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近代上海的众多职业女性中,女医数量虽少,却因其现代科学执行人的身份受到瞩目。女医的养成首先得益于女子医学教育的开展,民国以后,开业女医的数量不断增多。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医教育、开业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各类女医活跃于此。她们通过亲朋挚友、医生同僚等社会关系,采取合作开业策略,游走于各类医疗机构与组织之间,建构自己的执业网络。共同的医学教育经历与背景,使女医与其他医者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而家庭或同乡关系,亦在女医确立职业志向、拓展医疗业务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近代上海; 女医群体; 医学教育; 社会网络;
医疗社会史书写的最初目标在于为精英医生们立传。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社会史、文化史的介入,医疗史越来越多地关注疾病、公共卫生与保健制度等社会面向的医学话题。进入21世纪后,医学中的“人”重新受到关注,历史学家力图透过医生这个职业群体来考察医患关系、医疗方式与社会观念的变迁,以回应医疗社会的现实问题。当医生是女性时,女医生的性别身份决定了其异于男医生的医业分工,并呈现出独特的医学文化特征。
对近代中国医生群体的既有研究,通常只关注男性,即使关注女性,也只聚焦于少数精英女西医,且时段局限于清末民初。1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从事医疗活动的普通女医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女西医,兼及女中医),通过考察女医教育与开业形态,初步探讨社会网络在女医群体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自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学界兴起,其基本概念为特定个体之间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独特联系,这些个体由于彼此间的关系纽带而采取相似的思考和行动方式。这种关系可以是人际关系,也可以是交流渠道、商业交换或贸易往来。其中,关系力量(强度)的概念将关系分为强和弱。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前者通常包括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后者则包括业缘关系、泛缘关系等,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二者在人们获取信息和其他社会资源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2女医作为社会化与职业化的个体,身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包括同僚合作或竞争关系、医患关系、家庭关系等,而这一近代社会新兴职业群体的开业策略表明,女医通常会主动利用这些关系及其提供的社会资源,以建构自己的职业领地与社会地位。
一 女医养成:数量与医学教育
19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少数现代意义上的女医,最早赴美学医的四位女性——金韵梅、石美玉、康成与许金訇——即为其中的代表者。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各类女医数量已初具规模,多半在通商口岸城市行医。在很大程度上,抗战时期战争救护的需求使得女医的数量得以快速增长。上海是近代中国开业女医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之一。在1909年的《上海指南》中,张竹君是仅有的四位著名华人西医中唯一的女性。根据1922年《上海商业名录》的统计,当时沪上中医男性202人,女性6人;男西医98人,女西医21人。31936年《上海医师公会会员名录》中记载男女西医分别为311人和33人。450年代初,官方登记注册的上海女西医和女中医人数总和上升至350个左右。5这些数字来自卫生行政机关申领执照者的统计,执业女医的实际数量要高于此,但可以确定的是,男女医师比例大致为10∶1。
执业女医的数量不断增多,女子习医或业医成为可能,得益于各国医学教育的进展。中国女西医的来源包括教会医院培养、留学归国、国内医学院校毕业或国内毕业再赴国外进修。此外,尚有学习中医出身兼习西医者。而近代中国女中医的养成不仅延续了拜师习医的师徒制,同时还增加了女中医学校这一新式教育形式。6就笔者所见近代女医相关文献而论,女医既包括医学院校开办者或授课人、医院领导者、长期经营诊所业务者,也包括医疗个案中的无名氏;前者通常在较长时段内保持活跃度,后者则更能凸显女医中边缘群体的从业状态。多种因素形塑了女医内部的区隔与等级,医学教育无疑是区分女医群体内部不同社群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
海外留学的女医,从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麦吉尔大学等高等学府,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归国后通常从事医疗与社会事务、拥有更高的社会声望以及更大的社会活动空间。金韵梅、石美玉、康成与许金訇,被不断塑造为近代女子教育的开荒者、新女性的代言人,她们的行动与事迹一直是媒体争相报道的主题。7而她们的后继者从美国各地归来,以医学精英身份顺利占据了综合医院、政府卫生部门、女性社会团体的各种职务。上海近代最大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即由美国基督教女公会创办于1885年的西门妇孺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成为这些留美女医生的大本营,倪逢生、葛成慧、邝翠娥、王淑贞等都曾在此行医,同时兼任医学院教授。上海市卫生局作为现代政府管理职能推行者,也聘请她们为现代卫生行政的执行人。此外,沈骥英对于上海乡村卫生问题、高桥卫生模范区建设、节育诊所指导,陶善敏对于女子医学教育问题研究、上海卫生局卫生试验所,皆贡献良多(见表1):
表1 近代上海留美女西医及其活动举要
留日女医是另一个较大的女留学生群体,数量上多于欧美国家女医留学生的总和。成立于1900年的东京女医学校(1912年更名为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至1927年,至少录取了67名中国留学生入校学习。其中,广东省留学生最多,其次为福建、浙江、江苏等省。8经过四至五年的医学教育后,一些女医会选择回到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开业。其中最有名者当数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她与同学李韵娴1914年入学,1919年回国,在北京开办森仁医院。杨步伟婚后基本放弃医业,只在短时间内开办过为穷苦人服务的节育诊所。9比杨步伟早回国的钱旭琴、苏淑贞于1916年分别到上海医院产科、广东病院产科任职,二人受到女子医专校长吉冈弥生的称赞,并被中国媒介誉为“中国女子健康之福星”。10而比杨步伟早五年入学的熊谈松雪,回国后一直活跃在江苏各地的医疗领域,在南通、镇江、无锡等地创设女医学校和医院。11此外,中国留学生入读的日本女医学校尚有帝国女子医学药学专门学校、东洋女子齿科医学专门学校、东京女子齿科专门学校与大阪女子高等医学专门学校等。
随着20世纪本土医学教育的拓展,女医培养构成了发展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目标。出于保护女性健康以及女医生诊治女病患的需求,专门培养女医的女子医学院既是教会医学教育的努力方向,也是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某种延伸。前者如1899年美国长老会创立于广州的夏葛医学院(亦称夏葛女医学堂,Hackett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1908年美国卫理公会、长老会与公理会联合创办于北京的协和女子医学院(亦称华北协和女子医学院,North China Union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以及1924年美国基督教女公会、浸礼会联合成立的上海女子医学院(亦称上海基督教女子医学院,The Shanghai Union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For Women或The Wome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后者的代表则是1905年创办的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
1905年3月,沪上第一位挂牌行医的华人女西医张竹君与士绅李平书在派克路(今黄河路)共同创办女子中西医学院,张竹君教授西医,李平书教授中医,意在培养贯通中西医且专为女性病患服务的女医者。1909年7月,李平书在积谷仓(今多稼路)集资建成南市上海医院,附建有校舍,女子中西医学院遂迁入。尽管该校的医学课程设置、教育水准并不尽如人意,12但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女医教育的基础,成为女医日后留学深造或进入国内综合医学院的跳板。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是葛成慧,她于1914年以第二名身份从该校毕业,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名额,入耶鲁大学医学院,回国后一直活跃于产科领域。另一个代表人物是沈郑浩,她在画家丈夫沈泊尘离世后,进入上海女医学校学习,后东渡日本深造,并在男性友人的帮助下,于20年代中期开始于沪上执业。13
上海医院的经营并不顺利,其主要医治对象是南市附近的贫苦大众,办院经费常年无着,李平书借助其社会关系网四处筹措。“二次革命”后,李平书东渡日本,张竹君独力难支,医院亏累甚巨。而医学教育理念的分歧很可能是张竹君后来另起炉灶的关键所在。自上海医院建成后,一方面以西医为根本,删除中医教学内容;另一方面,不再用女医学堂的校名,直接改称为上海医院医学校,且男女同招,女医学堂的性别特征逐渐淡却。但张竹君仍秉持女子医学教育的理想,培养专为女性病患服务的女医是根本宗旨,这与上海医院宣称“中国之生灵可免庸医之杀戮”的普度众生思想,有相当程度的歧义。14张竹君于1916年1月将上海医院医学校更名为富华女医学校,“其义欲使我国二万万女同胞同抱富强之目的”,表明重寻女子医学教育性别意义的努力;同时发布新的招生简章,以期延续女子中西医学院的女医教育理念。15张竹君还申请上海医院收归公有,并于当年4月辞去监院一职,不久后,上海县宣布接管上海医院,改归公立。16但富华女医学校持续时间并不长,张竹君亦未能继续其女医培养的行动,其志愿由妹妹张湘纹承袭。1917年,张竹君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创办健华颐疾园(后改称健华医院)作为肺病疗养之场所,后在疫病流行期间用作时疫医院。17
随着男女同校在20世纪20年代渐成趋势,综合性医学院校也开始招收女生,专门的女子医学院似已无设立之必要。1922年中国教育委员会决议:“促进女子医学教育,不在保持固有之女子医学院,而在使女子在男女同学之医学校有同等之机会。”据1933年的统计,中国共有医学校28所(上海多达7所),其中专收女生者2所(夏葛医学院、上海女子医学院),专收男生者2所(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其余24校男女同招(如同德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等)。当年女生在读人数619人,在各医校所占比例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二十几不等。18专门女医学校的式微,不仅表明女医教育借助并加入更大的医学教育体系的需求(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于1923年并入齐鲁大学),还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相关(夏葛医学院于1936年归并岭南大学),拟另文论述。
成立较晚的上海女子医学院继承了女医专门培养的衣钵,与其说逆男女同学大势而行,不如说通过医学教育资源的整合,提出更高的女医教育专业化目标。1924年,在1891年美国监理会创办的苏州女子医学校的基础上,上海女子医学院正式成立。该校在美国立案,以西门妇孺医院为教学实习医院,“正科入学资格,须在大学校毕业,或肄业二年以上者,四年毕业,毕业后在医院实习一年,始授证书”。19所招学生大多来自金陵女大、燕京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大学。学校在专业课程上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合作,互换教员,均用英文授课。初创时学生仅10人,专职和兼职教师约15人;1935年,专、兼职教师增至30余人。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办之时,前后共有毕业生72人,遍及中国各省。20上海女子医学院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女子西医教育本土化的典范,进一步促进了现代医学教育体系在中国的形成。
专门招收女生的女子中医医学院也在上海短暂存在过。1925年6月,丁甘仁和夏应堂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经验之上,创办了上海女子中医学校(亦称上海女子中医专校),校址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沪北广益医院内。21后因中医学校亦开始男女同学,加之丁甘仁于1926年8月辞世,女医校于1927年底并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近代女中医的养成也要突破传统师徒制,其目标不再限定于家族内的知识流传或特定阶层的医学活动,而是与女西医一样,遵从规范的现代教育模式与服务人群的宗旨。
所谓“近代女医”,即为这些教育背景千差万别的女性医者,女医群体显示出近代上海医疗市场的鱼龙混杂。很多自称“女医”者,并非经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女医生,而是未经政府登记的个体开业者,或是医疗辅助者,如护士、助产士、药剂师等,其数量远多于女医生。上海的助产士人数众多,大多毕业于杭州广济医校以及上海同德、中德、人和等四个助产学校。她们自称“产科女医生”,遭到卫生局的公开禁止。22在政府规范助产教育之前,助产学校亦多以“女医学校”自居,如上海中德助产学校1930年通过教育局立案之前,其校名即为中德产科女医学校。很多时候,在病家眼中,不同女性医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可辨的。当医疗纠纷发生时,无照执业或冒充女医师诊疗的情形可能就会得以暴露。23
二 女医网络:开业形态与策略
上海是近代中国女医教育、从业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之一。曾有甘肃派人来沪物色产科女医人才,以“在该省设置产科学校,提倡新法学术”。24又有江西某省立助产学校,委托上海职业指导所,招聘医长一人,“须在国内外医专或医大卒业之女医师”,25可见上海不仅培养了大批女医,可供输往全国各地,同时,亦吸引了众多女医前来求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女医中转站的角色。除留学回国、上海本埠培养的女医外,广东、福建、江浙等地的女医也常会选择来沪开业。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战乱时期,上海亦成为各地女医的避难所。她们通常也更倾向于在这些省份的移民聚居区开业,或在同乡会性质的医院中就职,以优惠诊费招揽同乡顾客,试举数例:
女西医卢月勤向在广州祐生医院充妇儿科主任,及在官窑钟村等处设立接生医局。去腊避乱来沪,设日勤医局于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八十号,并就南京路抛球场沪江医院女医席。现卢女医士以沪院接生,索费多奇昂,贫家不敢问鼎,特发宏愿,在海宁路广肇医院当义务接生医生。26
席德宏女医师,早岁卒业于产科专门学校,后在上海市卫生试验所吴淞产科医院实习及格,获得该所长颁给成绩优等证书。嗣赴江苏省政府民政厅卫生技术室投效产科,当奉室长汪黄英博士派往江苏省立医院产科部工作,后调派常熟县立产科医院主持产科事宜。迨沪战发生,避居家山,即在板凳村设立诊所……旋因环境日非,辗转趋避来沪,近来自设诊所于派克路二五三弄承兴里K字第四号……兹为优待同乡起见,诊例照定价拾元减半收费……27
总体而论,近代上海女医的开业形态多种多样。除了少数精英在诸如西门妇孺医院、尚贤堂妇孺医院、仁济医院、广仁医院等专科或综合医院执业外,女医多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租界里弄内自设诊所。同时,她们也会选择在医院、药房、公所、协会等机构和组织里兼职。比如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陈竞芳,是同德医学专门学校(1935年更名为同德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1925年与人合组诊所于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对面的福源里,临时法院上诉院推事夫人难产、英美烟草公司买办小儿惊厥,“均为该女医师治愈”。28此外,她还在锡金公所、宝隆药房、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联益医院、姊妹妇孺产科医院等多处兼职。29在积累了十年的行医经验与患者资源后,陈竞芳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嵩山路仁和里开设了分诊所,宣称“专治妇女月经不调、肝胃气痛、腰酸、腹疼、白带、不孕诸症”。30
表2 近代上海药房设诊女医举要
与药房合作,在药房设诊,也是女医开业的重要形态。包括五洲药房、中法药房、集成药房、宝隆药房、中西药房、利济药房、华英药房、华美药房、华德药房、普利药房、金汉药房、金鹰药房等在内的近代沪上各大药房,都会聘请女医坐诊,以吸引病家,推销药品;女医亦可借此机会接触病家,了解病情,以建构自己的顾客网络(见表2)。一些女医也与药房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扮演了合伙人或投资者的角色。1935年5月,华英药房倒闭,在此坐诊的女医张梅岭损失最为惨重。张梅岭于1930年8月开始将业务收入陆续存入,之所以为之,乃因药房董事章显达为其父——集成药房创始人张集成的门徒。华英药房负债六十余万,而张的存款就达八九万。31
除了以个体身份在各种医药机构和组织中行医,女医群体最常采取的开业策略是与同僚合作,共享诊疗空间与患者资源。女医学士张瑞彬、叶为彬毕业于南洋医科大学,擅长小儿科、妇人科、花柳科、产科,“学术精良,经验宏富”,共同任职于福民医院,并合组诊所于吕班路霞飞路(今重庆南路淮海中路)普利药房楼上。32著名女医黄琼仙1925年出访欧洲,先后至意大利、瑞士、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又返母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考察。其离沪期间的医疗事务,全权由在诊务上辅助她多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医院的女医张梅岭负责。33相类似的,妇科专家、女医郭太华赴香港处理事务的十天时间里,由冯爱华女医代诊。34由于女医独特的性别身份,女女合作更有利于同性同僚在特殊医疗领域的互助,比如在产科领域,分娩时间或地点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两三名女医可以交替为产妇诊治或接生。此外,女医因处理个人事务而暂时无法执业的情况下,可由其他女医代为处理,从而共同稳固并延续医疗业务。
而为了招揽女性病患,扩大顾客网络,男性医者也会主动联合女医共同执业,将女医纳入经营多年的事业版图中。男医自身的业医经验对男医治女病的诸多不便深有体会,特别是在妇科、产科等领域,因此,在医院内实行男女分治,乃招揽女性病患的重要手段。名医杨钟甫创办的平民疗养院鉴于贫民产妇增多,特聘女医王慧珍专门负责产科。35曾在南市公立上海医院任内科主任的黄祥甫自设医院后,邀请女医杨讱言主理产科。36女医沈郑浩除个人开业外,还在名医臧伯庸的爱多医院中担任产科医生。37还有男女同学联合开业的例子。同毕业于中国医学院的内科中医顾兆奎与妇科女医谢斐予,于1932年在老西门合组诊所。38在女性医生数量远少于男性医生的时代,男女医生合组诊所为女医开辟职业领地、确立职业地位打开了门径。
虽然男性医生之间也会合作开业,39但女医的联合具有特殊意义,会帮助她们抵御男性病患可能引发的骚扰甚或人身危险等隐患。当时报上时有刊登女医被劫甚或被绑架的新闻。1930年8月16日,在法租界菜市街(今宁海东路)懿德里开业的女医生王胡撷芬家被三名盗匪抢劫,损失价值400余元的财物。40更有男病患以看病为名,实欲纠缠女医的情形:“有时碰着一个色星高照的朋友,他竟然动手动脚,作非礼妄想……有些嬉皮笑脸的男子,借着看病的理由,前来与你胡缠。我们遇到这等场合,大都是置诸不理的。”41杨步伟在北京的森仁医院选择开在警察分局旁边,也是希望可以受到保护。42
上述合组诊所或联合执业的女医开业形态,一方面印证了女医群体数量与职业空间的扩大,另一方,亦表明同学或同业的业缘网络对女医执业的支撑具有重要影响。女医在宣传自身医技精良、经验丰富的时候,各界社会名流的背书也是一些女医广告中的“标准配置”。在女医陈志方的广告中,虞洽卿、王晓籁、黄金荣、杜月笙、王一亭、潘公展等沪上名流,以及余云岫、庞京周等沪上名医,均以介绍人的身份署名。而在名人背书之外,陈志方的家庭关系——大律师陈永霖之女,亦为其女界精英身份增色不少。43
在20世纪上半叶,家庭关系在女医个体的职业选择与塑造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首先,父母业医对子女个体确立职业志向、拓展医疗业务的影响,是家庭关系促成女医养成的一个重要面向。以女医瞿亚宏为例。瞿亚宏的父亲瞿绍衡、母亲姚英乃皆为上海著名产科医生,同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姚英乃于1916年任上海医院产科主任,后赴北平与瞿绍衡创设瞿氏夫妇医院。经瞿绍衡之兄瞿绍伊推动,1933年瞿氏夫妇将医院南迁至上海法租界宁波路(今淮海东路),更名为生生医院。44身为次女的瞿亚宏同样选择投身医界。她先后于1929年、1935年毕业于北平女子产科学校、上海同德医学院,后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亦继承父母的医学志愿,专攻产科。1937年回国后,在上海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寿民医院担任产妇人科主任,并在福煦路西摩路(今延安中路陕西北路)华德药房另设诊所。45此外,她与沪上名医范守渊结为连理,进一步稳固了这个医学之家的联结。在一件产科医疗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瞿绍衡带瞿亚宏到产妇家解决难产的情形,并有意为其提供医疗实践的机会。46事实上,当时瞿亚宏刚从同德医学院毕业,准备留学日本,很可能尚未领有正式医师开业执照,就法律层面而言,救治难产实为违法操作。但父亲的医生身份为她提供了其他女性医者无法企及的实习机会(当时另有学生七人在场见习),亦表明血缘关系与业缘关系对瞿亚宏成长为女医的双重作用。
其次,姐妹或女性亲属共同习医且业医的例子颇多,如著名的石氏三医师石美玉、石腓比与石成志。石美玉的妹妹石腓比1919年自约翰·霍普金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0年,因石美玉与所属教派就教旨等问题产生分歧,石腓比与石美玉、美国女传教士胡遵理(Jenne Hughes)一同离开九江,到上海创办了伯特利宣教会(Bethel Mission)和伯特利医院(今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石腓比于1930年因病去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石美玉转移到香港,之后赴美定居,伯特利医院院务交由其弟媳石成志处理,直至1952年医院上交给政府。47张竹君的妹妹张湘纹11岁时随张竹君自粤来沪,先后入尚贤女校以及姐姐创办的上海医院医学校就读。张竹君终止女医学校的活动后,张湘纹继承了姐姐的志愿,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人和产科医院以及人和助产学校,后又于1928年创办尚贤堂妇孺医院,终身为产妇服务。48前述女医张梅岭,其姐姐张梅影亦是赴美留学的女医。1929年张梅影自美国归来,与妹妹合组诊所于靶子路(今武进路),以新式电机电光手术机械,治疗风瘫、惊风、肺痨以及四肢不遂等疑难杂症。49张梅影、张梅岭姐妹的父亲张集成,即为杭州广济医校的毕业生,在沪上开设集成药房。
再者,“医学事业所享有的崇高的职业声望,也往往使这些医生父子伯仲相继,夫妇相随,蔚然成‘家风’”。50除前述瞿绍衡与姚英乃、范守渊与瞿亚宏等夫妻共同业医之外,更为有名的夫妻医师是倪葆春和王淑贞。二人同于1925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发展医疗事业。王淑贞是与北京协和医院林巧稚齐名的妇产科专家(南王北林),倪葆春则是中国整形外科的奠基人。相对于选择独身的女医,与丈夫同时执业的女医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事业与家庭可以平衡。女医执业不仅在社会层面服务人群,而且使得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更为凸显:夫妻通过共同的医学专业知识与医疗经验,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稳固家庭的社会地位,一起为整个家庭事业贡献力量。女医职业化与传统社会女子业医的“家风”已有本质不同。
不论是业缘还是血缘的联结,开业女医在自我宣传的过程中,大都着意建构以女性和幼儿病患为主要医治对象的顾客网络。前述诸多女医中,相当一部分以妇科、产科、儿科为专业,在妇产科专科医院或诊所、综合性医院的妇产科执业。女医广告话语描述了她们在这些领域的精通: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口“万福医院女医徐慧春专治妇女子宫病赤白带”;51“杨素兰女医师……民十四赴美国,在者示城市立医院实习,又在纽约儿科专门研究儿科及小儿各种传染病。去秋回国,现开设诊所于北四川路靶子路口五洲药房楼上,每日下午在该处候诊,并备有显微镜及小儿白喉最新器械,以资诊断治疗”。52相类似的,家庭医药也是女医经常强调的专业知识。留美女医博士黄惠光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安乐坊设立诊所,并在诊所内附设家庭儿童医药顾问社,指导儿童卫生、营养、调摄等问题,同时还担任中华慈幼会的专职医生。53再如留德女医苏曾祥多次在各种场合演讲有关儿童卫生的知识,并担任中华慈幼会刊物《现代父母》的卫生顾问,通过知识传播确立了其儿科医学权威的形象。5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医学社团通常在医生群体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亦发挥着推动作用,医师公会与医学会等专业性组织,为医生之间提供了学术交流与人际交往的平台和纽带。1925年11月上海医师公会成立,而女性组成的上海女医师联谊会要到1947年12月方才成立。此外,女中医建立社团的意识与行动要更早些。《光华医药杂志》1934年第6期刊登“女医专号”,即有组织中国女医社的提议。551941年1月《中国女医》杂志在上海创刊,这标志着中国女医学社的成立,二者的宗旨合为“促进整个女医界的互助精神”。56相对于女医合作开业形成的松散网络,女医社团更接近于正式的专业或职业组织,其在女医群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亦值得另文论述。
结 语
现代女医的首要意涵是现代医学教育培养的以医学为职业的女性。一般来说,20世纪上半叶留学归国的女西医是整个女医群体中的佼佼者,更多地被视为医学专家,拥有更高社会阶层的稳定的顾客群体,从而会获得更高的社会声誉和经济收入。此外,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出国考察医学新进展,与国际医学发展保持同步。而本土培养的女西医、女中医、女性护理人员,乃至师徒制或家学养成的女医,则更多地解决社会中下层的病痛,更需努力维持生计。
女医既是社会网络的受益者,也是塑造者。近代上海的女医通过亲朋挚友、医生同僚等社会关系,采取合作开业策略,游走于各类医疗机构与组织(诊所、医院、药房、公所、协会)之间。女医在不同空间的不断流动,有助于其接触新顾客,获得新经验,扩大职业空间,确立职业地位,与其他医生的交集或交往更容易促成联合或继承关系。尽管现代医学教育为女医提供了获取职业的机会,但在女子教育水准普遍不高的情形下,近代女医的数量与男医生相比始终不占优势。因此,女医大多利用自身的性别身份与特质,建构以女性和幼儿病患为主要对象的顾客网络。
女医个体对于职业的选择,既受到家庭影响,也是当时的文化价值、性别关系、教育和职业制度交互形构的结果。57而女医群体的形成,则可以从社会网络这个更大的视角加以阐释。女医群体的开业形态与策略显示出,同质的医学教育经历与背景,使男女医生之间或女医生之间的联合成为可能。在职业获得与社群形成的过程中,以业缘关系为代表的传统弱关系向新的强关系转化,更能充当跨越社会群体界线去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桥梁。与此同时,同乡纽带、家庭纽带等传统社会中的强关系仍在近代新兴职业群体形成中若隐若现,现代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吸收恰是在这些既有社会关系网中得以实现的。
注释
1有关近代医师群体的研究,可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尹倩:《民国时期的医师群体研究(1912—1937):以上海为讨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何小莲:《近代上海医生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对清末民初少数几位精英女西医的个案研究,可参见施康妮:《康成与石美玉在中国的行医生涯:论性别、种族与民族的跨文化边界》,程文、涂明华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崔军锋:《金韵梅与甲午中日战争红十字会救援辨——兼谈近代中国人名的英文回译问题》,《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高翔宇:《性别解放的“中间路径”:张竹君女性启蒙思想及实践》,《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等。还有一些研究从社会性别角度探讨女医群体的历史演变,如何小莲《近代上海医生生活》一书第五章;Nicole E.Barnes:《女性在医疗史上的新定位:以重庆陪都时期为探讨背景》,林家彣译,吕芳上主编《战争的历史与记忆》,台湾“国史馆”2015年版,第390—417页;梁其姿:《民族尊严、男女平等,还是无私救济?首批中国女医生的选择》,潘国帅译,《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170页。
2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就职业获得而言,传统社会中业缘关系通常被认为是较弱的关系网络,但现代社会流动性与沟通性的增强促成合作关系的搭建,让人际交往中的弱关系有了转换为强关系的更多可能。
3《上海商业名录》,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421—431页。
4《上海医师公会会员名录》,Q6—18—298—1,上海市档案馆藏。
5参见何小莲:《近代上海医生生活》,第312页。
6赵婧:《医学、职业与性别——近代女子习医论再探》,《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6期。
7最早使得石美玉和康成声名鹊起的撰述是梁启超1897年发表的《记江西康女士》一文(载《时务报》第21册,1897年,第2—3页),该文发表前一年,石、康二人从美国回到江西九江。金韵梅的成名要到1907年应袁世凯之邀赴天津参与创办北洋女医学堂之后。就笔者所见文献而言,首次将此四人合并介绍的是褚季能《甲午战前四位女留学生》一文(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1号,1934年)。
8周一川:《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184页。
9见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0《吴江钱旭琴女医士之小影》,《妇女杂志》(上海)第2卷第12期,1916年;《顺德女医士苏淑贞小影》,《妇女杂志》(上海)第3卷第2期,1917年。
11《创设妇幼医院之先声》,《申报》1926年2月19日,第10版。
12陈衡哲1914年赴美留学前,曾在女子中西医学院学习三年,对该校的医学教育水准颇不以为然。参见《陈衡哲早年自传》,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111页。
13《沈郑浩女医士之医术可钦》,《申报》1923年7月29日,第15版。
14《上海医院落成志盛》,《申报》1909年7月19日,第19版;《上海医院落成》,《申报》1909年7月20日,第12版。
15《上海医院医学校定名通告》《富华女医学校招生》,《申报》1916年1月6日,第1版。
16《上海县地方接管上海医院改归公立通告》,《申报》1916年4月27日,第1版。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后,逐年向公立上海医院拨款补助。1934年12月,上海市卫生局将医院接收,改归市办,更名为市立上海医院。1937年1月又更名为市立沪南医院,即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
17《沪西时疫医院之调查》,《申报》1926年9月11日,第15版。
18陶善敏:《中国女子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杂志》(上海)第19卷第6期,1933年。
19《妇孺医院新设女医学校》,《申报》1924年6月24日,第14版。
20《红房子130年》编委会编《红房子130年》“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1942年,西门妇孺医院开始由中国人主持。1951年7月,医院被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接管;1952年1月,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上海女子医学院的历史亦随之正式结束。
21《丁甘仁夏应堂创设上海女子中医学校》,《申报》1925年6月28日,第4版。
22《产科女医生联合会之新组织》,《申报》1927年11月21日,第15版。
23南市女医杨氏利用已故婆婆生前领有的卫生局中医登记执照继续开业,治疗肺病、小儿推拿等,后被揭发并被吊销执照,即为一例。《市卫生局吊销女医杨贾氏执照》,《新闻报》1937年5月29日,第13版。
24《甘肃派员来沪聘请女医》,《新闻报》1928年7月1日,第20版。
25《职指所征求人才》,《申报》1933年9月3日,第19版。
26《女西医卢月勤》,《申报》1926年8月6日,第19版。
27《席德宏女医师悬壶问世》,《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报告书》第4期,1939年。
28《医讯》,《申报》1925年8月28日,第20版;《妇孺产科医院迁移》,《申报》1929年2月17日,第26版。
29《锡金公所施诊防疫讯》,《申报》1926年8月14日,第15版;《宝隆药房聘名医驻诊》,《申报》1927年8月26日,第15版;《陈竞芳规定诊病时间》,《申报》1927年8月28日,第20版;《姊妹产科医院近讯》,《申报》1932年10月26日,第17版。
30《女医陈竞芳设分诊所》,《申报》1935年8月30日,第13版。
31《张梅岭损失最巨》,《申报》1935年5月27日,第10版。
32《两女医家海上悬壶》,《申报》1931年1月25日,第16版。
33《黄琼仙女医生赴欧游历》,《申报》1925年1月29日,第11版。
34《郭太华医师返沪》,《申报》1937年7月5日,第16版。
35《平民疗养院贫产义务应诊》,《申报》1937年10月31日,第8版。
36《祥甫医院诊务发达》,《申报》1926年11月18日,第18版。
37《医讯》,《申报》1925年6月1日,第20版。
38《顾兆奎谢斐予合组诊所》,《申报》1932年6月5日,第20版。
39如名医牛惠霖、牛惠生兄弟于1928年合办上海骨科医院;汪企张、汪于冈兄弟1932年合组诊所,前者医治肺病,后者治疗皮肤病。
40《女医生王胡撷芬家被劫》,《申报》1930年8月18日,第15版。
41李美莉:《女医生的自白》,《玲珑》“女子的出路”特辑,1936年。
42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第220页。
43《介绍陈志方女医师》,《申报》1927年10月13日,第1版。
44《产科专家瞿姚英乃由平回沪》,《新闻报》1933年12月5日,第12版。
45《女医瞿亚宏设诊所》,《申报》1941年6月23日,第8版。
46《瞿亚宏女医接生救护母儿两命》,《申报》1935年9月12日,第13版。
47秋心社:《石腓比医生追悼会记略》,《真光杂志》第29卷第7期,1930年;李可柔、毕乐思编《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单传航等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版,第61—64页。
48寄洪:《女医师张湘纹访问记》,《妇女生活》(上海1935)第4卷第12期,1937年。
49《张梅影女医博士回国设诊》,《申报》1929年3月11日,第23版。
50何小莲:《近代上海医生生活》,第265页。
51《申报》1927年6月14日,第17版。
52《西医杨素兰女士莅沪行医》,《申报》1928年8月23日,第14版。
53《黄惠光女医博士诊所设静安寺路》,《申报》1936年7月15日,第15版。
54《苏曾祥女医博士义务解答关于儿童健康之一切问题》,《现代父母》第3卷第10期,1935年。
55魏雪芳:《组织中国女医社提议》,《光华医药杂志》第1卷第6期,1934年。
56《发刊辞》,《中国女医》创刊号,1941年。
57成令方:《性别、医师专业和个人选择:台湾与中国女医师的教育与职业选择,1930—1950》,《女学学志:妇女与性别研究》第14期,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