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高度的普遍信任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社会条件和国家软实力。最新国际数据的中外比较证明，人际社会网络对于普遍信任存在推动和收缩两种力量。推动力指的是，个人的强、弱关系网络多样性越高，其普遍信任的平均水平越高，其中弱关系网络多样性的推动力更为重要。收缩力则表现在，人们参与关系圈内社交餐饮的频率越高，其普遍信任水平越低。数据分析显示，弱关系网络效应和社交餐饮网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强关系网络效应受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制约。这些实证发现预示着，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建设重点包括调整强关系网络作用的群体差别和约束条件，让人们在关系圈外扩大社会交往，广泛搭建弱关系网络渠道。
【关键词】 普遍信任,社会网络,强弱关系,社交餐饮,中国模式
一、 前言
普遍信任是维护人类共同生活的必要社会基础。当人类从村落走向城市，从有限区域走向跨域的广阔社会空间，人际信任范围也从熟人圈的特殊信任，即对家人、亲属、乡邻、朋友等熟人的信任，扩展到对于社会上多数人，特别是陌生人一般性的普遍信任。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城市社会，在跨区域、跨文化、跨国界的流动生活空间，人类保持一定水平的普遍信任，能够使绝大多数人坦然相处、和谐共存，即使是陌生人也相安无忧，分享有序的社会生活。反之，如果缺乏基本的普遍信任，人们相互猜疑，彼此防范，甚至互相敌视，处于水火不容的对抗状态，那将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悲惨境地，会令大多数人惶惶不可终日。
现代化早发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普遍信任与现代化互为条件。一方面，经济现代化引发了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未来的不确定性、个体化趋势、社会风险都在迅速增长（Luhmann， 1979），这既加重了普遍信任的维护成本，又强化了人们对它的渴望（Sztompka， 2001）。另一方面，一个社会具有较高水平的普遍信任，往往预示着较低的交易成本和广泛的互助合作基础（Fukuyama， 2001），稳定的社会整合（Uslaner， 2002），积极的公民参与（Brehm & Rahn， 1997），公平的制度设计和运行（Farrell & Knight， 2003），显著的政府绩效（Knack， 2000）和经济增长（Beugelsdijk， et al.， 2004），为现代化发展提供软实力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体人民较高水平的普遍信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①普遍信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我国学者研究证明，较高的普遍信任使公民的社会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愉快和充满信心，更为积极地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之中（敖丹等，2013）。但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在推进经济现代化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普遍信任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周怡，2015），相反，单位制弱化、人口流动增长、社会结构转型加速、社会约束机制亟待完善等因素，都导致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危机（翟学伟，2008）。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提升全体人民的普遍信任水平？
本文的理论立场是，提升我国全体人民的普遍信任水平应该溯其源头，从人际社会网络入手探究其影响要素。我国具有深厚的关系文化传统，是一个注重关系伦理和人际交往的社会（周飞舟，2018），人际关系网络显示了纽带亲情化、功能复用多、频发义务强、核心圈超稳等特质（边燕杰、杨洋，2019），在现代化迅猛发展的当下依然如此（边燕杰、缪晓雷，2020；李晓光、郭小弦，2022），被学者视为中国社会“元制度”之一（杨典、向静林，2022）。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中国人际社会网络的众多特质中，哪些特质有利于扩展和提升普遍信任？哪些特质阻碍和降低普遍信任？提升机制和降低机制所借以发挥作用的现代化条件又有哪些？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综述相关研究文献，逻辑性地提出理论假设，然后使用最新的大型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检验这些假设，据此讨论提升全民普遍信任的宏观与微观条件。
二、 文献综述
（一）普遍信任及其人际差异
“普遍信任”是英文词汇“generalized trust”的中文翻译，也被译为一般信任（胡安宁、周怡，2013）。笔者采用“普遍信任”这一术语，是想强调信任的客体是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泛及人类社会的任何成员。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该术语描述的是人际接触和互动中，行动者不依赖对方的身份和具体情境而给予对方一定程度的信任（Cook， et al.， 2005）。这一解释类似于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吉丁斯（F. H. Giddings）的同类意识概念。同类意识是通过个体之间互动经验的升华而得到的一种含有同情和知性的心理状态，具有多种形态，是人类广泛互动与合作的社会基础（吴泽霖，1982）。普遍信任可以看作同类意识在人际关系领域的具体表现。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普遍信任常常与人性和心理特质相联系，指代信任他人的性格倾向（Rotter， 1971），对他人善意的信心（Kosugi & Yamagishi， 1998），对人类善良本性的默认信念（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以及假定他人值得信赖的道德义务（Uslaner， 2002）。从社会互动的角度看，普遍信任意味着对一个抽象的社会成员，即不带具体识别特征的“人”的可信度的一般性估计（Robinson & Jackson， 2001），是人们对于自身生活所及范围内的所有人的善意的基本经验和印象（Glanville & Paxton， 2007）。
经验研究表明，普遍信任存在显著的人际差异（Uslaner， 2002）。为解释这一差异性，西方学界提出了三种理论视角，分别是强化学习、社会学习、外部影响。强化学习视角认为，人类个体具有自我学习和总结升华的认知能力，所以能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来形成针对他人信任与否的认知（Macy & Sato， 2002）。所谓强化学习，指的是个体的重复性经验产生了强化心理效应，普遍信任遂成为一种“学而时习之”的心理体验和所得，作为本人与他人较为稳定的互动准则，适用于熟人圈内外的任何互动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普遍信任被认为是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不会因个人遭遇而改变（Becker， 1996）。
社会学习视角是强化学习视角的逻辑延伸。实证研究证明，普遍信任作为个体经验的升华会随着个人的社会互动经历的发展而变化，虽然须经较长时间的积累才发生此种效应（Cao & Galinsky， 2020）。这使得社会学习视角较之强化学习视角显得更具说服力。从社会学习视角分析，行为者从早期的生活经历（Erikson， 1964）和持续的人生际遇（Hardin， 2002）中进行推断，形成了对他人可信度的总体期望。换句话说，人们从自身社会经历中习得一个标准化的“人”在什么程度上可被信任（Schilke， et al.， 2021）。
与前两者不同，外部影响视角并没有形成系统理论和统一结论，但对普遍信任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采用这一观点的研究者强调，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不可避免地带来风险，而个人的外部条件如财富（Abascal & Baldassarri， 2015）、知识（Welch， et al.， 2007）、社会支持网络（Glanville & Andersson， 2013），提升了承担和应对信任风险的能力，因而有利于提升普遍信任水平。此外，年龄或世代差异（韩彦超， 2021）、主观社会阶层差异（杨煚等，2020）、工作与居住的稳定性（李涛等， 2008）、工作性质的体制内与体制外差异（胡安宁、周怡，2013）等因素也具有类似效应。这一规律也存在于国家或社会层面。社会越富裕，国家越能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需求，其成员就越能承担和应对信任风险，投机行为的回报相对越低（敖丹等，2013）。国家或社会层面的类似因素还包括种族同质性、新教宗教传统、良好的政府和收入水平等，这些宏观因素的组合在高信任度的北欧国家最为明显（Delhey & Newton， 2005）。
上述三个理论视角涉及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普遍信任的影响要素均来源于社会网络中的人际互动。个体需从人际互动中照见自我，尤其是那些深入的、触及个人情感的互动，而这种互动重复且频繁地发生在社会网络之中，极少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偶然接触之中。同时，这种互动也使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和了解他人，并形成了对无具体特征的标准化他人的可信度的认知。在此过程中，各类外部因素既能作为背景，潜移默化地调节着人们的社会互动模式，又能作为目标，驱动网络中的互动不断进行。具体到中国情境中，由于关系文化的普及（Lin， 2001a），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对信任的影响尤甚，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被信任对象的个人特征（杨中芳、彭泗清， 1999）。因此，将普遍信任嵌入其来源——社会网络之中，是寻找提升普遍信任方法的合理途径。
（二）作为普遍信任来源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为什么是普遍信任的初始来源？既往研究提出了信任建立、信任巩固、信任拓展三种机制。首先，人际信任的必要前提是互动者对双方共同利益的认知（Cook， et al.， 2005），而人际社会网络提供了建立此种认知的结构基础。个体所嵌入的社会网络标志着互动双方同属于一个组织或群体，共享该组织或群体给予成员的利益和福祉，这些个体成员也因此自觉认同该组织或群体的共同行动目标。这一组织或群体过程的行为后果是，组织／群体成员相互之间能够产生稳定、持续、较高的可预测性，为此建立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感，简称“互信”（Molm， et al.， 2000）。简言之，人际社会网络是互动双方认知共同利益的结构基础，是产生和建立人际信任的源泉。
在共同利益的认知基础上，信任的发展与不信任的积累是两个独立过程（Reimann， et al.， 2017），因此社会网络为信任的巩固提供了正负两个方向的机制。正向机制指的是信任程度的正向叠加。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都能带来持续的人际互动，关系双方在互动中增进了解，不断确认对方的善意，使人际互信不断巩固和发展（杨宜音， 1999；Li， et al.， 2005）。负向机制则是对于背叛信任的威慑与惩罚。在关系双方所处的更广泛的网络中，个体的善意与诚信都会成为声誉的评价标准，而为缺乏直接互动经验的行动者提供参考（Coleman， 1990），一旦个体以失信的方式行动，就会面临失去未来交往机会的风险（Burt & Knez， 1995）。在市场领域和社会空间，个人声誉是职业生涯和发展机遇的生命线，所以，人际社会网络的失信约束机制对那些在声誉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资的行动者尤其有效（Schilke & Cook， 2015）。
上述的信任建立机制、信任积累机制和失信约束机制通过人际互动的重复性经验，按照强化学习和社会学习的双重逻辑摆脱了熟人特征的影响，延伸到社会网络之外，升华为关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同类意识，由此产生普遍信任。这种升华后的重复性经验，向内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心理效应（Macy & Sato， 2002），向外则是对标准化他人可信程度的认知（Robinson & Jackson， 2001）。值得提及的是，个体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特征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关于普遍信任的重复性经验（Molm， et al.， 2000）。如果个体嵌入的社会网络是开放的和多样性的，能够带来许多其他社会群体的认知，则个体的重复性经验将提供一种激励性的推动力量，形成较高程度的普遍信任（Cao & Galinsky， 2020）。相反地，如果个体嵌入的社会网络是相对封闭的，同质性强、异质性弱，内聚力超强、外联性极弱，个体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认知，则他们的重复性经验将带来一种抑制性的收缩力量，会导致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不信任，即较低的普遍信任（Yamagishi & Yamagishi， 1994）。那么，中国关系网络对于普遍信任的推动力和收缩力存在哪些具体形态？这些形态又是怎样提升和降低中国民众的普遍信任呢？
三、 理论假设
既有研究指出，以伦理本位（梁漱溟，1948）、差序格局（费孝通，1947）、熟亲信纽带交叉重叠（边燕杰，2010）为基础结构的中国关系网络，具有纽带亲情化、功能复用多、频发义务强、核心圈超稳的四大特征（边燕杰、杨洋，2019）。大量研究证明，关系和关系网络在中国历史发展、政治运作、经济交换、社会生活中都一直扮演重要角色（Lin，2001a），也持续形塑着当代中国民众的认知与互动模式（杨典、向静林，2022）。本文认为，这些特征使得关系和关系网络对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作用力。一方面，稳定的人际交往核心圈能够满足个体的大部分情感性与工具性需求，从而将个体的互动限制在较为封闭和内聚型的网络内部，形成对普遍信任的收缩力；另一方面，人际关系是社会互动的润滑剂，能够促进互动双方的正向沟通与信息交换，并以人情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未来互动，因此成为拓展与丰富自身关系网络的机制，从而形成对普遍信任的推动力。那么，如何把握这两种力量的具体形态及对中国民众普遍信任的影响机制呢？
（一）推动力形态：社会网络多样性机制
虽然人际社会网络的现实形态种类繁多，从亲友网络到熟人网络再到半熟人网络，千变万化，但这些网络都具备两种抽象的理论特征，即网络成员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社会网络分析证明，较高的网络成员同质性产生了联系紧密的网络结构和内聚型社会资本，有利于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合作（Coleman， 1990），而一定程度的网络成员异质性则产生了联系松散的网络结构和外联型社会资本，有利于群体外部的竞争与联盟（Burt & Knez， 1995）。我们先来考察异质性网络结构对于普遍信任的潜在影响机制。
本文认为，异质性网络结构对普遍信任产生一种推动力。网络成员背景的异质性表明网络的特征和资源具有多样性，这有利于提升普遍信任。无论性别、年龄、婚姻等人口特征，还是教育、职业、收入、权力、声望等地位特征，网络成员之间是相异的而不是相似的，可以使得具有多样性背景的个人相联系，不但充实个体的社会资本（Lin， 2001b），而且对其普遍信任具有三种潜在的影响机制。一是通过多样性的强化学习机制获得集体意识的升华，并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一部分，从而建立普遍信任（Macy & Sato， 2002）；二是通过多样性的社会学习机制，在差异性人际互动中丰富和强化“人”的集体意识，拓展普遍信任（Schilke， et al.， 2021）；三是多样性网络成员背景有利于增加外部影响机制的差异性，使得个体通过不同的互动经验鉴别正向和负向效应，增进对不同背景的网络成员的善意信心，消除不良印象，特别是通过比较本群体和他群体的共同点，将信任从个人关系网络拓展至外部群体，形成广阔且稳定的普遍信任（杨中芳、彭泗清， 1999）。
中国关系网络具有显著的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特征（费孝通，1947）。这预示了，在讨论社会网络多样性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时，需将关系强度纳入考虑范围。西方研究表明，人际关系强度可由交往频率、情感深度、亲密程度、互惠服务等方面测量之（Granovetter， 1973），虽然这些向量在理论上是相互区别的，但在行为层面具有较高的相关程度（Marsden & Campbell， 1984）。在差序格局的文化约束和结构制约下，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强度虽然可从上述四个维度获得测量结果，但其理论本质在于关系纽带的亲情化：亲属和类亲属纽带被视为强关系，其他纽带被视为弱关系（Bian， 1997，2001；边燕杰，2010）。研究证明，虽然强关系网络成员的同质性程度较高，具有纽带亲情化、功能复用多、频发义务强、核心圈超稳等特质（边燕杰、杨洋， 2019），但是人情交换逻辑要求强关系网络保持一定程度的成员特征异质性和资源异质性（边燕杰、缪晓雷，2019），所以强关系网络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变量，与普遍信任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与此同时，弱关系网络在上述四个关系网络特征上的取值偏低，其多样性对于普遍信任的提升效应理论上高于强关系网络多样性。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个体社会网络的多样性对普遍信任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假设2：相对于强关系网络，弱关系网络的多样性对普遍信任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二）收缩力形态：社会网络核心圈机制
如果异质性社会网络对人们的普遍信任产生了推动力，那么同质性社会网络就是普遍信任收缩力的结构基础，其潜在机制来自网络核心圈的向心内聚效应。现代社会网络分析揭示，人的普遍联系性是以个体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s）的形式得以存在和展开的，每个人的个体中心网络都存在核心圈、中间圈、外围圈的圈层结构，儒家社会尤为如此（Luo， 2011）。关于中国企业的研究显示，企业家的核心关系圈由亲友强关系组成，是创业融资和初始项目的主要来源，而企业发展壮大所依靠的人才、技术、创意、项目等各种资源，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企业家的中间关系圈和外围关系圈来获得的（Guo & Miller， 2010）。反过来，如果企业家不能将其核心关系圈向中间关系圈和外围关系圈拓展，而保守地维护其核心关系圈的向心内聚效应，则将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Fu， et al.，2006)。
核心关系圈及其向心内聚效应并不局限于企业家网络，该效应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社会网络，对网络成员的普遍信任产生一种收缩力量。研究显示，凡是较为封闭的个人核心关系圈，均重视关系圈内部的互动交往和联系，但是缺乏与外部的交往联系，容易产生向心内聚效应，收缩其成员的信任半径，不利于普遍信任的拓展和提升（陈福平， 2012）。一般趋势是，个体中心网络的核心关系圈，其内部的人际互动越频繁、越深入，内聚力越高，网络成员越缺少动机和机遇开展跨群体的社会交往（Paxton， 2007），进而对外群体的社会成员缺乏了解，或者持有负面刻板印象，导致较低的普遍信任水平，此种后果在差序格局式的中国关系网络中尤为明显（翟学伟， 2003）。
如何把握核心关系圈的向心内聚效应及对普遍信任的收缩作用？本文聚焦于社交餐饮行为。东西方研究证明，社交导向的餐饮行为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人际交往形式（Bian， 2001； Dunbar， 2017）。由于社交餐饮能为人们提供近距离交流和深层互动的机会（边燕杰、郭小弦，2015），所以往往发生在个人核心关系圈层，用以维系情感联系，巩固人际团结，发展人情交换，产生内聚力（边燕杰、刘翠霞、林聚任， 2004）。基于中国经验研究的社交餐饮参与频率的测量题器，已经成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国际量表的一部分（边燕杰、杨洋，2019）。由于小范围的社交餐饮常常发生在个人核心关系圈内，所以其交流是非正式的，个人互动层面的，带有大量的私人、隐秘、负面的信息，可以强化内聚力，但有明显的排他效果，会降低政治信任（陈云松、边燕杰，2015）。由于政治信任是普遍信任在政治领域的一种具体形式，所以笔者认为，社交餐饮对于普遍信任也会发生类似的侵蚀作用。为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3：社交餐饮参与频率越高，网络成员的普遍信任水平越低。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7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n 2017， ISSP2017），该项目在占世界人口55%的30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共同设计的统一问卷，使用多段随机抽样方法，开展数据收集工作，所以数据具有较高的学术权威性和样本代表性。调查问卷的核心内容是包括80个问题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源”模块，从多个角度测量了被访者的社会网络特征，并提供了普遍信任题器，以及被访者的社会经济人口属性变量。中国数据是作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当年问卷的一个模块来收集的，所有题器的中文翻译均来自CGSS问卷。我们使用的ISSP2017数据，包括了4219个中国样本，以及28个其他国家的38318个国际样本，这些国家分别来自欧洲（16个）、亚洲（6个）、美洲（3个）、大洋洲（2个）、非洲（1个）。
（二）主要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普遍信任。在ISSP2017数据中，该变量使用了一个国际通用的题器来测量：“总的来说，您觉得人们总是可信的，还是在和人们打交道时再小心也不为过？”调查设计了四项可选答案：“1＝人们总是可以信任的；2＝人们通常是可以信任的；3＝通常，在和人们打交道时再小心也不为过；4＝在和人们打交道时总是再小心也不为过”。在数据分析中，我们将四个选项的数值翻转过来，让普遍信任水平从低到高排列，与变量含义取得一致。值得说明的是，普遍信任的这一题器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东亚社会调查（East Asian Social Survey）等国际联合研究项目中均被使用，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稳定的测量结果（Nannestad， 2008；Sapin， et al.， 2020）。
本研究包括三个核心自变量。第一个和第二个核心自变量来自使用定位法测量的个体社会网络的多样性，题器为：“您认识的人中有没有是从事以下职业的？”共设立了10个职业选项，按照问卷给定的顺序分别是：公交车／卡车司机、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家庭或办公室清洁工、美发师／理发师、人力资源经理／人事经理、律师、汽车维修工、护士、警察（包括交警、巡警等）、初中老师。针对每个职业选项，“认识的人”又给出5个具体分类：“（1）家人、亲戚；（2）朋友；（3）打过交道的人；（4）以上都没有；（5）无法选择”。我们将前两类视为强关系，将第三类视为弱关系，删除第四类和第五类，由此获得两个连续变量。一是强关系网络多样性，取值范围为0—10，表示“家人、亲戚、朋友”等强关系在10个职业选项上出现的频率；二是弱关系网络多样性，取值范围也是0—10，表示“打过交道的人”作为弱关系在10个职业选项上出现的频率。两个连续变量的取值越高，被访者在本国的职业结构以及相关的社会结构中的联系范围就越广，通过这些联系能够涉取和动员的社会资源越多，也分别表明被访人的强关系网络和和弱关系网络的多样性越大。
第三个核心自变量是社交餐饮参与频率，测量题器为：“您多久会和三个或更多朋友或熟人外出吃饭或喝东西（不包括您的家人）？”参与频率为8点测量：“（1）每天；（2）一周几次；（3）一周一次；（4）一个月2至3次；（5）一个月1次；（6）一年几次；（7）很少；（8）从不”。我们翻转了取值，使其与频率的含义一致，取值越高，则参与频率越高，由此形成一个取值范围为1—8的连续变量。虽然社交餐饮是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普遍现象（Molm， Collett， & Schaefer， 2007），值得一提的是，ISSP2017的题器设计来自中国经验研究（Bian， 2001），是国际社会网络研究首次采纳中国学者的研究贡献，并在ISSP参与国家中收集数据。
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涉及了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职业声望（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ISEI）、国内相对收入（实际收入换算成标准分，便于跨地区、跨国比较）。
（三）关键变量的中外比较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关键变量的国际均值见表1。如表1所示，中国民众的平均普遍信任水平为2.51，在“人们通常是可以信任的”与“通常，在和人们打交道时再小心也不为过”两个选项之间，用大众术语来表达属于“比较信任”和“不太信任”之间，是一种谨慎的信任倾向。中国以外的各国普遍信任的平均水平是2.46，略低于中国。这就是说，中国的普遍信任水平在全世界居中略微偏高。必须指出的是，普遍信任均值最高的三个国家是丹麦（2.93）、印度（2.90）和冰岛（2.83），这三个国家人口规模悬殊，可见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水平与其人口规模无关。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平均普遍信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大约相差11％—15％。普遍信任最低的三个国家是菲律宾（2.20）、南非（2.16）和苏里南（2.05），人口规模亦十分悬殊，这些国家的普遍信任水平比中国低13％—18％。这些数据表明，在我们分析中国普遍信任水平和模式时，可同时分析国际数据作为参照。
表1还给出了三个核心自变量的中外均值，显示了鲜明的异同。中国的强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均值是2.21，相比国际平均水平（2.86）低了约23％；中国的弱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均值是1.50，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72），低了约45％；中国社交餐饮参与频率的均值是5.50，相比国际平均水平（5.41），高了约2％。三个变量的均值比较，两低一高，提供了两个初步判断。其一，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关系网络的多样性较低，无论强、弱关系网络的多样性都偏低，尤其表现在弱关系网络的多样性，这说明中国关系网络的外延张力及其外溢效果有限，不利于普遍信任的提升。其二，中国的社交餐饮参与频率高于国际水平，说明中国关系网络的内聚向心力较高，理论上会抑制普遍信任的扩展。接下来的数据分析是否支持这两个判断？
五、 模型分析结果
我们分三步展示模型分析结果。第一步，基于表2的模型1和模型2开展中外比较，判别普遍信任的中国模式。第二步，基于模型3和模型4，将中国区分为主文化群和副文化群两个分样本，代表回归模型的正负向预期，由此确认主流模式与其偏离状态。第三步，基于中国主文化群分析，解析普遍信任的社会网络影响效应是否存在群体差异（见表3），探讨提升普遍信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任务。
（一）影响模式的中外比较分析
表2的模型1是国际样本分析结果，可作三点概括。第一，强、弱关系网络的多样性对于普遍信任均有显著的提升效果，支持假设1，但是两个系数极为接近，强关系系数略大于弱关系系数，否证假设2，超出预期。第二，社交餐饮参与频率越高，普遍信任越低，支持假设3。此项数据结果的跨国比较意义是，基于中国经验研究提出的社交餐饮网变量，具有广泛的国际应用价值。第三，年龄、职业声望、已婚、受教育年限均对普遍信任产生提升作用，即各变量的取值越高，普遍信任水平越高。但是，普遍信任没有性别上的显著差异，收入水平对普遍信任的可能影响则是负向的。这三点研究发现构成了社会网络对普遍信任影响的“国际模式”。
中国模式（模型2）与国际模式（模型1）存在明显的异同，我们按照上述三个方面的逻辑顺序一一讨论。第一，在弱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影响作用方面，中国模式与国际模式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可是中国的强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影响作用非常微小，虽是正向的。强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微小作用是否存在干扰因素呢？我们在下个小节探讨这个问题。第二，社交餐饮参与频率对于普遍信任的降低作用，中外之间也显示了惊人的一致性，不但影响作用都是负向的，而且系数大小也十分接近，证明了无论中外，社交餐饮都属于关系网络的核心小圈子，参与越频繁、越活跃，越限制人们扩展普遍信任。第三，控制变量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作用，中外差别很多，也很大。虽然年龄和职业声望的影响作用中外都是正向显著的，但与国际模式相左的是，中国人的普遍信任不受其婚姻、教育、收入和性别的影响。换言之，中国人的普遍信任在这些人口和社会特征方面没有差别，是均衡一致的。
（二）主文化群与副文化群的比较分析
如何理解模型2反映的社会网络影响普遍信任的中国模式呢？为什么弱关系网络多样性和社交餐饮频率的影响作用与国际模式一致，而强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影响作用如此微弱呢？年龄的增长和职业声望的增加都在显著地提升普遍信任，其他变量却没有任何作用，是稳定的“中国模式”吗？为了确证模型2显现的这些中国模式的特征，我们开展了“主文化群”与“副文化群”的比较分析。
任何回归模型都包含趋中和离散两个态势。趋中就是回归线所显示的回归方程期望值（Y＝a＋Σ[bk Xk ]），而离散就是回归模型的残差项（е），也就是偏离回归线样本的实际取值，大大高于或者低于回归线，产生离散趋势，干扰了回归模型的系数估计和总体预测的有效性。模型2中国样本的R2（0.017）显著低于模型1国际样本的R2（0.030），表明中国样本较之国际样本存在较多的极值个案，大大偏离回归线，干扰了回归模型的系数估计效应，也干扰了模型预测效应。换言之，在没有排除这些极值个案前的模型2结果，不能作为中国模式的定论。
为此，我们做了回归模型的残差分析（residual analysis）。分析表明，93%的样本（N1＝3930）的残差值位于正负1.5个标准差之间，但有7%的样本（N2＝289）严重偏离这个区间，或严重左偏（极低值，178个样本），或严重右偏（极高值，111个样本），干扰了回归模型的有效性。我们将前者称为“中国主文化群”，将严重偏离者称为“中国副文化群”，开展分样本的回归模型分析，见表2的模型3和模型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主文化群和副文化群的选词，遵从了社会学关于主文化和副文化的区分标准；主文化（mainstream culture）是社会的主导文化，人们接受和奉行主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而副文化（subculture）是社会的分离力量群体，往往以反主流文化自称，赞同和奉行的是与主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相异、相悖、相冲突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模型3是中国模式的确证版。该模型显示，三个核心自变量的系数无一例外地符合我们的三个理论假设。具体地说：第一，强、弱关系网络多样性的系数都是正向显著的，多样性越大，普遍信任越高，支持假设1；第二，弱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影响强度，大大超过强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影响强度，支持假设2；第三，社交餐饮参与频率越高，普遍信任越低，支持假设3。与此同时，模型3证明了模型2控制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水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年龄和职业声望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而其他控制变量均无任何显著影响。模型3的R2为0.072，是模型2（中国总样本）R2的4.23倍，是模型1（国际样本）R2的2.4倍，模型解释力成倍增加。可以肯定，模型3显示的就是我们理论讨论时所概括的中国模式。
模型4是模型3的负向定格，代表了中国模式的反面。具体地说，中国副文化群的这些个体，其强、弱关系网络多样性对于普遍信任水平的影响都是负向的，网络多样性越高，普遍信任水平越低。与此同时，社交餐饮参与频率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却是正向的，参与关系小圈子的社交餐饮越活跃，参与人的普遍信任水平越高。这些模型结果否证了假设1、2、3。原因何在？初步分析发现，中国副文化群包括两组人，其身份特征是相反的。第一组共有178个样本，其普遍信任无一例外都是极低值，取值为1（“在和人们打交道时总是再小心也不为过”），而这些人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年限显著高于主流人群，属于高地位阶层。第二组共有111个样本，其普遍信任无一例外都是最高值，取值为4（“人们总是可以信任的”），而这些样本的职业地位和教育年限均低于主流群体均值，是所谓的低地位阶层。大量研究表明，高地位阶层的人际社会网络往往是开放和多样型的（张文宏，2011），应该有利于普遍信任的拓展，但是副文化群中身居较高地位的个体却显示了最低的普遍信任；反过来，低地位阶层的人际社会网络往往是封闭和内聚型的，不利于普遍信任的拓展，但是副文化群中身处较低地位的个体却显示了最高的普遍信任。
（三）影响模式的结构条件分析
现在我们回到表2模型3的中国模式，进一步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网络三个核心自变量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无论其作用方向还是其统计显著水平，是否具有条件约束？换言之，三个影响系数在主文化群个体之间是均衡分布的，带有普遍性，还是非均衡分布的，受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收入的制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本研究实证发现的社会行为意义和政策建议，尤为重要。对此，我们采用了最简便的分析策略，保留性别和婚姻两个二分类变量，将其他四个连续变量都按照中位值做切分，生成四个新的二分类变量，然后基于模型3对主流群体作分组回归，考察核心自变量的影响系数是否存在群体差别，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弱关系网络多样性和社交餐饮参与频率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无论作用方向还是统计显著水平，均无群体差异，也就是说，它们的影响模式是带有普遍性的，适用于不同的性别群体、年龄组群、婚姻组群、教育阶层、职业阶层、收入阶层。这说明，如果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面提升我国民众的普遍信任水平，那么，各国组群和阶层都需要提升弱关系网络多样性和降低社交餐饮率。
但是，强关系网络多样性对普遍信任的提升作用，则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具体而言，强关系网络多样性的影响强度，女性大于男性，年轻人大于老年人，已婚大于其他，低职业阶层大于高职业阶层，低教育阶层小于高教育阶层，低收入阶层小于高收入阶层。强关系网络多样性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作用是正向显著的，那么为了提升全民的普遍信任水平，就必须将工作重点放在影响系数较小的弱族群、弱阶层方面。也就是说，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要加力提升男性的强关系网络的多样性；在年龄族群之间，要加力提升老年人的强关系网络的多样性；在婚姻族群之间，要着力于提升未婚、离婚、鳏寡孤独人群的强关系网络多样性；此外，低教育阶层、高职业阶层、低收入阶层也是需要投入更多工作精力的。
六、 结论与启示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较高的全民普遍信任，而社会网络是建立、巩固和拓展普遍信任的关键因素。本文的创新是，理论上提出社会网络多样性和核心圈内聚性分别是普遍信任的推动力机制和收缩力机制，实证分析上通过中外比较鉴别两大机制影响普遍信任的中国模式和提升路径。这里，我们讨论四个研究结论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第一，正负效应：普遍信任的双向机制。社会网络通过推动和收缩两种力量影响普遍信任，是本文的理论创新与核心结论，是对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继承和发展。继承表现在，本研究接受了既往研究关于网络异质性和网络同质性的区分。发展体现为两点：一是将异质性网络视为多样性机制的结构基础，由此获得外联型关系资源，推动网络边界的拓展，提升普遍信任；二是将核心圈内部交往视为内聚机制，由此产生强化网络边界的分化作用，收缩信任半径，降低普遍信任。本文通过强、弱关系多样性和社交餐饮频率两个指标对双向机制进行测量，继而开展实证数据分析，无论是国际样本还是中国主群样本都支持了理论假设，说明了双向机制是影响普遍信任的重要因素。显然，如何强化社会网络对于普遍信任的正向效应，弱化或者抑制其负向效应，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第二，强弱分途：普遍信任的关系路径。在普遍信任的影响机制中，推力机制存在强关系和弱关系两条路径，本文使用定位法测量对此做了区分，实证分析证明两条路径均为有效，但其作用大小存在显著的中外差异：强关系多样性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作用，国际大于中国；弱关系多样性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作用，中国大于国际。长期以来的中西比较研究都表明，中国人偏好强关系，西方人偏好弱关系。虽然本文的国际样本包括了世界五大洲的28个国家，但其主体是西方国家。为此，本文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这样一个启示：一个社会体和文化体，相对欠缺的强关系网络（西方）或者弱关系网络（中国），对于提升普遍信任的作用就是相对稀缺的，作用力度也是相对较大的。中国需要大力扩展弱关系渠道，以便有效地提升全民的普遍信任水平。
第三，主副文化：普遍信任的群体差异。这是本文实证分析的一个创新性发现：占93%的主文化群，代表了中国模式，而占7%的副文化群，即少部分极高普遍信任和极低普遍信任的被访者，与中国模式形成了反例。本研究没有采用删除奇异值这样削足适履的办法，尽管如此可以提升模型的解释力，却会失去对社会整体的洞察力。通过区分中国主副文化群体两个模型后发现，副文化群在推动力和收缩力方面呈现了和主文化群完全相反的结果。这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研究要关注两个隐藏的客观地位特殊、主观意识极端的群体，挖掘其主客之间的相悖性，探寻社会网络以外的机制如何影响此类反例的产生和存在条件。这是一项重要的未来研究议题。
第四，政策启示：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国主文化群分析表明了中国模式的两大特征：弱关系网络效应和社交餐饮网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强关系网络效应受性别、年龄、婚姻、教育、职业和收入的制约。这些实证发现预示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设重点，是让人们在个人关系圈外扩大社会交往，广泛搭建弱关系网络渠道，并调整强关系网络作用的群体差别和约束条件。相关举措包括：一是广泛支持建立民间互助组织，加强社区建设，在为民众提供社会支持的同时，形成新的弱关系网络渠道，丰富民众的关系网络多样性；二是提升强关系网络多样性，特别是男性、老人、低教育、低收入群体。这些举措对于提升全民普遍信任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也是重要的未来研究议题。
*感谢曹洋、缪晓雷、王文彬、王学旺对初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参考文献：
敖丹、邹宇春、高翔，2013，《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载《社会》第6期。
边燕杰，2010，《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边燕杰、郭小弦，2015，《餐饮网社交功能的中日韩比较》，载《学术交流》第2期。
边燕杰、刘翠霞、林聚任，2004，《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载《开放时代》第2期。
边燕杰、缪晓雷，2020，《如何解释“关系”作用的上升趋势？》，载《社会学评论》第2期。
边燕杰、杨洋，2019，《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载《人文杂志》第9期。
陈福平，2012，《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载《社会》第2期。
陈云松、边燕杰，2015，《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载《社会》第1期。
翟学伟，2003，《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翟学伟，2008，《信任与风险社会——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
费孝通，1947，《乡土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
韩彦超，2021，《互联网使用、交往半径与一般信任的世代效应》，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胡安宁、周怡，2013，《一般信任模式的跨部门差异及其中介机制——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研究》，载《社会》第4期。
李涛等，2008，《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载《经济研究》第1期。
李晓光、郭小弦，2022，《个体社会资本在下降吗？——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变迁趋势分析》，载《社会学研究》第5期。
梁漱溟，1948，《中国文化要义》，香港：正中书局。
吴泽霖，1982，《美国早期社会学家》，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杨典、向静林，2022，《中国经验与中国特色经济社会学：标识性概念与关键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杨煚、董妍、张登浩，2020，《我国居民的社会阶层与一般信任：社会排斥与控制感的链式中介作用》，载《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5期。
杨宜音，1999，《“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杨中芳、彭泗清，1999，《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周飞舟，2018，《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载《社会学研究》第1期。
周怡，2015，《信任与公平:发展语境下的两个中国现实》，载《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Abascal, M. & D. Baldassarri, 2015, “Love Thy Neighbor? Ethnoracial Diversity and Trust Reexamin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21, No. 3, pp. 622-782.
Alecu, A. I., 2021, “Exploring the Role of Network Diversity and Resources in Relationship to Generalized Trust in Norway,” Social Networks, Vol. 66, No. 3, pp. 91-99.
Becker, L. C., 1996, “Trust as Noncognitive Security about Motives,” Ethics, Vol. 107, No. 1, pp. 43-61.
Beugelsdijk, S., H. L. F. de Groot & A. B. T. M. van Schaik, 2004, “Trust and Economic Growth: A Robustness Analysi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56, No. 1, pp. 118-134.
Bian, Y., 2001,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in K. S. Cook, N. Lin & R.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p. 275-295.
Brehm, J. & W. Rahn, 1997,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1, No. 3, pp. 999-1023.
Burt, R. S. & M. Knez, 1995, “Kinds of Third-Party Effects on Trus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7, No. 3, pp. 255-292.
Cao, J. & A. D. Galinsky, 2020, “The Diversity-Uncertainty-Valence (DUV) Model of Generalized Trust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 161, pp. 49-64.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ok, K. S., R. Hardin & M. Levi, 2005, Cooperation Without Trust? New York: Russell Sage.
Delhey, J. & K. Newton, 2005, “Predicting Cross-National Levels of Social Trust: Global Pattern or Nordic Exceptionalism?”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1, No. 4, pp. 311-327.
Dunbar, R. I. M., 2017, “Breaking Bread: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Eating,” Adaptive Human Behavior and Physiology, No. 3, pp. 198-211.
Erikson, E. H., 1964,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Farrell, H. & Knight, J., 2003, “Trust,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the Social Capital Hypothesi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31, No. 4, pp. 537-566.
Fu, Pingping, A. S. Tsui & G. G. Dess, 2006, “The Dynamics of Guanxi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 Implications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46, pp. 277-305.
Fukuyama, F., 2001,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2, No. 1, pp. 7-20.
Glanville, J. L. & M. A. Andersson, 2013, “Do Social Connections Create Trust? An Examination Using New Longitudinal Data,” Social Forces, Vol. 92, No. 2, pp. 545-562.
Glanville, J. L. & P. Paxton, 2007, “How Do We Learn to Trust? A Confirmatory Tetrad Analysis of the Sources of Generalized Trus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70, No. 3, pp. 230-242.
Granovetter, M.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pp. 1360-1380.
Guo, Chun & J. K. Miller, 2010, “Guanxi Dynamics and Entrepreneurial Firm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Vol. 6, No. 2, pp. 267-291.
Hardin, R., 2002,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New York: Russell Sage.
Knack, S. F., 2000, Social Capital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Kosugi, M. & T. Yamagishi, 1998, “General Trust and Judgments of Trustworthiness,” Shinrigaku Kenkyu, Vol. 69, No. 5, pp. 349-357.
Li, Y., A. Pickles & M. Savage,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Trust in Britai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1, No. 2, pp. 109-123.
Lin, N., 2001a, “Guanxi: A Conceptual Analysis,” in N. L. Alvin So & D. Poston (eds.),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Taiwan，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Westport，CT: Greenwood, pp. 153-166.
Lin, N., 2001b, Social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hmann, N., 1979, Trust and Power,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Inc..
Macy, M. W. & Y. Sato, 2002, “Trust, Cooperation, and Market Formation in the U.S. and Jap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99, No. suppl. 3, pp. 7214-7220.
Luo, Jar-Der., 2011, “Guanxi Revisited: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Familiar Ties in a Chinese Workpl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Review, Vol. 7, No. 2, pp. 329-351.
Marsden, P. V. & K. E. Campbell, 1984, “Measuring Tie Strength,” Social Forces, Vol. 63, No. 2, pp. 482-501.
Molm, L. D., J. L. Collett & D. R. Schaefer, 2007, “Building Solidarity Through Generalized Exchange: A Theory of Reciproc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3, No. 1, pp. 205-242.
Molm, L. D., N. Takahashi & G. Peterson, 2000, “Risk and Trust in Social Exchange: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a Classical Propos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 No. 5, pp. 1396-1427.
Nannestad, P., 2008,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Generalized Trust, if Anyth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pp. 413-436.
Paxton, P., 2007,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nd Generalized Trust: A Multilevel Model across 31 Countries,” Social Forces, Vol. 86, No. 1, pp. 47-76.
Reimann, M., O. Schilke & K. S. Cook, 2017, “Trust is Heritable, Whereas Distrust is No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14, No. 27, pp. 7007-7012.
Robinson, R. V. & E. F. Jackson, 2001, “Is Trust in Others Declining in America?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0, No. 1, pp. 117-145.
Rotter, J. B., 1971,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personal Trust,”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26, No. 5, pp. 443-452.
Sapin, M., D. Joye & C. Wolf, 2020, “The ISSP 2017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Resources Modu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0, No. 1, pp. 1-25.
Schilke, O. & K. S. Cook, 2015, “Sources of Alliance Partner Trustworthiness: Integrating Calculative and Relational Perspectiv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36, No. 2, pp. 276-297.
Schilke, O., M. Reimann & K. S. Cook, 2021, “Trust in Soci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7, No. 1, pp. 239-259.
Sztompka, P., 2001, Trust: A Sociolog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slaner, E.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lch, M. R., D. Sikkink & M. T. Loveland, 2007, “The Radius of Trust: Religion,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Trust in Strangers,” Social Forces, Vol. 86, No. 1, pp. 23-46.
Yamagishi, T. & M. Yamagishi, 1994,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Motivation and Emotion, Vol. 18, No. 2, pp. 130-166.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作者简介】 边燕杰：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Bian Yanjie,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高雅仪：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Gao Yay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