等纳贤，以此批判欧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科举制后来为欧洲文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国，正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洲先进思想，推动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斗争。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在思考，如何将欧洲的历史经验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实践当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一批革命家，也正是在欧勤工俭学期间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或许可以这样概括：中欧双方各自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彼此之间的文明互鉴。

中欧双方数百年来有着文明互鉴的深厚底蕴。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中欧两大文明的历史互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路走来，双方也曾经历风雨，甚至兵戎相见。历史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正反两方面的启示给我们提供了文明交往的未来方向。

一方面，文明交往需要秉持平等对话、开放包容的心态。欧洲人面对外部世界的心态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启蒙时期，欧洲人对外部世界抱有更多的好奇和尊重，善于从其他文明中汲取思想养分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完善。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欧洲人看待世界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上文提到的基佐、黑格尔等重要思想家，都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制造了进步—落后的二元对立，这催生了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的背后，是西方文明在非西方文明面前高高在上，这不仅给广大非西方世界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为欧洲自己走向战争和毁灭埋下了伏笔。尽管近年来，欧洲思想界出现不少反思西方中心的声音，但依然不全面、不彻底，西方中心论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欧洲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古人云：“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面对西方中心的思维模式，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抵制，另一方面也要避免陷入自我中心的窠臼，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另一方面，文明交往需要在差异和共性之间寻求平衡。其一是承认差异、尊重文明多样性。欧洲文明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追求自由，重视差异和冲突。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中就指出，对欧洲而言，斗争没有成为停滞的原因，却成了进步的起源。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传承了自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传统，强调秩序，重视团结与和谐。中欧两大传统都根植于自身的文明进程，不存在谁高于谁、谁取代谁。双方应该首先承认差异的存在，尊重彼此引以为豪的历史传统。

其二是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双方认识到彼此的不同，但还是要寻求共识，探索双方可以沟通、可以合作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求同并不是单向的靠拢。欧洲具有悠久的基督教传统，在历史中形成了“文明使命”的思维习惯，将自身价值视为“普世价值”，而这种思维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事实上，西方在近代形成的诸多理念，正是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的专属，而是蕴含在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当中，“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观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为其他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到了近代，由于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不仅欧洲人认为西方文明更加优越，中国人也丧失了文化自信，出现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声音。今天的中国正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而民族复兴必然意味着文明复兴。全球文明倡议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今天的我们，一方面要继续秉持海纳百川的胸怀，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民族优秀文明成果中汲取经验；另一方面也应该以更加自信、更有尊严的姿态，向欧洲和世界讲述中国道路、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框架下展现中华文明的生机和活力。

近日，中欧领导人会晤刚刚落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欧盟两主席时，再次明确中欧是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这一定位，这体现了中欧关系的厚度和深度。虽然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中欧关系也经受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只要双方始终站在文明互鉴的历史高度，从传承千年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就一定可以赓续传统、共创未来。

马麟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