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数字时代的就业者日益显现出数字化和零工化的工作特征，这将对其普遍信任产生何种影响？通过分析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提供了两项研究发现。第一，从事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具有直接和间接的信任拓展效应，可通过资源助力和交往拓展提升其普遍信任。工作中涉及互联网使用的就业者会呈现更高的普遍信任，且工作交往网络的拓展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第二，从事零工化工作带来就业者组织承诺的松解和工作交往的浅层嵌入，对其形成普遍且有所区别的信任侵蚀效应。无固定雇主和雇佣合同的就业者会呈现更低的普遍信任，且这一负面影响在低收入的就业者中更为明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制度变迁过程，数字时代的到来在重塑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蕴含着普遍信任的变迁动能。

【关键词】 数字时代,工作特征,普遍信任,数字化,零工化

一、引论

信任通常指施信者对他人可能行为的一种积极性预期，依循信任对象的不同可被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前者指代个体对与自己有紧密联系或互动的熟识他人所持有的积极预期，后者指代个体对与自己无直接关系的社会大众所持有的积极预期（邹宇春等，2012）。伴随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基于亲缘、宗族等传统社会纽带的特殊信任逐渐弱化，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更多地体现为不指向特殊对象，面向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齐亚强、张子馨，2022）。

普遍信任对于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行至关重要。在人际交往层面，普遍信任能够降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抑制失信风险，为人际合作带来可能（卢曼，2005）。在社会制度层面，普遍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能为制度运作和公共行为提供“润滑”功能，促进社会团结，推动社会治理的绩效提升（福山，2016）。然而，在现代社会日益呼唤普遍信任的同时，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的个体化浪潮和不确定性风险常常让普遍信任遭遇挑战，甚至频繁地产生“信任危机”。普遍信任的建立和维系始终受到个人行为和社会制度的共同形塑。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转型，普遍信任在社会发展和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个体异质性和社会不确定性持续增强，为普遍信任的建立和维系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和变异性。

在现代社会中，工作是普遍信任得以产生的关键场域。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现代化进程改变了社会的联系基础，将个体从血缘和情感共同体中抽离，重组为业缘和职业共同体。伴随工作在人际联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提升，其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也相应增强，一方面，工作驱使个体走出“家门”，获取外部社会资源并建构异质性人际交往。不同的资源状况和交往情况影响个体对社会和他人的整体判断，进而衍生出有所区别的普遍信任。另一方面，工作是宏观社会结构整合影响微观个体的制度载体（张彦、李汉林，2020），个体在工作中持续地社会化，实现从零散个体向社会成员的转换，最终其普遍信任也将嵌入社会制度，体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痕迹。

数字时代的到来重塑了工作特征，改变了普遍信任的土壤。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任始终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既有研究围绕普遍信任的本土模式和边界、普遍信任的宏微观影响因素提出了诸多本土化观点（张维迎、柯荣住，2002；胡荣、李静雅，2006；阮荣平、王兵，2011）。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进程之一，数字时代的到来带来了工作方式和工作形态的相应转变，结构性地重塑了劳动力市场，也革新了普遍信任的产生基础。相较于数字社会已经受到关注的诸多经济后果，这一转变过程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和信任效应尚未得到充分探索（王天夫，2021）。因此，借助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7）数据，本文试图考察数字时代的工作特征将如何影响就业者的普遍信任状况。具体而言，就业者在数字时代的工作呈现出数字化和零工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将分别对其普遍信任产生何种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普遍信任的产生机制与职场关联

围绕普遍信任的产生大致存在着结构决定论、理性选择论和制度嵌入论的分野。结构决定论认为普遍信任是一种伦理资源，受到不同社会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福山，2016）。由于中国社会的“家本位”特征，个体的信任以亲缘关系为准绳，对“自己人”高度信任，对“他人”缺乏信任，因而难以产生具有普遍性的信任（李伟民、梁玉成，2002）。早期的部分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社会中的个体对关系网之外的人信任程度较低，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这一观点虽然凸显了不同社会宏观特征下形成的差异信任模式，但将普遍信任视为受社会结构约束，完全一成不变的文化遗产，忽略了社会结构自身的持续变动和普遍信任理应具有的弹性和变异性。

理性选择论认为普遍信任是个体理性选择和重复博弈后的产物。个体在选择是否信任他人时需要考虑潜在的收益和损失，以及对方失信的可能性（科尔曼，2008）。如果拥有一定资源优势，例如财富、稳定工作等，对于对方失信可能带来的损失有更强承受能力，即具有更低的相对易损性，个体便更可能对他人行为抱有积极预期（王绍光、刘欣，2002）。这同样得到了部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社会资本和在宏观层面享有的公共资源均会对个体的普遍信任产生积极影响（敖丹等，2013；李东雨、胡安宁，2021）。与结构决定论相反，理性选择论将信任的产生基础归因于微观个体对自身利益得失的计算和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博弈过程。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情境对个体行为和信任状况的影响在这一观点中则未被考虑。

制度嵌入论试图从制度情境出发弥合结构决定论和理性选择论的极化倾向。个体虽然依循自身理性做出是否信任他人的行为选择，但这一过程嵌入持续变动的制度情境中。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形成的异质化制度情境为个体提供了有所区别的约束性条件，驱使个体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行为选择，最终体现为不同的普遍信任状况（胡安宁、周怡，2013；周怡，2015）。从这一观点出发，相当一部分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因时因地因情境而异的，户籍、地区和市场化等制度情境因素也会参与到个体普遍信任的形塑过程之中（汪汇等，2009；张云武，2009；胡洁，2020）。

对就业者而言，在影响普遍信任的诸多制度环境中，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便是工作。工作将就业者、工作组织和制度情境连接起来，成为社会宏观制度影响微观个体行为的重要通道。工作从两个方面对就业者的普遍信任产生影响，一是资源维度，即提供就业者赖以生存的客观资源，例如经济收入、工作保障等。就业者借助这些资源应对社会生活的必要支出和潜在风险。二是交往维度，即提供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建构的场所。就业者在工作交往中拓展社会网络，获取满足自身情感性和工具性需要的社会联系。这两方面既向上体现社会制度变迁的情境变化，又向下参与对就业者主观信念和社会心态的塑造（张彦、李汉林，2020；徐延辉、李明令，2021），最终体现为对普遍信任的影响。

在不同制度背景下，资源维度和交往维度的差异组合会影响就业者对社会和他人的整体判断，最终产生有所区别的普遍信任。例如在传统单位制时期，工作单位既提供相对充足的社会资源，增强就业者对失信风险的承受能力，又承担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有效地惩罚失信者，为就业者的交往行为提供了信用背书。就业者的普遍信任借助单位约束机制得以建立（张静，1997）。经历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形成了以公有部门-非公有部门为代表的二元结构，提供了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不同的制度环境。身处公有部门的就业者具有更充沛的行动资源，同时在交往中有更低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形成更优的普遍信任（胡安宁、周怡，2013）。伴随市场机制逐渐主导劳动力市场，就业者的工作特征，例如资源维度的工作收入、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交往维度的工作歧视等均会对其普遍信任产生相应影响（朱晨、岳园园，2017）。总之，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工作特征的变动或延续不仅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就业者的普遍信任状态。

数字时代的到来革新了普遍信任的制度情境基础，为其带来了新的变迁动力。数字技术的发展相应催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分别形塑了数字时代工作的数字化和零工化特征。新工作特征的出现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制度的新变迁趋势，这不仅会带来工作组织生产方式和运作机制的改变（朱斌，2022），最终也将实际作用于工作组织中的每一个就业者，影响其行为选择和心理状态。面对有所转变的工作特征和制度情境，就业者的普遍信任需要持续经历调整和适应过程，最终呈现为新的稳定状态。因此，数字时代的到来不仅会带来生产效率提升和生产方式革新等经济后果，还会相应带来更加广泛和隐形的普遍信任后果，有待于进一步关注。

（二）数字化与数字拓展效应

在生产力层面，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引入劳动生产过程，带来就业者的数字化工作特征。作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技术革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刺激和催生了新的平台经济和数字产业，而且能够帮助传统产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许宪春、张美慧，2020）。在组织层面，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逐渐被引入生产过程和工作流程，覆盖组织的各个层级和职能部门。在个体层面，不仅网络直播、外卖骑手等新兴工作完全依赖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而且在教师、医生、销售员、导游等传统工作中，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使用也日渐广泛（李海舰等，2014）。在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市场中，就业者在工作中运用互联网成为日益普遍的工作特征。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数字化工作会提高就业者从事一份“好”工作的可能性，进而拓展其普遍信任。这一“好”工作既指涉资源维度上工作质量和工作满意度的提升，又包含交往维度上工作交往网络的拓宽和深化。

在资源维度上，数字化工作可能提升就业者工作回报、工作质量和满意度，直接影响其普遍信任。一方面，数字化本质上是将互联网投入生产领域，提升工作组织的生产效率和经济产出，所获收益最终会反哺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就业者，带来更高的数字工作红利（邱泽奇等，2016）。另一方面，数字化还可能在增效的同时进行减负，通过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增强工作自主性，促进人职匹配等途径改善就业者的工作满意度（Castellacci & Clara， 2019）。在此基础上，工作回报和工作质量的提升会为就业者带来更充分、更稳定的资源支持，帮助其增强应对失信风险的能力。工作满意度的改善会为就业者带来更积极的工作和生活体验，引导其产生对社会和他人的积极态度（卿石松、郑加梅，2016；朱晨、岳园园，2017）。两者最终都会转化为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普遍信任的正向影响。

在交往维度上，数字化工作可能拓展和深化就业者的工作交往网络，间接影响其普遍信任。普遍信任需要在人际互动中产生，人际联系的形成和变迁是影响中国普遍信任格局的关键因素（杨中芳、彭泗清，1999），具体而言，谁是“自己人”的判断在就业者的普遍信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杨宜音，1999）。一方面，数字化工作可能拓展就业者工作交往的广度。互联网的介入会无限拓展社会交往的时空和阶层界限，数字化工作可能驱使就业者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更陌生和更广泛的社会个体产生接触和长期互动（王文彬、曹洋，2022）。尤其在接触不同阶层和不同属性的社会个体过程中，就业者会不断增进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信息收集和情感链接（刘梦岳，2023），并对潜在风险有更多的认知。另一方面，数字化工作可能深化就业者工作交往的制度嵌入性，提供更充分保障。互联网平台能够通过第三方担保、交易过程留痕等变革关系结构，给信任关系中的弱者赋权（郑丹丹，2019）。这一效应同样可能体现在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交往行为的影响中，降低其信任他人的成本和风险。

以一位销售人员初次向陌生客户进行产品销售为例。如果主要采取线下互动模式，通常销售人员与陌生客户之间需要反复见面沟通并通过书面合同等方式留存证据。双方只有在足够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交易，否则都可能面临巨大的失信风险。但如果主要采用微信、支付宝等线上互动模式，双方则可以快速低成本地选择信任对方并完成交易，因为即使有一方失信，支付宝提供的第三方担保能够保证产品和货款的对等交易，避免对任何一方造成损失。一旦对方出现更恶劣的失信状况，微信和支付宝的电子记录也能通过全程刻画互动过程，帮助施信方掌握挽回失信损失的主动权。因此，数字化工作可能增强工作交往的信任约束和失信惩戒机制，推动就业者更放心地开展工作交往，将更多工作交往对象纳入可信任的范畴，建立起普遍信任。

总体而言，在数字时代，就业者在工作中日益广泛地涉及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使用。从资源和交往的双重维度出发，这一数字化特征不仅能直接提升工作质量和满意度，对普遍信任产生正面影响，而且可能拓展工作交往网络的广度和深度，间接影响普遍信任。据此提出数字拓展效应假设。

假设1：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的普遍信任将产生正面影响，且这一影响部分地通过拓展工作交往网络得以实现。

假设1.1：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就业者，其普遍信任水平高于非数字化就业者。

假设1.2：工作交往网络在数字化工作与普遍信任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三）零工化与零工侵蚀效应

与生产力的调整相适配，生产关系的调整呈现出相应的零工化取向。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发展降低了生产的时空障碍，推动平台制在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市场中焕发生机（戚聿东、肖旭，2020）。就生产组织过程而言，平台制打破了就业者-工作组织的雇佣匹配过程，尝试借助数字技术直接匹配就业者的劳动和工作组织的需要（邱泽奇，2021）。借助数字技术，工作组织将平台制引入生产过程，建立起更为灵活的用工方式。例如，通过网络众包、项目外包、平台招募等方式将本应聘用内部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外包给社会公众，从而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适应发展需要。受到这一用工偏好的影响，部分就业者将难以维持福特主义下的传统就业形态，例如长期确定契约，稳定单一雇主或固定时间场所等，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从事在雇佣关系上更具弹性的不稳定工作（文军、刘雨婷，2021；牛天，2021）。这一零工化特征同样可能在资源和交往维度上改变就业者的工作体验和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其普遍信任。

在资源维度上，零工化工作可能带来组织承诺松解和制度保障缺失，影响普遍信任建立。雇佣关系是对工作组织和就业者双方权利义务的明确约定，虽然对就业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绩效有所要求，但同时也是工作组织为就业者提供的一种带有确定性的组织承诺。借助这一组织承诺，就业者可以稳定地享有工作组织的资源分配和制度保障。零工化工作带来更灵活的工作选择和工作形式的同时，也意味着就业者将难以享有工作组织提供的工作稳定性和组织制度保障（Vallas，2019），需要独自面对潜在的社会风险。由于缺乏作为后盾的工作组织和组织承诺，从事零工化工作的就业者在资源获取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在面对信任他人的潜在风险时会表现出更脆弱的承受能力。这一相对易损性可能导致其做出更为保守的信任选择，呈现更低的普遍信任。

在交往维度上，零工化工作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更为复杂。一方面，零工化工作解除了工作场所和雇佣关系对就业者工作交往的时空限制。就业者可以借助工作接触到更丰富和广泛的工作伙伴和客户，拓展社会联系和普遍信任。但另一方面，由于零工化工作的高流动性，就业者借助零工化工作建立的交往联系可能是缺少沉淀、相互戒备的浅层联系，甚至可能包含欺骗性和冲突性的联系。以外卖骑手为例，平台通过有意识地弱化雇佣关系实现了劳资矛盾向就业者与消费者矛盾的转移，加剧了就业者与消费者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陈龙，2020）。可以看出，虽然外卖骑手与消费者建立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一联系不仅停留在短暂的单次交往，而且包含了更多的内在猜疑和冲突，反而可能对普遍信任造成损害。而且在中国社会，工作组织仍是定位就业者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识，是对个人施加的一种信用背书（张静、董彦峰，2018）。由于缺少这一信用背书，从事零工化工作的就业者在工作交往中更可能面临来自他人和社会的不信任，相应地更加难以产生普遍信任。

此外，零工化工作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部分中可能产生异质影响。由于身处劳动力市场的不同位置，就业者对零工化的应对能力有所不同，零工化工作对其普遍信任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当就业者从事收入较高的工作时，意味着其具备较高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地位，往往处于工作组织生产的核心环节（赖德胜、关棋月，2023）。即便缺少雇佣关系的约束和保障，较高的经济收入和充分的劳动价值仍能为就业者提供较为稳定的工作关系和工作交往，平抑零工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当就业者从事收入较低的工作时，意味着其本身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利地位，难以在工作选择、风险应对和工作交往上把握主动性。稳定的雇佣关系和工作组织的信用背书是此类就业者维持工作稳定和工作交往的重要保障之一，此时零工化工作对其普遍信任的负面影响可能被放大。

总体而言，在数字时代，就业者更多地从事无固定雇主或雇佣关系的零工化工作。在资源维度上，零工化工作可能带来组织承诺的松解，在交往维度上，零工化工作扩大工作交往范围的同时也引入更具欺骗性和冲突性的社会交往。两者最终会体现为对普遍信任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更加缺乏应对能力，这一负面影响可能会在本身处于劳动力市场不利地位的就业者中被放大。据此提出零工侵蚀效应假设。

假设2：零工化工作对就业者的普遍信任将产生负面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收入较低的工作中更为明显。

假设2.1：从事零工化工作的就业者，其普遍信任水平低于非零工化就业者。

假设2.2：相较于高收入就业者，在低收入就业者中，零工化工作对其普遍信任的负向影响更大。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CGSS2017。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启动，之后间隔一两年进行一次全国调查。截止到2017年，调查已经覆盖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普通居民，调查严格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进行，分别在县市、社区和家庭内进行随机抽样。各年度调查中均包含了对普遍信任状况的测量，在2017年度的横截面调查中，首次设置了“网络社会”模块，随机抽取部分受访者详细询问了其互联网使用状况，这为本文考察工作的数字化特征提供了可能。为了保证群体的代表性和可比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了进一步筛选。首先，剔除了全部农村居民样本，仅保留城市居民样本；其次，仅保留年龄在18岁—65岁之间，且当前仍处于非农工作状态的样本；最后，进一步剔除企业家和自雇样本。在清理存在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实际用于分析的样本数为2833个。

（二）变量

因变量为普遍信任，通过自我报告的普遍信任状况加以测量，具体题目为：“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选项是5个刻度的李克特量表，取值越大代表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由于设置类别较多，且在模型中需要引入交互项，所以参考之前研究作为连续变量使用（Rhemtulla， et al.， 2012）。

自变量为数字化工作和零工化工作。前者测量在受访者一周的工作中，是否有需要使用互联网的工作。后者测量受访者在当前是否有固定的雇主和雇佣合同。

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为工作交往网络和职业收入对数。工作交往网络测量在受访者打过交道的人中是否包含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①由于缺乏直接的工作交往题器，从社会网络方面间接测量就业者在工作交往中最易接触到的企业相关管理人员，同时仅测量其打过交道的人，剔除家人、亲戚和朋友等强联系，更加契合工作交往的弱联系特征。职业收入对数测量个体在2016年的职业收入，考虑到收入的偏态分布进行对数化处理。

参考以往研究（张云武，2009；陆杰华、韦晓丹，2023），从地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个体特征、互联网使用、职场参与和工作信息等层面设置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上网习惯、家庭收入对数、工会参与、职业收入对数、工作时长和单位性质等。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示。

（三）分析策略

数据分析分两步进行，一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逻辑斯蒂（logistics）回归模型验证数字拓展效应假设，并引入因果中介分析方法检验工作交往网络的中介效应。二是建立多元线性回归验证零工侵蚀效应假设，并通过双重稳健估计验证数据发现的稳健性。

四、模型结果报告

（一）数字拓展效应验证

以普遍信任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M1和M2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从事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普遍信任的影响。M1为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模型，结果显示，数字化工作的回归系数在0.00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未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就业者，从事数字化工作会带来就业者的普遍信任（0.246）提升。M2添加控制变量后，这一系数下降到0.196，但仍在0.00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从事数字化工作会带来就业者明显的普遍信任提升，假设1.1得到支持。而且从中还可以得出两个判断，一是在引入控制变量后，从事数字化工作对普遍信任的直接影响有一部分通过职业收入、工作时间等变量进行了传递；二是在控制工作回报和工作质量变量的前提下，从事数字工作仍会带来就业者明显的普遍信任提升。这表明从事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普遍信任的正向影响可能还存在工作交往网络这一重要间接渠道。

分别以普遍信任和工作交往网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M3-M5对工作交往网络在数字化工作和普遍信任中的中介作用进行验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相较于M1和M2，M3、M4、M5的样本数出现了明显减少，主要是由于中介变量工作交往网络存在随机缺失情况。在问卷设计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被随机抽取回答了社会网络和网络社会模块，且在操作化工作交往网络变量时剔除了存在亲友等非工作交往的样本。为了保证中介效应检验的稳健性，对M3、M4、M5进行了样本量统一。虽然样本量有较大变化，但M3结果与M1基本一致，数字化工作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与M1接近。M4纳入工作交往网络变量后，系数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工作交往网络会明显提升普遍信任。同时数字化工作的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下降。M5结果显示，有数字化工作的就业者更可能拥有工作交往网络。M3、M4、M5共同表明数字化工作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可能部分通过工作交往网络得以传递，假设1.2得到支持。

通过逐步法检验中介作用的分析策略被广泛使用，其有效性也得到验证，但在因果推断上仍存在较大局限性（江艇，2022）。引入基于潜在结果框架的因果中介模型（Hicks， 2011）对工作交往网络的中介效应进行更严格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显示，工作交往网络的平均因果中介效应为0.032，且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明工作交往网络在数字化工作与普遍信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在0.05置信水平上得以成立。占比分析显示，由工作交往网络传递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3.6%。假设1.2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二）零工侵蚀效应验证

在M1基础上引入零工化工作变量，之后添加零工化工作和职业收入对数的交互项，继续通过多元线性回归验证零工侵蚀效应，结果如表5所示。②

M6引入零工化工作变量，回归系数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相较于未从事零工化工作的就业者，从事零工化工作会带来就业者0.124的普遍信任降低。假设2.1得到支持。

M7引入零工化工作与职业收入对数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在0.05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高收入就业者中，零工化工作对其普遍信任的负面影响会明显降低，假设2.2得到支持。

就业者的数字化工作和零工化工作特征可能并非随机分配的，而是受到个人特征、家庭背景和网络使用习惯等诸多混淆变量的共同影响。这些混淆变量既可能影响就业者工作特征，又可能直接影响其普遍信任状况，导致多元线性回归的前提假设难以满足，产生自选择性偏误和内生性问题。以下引入基于倾向值方法的双重稳健估计来尝试缓解这一自选择性偏误。相较于传统的倾向值匹配和加权方法，双重稳健估计允许对选择模型和结果模型进行差异设置，在控制混淆变量影响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模型设置的稳健性。结果如表6所示。

M8是引入数字化工作变量的双重稳健估计模型，结果显示，数字化工作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为0.142，与M6中的系数0.194相比有所缩小，但仍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可能的自选择性偏误后，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普遍信任的正向影响虽有所缩减但仍然稳健，假设1.1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M9是引入零工化工作变量的双重稳健估计模型，结果显示，零工化工作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为-0.235，与M6中的系数-0.124相比有所缩小，且在0.001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可能的自选择性偏误后，数字化工作对就业者普遍信任的负向影响仍然稳健而且有所放大，假设2.1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综合看来，数字拓展效应假设和零工侵蚀假设都得到数据较为充分和稳健的支持。一方面，就业者的数字化工作既能够直接提升其普遍信任，也能通过拓展工作交往网络间接作用于其普遍信任。另一方面，就业者的零工化工作会对其普遍信任带来负面影响，且这一负面影响对于工作收入较低的就业者更为明显。

五、结论与讨论

对普遍信任的探索在现代社会中极具现实和学理价值，学界就此形成了结构决定论、理性选择论和制度嵌入论等理论解释范式，提出了诸多与中国社会情境相契合的本土化观点。从制度嵌入论的理论解释范式出发，普遍信任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指标，而是受到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持续影响和形塑。工作，作为现代社会提供个体资源，形塑社会交往，传递制度影响的关键场域，既向上反映着社会制度的变迁方向，又向下形塑着微观个体的观念和行为，成为普遍信任的建构基础。

然而，从当前时代背景出发，普遍信任研究对就业者工作特征变化以及普遍信任基础转变尚回应不足。作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生产技术革新，数字技术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形塑了当前就业者具有时代性的工作特征。这一过程不仅带来一系列经济后果，其影响也可能跨越职场边界，对就业者的社会行为和观念产生影响。因此，借助在数字时代首次设计网络社会模块的CGSS2017实证调查数据，本文立足工作场域对就业者普遍信任的基础性影响，考察数字时代就业呈现的数字化和零工化工作特征将如何影响就业者普遍信任状况。具体发现如下：

首先，就业者工作的数字化特征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普遍信任拓展效应。在工作组织的推动下，就业者在工作中引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一方面可以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满意度，为普遍信任的产生和增长带来直接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借助数字化对工作交往边界的拓展，就业者得以借助工作与更广泛、更异质的社会个体展开更具深度和保障的社会交往和情感互动，在长期的接触中拓展“自己人”的范围和普遍信任的半径。这一发现验证了工作可能产生的普遍信任溢出效应（朱晨、岳园园，2017），即就业者的工作经历可能对其职场外的社会行为和态度带来影响。此外，这一发现还提示了在数字时代，以工作中的互联网使用为标志的第二道数字“鸿沟”不仅会带来不同个体在经济回报上的红利差异，还会产生不同个体在普遍信任上的态度分化，可能催生有所区别的社会行为后果。

其次，就业者工作的零工化特征会带来有所区别的普遍信任侵蚀效应。在数字时代的制度转型驱动下，工作组织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和灵活化的用工取向。在此背景下，就业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面临雇佣关系的松解和工作不确定性的增强。与工作组织的脱嵌可能导致就业者难以享有稳定雇佣模式下的组织承诺和制度保障，增加就业者建立良性社会联系的障碍，可能引发更为脆弱和敏感的心理状态，进而对普遍信任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工作收入较低，本身处于劳动力市场不利地位的就业者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和替代策略，雇佣关系和组织承诺的缺失对于其生存状态和工作交往的威胁更大，由此形成的普遍信任损害也更为严重。这一发现印证了普遍信任的制度嵌入解释框架，普遍信任既不能仅通过对个体理性的计算和预测来加以判断，也不能从历史、结构和文化角度得到全面的解释。对普遍信任的研究难以简单遵循某一同质模型，而是需要考量个体嵌入不同的制度情境下形成的情境理性选择，以及由此呈现的广泛差异性和变异性。

再次，上述发现对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和制度建设具有实践启示意义。一方面，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数字时代，个体如何提升数字技能，如何将数字技能与工作生产相结合成为新的社会课题。尤其，在诸多人工智能工具海量涌现后，就业者将数字技能投入工作生产中的不同能力不仅会为其带来有所差异的经济回报，还可能导致个体的社会境遇和社会态度分化，增加社会治理的压力。另一方面，面对零工化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需要为具有零工化工作特征的就业者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缓解此类就业者因组织脱嵌和制度缺位而产生的普遍信任危机。这对数字时代的社会法制建设和社会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本文尚有部分不足留待讨论。其一，由于数据的限制，未能对就业者的工作交往网络进行直接测量，而且中介分析所用的样本量也偏少。作为改变社会联系性的重要技术浪潮，互联网和数字化的影响不仅会对居民的日常交往产生深刻影响，而且会直接影响就业者的工作交往。因此，在后续调查和研究中，如有可能，可尝试添加更为直接和全面的工作交往题器，例如通过网络联系的外部客户数，通过网络联系的内部同事及领导数等。由此，可以借助更具针对性和全面性的数据来对相关研究议题加以验证。其二，数字化工作与零工化工作以两条独立的理论线索加以展开，但在数字时代的普遍信任构成中，两种工作特征的影响效应可能具有紧密而复杂的关联。数字化工作可能带来零工化工作数量的增加，推动更多就业者从非零工状态进入到零工状态，进而扩大零工化对普遍信任的不利影响。但数字化也可能让部分从事非数字化零工工作的就业者转向从事数字化零工工作，改善工作境遇和回报，进而抑制零工化工作对普遍信任的不利影响。两者的复杂关联有待于更加充分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三，虽然已通过多种方式减小可能存在的数据偏误，但由于工作特征和互联网均对社会生活有广泛的影响，由此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仍需特别注意。其三，数字时代下，因新兴技术介入导致的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仍在持续，人工智能工具的兴起可能带来新的普遍信任后果，有待持续关注。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东北‘一城一企’区域单位体制变迁中大型国企社会资本作用研究”（项目编号：15BSH109）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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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此处曾替代性使用工作单位网络使用和网络联系人数两个工作交往网络测量指标。两个指标对于普遍信任均有一定解释力，但未能如理论预期一样代替现有指标。可能原因在于两个替代性指标均与数字化工作有较强相关性和共线性，而且可能难以精准测量受访者的工作交往状况。感谢审稿专家提供的宝贵建议。

②此处还尝试对数字化工作和零工化工作进行交互项分析，以及仅保留数字化工作样本进行分组分析，结果均显示在数字化工作中零工化工作对普遍信任的影响不会明显增强。可能原因在于用于分析的样本量较少，而且数字化工作可能对于零工化及其影响效应有正反两方面的调节作用机制。感谢审稿专家提供的宝贵建议。

【作者简介】 王文彬：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Wang Wenbi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曹洋：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Cao Y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