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回顾了三种不同的有关“关系”性质研究的理论模型，其中每一种理论对于关系交往的基础、关系资本的产生和形式、关系资本积累的策略以及运用关系网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都有不同的解释。作者进而使用1998年中国城市消费者调查的有关数据来分析三种理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饮食社交所特有的实证意义。
在中国社会中，“关系”即有助于互惠交往的人际间的联系，往往是通过聚餐———和他人一起吃饭———发展和维持起来的。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用“酒肉朋友”一词，这就表明中国人喜欢将那些经常相互请客吃饭的人视为朋友。下面我将回顾介绍三种不同的有关关系性质研究的理论模型，其中每一种理论对于关系交往的基础、关系资本的产生和形式、关系资本积累的策略以及运用关系网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都有不同的解释。我将使用1998年中国城市消费者调查的有关数据来分析三种理论模型对于研究中国饮食社交所特有的实证意义。
一、关系资本的三种模型
（一）关系：作为家庭义务延伸的网络
这种理论认为，在中国，家庭既是社会结构的核心，也是社会关系产生和形成的源泉，这样关系就被理解为家庭纽带和家庭义务延伸而成的网络。这一理论的支持者包括：在汉语界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梁漱溟（1986[1949]）、费孝通（1992[1949]）、金耀基（Ambrose King 1985，1988），以及在英语界较知名的Morton H. Fried（1969[1953]）和C. K. Yang（1965[1959]）。
梁漱溟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在出生时便注定了他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他认为在中国，这些关系在性质上是伦理性的，将情与义结合在一起。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中，情与义互为补充并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家庭环境：拒绝对立，鼓励合作。接着梁又说，正是由于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的群体生活从未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的模式，这样情与义的伦理关系才得以从家庭延伸到社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梁将中国文化与社会定位为“伦理本位”的。而费则强调家庭内情与义的伦理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一个人离家庭中心圈越远，他的交友范围就越广，而对别人的情义相应就越少。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金耀基认为，尽管梁和费的理论是在二十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但仍能解释二战后香港、台湾以及大陆的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他指出关系的存在超越了政治领域而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在梁和费的理论中，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家庭、亲属和由家庭亲属延伸而来的社群。Fried通过研究1949年之前安徽省的一个县镇，证实了家庭和亲属义务网的确延伸到了这一县镇的经济、政治领域和社会组织当中，并形成了“网络结构”。另外，C. K. Yang对中国革命后广东家庭的研究表明，农业合作化并没有给这种结构带来大的变化，正是因为那些民间的、非正式的家庭亲属义务形成的关系网络提供的社会支持机制，才使农户得以在经济过渡与困难时期生存下来。由于家庭的情义伦理从家庭和亲属延伸到了社群，林南（1989，1998a）因而将这样的社群称为“似家庭”（pseudo-families）。
按照林南的观点，“似家庭”关系是指亲密的朋友关系。然而，这些关系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和形成。在Yang对村庄和Fried对县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亲密的社会和经济关系是被严格地限定在家庭之中的，而所谓的似家庭关系只不过是扩大家庭边界的“社会传奇”而已。在更广阔复杂的城市社会中，这类关系则是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而来的，比如同学、舍友、战友、邻居、工友、商业伙伴、顾客店员关系等。尽管频繁的互动与相互的交换是形成亲密性社会关系的客观条件，但似家庭关系形成的关键却是亲密朋友对这种关系的主观认定。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们常常互称兄弟姐妹，孩子们常常称他们父母的朋友为叔叔或阿姨，这样似家庭关系就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从梁和费到Fried和Yang，没有一位研究者使用过“关系资本”一词。然而他们的观点中都暗含着这样的意义：个体从关系网络中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就表现在自己因对家庭及似家庭履行道德和伦理义务而赢得的社会声望上。无论在大众话语还是学术话语中，这种声望常被称为“面子”（King 1985，1988）。例如，在Yang对村庄和Fried对县镇的研究中可以发现，那些履行了义务的人往往赢得村民或邻居的尊重，也就是村民或邻居给这样的人面子。当人们必须依赖公众的支持才能在公共场合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村民和邻居给的面子是很重要的。另外，当人们为了家庭或似家庭利益而需要从邻居和村民当中动用有形资源（比如，临时工的雇佣贷款、捐赠等）时，这种面子同样也很重要。这种“面子经营术”在1980年代中国城市的商业圈中得到了运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有面子就意味着有关系资本，或者说有从关系网络中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而没面子则意味着缺乏关系资本，或者说通过关系网络调动资源能力的匮乏。因此，在中国这个特定背景中，面子的经营基本上就是关系资本的积累。
面子是关系性的，它依赖于个人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对自己的评价。在差序格局理论中，费指出，面子是建立在施受双方间的情感和亲密性基础上的。根据费的观点，面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与个人家庭较为亲密的社会圈，而很少从家庭之外获得。因此，人人都要经营的面子，实际上就是将家庭的情义准则，运用于更广泛的圈子中以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梁认为，家庭情义延伸而成的关系网反映了中国社会交往结构的非阶层性的本质特征。在这样的结构中，理性人必然将家庭情义关系准则尽可能落实延伸到其周围的许多人中。
总之，因为这一理论将关系定义为家庭义务延伸而成的网络，所以，支持者们就达成了以下共识：关系交往的基础是家庭和似家庭。此外，关系资本的源泉在于自己因履行家庭或似家庭的道德义务而获得的声望上。第三，关系资本可以从面子的角度加以理解，如果自己与他人的感情深厚而关系亲密，那么自己就能够从他人那里赢得面子。最后，关系资本的积累策略是将家庭情义关系准则延伸到所有社会关系之中。
（二）关系：作为特殊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
与早期关系研究者不同，研究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学者们认为，关系是指特殊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Jacobs 1979; Chiao 1982; Walder 1986; Hwang 1987; Yang 1994）。这一观点并不拒斥“关系是家庭义务延伸网”的思想。相反，它将关系的特征解释为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特殊关系的工具性运用，而正是这些特殊关系推动着互惠交换的发生。这一理论转换了视角，着重强调特殊工具性的关系，因而，它对中国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关系资本的源泉和基础以及关系资本的积聚策略有一整套不同的看法。
当把关系视为特殊的工具性纽带时，关系建立的基础就不再局限于家庭和似家庭，而是扩展到了更加广阔的社会与职业联系中。魏昂德（Walder 1986）发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三种特殊的工具性关系塑造着人们的职业生涯：第一种是在国家政策规划者和工厂领导者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在国家对预算的软性限制情况下（Kornai 1986），所有的工厂领导者都要从国家政策规划者中获取经济资源，但那些与政府官员建立了特殊关系的工厂领导者更易于从政府中获取资源。第二种工具性关系存在于车间内的党政领导和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之间。在党政委托制的政治文化中，一个人向上流动的最佳策略就是向党的官员显示个人的政治忠诚，因为正是这些党政领导为个人提供着职业流动的机会。劳方监督者和普通工人之间构成了第三种工具性关系。在这一关系当中，普通工人从监督者那里获得有利的工作安排、绩效评价以及工资和奖金，而监督者则通过忠诚工人形成的网络日复一日地操纵着生产。魏昂德指出，上述这些特殊关系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工具性的。因为，互惠交换正是产生于关系建立的动机和对关系的预期收益之中。
在特殊工具性纽带的交换网络中，关系资本的根本源泉在于个人的声望，即坚守承诺，为自己关系网络中的成员提供和获得恩惠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些关系的游戏规则就是互惠性。Yang（1994）观察到，在毛之后的中国，欠人情与还人情成为社会关系的强力联结力量。Hwang（1987）认为在中国社会，互惠性是面子的基础，因为与其说面子建立在情感关系的密切度基础之上，还不如说是建立在互惠交换的各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的基础之上。这一点常被用来解释在中国（Bian 1997,1999）和新加坡（Bian&Ang 1997）强关系在寻求工作时的作用。因此，对关系网运作的研究已从家庭情义关系的延伸转到为互惠交换创造各种关系资源方面。
（三）关系：作为非对称性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
近来，林南（1998a）提出了他对关系的批判性解释，并针对关系网络的性质和运作机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模型。林南意识到，先前的中国学者或强调关系的情感基础，或强调对关系的工具性使用。而他认为，当把关系置于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网络的广阔背景中解释时，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均可被纳入关系的典型特点之中。
林南将对称性的经济交换与非对称性的社会交换区分了开来。经济交换集中关注有价资源的短期交易及参与交易的各方资源的相对得与失。相反，社会交换则关注长期性的关系维持，其中资源嵌入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在社会交换中，资源的交换是非对称性的，因为资源是从施恩者流向受惠者，即使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流只是通向其他关系的入口也同样如此（在这样的情景下，施恩者其实是扮演着网络桥梁的角色）。但是，施恩者也会受益，因为别人会意识到他拥有丰富的资源。社会网络中他人这种意识的扩散传播提高了施恩者的声望，有助于他或她保持和加强其网络中心地位。
林南将关系视为社会交换的一种类型，认为“工具性使用”和“寻求恩惠”是关系网络的两个特征。然而，他又指出，“重要的是关系需要被重视和保持，而不是交易的恩惠本身的价值要被重视和保持，”因此，“工具性行动变成了手段，而关系的构建则成为目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林南也强调关系的情感基础。
在林的概念操作化中，关系的交往基础变得非常宽泛，包括各种各样的亲属关系和非亲属关系。关系资本的关键源泉既不是因对家庭或似家庭履行道德义务而获得的声誉，也不是在互惠交往中获取的遵守承诺的声誉，因为社会交换中的资源交换毕竟是非对称性的。恰恰相反，关系资本存在于个人的这种声望中：他必须作为慷慨的施恩者和通向其他关系资源的网络桥梁。这样，面子———社会资本的中国版本———就可以重新解释为：给面子就意味着关系的出借，而面子的接受就意味着关系的获得。可以预想，授予恩惠（即建立关系）是维持个人关系网络、增强个人关系资本积累能力的最佳战略。表1列出了上述三种模型的要点。
二、饮食社交的经验分析
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关系网络中，请客吃饭是很流行的，它通常被视为重要的社交形式（Yang 1994）。在美国，banquets通常是指一个相当大的正式的聚会，或在一个正式场合的高雅的盛会（婚礼、退休会等等）。而在中国社会，我借鉴Yang的理论，使用“banquets(请客吃饭)”这个术语去涵盖更广范围内的亲戚、朋友与熟人间的与饮食社交相关的聚会。在关系主导型的社会中，当一个人收到与其有关系的主人的邀请参加宴会时，被邀请者就会被看作有面子。如果这个人拒绝了邀请，主人便会感觉没有面子。而如果被邀者接受了邀请，参加了宴会，这就被解释为很给主人面子（Yan 1996）。这样的面子作用机制意味着请客吃饭是有意为之的交往过程，它涉及关系网络的运作策略。在中国，许多宴会看上去并不十分正式，往往是自发的。但是，这些聚会又的确包含着一定的规则在里面：谁邀请，谁付帐，就餐过程中谈论什么话题内容。从上述三种关系的理论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关系网络运作过程的什么启示呢？
（一）模型一的启发
根据模型一，关系是家庭义务向外延伸而成的网络，当一个人投入时间和精力向外扩展家庭的情义关系时，关系资本便积聚起来。这种模型说明在参加宴会的关系网中，家庭关系和似家庭关系比其他关系具有更高的代表性。此外，在家庭和亲属圈内，主人设宴往往是为了表达其对亲人的家庭情感和联络感情。而亲戚们在出席宴会时也被期望在精神上有同样的表达诉求。在非正式和自发场合下，餐饮费用并不分摊，而只由发起的主人付帐。如果花费由参与宴会的亲属们分摊，家庭情感就会遭到破坏。如果关系仅被解释为家庭关系或似家庭关系，那么饮食社交的目的更多的就是情感表达性的，而非工具性的，而且餐饮费用也被期望由主人来付而非所有的客人分摊。
（二）模型二的启发
模型二对饮食社交方式的说明不同于模型一。按照这一模型，关系是指特殊工具性关系的交换网络。这种观点清楚地表明，互惠性是关系网运作的指导原则。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如果要通过饮食社交积累关系资本，他或她就需要与那些有丰富资源的人打交道，积极与他们交往。在这种情形下，关系宴就会被用于表示、促使或完成互惠交换的过程。总的说来，这一理论并没有对聚餐者关系网络的交往基础提出任何假设，而是指出了一种趋势，即饮食社交在拥有许多不同种交换资源的人之间经常发生，而在交换资源少的人之间发生的机会则较小。其次，饮食社交被认为更多的是工具性的，而非情感性的。最后，寻求恩惠者被期望买单付账，而一旦饮食社交的确以交往情感性为目的（而非工具性为目的），花费在就餐者之间分摊则是可以理解的。
（三）模型三的启发
模型三将关系视为一种非对称性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这一模型假定关系的建立在中国社会是常见的现象。寻求恩惠与授予恩惠就是关系建立的类型，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交换方式，寻惠者与施恩者双方都会从每次交换中获益。这一模型的饮食社交含义如下：第一，自由选择的客人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尤其是来自于那些关系网络的多样性程度较高的人，因为关系网多样性程度越高，充当关系网桥梁的潜力就越大。第二，既然关系建立的目标在于通过寻求与授予恩惠维持社会关系，那么，任何饮食社交，其目的都会是工具性与情感性的混合。这样就可以看出，模型三并不是要指出在饮食社交中哪种目的占主导地位。最后，按照这一假定，关系网运作本身是非对称性的。这就表明寻惠者应该为关系宴付费。然而，模型三所假定的关系的基础也暗示着，施恩者也可买单。这两种可能性的结合，表明关系宴是由寻惠者或施恩者主办的一场宴会。
三、分析
我的数据来自于1998年和1999年在中国几个城市进行的一项关于消费者的调查研究课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此研究课题共收集了四类数据。在这一部分中，我将分析前两类的部分数据。在第一类数据中，有401户家庭参与到了这一调查中，数据的收集也集中于2月份春节（阴历新年）期间的社会关系网。第二类数据是在5月份收集的，有351户家庭参加了第一次调查，继续保留在第二次调查之中，此外，又新加了5户家庭。在每次调查中，数据都是通过面对面的访问交流，以结构式问卷的形式收集而来的。此外，还保留了户主、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每日记录，这些资料记录了家庭一周的消费状况和关系网活动情况。在这里，我的分析却仅限于户主，他们是问卷调查的主要对象。
（一）对请客吃饭的认识
首先，我要弄清楚调查对象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请客吃饭的。从表2的第一部分可以看出，75％的调查对象同意，请客吃饭并不仅仅是一起吃顿饭那么简单，而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谈话交流的环境。同时，大多数人也同意请客吃饭对于维持社会关系是必需的（占70％），但它并不是向帮助者提供回报的手段（占68％）。尽管仍有少数调查对象不同意上述观点，但回答的多样性并不与我们曾考虑到的任何阶层变量相关（所属阶层、就业地位、雇主类型、房屋所有权、收入）。正如在表2的第二部分所看到的，没有一个虚无假设能被否定。这些结果表明在中国，城市居民对请客吃饭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即请客吃饭是维持社会关系的手段。在中国的语境下，这就意味着保持关系网络。那么，在调查对象的关系网中究竟谁会被邀请吃饭呢？
（二）核心关系网和食友网
饮食社交更可能在家庭或似家庭中发生吗（模型一）？还是超越了家庭和似家庭的关系网络圈子而经常发生在特殊的工具性关系之中（模型二）？或者是更经常发生在那些有着比家庭关系和似家庭关系更为多样化的关系网的人之间（模型三）？要分析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一个人的核心关系网。这样的关系网构成了一定的“网络结构”，食友网正是从这种网络结构中形成的。
我们都知道，无论在华人社会还是非华人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网都是多维的（Ruan et al.1997），而且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亦可能是无界的（Liang 1949;King 1985,1988）。这就使我们通过标准的定名法和定位法（Lin 1999）精确地测量一个人的核心关系网变得十分困难。而我将核心关系网限定在春节一个周期间的拜年者中，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春节期间人们的关系在传统上表现为入户拜年（而现在，电话拜年的人数急剧增加）。第二，这也为我们详细地了解被调查家庭中拜年者的数量和关系类型提供了机会。这一任务在1998年第一次城市消费者调查项目中得以完成。
调查记录限定在除夕之夜和春节的前五天，即假日期间，有23户家庭在这六天春节假期内完全不在家过，剩下的378户共计有7436名拜访者上门拜年，平均每户有20位拜年者。就我的分析，这些拜访者构成了我的调查对象的核心关系网。关于食友关系网的数据则是来自于第二次五月份调查的一周期间。尽管其中早餐也有记录，但我的分析仍局限于午餐和晚餐及夜宵，因为饮食社交主要集中在这些范围内。表3给出了关系的分类、阶层构成以及调查对象的核心关系网和食友网的网络多样性的总体数据。
根据第一种模型，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和似家庭关系比其他关系更易参与到饮食社交中。这一假设部分地得到了下列数据的支持。尽管有39％的关系来自于核心关系网，但仍有45％来自于食友网。然而，食友网中亲属关系出现的频率比核心关系网中的低，而其他人出现的频率则较高。这一结果正好与第一种模型的预测相反。
第二种模型预言：食友网可以为互惠交换调动资源。这一模型表明食友网中的关系资源比核心关系网中的更为丰富。近来对于中国城市的分层研究（林和边 1991；Walder 1992，1995；边 1994；边和Logan 1996；Zhou et al. 1996，1997）揭示了各职业阶层在诸如权力、声望、收入和再分配收益中拥有的资源差异很大，并且这种差异在日益增加。我利用阶层分类（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来测量一个人从其食友网中调动各种不同资源的可能性的高低。如果食友与被访者属于同样的阶层，这一可能性就低，反之就高。数据显示，核心关系网中有48％的关系是来自于与被访者不同阶层的类群中，而食友网中来自其他阶层的关系的百分比更低，仅40％。这一结果与模型二的推断恰好相反。
我们可以看到，表3中有一些数据支持第三种模型的推断：食友网中关系的多样性要远远高于核心关系网中关系的多样性，表3显示食友网中关系类型的平均值远远大于核心关系网中相应的平均值（共有14种类型）。第二，食友网中单位类型的平均值也要远远大于核心关系网中相应的平均值（共有12种类型）。最后，在食友网中与核心关系网中工作类型的多样性也表明了与上述相同的趋势，但这种差别较小，在分层意义上并不重要。
（三）谁付账？为什么目的？
表4能够说明三种模型对饮食社交的目的和账单支付情况的解释。1998年“五一”黄金周收集的数据中，356个调查对象的午餐、晚餐、夜宵总计共有5054次，其中19％的是调查对象独自用餐，60％的是与家人共餐，21％的是与他人进餐，最后一类比较符合饮食社交的研究需要，因此在表4中被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考虑，三种模型却都认为共同付帐方式发生的可能性远远小于一人单独付账方式发生的可能性。下面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观点：53％的饭局是由被访者或其食友单独付账的，而只有20％的是共同付账，剩下的27％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是预先已经设计好的答案）结算的。我之所以在问卷上使用“其他的方式”这个选择答案，是为了避免人们自然而然但可能并不明智地将剩下的饭局归类为由单位付账，或由公款付账，这样会使调查对象觉得是在行贿，而有可能歪曲他们回答的可信性。我的理论兴趣在于调查对象对前两种回答的选择。
模型一和模型二在请客吃饭的目的上有截然相反的观点。模型一认为请客吃饭主要是以情感性，而非以工具性为目的，模型二则恰好与此相反。而下面的数据则为模型一提供了明确有力的支持：在1086次饭局中，有63％仅仅是“随便聊聊”，而只有28％的是“有事要谈”。
考虑完请客吃饭的目的之后，我们再来分析付帐方式，模型二和三也作了不同的假设。在假设关系网运作具有互惠原则的条件下，账单更可能由双方共同承担，而不是由哪一方单独买单。但数据并不支持这一推断：饭局中的45％是由一方单独付账，而仅有19％的饭局是由双方共同支付。这样，研究结果实际支持了模型三的假设，因为模型三认为请客吃饭而非共同付账吃饭是在一个关系主导型的社会中饮食社交的典型特征。在以工具性为目的的请客吃饭中，正如模型二和模型三预测的，85％的是由一方单独付账。
（四）宴席的客人、主人和陪客
到此为止，上述的分析已向我们揭示了一幅在饮食社交的背景下中国关系网运作模式的宏观图景。现在我将把问题转移到关系网对个人请客吃饭活动的影响。请客吃饭在多大程度上归结于个人的政治影响和经济能力？又在多大程度上归结于个人的关系网的优势与劣势？表5提供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调查对象请客吃饭活动的情况可以通过其“五一”期间下述三种身份出现的频率来测量：（1）宴席的客人，（2）宴席的主人，（3）宴席的参与者。最后一种是前两种的混合，加上被访者被邀请参加宴席陪客人吃饭的频率（通常这一角色被称为陪吃，即陪客人吃饭）。表5列出了对这三种因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个人的经济实力（由收入测量而来）增加了其成为客人、主人和陪客的频率。此外，如果调查对象是中共党员（一种对政治影响的测量），他或她就经常会是客人和陪客，而较少是主人。尽管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个体的其他属性（如性别、年龄、教育、干部或专业等级）的影响，但上述这些属性在最初的分析中检验不显著（未列出），因此，它们被从表5中剔除了。如果将对个人请客吃饭活动情况的影响仅限定在收入和党员资格两方面，回归分析的结果就暗示着，请客吃饭在中国城市当中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发挥作用的过程。
然而，请客吃饭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网运作的过程。我运用了四个关系网络变量作为预测个人请客吃饭活动的指标。其中，网络规模的大小（由春节期间的拜年者的总数量测出）在预测个人成为客人，主人，陪吃方面的价值不大，而且一旦其它指标被包含进回归等式中分析时，这一指标统计检验不显著，我们注意到网络规模的大小在三种因变量（客人、主人、陪客）的每一种中仅削减了1％的误差（即相关系数为0.01）（见每一个方程中的R2(1)）。
另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是调查对象关系网络的构成类型，它在三个方程中形成一个正的Beta系数。这一指标是三种变量（亲属、似家庭、其它类型关系）的一个公共因子：表示（1）与亲属互动的频率，（2）与似家庭互动的频率，（3）与其他类型关系互动的频率。所有这些测量都是限定在拜年者核心关系网之中的，这在表3中已有显示。三种变量的高度相关性致使不能把它们同时纳入回归等式中分析，但这个公共因子却刚好可以降低三个因变量的方差。Beta系数的显著性可以表明一个人与上述三种不同的关系类型的交往越频繁，他就越可能成为经常的客人、主人和陪吃。表中有关因子负载的数据表明似家庭关系（0.871）是最重要的，而亲属关系（0.736）在增加个人请客吃饭活动的机会方面比其他关系（0.613）更为重要。这些研究结果部分地支持了模型一的观点，认为请客吃饭更经常在家庭和似家庭关系中发生。
此外，网络的多样性也大大提高了一个人成为客人、主人或陪吃的频率，正如关系的构成类型一样，网络的多样性也是一个因子，是从三种测量变量中提取出来的，即关系多样性、职业多样性、单位多样性，其测量结果在表3中已列举出来。这些都是被限定在以拜年者为中心的关系网中的。正的Beta系数表明一个人的关系网内部差异性越大，他就越可能成为客人、主人或陪吃。三种多样性测量所得的因子负载高且基本相同，这意味着，关系多样性、职业多样性、单位多样性对于增加一个人请客吃饭活动的数量，其重要性基本上是持平的。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模型三的推论：那些关系网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人更可能给予和接受恩惠，因而会比那些关系网复杂性低的人更频繁地参与请客吃饭的活动。
最后一个网络测量指标（也有一个因子）是阶层构成与被调查者进行饮食社交的人的阶层地位。当时，饮食社交是在一餐一餐调查的基础上统计出来的。首先可以确定有三个阶层（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每一阶层都被视为一个虚拟变量（1=是，0=否）。三种阶层变量的高因子负载表明了一种高度相关性，即某人与干部进行社交性吃饭则同样可能与专业人员或工人吃饭。回归分析表明，该因子对个人成为宴席客人的频率有相当的影响，但对成为主人或陪吃的可能性并无多大影响。不必经过刻意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1990年代，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是公款宴席的常见的参与者。这或许同时减少了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参加私人宴席的可能性。然而，也有一种可能，即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参加的私人宴席鉴于（与有权有势的人）拉关系所暗含的隐晦含义而在调查中少报了。
四、总结与讨论
1998-1999年关于城市消费者的调查项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对于请客吃饭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大多数调查对象认为请客吃饭是维持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这种认识完全超越了调查对象的阶层、职业地位、职业类型、单位类型、房屋所有权和收入所决定的社会和经济界限。这些研究结果为分析中国城市中请客吃饭或饮食社交背指标景下关系网络运作的模式和过程，提供了有效的经验依据。
当然学者们对关系的定义各不相同。传统的观点将关系视为家庭义务和情感延伸而成的网络。较新近的观点强调关系在促进互惠交换中的工具性。而最新近的前沿观点则用合成的方法将关系视为是由关系理性驱动的。这些观点都为关系交往的基础、关系资本的来源和形式以及关系资本积累的策略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模型。尽管数据分析已经证明了这些模型对于饮食社交的内在意义，但仍有一些研究结果需要更多的更有力的解释。这里我将重新审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力图在更广阔的社会资本背景下探讨这些成果。
（一）从关系网络到关系资本
Portes（1995）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利用其在关系网络或更广范围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资格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第12页）。这里涉及到了一个从关系网络中动员资源的过程。林南（1998b）认为，这是一个两步过程：第一步，个体获取嵌入他们关系网中的社会资源；第二步，他们动员已获取的社会资源将之转化为有利于目标实现的社会资本。如果说第一步要受到许多关系网的限制，那么第二步则反映了一种“理性选择”：个人会在自己的关系网内外，理性地决定与一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更频繁的交往接触。我们不禁接着要问，在一个关系主导型的社会中，关系运作的两个步骤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呢？我的饮食社交研究结果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中国，尽管关系网是多维的和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关系网巧妙地理解为春节拜年网络。因而，我通过春节期间的拜年者来测量一个人的核心关系网。通过测量这些拜年者所属的关系与阶层类型及其关系网的多样性，就可以形成特定的指标分析个体在核心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的多少。另一方面，关系宴请，又给了每一个中国人一定的机会选择场景，因为人们可以选择与那些和己有关系的人更频繁地聚餐吃饭，因此可以说食友网中的关系、阶层类型以及网络的多样性亦可以被视为个人从其关系网中所能动员的资源的指标。
表2表明亲属关系在核心关系网中有更高的代表性（36％）。然而，亲属关系在食友网中的代表性却很低（19％），这与关系是家庭情义延伸的传统观点是相互矛盾的。似家庭关系在食友网中比在核心关系网中具有更高的代表性（39％对45％），其他关系类型也是如此（25％对36％）。这两种关系类型的代表性，无论是在核心关系网中还是在食友网中，看起来都并未因寻求更大阶层范围内的食友而增加，而这正是特殊关系的工具性模型所暗含的假设。相反，其增加是通过关系网中更高程度的多样性而推动的，这一假设来自于非对称性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模型并且已经被证实。我发现，食友的关系和单位类型比春节期间的拜年者的关系和单位类型更具多样性，并且前者的职业多样性也高于后者，尽管这一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明显。
这些研究结果对于分析中国关系资本的动员有重要意义。首先，关系资源更多的嵌入于似家庭关系之中，而非亲属关系或其他类型关系之中。工作同事和商业伙伴都包含在“其他类型的关系”之中，尽管这些关系在家庭之外的日常互动中随处可见，但它们在核心关系网中的代表性却是很低的（25％），它们在食友网中的代表性亦不如似家庭关系（各自为36％和45％）高。第二，食友之间倾向于在干部、知识专业人员和工人各个社会阶层范围内彼此联系。有人可能认为，宽泛的阶层分类会人为地使阶层内的联系成为关系网的主要类型，然而，从核心关系网到食友网，阶层间的联系也大量减少。这就意味着在中国，关系资源很少可能穿越阶层界限而被有效动员起来。第三，食友网比核心关系网有着更高的复杂性，这就暗示着网络桥梁的搭建和关系的转换（而非有形资源的转换）是关系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1990年代有关中国关系资本的调动机制的结论，支持了林南有关关系理性和非对称性交换的社会网络模型。
（二）作为社会资本的面子
上述两种研究成果看上去似乎令人迷惑不解。一方面，饮食社交由情感性目的强烈推动着（饭局中的63％只为“随便聊聊”，而只有28％的是“有事要谈”）；另一方面，又常常可能是某个人摆宴席款待（53％的饭局由一方付账，20％的由双方共同付账），即使是仅仅以情感表达性为目的的宴席，一方单独付账也比双方共同买单普遍得多（45％对19％）。这些研究结果可以纳入到面子（社会资本的中国形式）的范畴中去理解。
在请客吃饭成风的社会风气下，如果一个人从关系网中收到了预期的邀请参加宴席，那么就被认为有面子。因为这表明被邀请者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拥有动员关系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预期的邀请未到，这个人就会被视为“丢面子”。丢面子意味着个人维持和动员关系资源能力的欠缺。如果被邀请者接受了邀请参加了宴席，这就会是两种能力的象征：设宴者维持关系以及日后从被邀请者那里获取关系资源的能力；被邀请者维持和扩大关系网的能力（可借宴席机会发展潜在的关系）。因此，成为宴席主人、客人或陪吃的频率是在中国衡量社会资本的方便合理的指标。
表5中所列举出的个体水平的分析表明富人和有强势政治权力的人比穷人和政治权力弱的人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这些都是社会各阶层成员和关系网研究者所能预料到的，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本文的兴趣在于：每个中国人的社会资本也受其在关系网中的位置的强烈影响。首先，要增加关系资本，他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类型，包含亲属关系、似家庭关系和其他关系类型。第二，关系网的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中国，一个人不仅仅要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类型，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能与各种各样不同职业工作的人打交道。关系网规模的大小并不会自动增加社会资本，除非巨大的关系网中包含能够提供关系和地位多样性的联系机制，当然这些联系并不必然出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支持了林南关于关系理性的社会交换网络模型的推断。
（译 / 刘翠霞 林聚任）
边燕杰：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