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所需的第一动力的角度把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梳理为制度创新时期、资本时期和资源时期三个阶段。在制度创新时期，制度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在资本时期，资金是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在资源时期，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三个阶段西部经济发展均处在落后位置。由此分析出同一时间东西部处在不同发展时期而形成的资源价格红利，指出在东西优势互补、西部转变资源优势为资本优势的过程中，一直潜伏着资源“贱卖”的问题，东部的发展有西部资源价格红利的贡献。

本文还提出了“极差乘数效应”命题。通过“极差乘数效应”论证了如果长期非均衡发展将导致两极分化的风险。“极差乘数效应”描述了不同基点的两个地区，彼此发展越快，差距越大，是在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发生两极分化，因而两极分化在“极差乘数效应”的掩盖下具有隐蔽性。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也在增长，这种“增长”容易使人们放松对两极分化的警惕，但随着“极差乘数效应”的惯性增长，两极分化必将暴露无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爆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5XJL015）前期成果。

从200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到2006年国务院发布《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家力图促使中国经济大势由第一个大局所形成的非均衡发展向第二个大局协调发展转变。然而，从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很不平衡”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地区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非均衡发展”的趋势还在加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依然受到非公平增长的影响。而且，“非均衡发展”、“非公平增长”的惯势很大。新一届中央政府曾多次表示要使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调控在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事实是“十一五”期间GDP增速还高过“十五”，想慢一点也慢不下来，足见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及强大的理论在坚挺中国经济在高位上持续增长。是继续坚持非均衡的发展观，还是坚持区域协调的发展观？是任其“发展很不平衡”继续加重，还是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到了必须在理论上明确，在实践上解决的关键时刻。

我们认为，是非均衡发展加重了“发展很不平衡”的程度。非均衡发展不可能自行转变为均衡发展。而且，非均衡发展的态势越大，越难扭转，势必导致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大，形成两极分化。为此，我们先引入一个新概念——区域经济增长的“极差乘数效应”。A和B分别为两个不同区域的经济总量，当A＞B，L为两者之间经济总量绝对值之差，设两者之间增长率R相同，n为1，2，3，……年，建立极差乘数效应数模公式和曲线图：

增长比例未变，但彼此差距呈(1+R)n的乘数加大。增长率(R)是成为造成差距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极差乘数效应”。解读曲线图，可以看出：（1）B的经济总量也在增长，而且以不低于A的增长率在增长，这就不同于“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描述的现象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问题的严重性一目了然；（2）B与A在起点上，极差不明显。随着时间向前推移，极差越来越明显，但越来越大的极差往往会被同步增长所掩饰，忽视问题的严峻性。（3）B与A 在极差扩大的过程中，比值始终未变。由于比值未变，容易迷惑人，也可以为坚持非均衡发展者提供借口。“极差乘数效应”描述的是一个地区、一个人，虽然不是穷者越穷，但却与富裕的地区或人相比较，彼此发展越快，差距越大，是在同步增长（比值相同）的情况下发生两极分化，因而两极分化在“极差乘数效应”的掩盖下具有隐蔽性。由于贫困地区（或穷者）的经济状况也在增长，这种“增长”能够掩饰欠发达地区的窘迫和抑制穷困者的怨愤，容易使人们放松对两极分化的警惕。但如果任随“极差乘数效应”的惯性增长，两极分化必将暴露无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将不可避免爆发。[①]

显然，兼顾公平的“效率优先”、“非均衡发展”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有在特定历史阶段才是合理的，它们不能贯穿历史的始终。当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而且是很不平衡地发展，继续坚持非均衡发展，必将导致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因而“非均衡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阶段，是非科学的发展观，是会导致严重后果的发展观。

很不幸的是，非均衡的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带有“极差乘数效应”特性。“极差乘数效应”描述的还是一种彼此同样增速发展的理想状态。受各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西部的增速还没有达到东部的水平。比如上海浦东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90年的60亿元起步，到2002年达1251亿元。12年间，上海浦东新区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19.6%的年均增长速度。[②]

著名经济学家林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大开发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世庆研究员在他们合著的《审视西部大开发》一文里写道：“东西部差距在西部大开发中继续扩大”，“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0年的566美元，2001年的605美元，2002年的663美元，2002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从西部与东部人均GDP差距的比值看，1998年为1：2.43，即东部比西部高1.43倍，1999年为1：2.49，2000年为1：2.42，2001年为1：2.56，2002年为1：2.57。五年间由1：2.43扩大到1：2.57”，“从GDP增长率差距看，1998－2002年四年间，东西部GDP增长率，以1998年为100，东部11个省市区GDP四年增长指数分别是：7.36%、20.51%、32.85%、44.59%；西部12个省市区GDP增长指数分别是：4.82%、13.70%、24.59%、36.20%，四年时间，西部与东部的增长率都有很大提高，但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却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6.81、8.26、8.39个百分点，呈逐年扩大趋势”[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编写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通过这几年东西部发展的趋势预测道：“贫困人口常常表现出教育水平较低、健康较差的特征，提高他们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是帮助其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由于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刚性’特征，近年来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对于贫困群体造成了尤其沉重的负担，不仅出现了‘越穷越病、越病越穷’的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了‘因教致贫’的社会现象”，中国西部贫困有固有化趋势[④]。专家们调研得出的数据和结论，印证了非均衡发展与“极差乘数效应”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特别是“十五”时期，西部地区实现了“四最”——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效益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居民得到实惠最多。“十五”时期，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7％。累计新开工70个重大建设工程，投资总规模约1万亿元。新增公路通车里程2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853公里），新增铁路营运里程近5000公里，新增电力装机4552万千瓦，新增民航运输机场10个，青藏铁路、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等重大建设工程相继建成。宁夏沙坡头、广西百色、四川紫坪铺等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塔里木河、黑河等专项治理工程进展顺利。西部地区累计治理水土流失1600万公顷，实施生态自然修复面积2800万公顷，累计完成退耕地还林526万公顷，荒山荒地造林765万公顷，退牧还草1933万公顷，易地扶贫搬迁120万人。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广播电视到村、村村通电话、农村能源、人畜饮水、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基”攻坚计划全面实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展顺利。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人才开发工作得到加强。[⑤]这些凝聚着中央和全国人民，特别是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心血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使西部地区发生了深刻变化，为西部的继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和良好发展环境。

但是，这些成和变化就抵不过另一个事实——“十一五”时期，东部发展更快，西部的成就和变化并没有实现缩小区域之间差距的预期目标。2006年9月，国务院西部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段应碧回答《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说，“和自己比，西部地区的发展在加快；和全国其他地区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西部仍然是我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⑥]。“和全国其他地区比，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一权威论断，暗含着中国区域经济持续非均衡发展潜伏着“极差乘数效应”的严重后果。

中央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是我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但为什么尽管有国家对西部开发的政策支持，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依然越来越大？西部在发展，东部也在发展，而且是在更快地发展。这样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态势，与中央提出的目标越来越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抵噬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地区差距的努力呢？

本课题组研究认为，即使进入西部大开发时期，东西部差距仍然加大，根本原因是非均衡发展含有非公平经济增长的因素。所谓非公平的经济增长因素，既有国家对区域发展的非均衡安排的历史因素，也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间各市场主体由于实力不同、条件不同的竞争所隐含的非公平性。这些非公平因素的客观存在和持续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噬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能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难免出现各区域经济体之间“非均衡发展”。有竞争，就必然出现非均衡发展。但是，非均衡发展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发展中自由竞争的结果，这是常态情况；另一种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安排，是非常态。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域经济体之间的非均衡发展，是中央针对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做出的发展战略安排，即“两个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两个大局”（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所以，东西部“非均衡发展”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来自改革发展的阶段性安排，是国家主导型非均衡发展。

问题是：“非均衡发展”是一把双刃剑。“非均衡发展”本身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带动另一极发展，如果“非均衡发展”到了难以驾御的程度，按“极差乘数效应”推论，必将出现区域经济体之间的两极分化。

社会公正、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这个构想的实现，本身就是差距。由于“第一个大局”是改革发展的阶段性安排，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出现的非均衡发展本质不同，如果这个非均衡发展超过了“公平”底线，将冒“非社会主义化”的政治风险。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先富带后富”、“先发展起来的地方帮助其他地方发展”、“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小平对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可见，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构想里，发展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两个让”，第二步是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而第一步是基于当时中国国情实际需要做出的阶段性安排，第二步才是目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东部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意味着“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的目标基本实现，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实施“第二个大局”的条件基本成熟。此时，照邓小平的总体设想，国家发展重心将向第二个大局转变，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转变，从实效上看，就是要体现沿海地区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弥补非均衡发展带来的非公平缺陷，缩小发展差距，就是要促使西部得到跨越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但要实现由“第一个大局”向“第二个大局”转变，很难。

1987年7月，邓小平正式提出“两个大局”构想的时候，虽然中国已经有了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还是占主导地位，中央可以充分运用行政的手段安排第一个大局，要求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而到了转向第二个大局的时候，2000年，国情已经完全不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成，市场经济已经占主导地位，按“第二个大局”的构想，通过行政的力量“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长官会首先考虑本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本区域的经济利益，要先发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后发地区，既不符合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现实，又偏离市场经济主流。

市场经济有自己的铁律：竞争、理性、利己。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自然是无利益的事不干。即使是政府引导下的区域合作，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转移，也只会在能够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地区之间的所谓“帮助”，难有实际意义。

何况，市场经济不仅追求利益，也追求效率。继“第一个大局”“非均衡发展”的设想实施之后，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前者使得东西部的发展起点不同，后者使得东西部领略不同的“效率优先”的风光，加重了发展的差距。“两个不同”相得益彰，容易形成经济增长中的“黑洞”。“黑洞”能够吸噬其他地区的发展能量[⑧]。我们低估了非均衡增长的潜力与惯势，忽视了先发地区对后发地区发展能量的吸噬力。在这这些惯势的驱动下和吸噬力的耗散下，“发展很不平衡”的态势更加难以扭转。

如果“发展很不平衡”的态势继续下去，我们将会看最不愿意看到的“极差乘数效应”所描述的后果。进入21世纪，中国的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形成，产业布局已经定型，而历史形成的非公平增长在新的条件下还在发挥影响，西部所面临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因素越来越多，非均衡发展的态势越来越难以扭转，形势严峻而紧迫。既要西部发展有更大的飞跃，又要西部发展不削弱东部的发展能量，这就需要国家强化公平增长观念，在增强西部发展的动力上着力，促使区域经济发展朝相对均衡方向转变。

一、用阶段论思想看待非均衡发展

我们说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是国家主导下的分两步走先迈出第一步的结果。历史已经证明：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历史条件下，单纯强调社会公正、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实现不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发展路径走不通。因其如此，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并逐渐形成了“两个让”、“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两个让”、“两个大局”的非均衡发展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国情条件下是唯一实事求是的、理性的、正确的选择，也是今天中国能够持续近30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保证。由此中国获得了缩小东西部差距的经验和促使西部跨越式发展的能力。如果国家能够顺利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向第二个大局转变，那么，西部顾全这个大局是值得的。

西部是怎样顾全第一个大局的呢？换句话说，国家是怎样主导了非均衡发展的形成的呢？为了理清这个过程，我们从促使经济活力迸发的要素出发，把中国改革发展近30年的历史分为制度创新阶段、资本阶段和资源阶段三个依次递进时期。

（一）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

改革促发展。改革就是制度创新。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是以点带面，决定了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以试点为前驱。而制度创新的试点都安排在东部。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所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集体所有为补充形式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是中央在东部先设置经济特区，授予这些特区制度创新的试点权，“摸着石子过河”，不断总结经验，再向全国推广完成的。

之所以仅授予东部制度创新资源，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变，这一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必将涉及上层建筑及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历史总是在特定因素的制约下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就是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在苏联模式的影响，认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集体所有为补充形式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途径。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建成了与之相应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些结构服从于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而且，这些结构刚性强，容不得半点私有制经济。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就是在“警惕资本主义复辟”、“铲除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的思想指导下发动和推进的，由此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思想观念上也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定势。即使物极必反，乘借批判“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大好时机，发动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定下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调，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铺垫了理论基础。但当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没有尘埃落定，传统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左”的思想仍然有很强的刚性和势力。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但如何发展经济、发展什么经济、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的确存在方向问题、原则问题。改革发展既不能再坚持那个已经被证明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苏联模式”，更不能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里的表现。所以，涉及制度创新如此重大的改革，基于能够驾御改革局势的需要，也是基于减弱社会震动的需要，只能先在极小的范围内试点、探索，以点带面，渐进推进，让事实说话。改革的车轮启动之后，一路风雨，经历了“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所有制”问题等一系列思想交锋。这些思想交锋表明，经济制度改革创新，即使是以点带面，“摸着石子过河”，让事实说话，也并非一帆风顺。

可见，中央对设置经济特区，如何选点，如何突破传统的经济体制，如何循序渐进，慎之又慎。基于广东、福建等东部沿海一带不仅在地理位置上靠近香港、澳门、台湾，而且广东、福建与香港、澳门、台湾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和经济联系，容易得到外部的支持，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中央首先在深圳等地设立经济特区。

由于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循序渐进，制度创新是极为稀缺的资源。改革之前，尽管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说，传统的经济制度已经极大地桎梏着经济发展，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但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在全国铺开不仅在技术上难有操作性，而且，即使技术上不成问题，全国铺开制度创新，也将大大增加政治风险。

为了稳妥地推进制度创新，也是为了在可控制的前提下推进改革，中央仅授予了经济特区制度创新试点权。这个阶段，制度创新对解放生产力最为重要，是极为稀缺的资源，我们称之为“制度创新阶段”。

制度创新属于上层建筑变革，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必将承担政治风险。回顾深圳经济特区起步的历史，特别能说明这一点。80年代初，中央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无论是中国引进外商企业，还是中国放开个体私营经济，都意味着中国计划经济及其经济制度的坚冰将被冲破，市场经济将应运而生。当时，“市场经济”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市场经济”的概念都被排斥在主导经济之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过渡，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经济特区搞制度创新，大量引进外企、外商、外资，深圳经济迅速崛起。深圳崛起的事实，足以冲溃几十年苦心经营的计划经济堤防，自然会受到怀疑和责难，如“在深圳这块土地上，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外，其它一切都是‘黄’的”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等等。特区一路坎坷走来，承受过“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但经济特区的设置是中央决定的，政治风险有中央分担[⑨]。后来的发展事实证明：两岸猿声嘀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一片质疑声中，由制度创新所形成的动力和吸引力，引来了大量国内外的人才、资金、技术，推动着经济特区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发展。经济特区的率先崛起，相当于率先掘起了第一桶金，为后来新制度逐渐定型、发挥市场经济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创新对解决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巨大推动作用。对于处在社会重大转型的中国来说，既有制度结构创新，又有制度安排创新。总的说来，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所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集体所有为辅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道格拉斯·C·诺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系统地分析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该理论由于把产权结构、交易费用、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信息不对称以及国家（政府）、意识形态等因素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并论证了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可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对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对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制度结构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的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的对象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创新。在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下，即使如美国这样制度与经济发展结合得相当完美的国家，也会随时对制度安排进行微调。

而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既有制度结构创新，又有制度安排创新。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计划经济体制所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集体所有为辅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和经济制度创新。

借助制度创新，东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经济腾飞，这本身就表明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大地推动。当然，制度创新，经济腾飞，需要一批敢于挑战传统经济制度、承受身败名裂风险的人，需要一批具有具有拓荒精神、进取精神的人。但是，在生产关系完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甚至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期，最稀缺的资源不是人力，不是智慧，也不是资金，因为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最稀缺的资源是制度创新权。而制度创新权，并非东部自身拥有，是中央基于大局需要的考虑而授予的。

与此同时，西部没有制度创新资源，只能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科技、管理等内容进行创新。虽然这些创新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没有制度创新，经济组织和经济结构在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力度不会很大，产生的效率也不会很大。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制度建设，西部只能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这就注定了西部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就落后一大截，注定了西部未来发展制度基础薄弱。由于制度创新是先试点，再推广，于是，同样是制度建设，东部更多的是自主内需型，需要什么，创新什么；而西部则更多的是被动外加型，不论需要与否，适宜与否，都要求接受。这就是西部服从“第一个大局”、使东西部的发展协调于“第一个大局”所做出的姿态。东西部在不同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发展经济，揭开了区域间非均衡发展的第一页。

（二）对外开放政策受益不均

我们说，当制度创新既是最紧缺的资源，同时又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的时候，这个时期，可称之为“制度创新阶段”。当制度创新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紧接着是发展，发展需要资本。但资本紧缺，资本成为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这个时期，可称之为“资本阶段”。

在经济起飞阶段，各地最缺的是资金，怎么办？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开发促发展”。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⑩]，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同年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11]中国经济特区由此增加为4个。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置，是中国正式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1984年，国家宣布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从而在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多层次、多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整个八、九十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历史地成为了中央改革发展重点突破的大局，为中国东部率先崛起、率先腾飞的奠定了制度基础。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充分发挥了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重要作用，不仅外资、合资企业得到长足发展，沿海地区乡镇工业也异军突起。

1986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在这个《规定》发布的前后5年，对外开放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一带，而内地，如成都，这座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于1993年才被国务院确定为内陆开放城市，赋予成都享有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政策。所以，《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的各种优惠政策，最初能够收益的仅仅是沿海对外开放城市。曾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回忆说：深圳人靠中央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勇敢地冲破了“左”的思想的种种束缚，大刀阔斧地革除旧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种种弊端，闯出一条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路子，靠吸引外资，靠“滚雪球”，靠改革，靠艰苦奋斗，靠深圳人的勤劳和智慧，铺就一条条马路，建起一幢幢大厦，办起一个个企业，开设一个个工厂。[12]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靠中央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靠吸引外资”，成就了自己成为“珠三角”经济区增长极的伟业，由此，“珠三角”经济区成为引领中国经济腾飞的第一个经济区。

中国的第二个经济增长极——“长三角”经济区的形成也大致如此。继1980年12月10日，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的第一个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10年之后，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3]。这些优惠政策，促进了上海的对外开放、国际经贸和地区经济跨越式地发展。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报道：上海浦东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90年的60亿元起步，到2002年达1251亿元。1990－2002年，浦东新区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19.6%的年均增长速度，占上海市的比重由不足1/10跃升到1/5强。实际利用外资2002年达16亿美元，占全市1/3强；外贸出口由1993年的12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亿美元。至2002年，浦东新区总体经济实力已相当于二十年前的整个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上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成为上海新的增长点，对推进上海加快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14]

随着外商外资涌进东部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不仅助推了这些城市的工业改造、产业升级和新的工业布局，而且这些城市也顺势大搞道路、港口、通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环境、创业环境和发展条件进一步优化，进而又增大了吸引外商外资的能力，有了更大更快发展的经济基础和资本实力。在这个“资本”时期，东部对外开放热火朝天，西部相对沉寂。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1985年才出现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成都凤凰正大合营有限公司，截止1988年底，成都协议外资总额0.24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仅0.052亿美元[15]。到1993年中国内陆包括西部部分城市也获准对外开放的时候，东部在对外开放的路上已经走了很远。

而这一年，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国开启了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西部奋起直追，“浴血奋战”，区域建设也难以匹敌东部的投资环境、创业环境和发展条件。资金短缺仍然是西部发展的软肋，即使西部招商引资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血拼”地步，西部部分地方出现如果招商引资完不成任务而“一票否决”，使尽浑身解数，也远远不及东部招商引资的实效。比如，尽管“十五”期间是西部发展的最好时期，但就对外招商引资的统计情况看，仍会令人沮丧。仅2004年，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州五省（市）的外商企业数（户）分别为26657、29939、17792、17236、55259，外商投资总额（亿美元）分别为1722、2170、834、689、2610。而同年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五省（市）的外商企业数（户）分别为1294、3789、641、1761、2336，外商投资总额（亿美元）分别为72、140、22、79、127。2004年东部沿海五省（市）的外商企业数合计为146883户，是西部五省（市）合计9821户的14倍多。前者外商投资金额合计为8025亿美元，是西部五省（市）合计440亿美元的近20倍。[16]比较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东部与西部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巨大差距，说明东西部之间在分享国家政策优惠上受益严重不均。这样，西部在制度创新阶段发展落后一大截，在资本阶段又落后一大截。

（三）生产性自然资源配置不均

为了培育新的增长点及增长极，牵动中国经济腾飞，国家实行“效率优先”的资源配置原则。特别是当东部率先发展起市场经济和形成较成熟的市场治理机制后，又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如此，一方面在改革发展初期，计划经济所形成的中央调控资源的政府行为还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东西部在制度创新上起步不同，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很不平衡，基于东部加快发展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第一个大局，无论是中央调控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资源向东部汇集。

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成正比。经济发展越快，资源消耗越多，资源积储量越少。反之，经济发展越慢，资源消耗越少，资源积储量较大。虽然我国是资源大国，但人均占有资源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一个区域的迅猛发展，必将很快耗噬资源。中国东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很快就由“资本时代”进入“资源时代”。“资源时代”的特征是资本并非紧缺，紧缺的是“生产性自然资源”。资本不再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发挥核心作用的是“资源”。资本的消耗可创造更多的资本，呈递增趋势；而资源的消耗呈递减趋势。如同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那样，东部发展很快就受到资源紧缺的制约。

由于“发展很不平衡”，虽然东部发展已进入资源短缺时代，发展缓慢的西部还处在资本短缺的资本时代。西部绝大部分是山区，发展工业基础条件差，如高速公路的密度和长度都远远不及东部，加上经济落后，消费水平低，平均面积的市场额比重不大，但西部有丰富的生产性自然资源，如木材、橡胶、石料、煤、油、气等，这些资源可以转化为资本（资源贱卖）。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西部的资源，木材、橡胶、石料、煤、油、气等基础性资源源源不断流向东部，支撑东部继续高速发展，东部获得制造品价格收益，西部仅获得资源价格收益或初级产品收益，而制造品价格收益和资源价格收益事实上存在严重的剪刀差。急于脱贫的西部，也是迫于无奈，近乎疯狂乱砍伐、乱开采，西部原本丰富的森林植被遭遇严重破坏，生态链难以恢复；原本丰富的煤矿资源遭遇一个个小煤窑的蚕食，地面塌陷，村庄塌陷；原本郁郁葱葱的青山要为大型水泥厂提供石料，一座座青山劈去大半，就连世界“双遗产”如青城山山脉也难免遭遇年产300万吨水泥的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大量吞食石料的厄运[17]。由此，资源贱卖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西部的生态环境恶化。

更为严重的是西部还没发展起来就遭遇全国性的资源短缺危机，西部仍处在起飞阶段就将付出远远高于东部起飞阶段的资源价格。东部处在起飞阶段的时候，假定资源价格的基数为x。如今资源价格已经上涨了n倍，意味着西部的起飞，就得付出x(1+n)倍的资源价格来支撑经济发展。西部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可见一斑。

比如，煤炭作为工业的“粮食”，是工业生产的基础性资源。2006年，全国共消费24.5669亿吨标准煤。1992年之前，为保证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水平，我国煤炭产业一直实行价格管制，处于微利或亏损边缘。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大约在120元—130元之间，国家计划控制价为90元。直到1992年，为扭转煤炭产业多年亏损的状况，国家对民用商品煤价格实行放开政策，煤炭业局部市场化。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煤炭需求量以每年超过1亿吨的速度增长，致使煤价持续上扬。2004年年初每吨煤的现货价格为250元，而到了年底就上涨为400元，一年间上涨了150元。2007年1月17日在桂林召开煤炭产运需衔接会，再次拉开了新一年煤价上涨的序幕。非电煤价格平均上涨10—30元/吨，上涨幅度达到3—5%，电煤价格平均上涨30元/吨，上涨幅度高达8%。从秦皇岛煤炭平仓价的数据来看，2007年1月山西大同优混煤涨幅最大，达10.75%，价格是525元/吨。与1992年之前相比，仅煤炭价格就上涨了5倍多。西部仍在起飞阶段就遭遇资源紧缺和资源价格飞涨，必然加大发展的成本。

综上所述，东部的发展，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聚集资本、利用资源，都在国家的主导下先行一步，这就奠定了东部率先发展和东西部非均衡发展的基点。

二、用阶段论思想看待非公平经济增长

有一则寓言：狐狸和白鹤同时喝水。水盛在一个碟子里。结果白鹤费尽力气也喝不了多少水，而狐狸几下就把水喝干了。这则寓言说明一些规则貌似公平实则非公平性，由于主体之间有差异，虽然规则（政策）相同，彼此获得的收益会有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同一“规则”隐含着非公平。

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而所谓的公平竞争，就是不同的市场主体，遵守相同的竞争规则。而由于发展很不平衡，西部市场主体的综合实力和所依靠的外部条件远远不及东部，遵循相同的竞争规则，隐含着狐狸和白鹤喝水的非公平性。

（一）条件不对等的市场竞争

由于我国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转型、市场治理机制的形成与推广是由东到西梯度推进，形成了差异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保建云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推行自上而下的、以率先向东部沿海地区转让资源配置权为重点的放权让利市场化改革，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获得中央政府授权与部分资源配置权后，充分利用所享受到的政策优惠和特权，通过引进外资，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初步建立起以产品交易为主的市场规则及其制度安排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与经济转型逐渐引向深入，以产品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市场交易规则及其制度安排体系逐渐向生产要素市场交易领域渗透和延伸，促进了生产要素市场治理机制的初步形成，进而使产品市场治理机制与生产要素市场治理机制逐渐融合为统一的市场治理机制。外部市场治理机制引入的区域示范与外资投资地域空间的梯度推进与扩散具有同步性和同方向性，外资进入最早的东部沿海地区也是市场治理机制引入和形成最早的经济区域，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区域市场治理机制的形成和演进则受到前者的推动和深刻影响。这个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模仿和路径依赖。但我国西部当因为企业数量较少、经济实力较弱、获得的资源配置权有限，使得该类经济区域的市场治理机制形成滞后。保建云在研究了中国区域市场治理机制演进中的相互模仿、趋同演进趋势后指出，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地理区位的较大差异，使得在不同的各经济区域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和方式存在着较大差异，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规则与制度安排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加之，区域市场治理机制演进的路径依赖性，必然导致不同经济区域市场治理机制演进差异。[18]

可见，由于制度创新、重大经济政策损益不均因素，逐渐拉大了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强势地区和经济弱势地区。又由于区域市场治理机制的差异和“资源配置权市场化转移讨价还价的能力和方式”的差异，使得东西部之间在市场条件和市场治理机制等市场竞争条件不同。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神圣职责里，以行政区域为界的经济发展竞争包含了深层次的政治资本积累。经济弱势地区想发展，经济强势地区想有更大的发展。这些既可理解又合理的追求，在市场一体化的驱使下，使中国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了两大区域经济体由于制度创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观形势的原因造成的实力迥然不同、条件不对等的竞争。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但却是一个存在博弈各方所依仗的实力不同、条件不同的大市场。由于梯度推进日渐拉大了东西部发展的差距，使东西部的产业质级和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彼此拓展和占有市场的实力完全不同。由于“市场一体化”，使产品质级、产业结构、管理水平、市场治理机制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的西部迎战东部的“竞争”，如同一个40公斤级别的拳击手迎战80公斤级别拳击手的搏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拳击赛。

市场是企业的生命。没有市场，企业就没有了生命。在“市场一体化”的竞争中，东部产品以自己的性价比优势不仅在当地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中西部也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西部情况正好相反，不仅由于性价比劣势敲不开东部市场的大门，而且在东部性价比优势的冲击下，连本地的市场份额也逐渐丢失。消费心理学谈到了人们爱屋及乌的消费心理。东部的崛起，东部的腾飞，东部的龙头作用，这些事实都会引导人们的消费向东部的产品倾斜。东部的任何产品都会形成强势印象，东部成为价廉值优的代名词。如同崇洋媚外的消费心理那样，法国香水，美国汽车，一当形成，难以扭转。这就加大了西部产品成为名牌、走向全国的难度[19]。

由此形成一系列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外商投资，选择东部，不仅有历史形成的聚集效益，而且有现实的消费心理效益。在西部投资建厂，这两方面都欠缺。西部“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再优惠，甚至内部恶性竞争，如土地零租金出让，也难及东部。以2003年为参照，东部如江苏协议注册外资2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8亿美元。而西部如云贵川（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协议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68亿美元、0.56亿美元和5.8亿美元，3个省合计起来仅8.04亿美元，不及江苏实际利用外资的1/19，甚至不及江苏省内一个县级市——昆山市。昆山市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12.01亿美元。市场经济又是资本经济。外资集中向东部汇集，不仅快速提升了东部优化外资投资结构水平，可以游刃有余地选择那些最能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外资项目，而且加快了东部产业结构升级，使西部的产业、产品更加相形见绌。

“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竞力的拳击场。在“市场一体化”的大势下，一方面，西部人享受了东部产品价廉物美的实惠，同时也刺激了西部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紧迫感。这是“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更是工业发展的艰难。既然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只要西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是东部的产品，就如同“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必将影响民族工业一样，西部工业必然举步维艰。国家“一五”期间就把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布局为西南工业中心，“三线”后又有大批大型企业移迁成都，有雄厚的、西部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工业优势，面对东部咄咄逼人的工业，缺乏能够逐鹿中原的工业来支撑成都经济做大做强，这些年来一直是地方领导的心头之痛，其他西部地区（重庆除外）就更谈不上规模工业了。以自然资源和农业为基本经济形态的西部，在市场比值一点点缩小的趋势下，对振兴地方工业的追求，很带有点“精卫填海”的悲壮[20]。

西部要实现腾飞，必须有自己的工业来支撑。由于东西部发展的差异，东西部的工业发展水平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如果说，西部的经济正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那么，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这个巨大差异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相对贫困的西部人当然乐意消费东部价廉物美的产品。这就极大地阻击了西部工业特别是民用品生产企业的发展。可以说，只要东部工业产品充斥西部市场，就难有西部工业崛起的空间。

为了更简明地表述这一问题，我们把中国现实的生产与消费分为三个层次，即低端产品、中端产品、高端产品与低端消费、中端消费、高端消费。西部地区正在从生产低端产品、消费低端产品向生产中端产品、消费中端产品过渡，而东部已经由生产中端产品、消费中端产品向生产高端产品、消费高端产品过渡。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西部不仅是中端产品生产的资源提供地，而且还是中端产品消费的主要市场。无论是资源的移动还是市场的移动，都会加大成本。因此，这种非均衡的产业分布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仅不利于国家经济节约式增长，而且不利于西部工业发展。

经济学家秦晖在《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一文里写道：“所谓公正就是：竞争过程是公正的；对竞争过程的后果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简单来说，商业时代的不公正实际上就是：一，全家通赢；二，赢家通吃。其中，全家通赢可能是不公正最重要的一点”，“社会公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底线问题，但即使这样简单的底线问题，往往被人为地用理论游戏把它给复杂化。而一经复杂化后，底线就容易迷失”，“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竞争本身的公正与否的问题，而不是竞争结果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做制度性的改进，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界也应该有一个自省，不能使得一些常识问题经过理论包装后，不公正被掩盖了”。[21]秦晖在这里讲的是市场主体之间、强弱之间的竞争，如果不对后果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就缺失公正。同理，不同区域经济体之间，由于存在事实上的强弱，存在竞争条件差异，要实现公正，也须设置一个最低限度的控制。这个最低限度应该是有条件的“市场保护”。然而，在同一个国家里，市场保护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就连美国那样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州与州之间有高度的自治权，也反对地方保护。地方保护主义背离建立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方向。西部就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但是，在国际贸易活动中，我们会经常接触这些概念：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反倾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国家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所以，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在实际交易中，各个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产业不同的市场保护。

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与发展国家，如美国、欧盟，有市场保护带来的贸易摩擦和谈判、协商。就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仍然有市场保护、贸易摩擦、贸易谈判。如2007年4月2日美国政府与韩国达成《美韩自由贸易协议》。国际舆论评论是继《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之后美国最重要的贸易协议。韩国是美国的第七大贸易伙伴，2006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40亿美元。如果《美韩自由贸易协议》协议条款完全落实，美韩将在三年内取消90%是关税，届时双边贸易额有望增至1000亿美元，并能减少美国现在每年高达9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协议的内容包括：美国向韩国开放汽车和纺织品市场，包括对3000cc以下的汽车以及韩国的纺织品和衣服取消关税。韩国则向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包括进口美国牛肉，并承诺在15年内逐步取消美国牛肉的关税。考虑到过于高昂的政治成本，大米仍不在开放之列。就这个已经达成的协议，美韩两国之间的政治家和学者仍然表示质疑。可见，市场总是有条件开放的。

中国的入世谈判实质上是市场开放与产业保护的谈判。中国入世谈判如果从1986年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地位开始算起，历时15年之久才敲定。为什么会如此久，为什么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就是为了在分享国际大市场的机会利益的同时，力争中国的利益损失最小化，减轻“文明的掠夺”的损害。故而即使入世谈判敲定下来，中国也争取了对部分幼稚产业的5年保护期。如果没有这5年的缓冲期和奋发图强，中国的幼稚产业会经得起入世的冲击吗？即使5年后的中国，入世5年来中国外贸飞速发展，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100亿美元，至2005年已经猛增到14221亿美元；2001年中国出口产品占世界的份额是3.9％，到2005年，已经占据7.5％份额，同时也面临新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认为，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实际上也变成了世界厨房。我们做好了饭菜，送到国际大餐桌上去，让外国的消费者来享受。但是在生产过程中，鸡毛、蒜皮、肉骨头、刷锅水、剩菜、剩饭全留在我们自己的厨房里了。中国就是这样变成了世界厨房。[22]

在中国，东西部市场主体的竞争，是明显的强势与明显的弱势之间的竞争。竞争结果，西部难免成为“中国的厨房”、“东部的厨房”。“厨房经济”绝不可能使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缩小。我们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市场竞争、市场一体化，打破市场壁垒，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由于存在区域之间市场主体的实力不同、所依仗的条件不同，竞争的结果，必将加重西部发展的代价。

（二）“东西连动”的非公平性

区域合作是另一种方式的竞争。不同层次的合作必将产生不同层次的收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写道：“资本能协助劳动创造价值固然不错，但这部分附带的价值却属于资本所有者”，“资源在开发初期即被低价出售给外国资本，使得本国的资源优势被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初期资金紧张，往往将土地，矿藏等资源出售或出租。将来资源价格上升之后，后悔莫及”。[23]茅于轼先生分析的是国际经济交往与合作的非公平现象，我们籍此分析“东西连动”、“优势互补”现象。

东部的优势是什么呢？资金、技术、人才。西部的优势是什么呢？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东部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资源和劳动力，资金、技术、人才需要扩张。而西部的发展需要资金、技术、人才，丰富的资源可以迅速转化为资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需要输出，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东西连动”、“优势互补”成为必然趋势。然而，这一趋势，不过是不同层次的分工，西部出资源、出市场，东部出资金、技术、人才，结果必将是不同层次的收益。

剖析“泛珠江三角洲合作”（简称“9+2”）事例，可以看到区域合作所隐含的非公平性。

2004年6月，在广东省的倡议下，内陆9省(区)与香港、澳门（“9+2”）共同召开了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9+2”政府领导人将在广州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其中，广东、福建、海南、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9省区，位于我国的南部地区。这一区域地域辽阔，相互联系密切，面积200.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0.90%。2003年，人口4.5亿人，占全国的34.8%； GDP为38846.3亿元，占全国的33.3%；地方财政收入2962.9亿元，占全国的30.196；进出口商品总额3400亿美元，占全国的39.9%；实际利用外资246亿美元，占全国的46.0%，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4715.2亿元，占全国的321%。如果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泛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成，接近东盟10国的总和；国土面积相当于欧洲五大国英、法、德、意、西的总和；人口数量超过西欧各国的人口总和。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泛珠三角”经济区都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经济体。[24]

“9+2” “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合作框架强调“互补互利共赢”原则。那么，这个标志着中国区域合作创造了一个东、中、西部连动的新模式，究竟是怎样构思“互补互利共赢”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先理清“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构想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弄清楚倡导者和回应者各自的意图。

2001年，我国加入WTO，为推动香港和澳门的繁荣稳定，2003年6月和10月，中央政府分别与香港和澳门签订了CEPA协议，加快推进内地与港澳经济的紧密联合。CEPA协议，首先改变了“珠三角”原来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经济格局，形成了以香港为核心的“大珠三角”新格局。此时此刻，“长三角”借助上海浦东开发后又一轮新的发展势头，掀起了以上海为核心的合纵连横的高潮，致使一直以“急先锋”、“探路者”的响亮名字领跑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肩负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重任的广东，面临着来自“长三角”咄咄逼人的竞争，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CEPA协议的形成和“长三角”奋起直追这两大趋势的影响和威逼下，一是可以借助CEPA协议的安排，将大珠三角打造“世界级”制造业基地，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二是为了克服自身发展腹地狭小的劣势，与长三角相比，珠三角自身面积不大，外围山地环绕，基础设施延伸与发展空间拓展存在较大阻力，与周边省份的广泛协作尚未形成，广东省政府提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设想。《人民日报》的评论是：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可以发挥港澳在这一区域合作中的独特优势，拓展港澳发展空间，对促进香港和澳门的繁荣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体现了珠三角经济能量集聚亟需扩大释放腹地的内在要求[25]。可见：促进香港和澳门的繁荣和稳定，体现珠三角经济能量集聚亟需扩大释放腹地的内在要求，这才是“泛珠三角”经济合作最本质的东西。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决定了“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是有差别的。中西部能够参与合作的是“资源、市场、劳动力”，在利益分享中只能是最少的，东部参与合作的是“资金、技术、管理、高级产品及口岸”，所分享的利益必定是最多的。

对这个最本质的东西的理解，“9+2泛珠三角经济区”的三个主角广东、香港、澳门的考虑最能说明问题。

——时任广东省省长黄华华说：广东要谋求新的更大发展，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发展区域经济取决于市场需求放大要素、资源互补要素和制度协调要素的有机整合。大珠三角寻找发展空间与腹地，增加持续增长的后劲，需要寻找突破口。《南方日报》的评论是：原来靠近珠三角的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会否担心因此减少了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机会呢？这种担心看来并不必要。因为这些地区也在调整自己的区域发展。过去处于广东边远地带、珠三角的外围地区，如今成了泛珠三角的核心层，是“9+2”省区“无间隙”合作的必由之路。近水楼台先得月，随着跨界交通穿山越岭，在大珠三角向周边省区辐射过程中，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互动中有望首先分享“发展红利”。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指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将把香港经济腹地放大到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面积的泛珠三角地区，大大增加香港的商机和吸引力。[26]《南方都市报》的评论是：“大珠三角”的最新发展需要市场，需要整合经济腹地，这个腹地将为“大珠三角”提供市场、资源与能源以及产业转移的空间等等。首届“泛珠三角”论坛在粤港澳三地举办，不仅有利于扩大“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国际上的影响，更有利于突出港澳在区域合作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泛珠三角”的崛起，为香港提供了最为广阔的服务腹地。香港经济结构是服务型的经济体，这种结构决定了它必须有经济腹地。它与经济腹地的互动，不仅是生产基地的营运指挥，更重要的是要使香港的优势及高增值的产业能随时进入腹地，为腹地提供服务。“泛珠三角”将极大地扩展香港服务业的腹地范围，使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得到空前的增长空间，并且为其提供持续发展的条件。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也表示：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将拓宽澳门的发展腹地，长远而言，必将为澳门带来重大的机遇。澳门在目前的“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崛起中，面临着开埠以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大珠三角”的下一个增长高潮的聚合地，应该是位于珠江口西岸的地区，而澳门正是置身于这个地区之中。过去“大珠三角”的增长核心是珠三角的东岸地区，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了成熟的经济区。其土地与资源利用已经达到了顶点，必须考虑产业与结构的升级换代问题。而西岸地区则是一个正在发育的新兴增长区，土地和资源较为丰富，具有极大的增长空间与潜力。随着港珠澳大桥的贯通，广州－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澳门一线的西岸地区的发展将出现一个超越东岸经济成长速度的黄金成长期。澳门是西岸地区、粤西南与中国大西南地区的唯一的国际自由港，也是粤西南地区唯一的具有国际机场的城市。可以预见，澳门将在泛珠三角中作为沟通粤西南、大西南地区与欧盟、葡语国家的中介与经贸服务平台，作为“大珠三角”地区的国际性的旅游中心，同时，作为连接大西南与东盟国家的一个经济枢纽，澳门的发展前景是不可低估的。

而积极响应的中西部几个省（区）在“论坛”上的发言，袒露的心境正好是，本地有丰富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通过合作希望获得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水平。

不同主体间的合作是市场竞争的另一种方式。合作的公平性不在于主体之间平分利益，而是“各尽其力，各得其所”。这里的“各得其所”，西部出了资源，就只有资源收益；出了劳动力，就只有工资收益；出了市场，就只有税费收益。所以，“互补互利共赢”是有层次差异的。

强势的东部占主导地位，在“互补”上提供的资本、技术等高附加值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无限增长，同时在“互利共赢”占据绝对优势。弱势的中西部处依附地位，在“互补”上主要是提供资源、市场、劳动力等低附加值的东西，而且资源和市场并非无限，将加大资源紧缺和市场竞争酷烈的程度，同时在“互利共赢”上只能分到一杯羹。如同茅于轼先生所言：资本能协助劳动创造价值，但这部分附带的价值却属于资本所有者；资源在开发初期即被低价出售，使得资源优势被剥夺；建设初期资金紧张，往往将土地，矿藏等资源出售或出租。后来资源价格上升之后，追悔莫及，导致代际不公。

西部发展借助外力也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西部需要市场，需要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如同中国需要加入世贸组织那样；另一方面，东部企业移师西部后，虽然给西部也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改变了西部的产业结构，刺激了西部企业的奋发图强，同时也带来了原材料（资源）的快速耗噬、环境污染加重等“厨房效应”。因为移师西部的企业，往往是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企业。

“市场一体化”、区域合作是不可抗拒的大潮。发展中地区急于挣脱贫困，要实现跨越式增长，区域合作不乏是一条捷径。正是这种挣脱贫困、实现跨越式增长的需求，迸发出与发达地区合作的强烈冲动。发达地区正是利用了这些冲动，实现着扩张的理想。但如果在“区域合作”、“市场一体化”的背景里，东西部的合作是以西部提供资源、市场和劳动力这样的分工，那么，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就将是渐行渐远的理想。

（三）“溢出效益”没有得到公平补偿

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成本与收益的竞争。在经济发展领域，一般情况是投资、生产或建设，收益最大的区域在支付成本最大的区域，然后呈辐射状向周边扩散，边际收益渐行渐弱。这是投资与收效成正比增长的常态。综观国际经济现象，为什么“经济全球化”这个皆大欢喜的经济浪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会是恨爱交织？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要常常对发达国家说“不”，要讨价还价，对国内市场、资源利用要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就因为不附加其他补偿条件的强弱合作隐含着侵占市场和掠取资源；就因为以出售资源以及初加工产品的落后国家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的生存与发展之资源，牺牲代际公平；就因为从基础资源到终极产品的各个效益链中，即使进入资源紧缺阶段，支付资源成本的欠发达国家总是获得很少的比较收益，占据资金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管理优势的国家获得很多的比较收益。这种被各种力量延伸后的边际收益是越来越大。这种“逆向边际收益”的结果，会使世界强弱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貌似公平的合作中隐含着深刻的不公平。

1.资源价格的“溢出效益”

“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等，西部地区也因此被专家们喻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库”。[27]所谓“我国经济发展”，主力在东部，故而东部是消耗资源库资源最多的区域。由于多年来对外开放很不平衡、“发展很不平衡”，造成东西部之间经济结构、产业质级和创新实力的巨大差异，东西部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分工。西部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库”，意味着西部主要是为东部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初级产品（包括初加工产品），为东部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东部承担起中国经济腾飞的龙头责任，以自己的高速、高水平发展辐射西部，同时，也是在高速地耗噬西部资源。

最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发展中的经济继续持续、快速增长，我国许多资源价格由国家控制，比如，煤炭价格到1993年才略略放开，这些资源价格低于市场实际水平，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发展，保证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平稳提高。而资源控制价与市场价之间的价差，也可以视为“溢出效益”，纳入东部经济蒸蒸日上的“红利”了。

世界的发展是中国的缩影。考察世界经济的分工情况，可以窥见西部的隐痛。“经济全球化”促进和加快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由于历史的积累和现实发展的格局，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区域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定势化。区域经济之间的合作虽然能够打破这种分工的界线，却使区域分工越来越细，定势化更加明显。而分工必然以不同的经济收益为前提和结果的，所以，分工的结果必然是加大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发展的差距最终会导致发展的前端也滞缓下来，尽管人们完全能够感知差距加大的后果，但区域分工的定势化致使这一趋势依然惯性发展。半个世纪以来诸如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在消除贫困、扶持贫困地区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依然没有解决世界发展差距难题。

对这种不公平，当我们在世界经济交往中身居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切的感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分工带来的不公平，指出不公平的分工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畸形，而且会导致代际不公，影响可持续发展。而为什么我国区域经济体之间的非公平分工所带来发展受益不均会长期熟视无睹呢？按传统说法，中国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大局，区域分工正好顺应了这个大局。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是义务、责任与利益对等原则。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行政区域计算GDP和分享社会财富及社会保障这个既定事实的情况下，东部由于经济发展快，人均收入、公共产品供给以及社会保障诸多方面都远远超过经济落后的西部。在就是表明：经济发展的大局与分享收益的大局不对等。所谓利益共同体，其实是差别的。

2.逆向的边际收益

虽然《宪法》规定，所以的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但这个“国家所有”在实际操作层面有许多模糊性。比如，水域，也属于国家所有，但东部沿海城市要开发港口，这时，港口修建必然占据部分水域。如果这个港口具有重大、特定的发展战略意义，国家不仅不会要求支付资源占有和使用费，反而会投入巨资支持修建，港口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由于投资方拥有。如果地方政府是最大的股东，这些权益就主要由地方政府享有。这就是“靠水吃水”。即使《宪法》规定了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于诸如“港口水域”是不动产，恍惚之间就成为地方政府所有了，投资的最大收益在当地。我们把这一经济现象称为顺向的边际收益，即由强渐弱向四周扩散。

西部的一些重大开发项目的收益则相反，收益最大的地方不是投资所在地，边际收益呈由弱渐强向远方聚集。故为“逆向的边际收益”。

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的“西气东输工程”的整个投资情况和整体效益，特别能说明“逆向边际收益”是怎么回事。“西气东输工程”能够给新疆带来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投资，增加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使地方的财政收入能够增加10％左右，这对新疆来说，无疑是平地里挖出了“金娃娃”，值得欢天喜地。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它的延伸工程，再称之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就有点名不符实了。首先，这项工程静态投资1400多亿元。这项工程包括上游气田开发、输气管道建设和下游天然气利用三个部分，上中下投资比例是2：4：6。输气管道建设投资400多亿元，下游天然气利用投资600多亿元。鸟瞰“西气东输”全局，一个西部，获得投资200多亿元，一个东部，将获得投资600多亿元。还不说其中这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定单“飞”到哪里？400多亿的输气管道建设工程定单，西部能拿到多少？钢管是面向国际招标。东部有更强大的实力与西部企业竞标。至于“谁受益最多”，600多亿的天然气利用建设资金全部安排在东部，能够把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还仅仅是显性受益，还有难以用资金来计算的隐性受益。比如，上海每年大概消耗4200万吨煤，环保部门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酸雨发生率统计是，上海在11％左右，江苏大概是12％，杭州地区最高的时候曾经到过50％。改用天然气后，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华东地区的大气环境。所以，从“西气东输”整个工程的成本（主要是资源与资金）、效益上看，与其把它视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不如把它看成是国家建设发展项目。在西气东输工程即将全线正式商业运营前夕，新华社报道：“举世瞩目的西气东输工程不仅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带来了清洁高效的能源，还引导上海对天然气进行重新战略定位，进而成为上海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的新契机”，“世界上技术要求最高的船舶——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公司开工建造。由于能生产这类船的国家屈指可数，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又被看作是全球造船业最后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因此，上海建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被看作是中国进军‘造船强国’征途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代表着当今装备制造业最高水平的燃气轮机项目，也正在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合资新成立的企业中悄然孕育。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一批由西气东输工程‘催生’的天然气发电厂，将有9台35万千瓦燃气轮机由上海制造”，“燃气轮机面对的市场更为诱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将达6000万千瓦，总投资高达270亿美元。这些占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6%左右的天然气发电厂，绝大多数都为新建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燃气轮机电站建设与技术引进项目招标团联合办公室顾问蒋洪德解释说，燃气轮机就是将天上的航空发动机移植为地面发电站，属于高温、高速、精密的重大装备和尖端技术，对新材料、信息控制等行业的辐射力和带动性很强，环保效益明显，是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为加快西气使用、净化城市空气，上海最近还成立了一家专业生产天然气加气站设备的中英合资企业，计划到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举办时，让越来越多的天然气汽车更为方便地补充能源。而早在西气东输工程建设之时，宝钢就成功跻身X70高等级管线钢管的招投标市场，并因此提升了自身生产高附加值钢材的技术水平”[28]。因为固然西部受益，而东部受益更大，大到超过西部人的想象力。这样的视角，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个“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如何由西部承担资源资本所带来“逆向边际收益”[29]。那么，油气产地新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落后的局面呢？国家发改委《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在“各地区城镇居民收入位次及其变化”一节里写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两年，新疆位次持续大幅下降，由2003年的第17位下降到2004年的第24位，2005年降到最后一位。” 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中国统计摘要》，2006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位居西部12个省区市最后一名。可见，尽管这项静态投资1400多亿元的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并没有使新疆经济和城镇居民收入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并没有“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30]，却给上海等地的发展带来重大变化，带来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这类“逆向边际收益”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溢出效益”。

3.局部承担成本与全局受益

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西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建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绝大多数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事业大局的事，往往需要西部做出奉献或牺牲。无论是西部的奉献或牺牲，都会使国家整体受益，特别是东部受益。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在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天保工程”等一系列国家级重大建设项目的整体效益中清楚地看到。

比如“三峡工程”建成后，就可以减轻下游洪水造成的巨大损失，使能够抗拒50年遇洪水的抗洪工程提升到60—80年。同时，也加大了上游发生特大洪灾的几率，使原来可以抗拒50年一遇的抗洪工程下降为40—30年。

比如上游治理污染，任务特别艰巨。不仅资金安排上捉襟见肘，而且加大了发展与治理的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上游也如下游那样走先发展后治理之路，对下游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已成事实的有“淮河污染”。为此，上游西部地区不仅要肩负起超负荷的、兼顾下游的环保重担，同时还会使正处在工业经济积累阶段的地方工业更加举步维艰。表面上看来，西部山青了，水绿了，西部人直接受益。从全局看，受益的就不仅是西部了，还包括东部。东部不仅可以减轻诸如洪灾等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间接受益如健康、生活、生产等。

比如“天保工程”，受损的是西部，而全国受益。东部沿海一带充分利用丰富海岸资源优势，大修港口、仓储，发展外向型经济，挖出了第一桶金，为经济起步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如此“靠水吃水”。西部有深山、丘林。“靠山吃山”，那些工业、商业以及交通都不发达的地区，自然赋予了西部有森林资源，砍伐森林成为当地百姓收入和当地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森林是大地的肺，是水土的保护神。这些年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木材的消耗量大大超出森林自身的再生长速度。而西部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森林生态系统打乱后水土流失严重，不仅影响西部自身的发展，而且影响下游地区的发展。由此，国家实施“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对当地农民给予粮食补贴。这项工程虽然控制了森林的砍伐速度，维系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但当地农民和政府的收入受到损失。东部沿海可以充分享受大自然的赐予，“靠水吃水”。西部却难以“靠山吃山”。从长远计，无论以什么方式，什么途径，“天保工程”是一定要坚持的，但西部牺牲“靠山吃山”的大自然赐予，甚至当地政府也予以财经支撑，创造的“溢出效益”却未得到公平的补偿。

经济增长讲究成本与收益结算。无论是奉献还是牺牲，都是支付成本；无论是避免损失还是减少其他开支，都是获取收益。当支付成本与获取收益不在同一方，获取收益方就享用了成本支付方的“溢出效益”。遵循公平原则，享用“溢出效益”方就应该回报以相应的补偿。如果这类“溢出效益”是在国家干预下为了服从大局需要才出现的，那么，国家也就有责任促使补偿得以实现。无论是资源价格的溢出效益，还是资源开发利用的边际收益，都存在溢出效益的补偿问题。

由此我们看到，在没有保护性措施或补偿性措施的情况，东西部市场竞争实力和条件的不对等；在政府搭桥的东西部联动、优势互补并没有体现公平意义上的互利；在西部创造的一系列“溢出效益”里，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些非公平因素加重了非均衡发展的程度。

三、推动区域经济的公平增长

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百废待兴，力量有限，只得集中力量先发展最能见到效益的地方，政策和措施取向只得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选择“非均衡发展”路径。所以，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非公平经济增长”是服从改革发展的第一个大局需要而形成的历史必然，因而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重大经济政策损益不均，以及市场竞争条件不同、“溢出效益”没有得到公平的补偿等等，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西部必须顾全这个大局。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继续沿用“非均衡发展”的方式推进中国经济增长？[31]

如果我们在配置国有资源时继续将“公平”放在次要的位置上，或者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那么，无疑，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必定继续拉大。所谓改革发展面临关键时刻，其中就体现在，我们是选择又快又好地发展方式，还是选择又好又快的发展方式？换句话说，是选择“快”字当头，还是选择“好”字当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选择“快”字当头的，大有人在。2003年3月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会场上，财政部官员发表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与地区协调发展》讲演，说：“资源、环境、人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的实际不平衡，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及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是难以避免的……中央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对欠发达地区增加投资，以保持经济的增长，否则，将影响财政的可持续性，结果呢，只能增加税收，或扩大政府的债务规模，进而就可能使民间的资金减少，或者使利率提高；反回来，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又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断向欠发达的地区投资，人为完成经济布局是否可行还值得探讨”[32]。 显然，就连这些能够影响国家财政支持取向的领导看来，西部发展的落后是没有必要着力解决的。首先，从投资效益上看，把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向发达地区，产生的经济效益会远远超过欠发达地区。这样，中国经济将保持快速增长。

但是，国家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公平。国家把资金投入到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为先发地区锦上添花，只能是特殊情况下的选择。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政府资金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最大程度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共物品，创造社会平等。政府在西部投资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让市场多一些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使中国公民都能享有一定的公共设施。即使政府投资以后吸引不到外来投资，政府也必须进行这样的投入”。[33]

中央提出“又好又快”，显然是“好”字当头。把“好”放在首位，就是转变发展观，就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公平增长；就是解决日益加重的“发展很不平衡”，促使区域经济相对均衡发展；就是坚持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安排，促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完全进入“第二个大局”。

中国西部集中了全国90%左右的少数民族，有西藏、新疆这样的战略要地，有绵延1万多公里的陆上边境线，有复杂的周边环境，推动西部跨越发展，具有民族大团结和边疆稳定的意义。同时，就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言，促使西部跨越发展，增加西部人的收入，也具有全局意义。

经济增长需要消费来支撑，而消费与收入成正比。由于“发展很不平衡”，我国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逐年增大，导致我国消费很不饱和且消费结构畸形。而消费很不饱和且消费结构畸形必然导致市场需求结构畸形，是“产能过剩”提前到来的原因之一。“产能过剩”将降低企业利润，使我国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34]

从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万元，达到10493元，但东西部地区之间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还在拉大。东部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3375元、8783元，东部是西部1.52倍。收入高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收入低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的9个省份有8个集中在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后四位的省份均为西部地区。2005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增加，西部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比重为50.8%，比上年增加0.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农村低收入人口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比重为52.1%，比上年增加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2004年的1.91：1，提高到2005年的1.92：1。2005年底，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量为206564亿元。但不同地区居民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均衡。截止2005年底，储蓄存款最多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北京，占全国储蓄存款的40%，主要在东部，其中广东占全国储蓄的14.2%；储蓄存款最少的五个省份，分别是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和贵州，主要在西部，占全国储蓄2%。收入差距扩大加速居民金融资产聚集少数人手中，加大了地区间居民金融资产的差距。

比较2006年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还可以看出：如，都是中央直辖市，东部的上海市与西部的重庆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20668元、11570元，收入相差9098元，收入之比为1.8：1；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是9213元、2874元，收入相差6339元，收入之比为3.2：1；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是3925.09亿元、2451.84亿元，相差1473.25亿元，投资总额之比为1.7：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是3360.41亿元、1403.58亿元，相差1956.83亿元，零售总额之比为2.4：1；进出口贸易分别是为2274.89亿美元、54.70亿美元，相差2220.19亿美元，上海是重庆的42倍。都是人口大省，东部的广东省与西部的四川省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16015.58元、9550.1元，相差6465.48元，收入之比为1.7：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079.8元、3013元，相差2056.8元，收入之比为1.6：1；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是8116.89亿元、4524.5亿元，相差3582.39亿元，投资总额之比是1.8：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是9118.08亿元、3421.6亿元，相差5696.48亿元，零售总额之比为2.7：1；进出口贸易分别是5272.24亿美元、110.2亿美元，相差4962.04亿美元，广东是四川的48倍。这些比较表明，由于发展很不平衡，带来地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同时也带来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企业利润的差距以及产业结构不同，使地方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进出口贸易差距很大。

多年困绕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就是“发展很不平衡”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不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而缩小，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加大，症结就是我们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往往对公平兼而不顾。三大差距日愈扩大使中国经济在“地震多发地带”驰行，速度越快，风险越大。200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主题是《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面临日益严重的受益差距扩大的挑战，由于非公平使得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在弱化，因而就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现状而言，政策措施上注重公平尤其重要，并且明确指出应把“改善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条件”作为中国改革政策措施应该注意的三大方面之一。

（一）区域经济公平增长的原则

受“极差乘数效应”的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必然加大强弱之间的差距，加重非公平分量，加深强弱之间的矛盾，最后也会因弱者过弱阻止消费需求而导致整个中国经济出现滞涨。解决强弱差距、消除贫困、破解经济滞涨难题，几乎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性话题。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扶持发展中国家争脱贫困的国际组织，甚至看到了富人俱乐部成员国也基本上达成共识——“把牛养大了再挤奶”，对特别落后的国家减免债务、增加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及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物品援助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是“极为平等的社会”（当然，这是低水平的平等），世界银行曾经预测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会自动消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距，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就是有社会制度来保证公平，能够抑制经济非公平增长，换个角度讲，就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制度的力量来补充和提高经济增长缓慢一方的增长实力。所以，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趋势会自动或自然而然地缩小。显然，他们忽视了转型期中国的经济体制缺陷、经济政策缺陷和增长潜力。在实际存在体制缺陷和政策缺陷的情况下，在“市场一体化”的强势冲击下，在事实上国家既重视“西部大开发”同时更重视中国经济龙头东部发展的牵引作用、辐射作用的情况下，西部人顽强拼搏、开拓进取，虽然实现了“旧貌换新颜”，实现了长足发展，但与东部更快速度发展相比，不过是“风筝飘带”。

进入新阶段后，落实邓小平“第二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构想，推动区域经济的公平增长，历史地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主题之一。基于中国的国情，基于中国仍处在重大发展机遇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区域经济的公平增长需要遵循三大基本原则：

一是确立国家是西部大开发的主体的原则。谁是西部大开发的主体？是一个根本性问题，重大原则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思想上有一个误区，认为西部大开发主要是西部自己的事务。从我们检索的文献看，绝大多数研究主体的文章，要么认为西部企业是主体，要么认为是以西部政府、企业为主的双重或多重主体，要么认为是以西部政府、企业、投资者为主体。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的主体是国家，西部仅仅是践行者。实施第一个大局，选择非均衡发展，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安排；而进入第二个大局，选择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安排。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就是国家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主体的体现。

推动经济的公平增长，要实现西部大开发的目标，实现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需要国家在改革发展的大政方针上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非公平经济增长”向“均衡发展”、“公平经济增长”转变，需要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的力量协调东西部的关系和促进西部发展。第一个阶段留下的问题：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重大经济政策损益不均，条件不对等的市场竞争，以及“溢出效益”没有得到合理补偿，是绾住西部发展的四个死结。这4个死结，非西部的努力所能化解，只有国家才有能力解开。

二是不影响东部“三大经济增长极”[35]继续发挥龙头作用的原则。按照当年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构想，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36]，这样做，势必削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龙头作用，势必削弱东部日益提高的国际竞争力。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做也难有操作性。

三是有条件地借助中央资金支持的原则。综观世界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开发，都离不开国家的重金投入。如美国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之所以能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崛起，缩小与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除了得益于美国政府60年代初制定各种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促进后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外，联邦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功不可没。仅1975年就有308.49亿美元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南部。到1984年，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各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西部占22.6%，南部占34.5%，东北部占21.6%，中北部占21.3%。通过财政资金大量向西部和南部地区倾斜，使区域经济得以均衡发展，避免长期存在“极差乘数效应”。

西部的落后，主要是基础设施落后、重大项目少。中央加大对西部的财政支持，主要是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有利于全国发展的重大项目上。有专家统计，启动西部大开发后的前三年间，中央共投入国债资金1600亿元，加上其他资金，总投资达到6000多亿元。“这些资金约有40%左右用于采购设备和材料，而且主要是在东部和中部实现的。说明西部大开发对实现全国扩大内需的方针、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起了并在起着重要作用”[37]。可见，加大中央财经对西部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减轻对进出口的过分依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解开西部发展的死结

东西部地区抽样调查结果，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改革开发初期的0.2发展到今天扩大为0.42[38]，是长期非均衡发展的结果，也是“极差乘数效应”曲线图的必然反应。这种极差趋势不能持续下去。分析“极差乘数效应”曲线图，要改变这种趋势，只能提高B的发展速度。总结东部腾飞的经验，审视转型期的中国，以及改革发展指导思想向科学发展、协调发展、“第二个大局”转变，提高西部发展的内趋力，存在很大的空间。

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重大经济政策损益不均、条件不对等的市场竞争、“溢出效益”没有得到合理补偿，是绾住西部发展的四大死结。提高西部发展的内趋力，重点在于解开绾住西部发展的四大死结。

（一）在新一轮改革发展进程中，重点考虑西部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第一轮制度创新改革，具体表现在设置经济特区方面。新一轮制度创新改革，具体表现在设置国家级体制综合改革试验区方面。如上海浦东被设定为国家级综合体制改革试验区，旨在增强第二个经济增长极，天津海滨新区被设定为第二个国家级综合体制改革试验区，旨在培育第三个经济增长极。这样，在我国东部，上、中、下都有经济增长极。在新一轮制度创新热潮中，西部应受到高度重视。

西部制度创新的热望很高。继广西提出建立国家级“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区”[39]之后，重庆、成都提出建立“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发展试验区”[40]，努力打造第四个经济增长极——成渝经济带。这些提议都具有地缘优势和实践优势，理应得到国家的支持。

能不能授予西部制度创新的试点权，是西部经济发展突破制度瓶颈的关键。既然西部不可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东部发达地区“手拉手式帮助”的基础上，那么，西部发展要实现重大突破，必须是走制度创新之路。

当然，这里的“走制度创新之路”，绝不是以往由于改革相对滞后把东部创新的制度移植过来的路径依赖式创新，而是根据西部的区域优势和经济特点，敢为天下之先，“闯出一条血路”。我国是一个政治高度敏感的国家。制度创新要承担政治风险。维护中央的绝对权威和整体布局是西部人的政治觉悟。曾经，中央把制度创新的试点布置在东部时，“胆子再大一点”，改革就是“试错”，允许“试错”，“错了纠正”即可，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当年邓小平对东部改革的寄语和厚望。没有这些由中央分担政治风险的背景，“经济特区”制度改革、产权交易等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带有重大制度变迁、事实上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尝试恐怕早就半途而废。如今，东部制度建设已经相对成熟、经济社会发展的态势已经基本稳定，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中央应该把制度创新的试点转移到西部，像当年支持东部一样支持西部改革创新。没有这个转移，西部注定落后东部。

西部人是高度顾全中央改革发展这个大局的。正因为西部人顾全这个大局，所以只有中央授予西部制度创新试点权，分解制度创新的政治风险，西部人才可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闯出一条敢为天下先的发展新路。

（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适度向西部倾斜，体现损益均等。

既然中国改革发展进入“科学发展”、“公平发展”、“统筹发展”新阶段，那么，国家新出台的重大宏观经济政策应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公平发展。一方面，过去主要体现服从“第一个大局”需要的政策（如“对外开放”只能先在沿海开放城市进行的政策）应当终止；另一方面，对地区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特殊行业、特殊部门，布点时要充分考虑西部。如过去国家级的证券交易中心均布点在东部的上海、深圳。其实，上世纪90年代就被国务院确立为西南地区“三中心、两枢纽”的成都就很有基础。比如，成都曾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间证券交易的发源地，成都的资本交易一度成为中国的热点。成都金融业一直稳居西南地区首位。外资金融机构发达，继2006年11月23日，荷兰银行成都分行正式开业之后，12月1日，新加坡大华银行成都分行开业。此前，新加坡华侨银行、东亚银行、香港汇丰银行、英国渣打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先后在成都设立分行。德国银行参股南充商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在成都设立代表处。2006年11月30日，欧洲保险巨头安联入川，中德安联四川分公司开业。至此，四川外资保险公司继海尔纽约、中宏人寿、中英人寿、安盟保险后一举增至5家，高居西部第一。四川保险公司突破30，达到31家。[41]成都证券市场稳步发展。年末有证券营业部82个，证券从业人员达1807人。证券投资者216万人，增加39万人；全年证券交易额达3654.4亿元，增长87.2%。[42]成都在90年代就提出建立柜台交易资本市场。当时条件不成熟，如今《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离不开地方的柜台交易（场外交易）市场，国家可考虑在西部成都试点。

未来的世界将是淡水资源极度匮乏的世界。不仅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长江、黄河都发源于西部，而且由于中国的大小河流普遍是由西向东，所以，建设生态西部，涵养水源，具有全局意义。在这个大框架下，未来支撑西部发展的重大项目应着重于生态产业和新型工业及第三产业领域。发展生态产业，西部既有基础又有前景。西部的地势、气候的多样性决定了西部的生物的多样性。西部有12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1处世界文化自然遗产、65个国家重点风景区、223个国家森林公园、52个国家地质公园[43]。这是建设生态西部的基础。而生物产业正朝着引发世界新一抡产业革命的方向发展。据有关统计表明，全球生物产业的销售额约5年翻一番，增长率高达25%—30%，在西方发达国家生物技术相关产业一般占GDP的20%—30%，其投资利润高达17%以上，是信息产业（8.1%）的两倍。美国只有一个跬谷，却有5个“生物谷”。美国兰德咨询公司为美国政府提交的生物技术专题报告称：未来生物技术仅在医学领域增加的财富，给美国大概有57亿美元，是美国20世纪80—90年代GDP的6倍。美国《时代周刊》预言：2020年世界将进入生物经济时代[44]。2005年3月，《中国生物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发布，同年10月，国家发改委正式认定石家庄、深圳和长春三个城市为首批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城市。专家们建议尽快建立国家级生物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按照世界产业集聚以开发区发展模式的作法，构建我国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化平台。《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确立了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防护林体系、湿地保护与恢复、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青海湖周边生态治理、水土保持、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石漠化地区综合治理等11项生态保护重点工程。为此，国家应首先考虑在西部有条件的特大中心城市设置生物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把生物产业的发展重点安排在西部，有利于西部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增长，有利于涵养淡水资源，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投融资难，是制约西部发展的一大瓶颈。为鼓励外商、国内企业和私人资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必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借助集财政性与金融性于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刺激落后区域经济起飞。如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为振兴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后于1956年和1972年建立了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如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1/3的投资补助；荷兰政府为鼓励工商业扩散到兰斯塔德大城市区以外的地区，对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建的企业提供10%－30%的奖励金，而对新建企业提供15％－35%的奖励金。英国政府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45]综观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转变的历史，实现这个转变，无一例外不配之以对落后地区的政策性投融资倾斜政策。

（三）区域间经济公平增长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即使西部综合竞争力远不及东部，我们也不认同如国际间那样搞地方保护的行为。我们深知自由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极端重要性。建成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是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之议。《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再次强调促进东中西区域协调互动。提出“以市场为导向，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和市场分割，引导和支持东中部地区各类生产要素向西部地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鼓励东中部地区设立各类区域合作专项资金，建立和完善各类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协作组织和行业性组织，引导东中部地区企业向西部地区实行产业转移，积极参与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组改造、优势产业发展和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建设。”[46]

市场经济天然地需要不断拓展市场，天然地优胜劣汰，市场竞争“不相信眼泪”，其惨烈度不言而喻。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市场主体组成的。在市场竞争这条既宽广又狭窄的路上，实力又强又走在前面的肯定比实力较弱走在后面的更占据竞争优势。东部是前者，西部是后者。彼此间的区位优势和竞争实力完全不对等，任何“公平”竞争都掩饰不了“狐狸和白鹤喝水”所告知的非公平竞争的实质。如保建云所论述的那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讨价还价能力和方式存在着较大差异，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规则与制度安排也存在着较大差异”[47]，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特别是企业讨价还价能力和方式存在着较大差异，印证了这样的自由竞争隐含了非公平性。

西部要发展，也需要市场、需要区域协作。但大势已定，即东部的产品，不仅占据了东部市场，还在继续向西部扩展；而西部的产品，不仅没有打进东部市场，而且西部自己的市场份额还在缩小。所以，“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和市场分割，引导和支持东中部地区各类生产要素向西部地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流动”，同时维护公平，是个两难选择。破解这个两难选择的难题，我们寄希望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市场经济，建成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保障自由竞争固然重要，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看得见的手”，矫正非公平结果的缺陷，同样重要。十六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就是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更不能完全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作为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理论支点。目前，市场经济理论的盲点是：过分强调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强调竞争和市场开放；忽视市场经济体制这只“看得见的手”。事实上，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由单纯强调竞争向既强调竞争同时也重视公平方面发展了。比如，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必然形成强势集团。“反垄断”，就内在价值而言，就是分化强势集团的能量，对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给予适当的关照和保护，尽量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市场主体之间竞争实力的差距。这些，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已成为制度性安排。即使是倡导充分竞争的新自由主义也同时强调制度性安排的优先原则。所谓优先原则，就是：在社会上客观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平等自由原则优先于机会平等原则，在承认差异仍然鼓励自由发展的同时，政府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如何实现机会平等。所以，市场经济体制，这只“看得见的手”，包括了制度性安排对不对等竞争等非公平现象的矫正。

我们深知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必要性。但我们无法忽视由于东西部发展很不平衡、强弱对比差距大已是客观事实，在对弱势的西部产业没有适当的扶持和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简单地强调市场一体化，西部只有屡败屡战的悲壮。那么，既要开放市场、充分竞争，又要减轻西部发展不对等竞争造成的伤害，怎么办？只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制度的力量维护公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特别是在“公平”成为时代主题的新阶段，需要国家高度重视西部遭遇的非公平市场竞争问题，将如何保障公平竞争、实现区域经济统筹发展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来考虑。

比如，在国家统一税率的情况下，建立对西部企业给予适度的税率返还或补偿机制。实行差异性税率，扶持特定行业或企业，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存在。在国家实施企业所得税法统一税率为25%之前，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税率一直是15%。东部外企、港澳台企业数量、规模都比西部大，显然，这项优惠政策东部受益最大。即使将来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国内所有的企业都是25%的税率，国家仍考虑了对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优惠政策的过渡性。财政部长金人庆解释说：我们同时仍保留了对一些产业的优惠税率，比如说高科技企业继续实行15%的税率，所以港澳台高科技企业同样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税率。另外，我们照顾到港澳台企业很多是小企业，大概60%都是小企业的情况，我们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型微利企业20%的税率。这类企业实际上占大多数，它们真正的税率就提高了5个百分点。把这两类企业去掉以后，真正从15%提高到25%税率的企业是很有限的。并且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很优惠的过渡期，比如说小企业从15%的税率增加到20%的税率，可以通过5年时间来逐步达到，每年就增加一个百分点。从15%的税率增加到25%，也就是十个百分点，分五年时间，一年也就增加两个百分点。包括原来承诺的“两免三减半”的没有享受完的企业，还可以继续享受完这些优惠政策。初步测算后，外资企业从15%增加到25%，增加的税收负担总量一年就是430亿。所以，分五年过渡时期，每年仅仅增加80亿人民币。至于第五年以后，才能达到430亿这样一个税收负担。对于外资企业，包括享受外资待遇的港澳台企业来讲，和他们丰厚的利润相比，这个负担对企业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到中国来投资的积极性。[48]既然国家能够充分考虑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的特殊利益，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今天，理应考虑西部发展的市场竞争不对等的特殊情况，对西部企业给予适度的税率返还或补偿。同时，还需要国家通过政策性扶持减少西部企业因发展需要的贷款利率。建议尽快组建政策性西部发展银行。或在政策性银行中国发展银行增设西部企业（无论何种所有制，无论企业大小）贷款项目。通过适度减轻西部企业的税率负担和降低贷款利率，可相对平衡非对等竞争所带来的损失，变相扩大西部企业的利润空间，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设备更新和产品换代，使西部的发展有更强劲的后劲。

（四）建立“溢出效益”的补偿机制

西部生物物种资源、矿产资源丰富，但却是我国最贫困的地区，演绎着“富饶的贫困”。造成这种后果，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担生态破坏成本，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导致地区生态不断恶化。由此，西部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也是我国生态脆弱区。西部地区的人民群众为保护和建设我国西部生态屏障和江河源头区域的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成本，损失了许多发展机会。2007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安康市委书记黄玮对《中国绿色时报》的记者说，西部地区为生态建设作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一般人是难以想像的。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例，为了“一江清水送北京”，水源区各级政府近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并进行了艰难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给水源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制约和影响。如不抓紧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长此下去，西部地区开展生态建设怎么会有积极性？“上游牺牲，下游得益”，“少数人负担，多数人得利”。 这种社会不公平现象，已严重影响了生态保护区人民积极性。牛文元委员认为，生态受益区应当在享受生态效益的同时，拿出享用“外部效益”溢出的合理份额，对生态保护区实施补偿，将对社会公平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作用，必须引起重视[49]。

对西部生态建设与保护所产生的“溢出效益”给予补偿，保障社会公平、区域协调发展，专家学者们早就提了出来。如2002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就提出了生态补偿原则。一方面要求西部的企业和居民在搞好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对生态环境的损失作出经济上的补偿；另一方面，对于长江和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生态建设付出的代价，中下游受益地区应该适当地分担。只有把生态建设的经济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才能保证公平，保证中上游地区生态建设的积极性、稳定性和持久性[50]。

四川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之一，同时川西高原还是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主要调水区。四川各界官员、学者要求为西部资源输出地区构建资源补偿、分享机制。一是要求用立法手段保护资源输出地区的权益。目前我国出台的法律法规均未论及资源输出地和环境保护承担地的补偿问题，建议国务院组织专题调研，尽快制定《资源环境补偿条例》的行政法规，条件成熟后再进一步考虑制定《资源环境补偿法》；二是建议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由于长期缺乏健全的水电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未能充分享受水电开发成果。同时，主导水电开发的业主均为央属大型企业，地方仅能在短暂的建设期间得到少量地方税，，绝大部分产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均上缴中央财政。四川达州大气田开发也是这样。没有补偿机制的资源开发，更容易产生一系列生态问题，如耕地占用、环境污染、地质灾害、生态移民安置及后期扶持难度加剧等问题；三是建议国家出台政策调整“总部经济”造成的税收东流现象。西部地区水电、石油、天然气、优势矿产等资源都是由国家大型企业主导，企业注册地大多在北京、上海等地西部地区仅仅注册非法人机构，西部资源输出地仅可以得到少量的流转税、资源税，大量的资源开发收益通过所得税流向东部地区，制约了西部地区财力发展，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希望国家出台政策要求在西部地区投资的企业必须在资源产地注册法人企业，培育当地税源；四是请求国家考虑给西部地区留下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源，实现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并在价格上给予一定的优惠。[51]

如今，国家“十一五”规划已将我国划分成四类主体功能区，补偿的责任主体也更加清晰，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时机已经成熟。《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也明确提出了建成“资源合理开发机制”。“健全矿产资源有偿占用制度和矿山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增强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完善重要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合理调整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品价格。加快改革资源税征收制度，理顺资源税费关系”[52]。看来，这些弥补公平缺失的政策建议，已经受到国家的重视和采纳，下一步是如何实施和实现[53]。

为了能够解开绾在西部经济发展头上的上述四大死结，需要将西部作为一个区域整体来考虑。《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阐述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时明确划分了西部、东北地区、中部和东部四个区域经济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了《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意味着西部十二个省（市、区）是一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尽管各自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不同，为全国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有所不同，仍需要结为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同心协力，做好西部大开发文章。比如，争取“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区”、“成渝城乡统筹发展实验区”等成为国家战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内外有别，处理好区域之间公平竞争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溢出效益”的补偿机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大局上解决非均衡发展问题。2007年3月“两会”期间，重庆提出建立长江上游生态补偿基金。因长江生态保护涉及国家战略安全，此一责任过去均由上游省市承担，因此，重庆“以西南地区代言人”身份提出，应从三峡总公司发电收入中，以及中下游南水北调受益城市上交中央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生态补偿基金，并由重庆、四川和云南共同分享。[54]重庆的提议体现了区域经济利益共同体的思想。2007年5月，西部旅游大会在成都召开，西部十二省市区的旅游行业签署了团队联合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共同打造西部旅游大业的《成都宣言》，标志着西部组建利益共同体揭开了第一页。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仅仅是实现邓小平构想的“第二个大局”中的重要一环。8年的历史已经说明，这远远不够，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还需要把西部发展纳入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中来考虑，需要从实现“第一个大局”的政策取向（非公平经济增长）向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政策取向（公平的经济增长）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完成，绾在西部发展上的死结才有解开的现实条件，西部发展速度才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极差乘数效应”所潜伏的两极分化的风险才有可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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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项目子课题《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东西部差距基尼系数走势》从经济增长及其要素与基尼系数关系入手，通过对广东、山东、四川三个有代表性省份的实证分析，得出了非均衡发展带来了地区之间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基尼系数将不断扩大的结论。测算表明，三省间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0.2扩大到0.42左右，印证了非均衡发展与“极差乘数效应”的逻辑关系和可怕后果。

[②] “国际在线·财经观察”网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827/2004/10/01/521@316477.htm

[③] 林凌、刘世庆《审视西部大开发》。见“学说连线”ttp://www.xslx.com/htm/jjlc/hgjj/2003-12-11-15654.htm

[④] 转引自《中国西部贫困状况调查报告：贫困有固有化趋势》。见“中国发展门户网” 2007年02月27日www.chinagate.com.cn。

[⑤] 以上数据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⑥] 《政协委员称西部大开发六年来东西部差距扩大》。见《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9月6日。

又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中国统计摘要》分析，2006年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301亿元，比上年增长13.1%，是增速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东部地区（11个省市）13.8%的增速。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⑧] 关于经济增长中的“黑洞”，陈伯君在《中国愿境：“效率”与“公平”并重——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一文里有详尽的论述：1，它是在经济增长中借助惯性的力量聚集而成的“奇异点”，有明确的走向，可以观察，却难以了解其内部；2，它具有无比强大的吸噬力，且只有入口，没有出口；3，它因为有无比强大的吸噬力而往往是经济增长的“兴奋点”，但由于它只有入口没有出口，不仅没有带动整个经济同步增长，反而因它无比强大的吸噬力而吸噬了其他相连领域经济增长的能量，使经济增长的梯度结构愈加畸形，导致经济在高危状态下增长；4，它的增长加重了经济矛盾，致使人们对经济增长产生强烈的质疑。在这些特性中，第一点是指它的形成，第二点是指它的性能，第三、四点就是它的效应，即“黑洞效应”。就这些特性而言，“黑洞”不同与“陷阱”，“陷阱”是外在的力量设置的，“黑洞”却是自身的力量形成的。陈伯君《中国愿境：“效率”与“公平”并重——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北京）《体制改革》2006年第11期，（新加坡）《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6年第1期。

[⑨]邓小平同志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1984年初，邓小平来到深圳。邓小平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查思考后，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即便如此，之后的发展仍然出现了关于深圳特区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出现了究竟该发展计划经济还是该发展市场经济的争论。1992年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1月22日下午3时10分，邓小平对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参见厉有为《世纪伟业历史丰碑》。《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⑩]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共六章，二十六条，其中“优惠政策”就有7条。这个《条例》的意义和价值不仅是吸引外商外资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由于外商外资的进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所有制结构，改变了中国社会阶层的结构，拉开了中国探索发展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新路的序幕。

[11] “经济特区”的历史是这样的：1979年1月，邓小平对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同年4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明确提出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后，受中央、国务院的委派，谷牧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6月6日、9日，中共广东、福建省委分别写出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呈送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文件明确指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两地设置。1980年3月，中央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12月10日，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的第一特区——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总设计师的倡议开始付诸实施。由此，中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突破口。

[12]厉有为《世纪伟业 历史丰碑》。《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13]国务院同意在浦东新区采取以下优惠政策：1.区内生产性的“三资”企业，其所得税减按１５％的税率计征；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三年减半征收。2.在浦东开发区内，进口必要的建设用机器设备、车辆、建材，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区内的“三资”企业进口生产用的设备、原辅材料、运输车辆、自用办公用品及外商安家用品、交通工具，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凡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3.外商在区内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应以产品出口为主；对部分替代进口产品，在经主管部门批准，补交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后，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4.允许外商在区内投资兴建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项目，从获利年度起，对其所得税实行前五年免征，后五年减半征收。5.允许外商在区内兴办第三产业，对现行规定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金融和商品零售等行业，经批准，可以在浦东新区内试办。6.允许外商在上海，包括在浦东新区增设外资银行，先批准开办财务公司，再根据开发浦东实际需要，允许若干家外国银行设立分行。同时适当降低外资银行的所得税率，并按不同业务实行差别税率。为保证外资银行的正常营运，上海将尽快颁布有关法规。7.在浦东新区的保税区内，允许外商贸易机构从事转口贸易，以及为区内外商投资企业代理本企业生产用原材料、零配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业务。对保税区内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可办理多次出入境护照，提供出入境的方便。8.对区内中资企业，包括国内其它地区的投资企业，将根据浦东新区的产业政策，实行区别对待的方针。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浦东开发与开放的企业，也可酌情给予减免所得税的优惠。9.在区内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政策，使用权限５０年至７０年，外商可成片承包进行开发。 10.为加快浦东新区建设，提供开发、投资的必要基础设施，浦东新区新增财政收入，将用于新区的进一步开发。这些优惠政策由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浦东开发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见“中国食品工业网”http://www.cfiin.com/database/readlaw.asp?id=79740

[14] “国际在线·财经观察”网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827/2004/10/01/521@316477.htm

[15] 刘从政、林成西、许蓉生著《成都对外开放二十年》。（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12月出版。

[16] 以上比较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整理。

[17]都江堰拉法基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项目包括：一条日产3，500吨水泥水泥熟料生产线、一条日产4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一座石灰石矿山和一座页岩矿山以及一条长为2.38公里的铁路专用线，其水泥生产采用新型干法窑外分解技术，公司总产量增至300万吨。这样的生产量，可以想象所耗噬的石料多得惊人。

[18] 保建云《转型经济中区域市场治理机制形成与演进分析》。《东部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

[19] 西部也有自己的名牌产品，但凤毛麟角，不如东部多，没有形成区位优势。比如，人们很难以消费或拥有西部产品为自豪。

[20] 直至2007年，成都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报告都认为“以工业为核心的三次产业发展不够仍然是突出问题”。

[21] 秦晖《关于公正的首要问题》。“天益网”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4206

[22] 记者王义伟《告别入世保护期　中国和世界继续磨合》。《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12月8日。

[23] 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引自《第二编　宏观经济(三)》中《引进外资失败的教训》。见“天涯在线书库” http://tianyabook.com/zhexue/who/index.html。

[24] 参见丁任重《论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新特征——兼评梯度推移理论》。《经济学动态》 2006年第12期 。

[25] 《“泛珠三角”独特魅力展现 “9+2”的共同选择》。《人民日报》2004年05月27日。

[26] 《催生多赢格局 泛珠三角构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极》。《南方日报》2004年06月04日。

[27]《特色产业破解西部“富饶的贫困”》。《中国产经新闻》2007年02月27日。

[28] 《西气东输12月30日全线运营助推上海制造升级》。《每日经济新闻》2004年12月28。

[29] 对“西气东输工程”的评述，参见陈伯君《解开西部发展的死结》。《改革内参》2004年第31期。

[30] “扶持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项目，加快这些地区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31]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否定非均衡发展的客观事实。我们认为，即使在强调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时期，也不可能有绝对均衡。所以，均衡是一个相对概念。当非均衡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客观情况时，是加重非均衡还是缩小非均衡，才是真问题。如果是缩小非均衡，即向均衡发展倾斜，我们称之为均衡发展。这种均衡发展，仍然存在非均衡的前提，均衡仅仅是方向。

[32] 楼继伟《中国财政到底能干什么？》。《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03月26日。

[33] 樊纲《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本力主编《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北京

[34] 长年研究中国经济的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铃木贵元研究员在《中国经济的四大障碍》一文里指出：中国民间消费对GDP的比例2005年也仅仅达到38.7%，根本没有挽回2000年开始就一直持续的低迷状况。民间消费对GDP比例较低的原因有二：一是富裕阶层消费的不振，二是中低收入阶层对增加收入信心不足。在中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中，财政的“增收部分”只是被分配到农业、就业和低收入地区。但并没有触及目前的不均衡现状。这对拉动消费来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铃木贵元《中国经济的四大障碍》，日本《东洋经济周刊》2007年2月3日。转引自《日本学者说中国经济须克服四大障碍以维持高速增长》。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高管信息》2007年第8期。

[35] “三大经济增长极”即珠江三角洲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和京津冀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指广东省珠江流域的14个市、县、区组成的区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等7市，以及惠州市区和惠阳、惠东、博罗三县，肇庆市区和高要、四会两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由16个城市组成，以上海为中心，包括了15个地级以上城市，即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京、镇江、南通、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温州、台州等。京津冀经济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这三个经济区土地面积合计为37.1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4.1%，2004年创造的GDP共为59043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41.56%。本数据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和相关地方统计资料整理。

[3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7]林凌、刘世庆《审视西部大开发》。见“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htm/jjlc/hgjj/2003-12-11-15654.htm

[38] 见本项目的另一个子课题《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东西部差距基尼系数走势》。

[39] 所谓“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指的是广西的北部湾沿海地区，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是中国与东盟开展海上合作的前沿和纽带，面临着多区域合作的新兴机遇，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的开放开发以及推进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对广西乃至整个大西南，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形成中国沿海新增长极以及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增长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大湄公河陆路区域经济合作相呼应的中国-东盟围绕北部湾及南中国海进行的海上区域经济合作，而“一轴两翼”新格局是指在以上述两大陆路和海路合作为“两翼”，以南宁至新加坡经济走廊为“一轴”组成的中国-东盟一个新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板块。对此，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奇葆提出，广西要主动融入和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加快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开放开发，努力把广西沿海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一极，把广西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见广西日报南宁讯（记者赵歧阳 实习生刘婷婷）2006年11月30日和新华网南宁11月8日电（记者刘伟梁思奇）。

[40] 成都从2003年起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改革，4年来，成就斐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2007年3月“两会”期间，重庆市代表团向“两会”提交了《关于批准在重庆设立国家级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议》。重庆希望在试验区内获得中央在行政、土地、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制度创新的支持或放权。

[41] 《外资金融机构在成都：短兵相接“冲关”倒计时》。四川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sc.gov.cn，2007年01月15日。

[42] 《成都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成都日报》2007年3月19日。

[43] 以上数据来自《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44] 参见张其佐《关于把生物技术作为抢占新产业革命和我国跨越式发展“突破口”的建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专报文集》（2006年），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45] 以上各国情况参见詹正华《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46] 《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47] 保建云《转型经济中区域市场治理机制形成与演进分析》。《东部经济评论》2004年第1期。

[48]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就财政工作答记者问》。新华网2007年3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09/content_5822653.htm

[49] 《生态补偿，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绿色时报》2007年3月16日。

[50] 《孙鸿烈为西部生态建设号脉》。《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10月14日。

[51] 《西部资源输出地区要求构建资源补偿、分享机制》。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高管信息》2007年第13期。

[52] 《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53] 关于建立“溢出效益”补偿机制的问题，我们有专章阐述，这里不再赘述。

[54] 《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