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普遍信任体现了对社会一般个体的认同倾向，能够反映出对社会整体的信心与信念。普遍信任的影响因素和提升机制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在数字时代，互联网实现了人际关系的“互联”，本文关注互联网使用能否进一步带来社会的“共信”，即互联网使用能否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基于社会资本因素论，本研究认为数字社会的线上社会资本通过认同逻辑和认知逻辑提升社会普遍信任，通过使用2021年的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线上社会资本的内聚型和外联型两个维度都可以提升普遍信任；存在互联网使用提升线上社会资本，进而提升普遍信任的积极路径；互联网休闲娱乐使用会降低普遍信任，但与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存在交互作用，可以通过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的提升来弥补对普遍信任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 线上社会资本,内聚型,外联型,普遍信任

一、 前言

信任是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结构转型、区域协调、生态和谐等层面，更体现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发扬互信互助的文化特质，建立互惠互利的人际纽带，可以成为社会合作与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助推高质量发展。信任正是蕴含于人际纽带之中，突显文化特质的重要内容。从个体角度而言，信任是对人际交往的预期信念（杨中芳、彭泗清，1999），信任可以提升人们相互依存的程度，并进一步产生协作与互惠，推动社会的整合与发展；从整体角度而言，高信任度是产生信用的必要条件，可以降低经济社会的交易成本，并进一步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依据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类型和关系强度，信任可以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韦伯，2004）。其中，特殊信任是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家族关系或准家族关系之上的信任；普遍信任则是社会成员的“共信”程度，是指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所确定的对他人的信任（李伟民、梁玉成，2002）。相对于建立在有限范围内的特殊信任，普遍信任所蕴含的社会功能更具有一般性，对于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关注社会大多数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它是产生社会自发性，形成道德共同体的前提（福山，2016）。

随着数字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赵一璋、王明玉，2023）。人际关系作为构建普遍信任的基础，从线下空间的面对面交往拓展到线上空间的网络交往，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互联网不仅实现了物理节点之间的互联，也推动了上网者个体之间的互联，如何在数字社会“互联”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会“共信”，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首先，互联网使用如何影响了普遍信任？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使用越频繁，则线上人际关系越广泛、越紧密，因此上网频率是影响互联网人际关系，建立普遍信任的重要因素。其次，互联网影响普遍信任基于何种机制？线上人际关系并非虚拟关系，而是实体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线上联系。因此，同线下关系一样，线上关系也可以传递信息资源和人情资源，这也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针对互联网使用与线上空间，有研究者提出了线上社会资本理论，将线上空间的人际联系从嵌入资源的角度进行了阐释（Williams， 2006）。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密切，线上社会资本同样对普遍信任产生影响。在这样的理论脉络下，本文试图使用线上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工具，探讨互联网使用影响普遍信任的中间机制。

二、 文献综述

（一）普遍信任

信任产生于人际交往，是对交往对象可靠性的期望，对交往关系具有的信心程度。研究者从个体的心理层面和个体之间的联系层面对信任进行了阐释。首先，从个体心理层面，信任体现为个体对于交往对方的动机、行为与规范之间的可靠性预期。杨宜音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进行观察与访谈，描述了中国人际关系中“外人”变成“自己人”的过程，发现中国人存在以自我为核心的边界，用以区分不同的信任关系，边界之内是相互包容的，边界之外是相互排斥的（杨宜音，1999）。其次，从个体之间联系的层面，信任体现为行动者之间一种承担着风险的自愿托付行为，能力信任和人品信任是构成信任的两个关键要素。联系性产生的关系机制和认同机制被认为是信任的重要来源（Lewicki， et al.， 1998）。关系网络逐渐演化而形成信任，其中认同聚合性、主体传递性、结构封闭性是信任演化的主要特征（帅满，2013）。

通过人际联系产生的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种类型。二者本质的差别是信任圈子的不同，也被称作信任系统的大小不同（郑也夫，1993）。当信任系统较小时，圈子成员之间具有强烈、全面的信任感，表现为有确定选择和倾向性的特殊信任；当信任系统较大时，圈子成员的信任感弱化、单一，表现为由基本观念和信仰导向的普遍信任（李伟民、梁玉成，2002）。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但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通过特殊信任构建起的存量和扩展是形成普遍信任的重要路径（王连生、王茂福，2021）。存量路径是提升个体对社会大众普遍信任的基础，扩展路径是从个体社交圈到社区参与再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信任演化方式。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转换有宏观和微观两种机制：宏观机制认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信托系统和公民社会所构建的系统信任，是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过渡和转换的关键；微观机制认为，信任者、被信任者和信任对象之间构成的信任半径是特殊信任拓展并转换为普遍信任的基本框架（Schilke， et al.， 2021）。

本文聚焦于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包含了行动者对他人一般性的认同倾向，以及对社会整体运行状况的信心（Cook， 2005）。普遍信任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关于普遍信任的研究，可以从文化制度因素论、人际关系因素论、社会资本因素论三个方面综述：

1. 文化制度因素论

基于文化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是影响信任的重要因素。福山认为，具有自发社会性的文化因素可以使信任跨越家庭范畴，在生产协作中形成更为紧密的普遍信任，从而实现经济繁荣（福山，2016）。中国社会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构建起以个人和家庭为核心的关系结构，对于社会整体的普遍信任具有两种相反的倾向：一方面从信任的差序格局特征考虑，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任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从信任的身份认同特征考虑，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普遍信任（胡安宁、周怡，2013）。不同的制度背景也是影响普遍信任的重要因素。现代经济制度需要交易双方信守契约、诚实公平，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提升普遍信任（陈福平，2012）。中国的市场转型时期存在国家再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区隔，研究表明公共部门的政治参与水平较高，相对剥夺感较低，因此其普遍信任高于私有部门。另外，不同地区的空间差异、规模差异，也会对普遍信任产生影响（张云武，2009）。综合文化制度因素论可知，中国的儒家文化背景与长期以来的转型发展共同影响着普遍信任，这些因素在数字社会中是否依然延续影响，是值得继续关注的议题。

2. 人际关系因素论

普遍信任的产生离不开人际联系以及形成的人际关系，中国社会以关系主义和关系导向为主要特征（边燕杰、杨洋，2019），因此，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任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人的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的转变，是从家庭关系、友谊关系、约定关系向陌生人的松散关系过渡的过程（翟学伟，2022），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关系纽带模式是强关系主导的圈子结构，圈子内部是自己人，特殊信任程度很高，圈子外部是外人，普遍信任程度较低（边燕杰、张磊，2013）。当研究者将人际关系因素作为影响普遍信任的重要路径时，便开始关注何种因素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变化，从而提升普遍信任。首先是关系运作，尤其在市场经济中关系的使用和运作是人际联系的主要目的，行动者之间的短期交往可以通过工具型关系运作提升普遍信任，长期交往可以通过情感型关系运作提升普遍信任（彭泗清，1999）。其次是个人特征，西方研究认为信仰共同体是普遍信任的基础，同样，在中国，宗教信仰也可以拓展交往圈子的范围，增加差序格局的半径，对于普遍信任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阮荣平，2011）。最后是结构影响，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其行为结果和关系建构都有重要作用，从而影响普遍信任。基于中英两国的比较研究表明，在英国可以通过教育促进价值规范和制度认同提升普遍信任，在中国可以通过教育促进经济效应提升普遍信任，人际关系在教育提升普遍信任的路径中是重要的中介作用（李冬雨、胡安宁，2021）。

3. 社会资本因素论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普遍信任，在西方社会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成果。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对美国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普遍信任是集体社会资本的一个维度，社会资本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公共参与和政治参与（Putnam， 2000）。福山也使用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伦理道德等自发社会性可以提升普遍信任，并通过道德共同体的形式提升社会资本，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福山，2016）。中国的研究者也关注社区参与、政治参与和居民信任之间的关系，认为普遍信任是集体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可以提升居民政治参与，对社区治理效应和社区创新结果也有显著提升（李勇等，2014）。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是嵌入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中可获取、可动员的资源（Lin， 2002），因此，影响普遍信任的重要因素是社会网络资源。通过定位法测量个体联系人的数量和职业，可以得到社会资本的达高性、广泛性和异质性等指标，进而发现对普遍信任具有提升作用（敖丹等，2013）。社会资本也可以从宏观层面的公共资源分配水平和微观层面的个体分配处境分别对普遍信任产生影响，结果发现社会资本中所蕴含的嵌入性资源对居民普遍信任具有促进作用（田北海等，2021）。

通过现有研究可以发现，普遍信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都得出了相关结论。然而，现有研究多是基于线下空间和实体社会背景，当进入互联网时代和数字时代后，社会结构和人际联系都相应发生了转变，本文将在这一背景下继续讨论普遍信任的变化趋势。

（二）数字时代的普遍信任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数字社会阶段，并且具有显著的用户群体优势和技术发展优势。2023年3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的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说明数字技术已经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国正在快速步入数字时代。对于人际关系的结构而言，数字技术使个体与社会直接相连，摆脱地方社会与社会结构的束缚（邱泽奇，2022）。普遍信任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的圈子结构的、具有边界的人际关系，转变成互联网上开放的、平等的、趋同性的人际关系（翟学伟，2022）。因此，数字时代的普遍信任是在新的人际关系中形成的，研究者主要关注两个重要方面：数字时代的网络交往和人际关系如何变化，数字时代人际关系对于普遍信任有何影响。

在互联网技术诞生之始，研究者便开始关注互联网带来的社会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数字鸿沟理论。数字鸿沟理论阐释了从互联网的接入过程到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异质性与不平等。研究者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数字鸿沟。第一道数字鸿沟指是否接入互联网的鸿沟，也被称为“接入沟”，其中社会阶层、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等是影响第一道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的比例越来越高，是否接入互联网不再是第一道数字鸿沟的主要指标，研究者开始关注上网时间或网络使用频率，作为一般使用者和经常使用者之间的区别（Brandtzag， et al.，2011）。第二道数字鸿沟指互联网使用方式不同产生的鸿沟，也被称为“使用沟”，教育程度、经济资本等将使用沟区分为研究型、消费型、表达型、娱乐型等多种互联网使用方式（Norris， 2002）。现有关于数字时代互联网使用结果的研究，多是基于数字鸿沟理论的延续，包括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使用方式等因素。

普遍信任与个体的社会网络同社会资本有紧密联系。数字时代互联网使用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时间替代效应论和社会补偿效应论两个主要观点，前者认为网络使用会侵蚀实体空间社会资本，后者认为网络使用可以提供新的网络资源，使社会资本得到提升（边燕杰、缪晓雷，2019）。普遍信任作为集体层面社会资本的主要维度，也受到互联网使用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数字时代普遍信任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无关论、下降论和上升论。

1. 互联网使用与普遍信任无关

虽然互联网使用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资源和交往方式，但由于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存在一定的区隔，线上的资源并不一定能够影响到线下，因此互联网使用对普遍信任没有影响。在互联网出现的早期，詹宁斯（M. Kent Jennings）等使用1982年—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准实验研究，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提升上网者的公共参与，但对于普遍信任没有影响（Jennings & Zeitner， 2003）。尤斯拉纳（Eric M. Uslaner）使用皮尤（Pew）公司的互联网与美国生活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构建了以网络使用心态、线上购物意愿、个人隐私态度为主要维度的线上信任，结果发现线上联系对于上网者的线上、线下信任都没有显著影响（Uslaner， 2010）。

2. 互联网使用降低普遍信任

数字社会同样存在负向功能，网络交往会使上网者产生疏离、孤立，甚至抑郁的情绪（Kraut， et al.， 1998）。这也是网络成瘾的表现，上网者无法分辨虚拟与现实，从而使实体空间的人际关系被虚拟空间的交往侵蚀和替代，造成实体空间社会参与的下降和信任的降低（Putnam， 2000）。基于网络使用方式的研究表明，娱乐型使用群体的社会信任水平更低，达利西（F. Dalisay）等通过对美国大学生电子游戏机使用动机调查研究，提出了沉浸动机（immersion motivation）理论，认为探索动机、角色动机、规则动机和逃避动机是造成网络沉迷的主要因素，其中逃避动机会降低上网者的普遍信任（Dalisay， et al.， 2014）。中国的青年群体研究结果同样表明，相对于传统媒介，使用互联网的青年群体普遍信任程度更低，但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因素会减轻这种负向影响（赵晓航、李建新，2017）。

3. 互联网使用提升普遍信任

数字社会最典型的特征是将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人际交往之中，使得缺场交往成为可能（Giddens， 1991）。上网者通过互联网的线上交往，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网上人际信任，白淑英将其定义为“在网络空间的交往过程中对对方能够履行他所被托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白淑英，2003），线上交往双方通过身份预设、声誉感知和交往判断等方式获得信任。随着交往程度的深入和交往形式的多样化，不同的网络使用方式都能够带来普遍信任的提升，同时普遍信任与公共参与可以在互惠模式下相互促进，布奇隆（B. C. Bouchillon）将其总结为良性循环（virtuous circle）理论（Bouchillon， 2013）。例如，社交网络平台的使用强度可以提升社会普遍信任和公共参与，积极的电子商务行为同样能提升普遍信任，并有利于提升民主支持。

现有研究结论基本明确了数字时代互联网使用和普遍信任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存在两方面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一是缺乏对于数字鸿沟影响普遍信任的完整路径分析，由于接入鸿沟决定了是否使用互联网和使用频率，使用鸿沟决定了上网群体每种使用类型的多少，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应该放在一个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二是缺少互联网使用影响普遍信任的中间机制研究。现有研究只停留在数字鸿沟的影响结果，测量指标也只是网络使用频率和网络使用方式，停留在异质性研究层面，中间的影响机制成为“黑箱”。本文使用线上社会资本理论打开黑箱，明确互联网使用影响普遍信任的内在机制。

三、理论与假设

社会资本与信任的关系密切。从集体社会资本的角度，群体内部的信任是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从个体社会资本的角度，社会资本是推动社会普遍信任提升的重要因素。本文关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互联网技术将社会空间发展成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转换，社会资本理论也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具有了新的理论内涵，发展出线上社会资本（online social capital）理论。本文将从线上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讨论数字时代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

（一）线上社会资本

互联网时代新的网络空间特征和新的人际交往模式，促使经典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在线上空间拓展。普特南提出的内聚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与外联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很好地解释了社会资本的特征，即一方面是提供情感与支持的紧密连接，另一方面是传递信息并扩展网络规模的弱关系连接（Putnam， 2000）。使用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研究线上虚拟社区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可以发现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类型与特征上，线上与线下具有相似性（Norris， 2002）。基于互联网的社会资本研究，应该使用新的理论与测量方法，作为现有研究的补充。

线上社会资本的概念在威廉姆斯（D. Williams）的文章中第一次被提出。他在时间替代效应论与社会补偿效应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感知到可获得或可利用的益处或资源”即社会资本，其中既包括线上社会资本，也包括线下社会资本。威廉姆斯继承了普特南关于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的分类，区分了线上、线下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提出了具体的测量方法，通过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可以降低线下社会资本、提高线上社会资本（Williams， 2006）。显然，威廉姆斯的结论支持了普特南的时间替代效应论。为了更好地回应社会资本的社会补偿效应论，埃利森（N. B. Ellison）等人提出维持型社会资本并进行测量，他们认为社会资本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在线上空间保持和加强，成为维持型社会资本，使同伴关系更加亲密，并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Ellison， et al.， 2007）。

内聚型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社会资本是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类型提出的关键概念，他认为内聚型社会资本具有排外特性，强化圈子的边界，使得内部关系更加紧密，信任水平更高；外联型社会资本具有包容特性，扩展圈子的外延，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提升普遍信任（Putnam， 2000）。对线上社会资本而言，互联网的交往方式更加多元，获取信息资源的途径更加广泛。本文认为，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通过认同逻辑提升普遍信任，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通过认知逻辑提升普遍信任，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二）认同逻辑：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提升普遍信任

内聚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加强群体内部成员的团结，使成员之间产生更多的强关系。根据格兰诺维特（Mark S. Granovetter）的观点，强关系是相识时间长、互动频率高、亲密程度高、互惠交往多的关系类型，虽然强关系之间会传递重复信息，对于找工作等目的性行为不利，但对于群体内成员的认同程度、信任程度和情感强度的提升都有帮助（Granovetter， 1973）。威廉姆斯将内聚型社会资本的特征扩展至线上，认为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同样具有提供情感支持、获取资源、团结内部和明确边界的功能。由于线上关系不仅有通过网络交往认识的线上好友，也有线下好友通过互联网转移到线上联系，考虑到线上交往基于共同兴趣和共同话题，因此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维持过程遵从认同逻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身份认同。这是线下好友通过网络交往转移到线上联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资本的维持功能。通过对线下空间身份的彼此熟知、彼此认同，才会在线上空间维持联系并进行广泛和深入的交往，进而形成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

第二，偏好认同。互联网的人际交往方式是平面化和碎片化的，但交往内容是基于个性和偏好的。通过偏好的相似形成同质性群体，也是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偏好认同可以建立互联网圈子，形成互联网群体，进而通过特定目标形成互联网组织（黄少华，2002）。

第三，情感认同。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也包含情感资源，可以基于深入交往、共情传递的方式形成。例如，购物平台社区的线上社会资本可以提升成员之间的熟悉度和信任度，形成虚拟社区归属感，众筹平台的线上社会资本则可以基于情感认同获得经济支持（程诚、任奕飞，2022）。

本文认为，基于认同逻辑，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的关系强度、网络结构、资源总量等方面都会得到提升。依据布奇隆的良性循环理论，以互惠参与和网络资源为标志的线上社会资本对于人们的普遍信任具有促进作用（Bouchillon， 2013）。因此，本文提出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假设，即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是互联网使用提升普遍信任路径上的中介机制：

假设1：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总量越高。

假设2：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普遍信任程度越高。

（三）认知逻辑：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提升普遍信任

外联型社会资本是群体边界不断扩展，个体向群体外部连接并获得更多资源的结果，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弱关系连接。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优势理论（strength of weak ties）指出，弱关系是个人获取机会以及社区整合中不可缺少的因素（Granovetter， 1973）。相对于强关系所传递的重复冗余信息，弱关系可以创建更多的信息传递路径，跨越更远的传播距离，获取更多的异质性信息。互联网对于信息传递和信息扩散具有量变与质变的提升作用，当通过线上交往形成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时，其弱关系优势则更加显著。威廉姆斯认为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具有外向延展、交往广泛、自我提升、充分互惠的特征，上网者对于身边事物和外部世界因此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认识。针对上网者的个体认知层面，本文从认知逻辑角度出发，认为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具有三方面认知提升功能：

其一，认知边界拓展。由于互联网将信息以网络形式组织起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所获取的经验，上网者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得更多信息，认知边界在互联网使用过程中得到了广泛拓展。这是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的本质特征。

其二，认知程度加深。互联网使用受到个人特征和阶层特征的影响，存在不同的使用方式，和自身的工作内容、专业背景越相关的使用方式，越有助于从互联网获取更多相关信息，提高专业认知的深度（Larsen & Sørebø， 2005）。同样，信息搜索等使用方式也可以加深认知，提升线上社会资本。

其三，认识迭代加速。认知迭代是指通过思考和学习，其认知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互联网上信息的复杂性需要上网者注意力的提升，通过浏览、过滤、接收等方式快速获得有用信息（卢春天、马怡晨，2021）。这是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区别于线下社会资本的特征。

本文认为，基于认知逻辑，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对于个体行为和群体边界都具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数字时代，网络交往使得大量的弱关系不断形成、转化，将上网者连接到多样的群体中，拓展了个体社会网络的广泛性、异质性、达高性，并进一步提升上网者的普遍信任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假设，即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是互联网使用提升普遍信任路径上的中介机制：

假设3：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总量越高。

假设4：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总量越高，普遍信任程度越高。

四、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21年的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ob Search Network 2021， JSNET 2021），该调查于2019年至2021年在长春、厦门、天津、上海、西安5个城市展开。采用规模等比（PPS）的多段随机方法抽取城市的社区、家户和个体。选取16岁—84岁有非农工作经历的人作为被访者，最终收集到问卷4096份，经过缺失值处理，最终的样本量为4043个，其中上网群体的样本量为3803个，占总样本的94.16%。这一比例高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报告的网民比例（75.6%），原因是JSNET 2021只针对城市样本，说明中国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很高。

（二）变量及描述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普遍信任。通过询问被访者“一般来说，您对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否信任”，使用5个刻度的李克特量表对其进行测量（1＝根本不信任，2＝不信任，3＝一般，4＝比较信任，5＝非常信任），得到均值为3.184，标准差为0.819的定序变量。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数字鸿沟变量，其中接入沟通过上网频率变量测量，问卷中询问被访者使用电脑和使用手机上网的频率，将从不上网群体归为一类，将上网群体按均值划分为偶尔上网和经常上网两类，因此得到了三分类的上网频率变量。使用沟通过网络使用方式及其频率测量，问卷中分别询问了一般信息、学习工作、购物支付、娱乐休闲和沟通交流5种网络使用方式的频率，从低到高的取值代表从不、很少、有时、经常、总是。将这5个变量直接带入模型，作为不同的网络使用方式。

第二部分是线上社会资本变量，通过威廉姆斯的量表进行设计，分别测量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的量表询问被访者，“在互联网上是否有下列这样特征的好友：提供建议的好友、解决困难的好友、介绍工作的好友、分享心事的好友、借给我钱的好友”。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的量表询问被访者，“在互联网上与好友交流是否有如下感受：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想尝试新的事物，结识了新的朋友，认识到世界上所有人都能连接在一起，愿意花费时间参与网络群组的交流”。每个问题都使用5个刻度的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通过因子分析的方法，分别得到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的相关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系数检验和巴特利球形检验的结果表明，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量表的α值（Cronbach’s alpha，克隆巴赫信度系数）为0.919，KMO值（Kaiser-Meyer-Olkin，变量间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比较指标）为0.872；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量表的 α 值为 0.837，KMO 值为0.817，结果较好。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性别、年龄、年龄平方项、所在单位类型、教育年限、收入水平、社会经济地位、所在地区等变量。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所示。表1的最右侧展示了所有变量与因变量普遍信任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所有的相关系数均在0.2以下，说明所选择的解释变量与因变量具有独立性。

五、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对数字时代的线上社会资本和普遍信任的分析，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使用回归模型逐步分析网络使用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网络使用对于线上社会资本的影响，以及网络使用与线上社会资本同时作用于普遍信任所产生的影响。其次，分析网络使用影响线上社会资本再影响普遍信任的路径，从而回应理论假设，发现数字时代提升普遍信任的机制。

（一）互联网使用、线上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回归模型

表2展示了互联网使用、线上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回归模型结果。模型1中只加入了上网频率变量，以从不上网群体作为参照项，观察接入沟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模型2和模型3分别将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与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并且只保留上网群体，观察网络使用方式对线上社会资本的影响。模型4是加入所有变量的全模型，同样只有上网群体，观察所有因素对普遍信任的影响结果。所有模型的因变量都是连续变量，因此都使用OLS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s，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

模型1展示了使用沟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以从不上网群体作为参照项，发现偶尔上网并不存在普遍信任的优势，但经常上网的系数正向显著，比从不上网群体的普遍信任高16.2%。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发展已经跨越了第一道数字鸿沟，大量人群接入互联网成为网民，是否接入互联网对于普遍信任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影响；另一方面说明，第一道数字鸿沟的关注点已经从是否接入转向使用频率，经常上网群体仍然具有普遍信任优势。因此，有必要对上网群体进一步分析，找到互联网使用影响普遍信任的中间机制。模型2与模型3只保留了上网群体，原因是从不上网群体不存在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变量，且这一群体的占比较少（5.84%）。分别观察两个模型的结果，发现5种互联网使用方式对于线上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只有学习工作使用与沟通交流使用两种方式的系数正向显著，说明上网者进行与自身工作学习相关的上网活动，以及互联网人际交往，对线上强关系及其情感资源的维持和拓展有积极影响，此结果部分支持假设1。对于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5种互联网使用方式的系数均正向显著，说明互联网使用可以拓展弱关系，获取信息资源，积极地提升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此结果支持假设3。综合模型2与模型3的结果，可以发现沟通交流使用在两个模型中均正向显著，且系数最大。这说明线上社会资本的产生与拓展是基于人际联系的，与线下空间一样，在线上空间的沟通交流越多，则线上社会资本提升越大。

模型4中加入了所有自变量，由于只保留了上网群体，所以上网频率变量中只包括偶尔上网和经常上网。在模型4中使用偶尔上网作为参照项，发现经常上网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当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上网频率对于普遍信任不存在影响。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与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的系数均正向显著，说明线上社会资本越高，则上网者的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此结果支持假设2与假设4。不过，5种网络使用方式在模型4中只有娱乐休闲使用显著，且为负数。这一方面说明，娱乐休闲使用对于普遍信任存在直接影响，在线上进行越多的娱乐休闲活动，则普遍信任程度越低；另一方面说明，其他网络使用方式通过线上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施加影响，存在线上社会资本的中介机制，需要进一步的模型进行分析检验。

（二）互联网使用、线上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的路径分析

为了检验互联网使用影响线上社会资本进而影响普遍信任的中介机制是否存在，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作为互联网使用影响普遍信任的中间机制。同时，考虑接入沟与使用沟的相互影响，上网频率越高，则每种互联网使用方式的频率也会越高，所以将上网频率作为路径分析中的第一个变量。结果如图1所示。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可知，Chi2值（chi-square，卡方）较小，说明模型的拟合指数较好。RMSEA（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近似均方根误差）是模型总体拟合指标，一般认为 0.05—0.08之间的取值是可以被接受的。SRMR（standar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标准均方根残差）可接受范围小于 0.05。CFI（comparative fit index，比较拟合指数）大于0.9 且越接近 1 则模型越好。上述指标都支持了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较好。

观察图1中的路径可知，上网频率对于5种网络使用方式均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支持了接入沟和使用沟之间存在联系，上网频率越高预示着网络使用方式的频率也相对较高。网络使用方式到两种线上社会资本的路径与表2中模型2、模型3的结果一致，即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只受到学习工作使用和沟通交流使用的正向影响，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受到每一种互联网使用方式的正向影响。线上社会资本到普遍信任的路径则支持了表2中模型4的结果，对于普遍信任有正向提升作用，且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之间还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最后，两条直接效应的路径分别展示了：上网频率对普遍信任不存在直接影响，娱乐休闲使用对普遍信任存在负向的直接影响。本文使用线上社会资本的两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在沟通交流使用影响普遍信任的路径中，线上社会资本存在中介效应，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的中介比例为28.32%，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的中介比例为26.88%，一般信息使用、学习工作使用和购物支付使用对于普遍信任不存在影响。限于篇幅，文中省略了中介效应检验的表格。

值得注意的是，休闲娱乐使用对于普遍信任存在两条影响路径：一条路径是对于普遍信任的负向影响，说明上网进行娱乐休闲的频率越高，越会削弱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另一条路径是娱乐型使用对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的提升，说明使用互联网进行休闲娱乐可以拓展交往边界，提升认知水平，累积更多的线上资源。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可以提升普遍信任，这与休闲娱乐的作用构成了正负相反的影响方向。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互联网娱乐休闲使用变量和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变量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结果如图2所示，黑色虚线代表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较低的样本，黑色实线代表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较高的样本。当横坐标娱乐休闲使用频率较低时，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越高，则普遍信任程度越高。随着娱乐休闲使用频率的提升，普遍信任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支持了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负向作用。不过，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存在交互作用，即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较低的群体，其普遍信任程度下降较慢，且最终高于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较高的群体。这说明，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会削弱娱乐休闲使用对普遍信任的负向作用，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普遍信任的降低。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初步得到三点结论：第一，娱乐休闲使用降低普遍信任，但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会削弱其负向效应；第二，沟通交流使用提升普遍信任，同时线上社会资本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第三，一般信息使用、学习工作使用和购物支付使用对于普遍信任没有影响，但能提升线上社会资本。线上社会资本是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机制。

六、结论

数字时代的普遍信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在数字时代人际“互联”的背景下提升社会“共信”，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普遍信任受到文化制度、人际关系和网络资源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当数字社会带来了数字鸿沟、技术赋能等新的特征后，普遍信任也存在无关、上升或下降等变化趋势。本文针对网络使用影响普遍信任这一理论脉络进行深入分析，使用线上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工具，探讨网络使用-线上社会资本-普遍信任这一影响路径。经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后，得到三个结论：

第一，关系拓展：线上社会资本提升普遍信任。内聚型社会资本与外联型社会资本是普特南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也进一步发展为线上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维度（Williams， 2006）。本文从认同逻辑和认知逻辑出发，论述线上社会资本对于普遍信任的提升作用，实证结果也发现两种线上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具有积极显著影响。实证结果一方面验证了互联网对人际关系的拓展，并能提升上网者的认同程度和认知水平，有助于提升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任水平；另一方面，明确了线上社会资本作为数字社会提升普遍信任的重要机制，互联网使用可以使上网者的圈子更加紧密，也能够助推圈子向外拓展，使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和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同时得到提升，进而促进普遍信任。

第二，正向促进：互联网使用的资源累积作用。线上社会资本同线下社会资本一样，使上网者能在线上累积用以涉取和动员的网络资源。上网频率不会直接影响普遍信任，但不同类型的网络使用方式，其上网频率会通过线上社会资本的累积，进而提升普遍信任。在区分了内聚型和外联型两种线上社会资本后，笔者发现内聚型线上社会资本的信任提升作用有限，只受到学习工作和沟通交流使用的影响，而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可以全面提升普遍信任。这进一步说明了使用互联网对于信息资源获取，对于外部世界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上网者提升了自身的认知水平，便会提升普遍信任。

第三，负向弥补：娱乐与网络资源的相互平衡。不是所有的互联网使用方式都正向提升普遍信任，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娱乐使用会降低信任（Dalisay， et al.， 2014），本文同样支持这一结论。然而，通过加入线上社会资本这一重要的中间机制后，笔者发现娱乐休闲使用可以提升外联型线上社会资本，进而提升普遍信任。所以，线上社会资本对于娱乐的负向效应具有弥补的作用。如果不考虑线上社会资本，则会得到娱乐使用过度导致网络沉迷，降低公共参与，从而减少普遍信任这样的简单结论。交互作用的分析表明，线上社会资本可以作为重要的资源机制平衡这种负向影响，二者之间存在互动作用。

总而言之，本文在互联网使用影响普遍信任的路径中，打开了线上社会资本这一理论“黑箱”，证明了存在的中间机制，对于未来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然而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不足：首先，没有中国农村的样本，无法全面观察中国社会整体的普遍信任；其次，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如青年群体使用互联网更加频繁，老年群体存在更多的数字鸿沟等问题。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收集更加丰富的资料，进行更加充分的分析。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学科理解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型研究”（项目编号：12&ZD17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流动空间视角下网络公民参与研究”（项目编号：20BSH149）的资助。

参考文献：

敖丹、邹宇春、高翔，2013，《城镇居民普遍信任的区域间及区域内差异分析——基于“资源因素论”视角》，载《社会》第6期。

白淑英，2003，《网上人际信任的建立机制》，载《学术交流》第3期。

边燕杰、缪晓雷，2019，《论社会网络虚实转换的双重动力》，载《社会》第6期。

边燕杰、杨洋，2019，《作为中国主体话语的关系社会学》，载《人文杂志》第9期。

边燕杰、张磊，2013，《论关系文化与关系社会资本》，载《人文杂志》第1期。

陈福平，2012，《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载《社会》第2期。

程诚、任奕飞，2022，《求助悖论：疾病众筹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载《社会》第1期。

［美］弗朗西斯·福山，2016，《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安宁、周怡，2013，《再议儒家文化对一般信任的负效应——一项基于2007年中国居民调查数据的考察》，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黄少华，2002，《论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载《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

李冬雨、胡安宁，2021，《教育如何让我们更信任他人？——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载《社会学评论》第6期。

李伟民、梁玉成，2002，《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载《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勇、徐延辉、兰林火，2014，《社会质量测量维度与城市社区创新——基于深圳市的实证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卢春天、马怡晨，2021，《社会注意力的概念、功能及应用——基于青年网络主播的案例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彭泗清，1999，《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邱泽奇，2022，《数字社会与计算社会学的演进》，载《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阮荣平，2011，《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载《社会》第4期。

帅满，2013，《 安全食品的信任建构机制——以H市“菜团”为例》，载《社会学研究》第3期。

田北海、王连生、王彩云，2021，《资源占有与资源分配对城乡居民普遍信任感影响的比较研究——对“资源因素论”视角的一个拓展性解释》，载《社会学评论》第6期。

王连生、王茂福，2021，《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连接路径》，载《社会发展研究》第3期。

［德］马克斯·韦伯，2004，《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杨宜音，1999，《 “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杨中芳、彭泗清，1999，《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翟学伟，2022，《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云武，2009，《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赵晓航、李建新，2017，《当代青年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信任——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载《青年研究》第1期。

赵一璋、王明玉，2023，《数字社会学：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载《社会学研究》第2期。

郑也夫，1993，《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载《社会学研究》第4期。

Bouchillon, Brandon C., 2013, “Social Ties and Generalized Trust, Online and in Person: Contact or Conflict-The Mediating Role of Bonding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Vol. 32, No. 4, pp. 506-523.

Brandtzag, Petter Bae, Jan Heim & Amela Karahasanovic, 2011, “Understanding the New Digital Divide - A Typology of Internet User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Vol. 69, No. 3, pp. 123-138.

Cook, Karen Schweers, 2005, “Networks, Norms, and Trus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ocial Capital,”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68, No. 1, pp. 4-14.

Dalisay, Francis, et al., 2014, “Motivations for Game Play and the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Potential of Video Games,” New Media & Society, No. 3, pp. 1-19.

Ellison, Nicole B., Charles Steinfield & Cliff Lampe,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12, No. 4, pp. 1143-1168.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8, No. 6, pp. 1360-1380.

Jennings, M. Kent & Vicki Zeitner, 2003, “Internet Use and Civic Engagement: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7, No. 3, pp. 311-334.

Kraut, Robert, et al., 1998,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3, No. 9, pp. 1017-1031.

Larsen, Tor J. & Øystein Sørebø, 2005, “Impact of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on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mong Employees at Work,”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d End User Computing, Vol. 17, No.  2, pp. 43-63.

Lewicki, Roy J., Daniel J. McAllister & Robert J. Bies, 1998, “Trust and Distrust: New Relationships and Realit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3, No. 3, pp. 438-458.

Lin, Nan, 2002,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ris, P., 2002, “The Bridging and Bonding Role of Online Communities (Editorial),”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 1, No. 1, pp. 1-20.

Putnam, Robert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Schilke, Oliver, Martin Reimann & Karen S. Cook, 2021, “Trust in Soci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7, pp. 239-259.

Uslaner, Eric M., 2010, “Trust，Civic Engagement，and the Interne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21, No. 2, pp. 223-242.

Williams, Dmitri, 2006, “On and Off the ’Net: Scales for Social Capital in an Online Er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 11, No. 2, pp. 593-628.

【作者简介】 缪晓雷：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Miao Xiaol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