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成立较晚，兴起在唐末五代，是中国民族佛教宗派之一，与其它宗派相比，拥有自己更加鲜明的民族特色。
禅宗的创始人及历代著名禅师是怀着超越诸宗之上并且批评诸宗的意识创立和传播禅宗的。与诸宗相比，禅宗，特别是在唐末成为禅宗主流的南宗，具有以下特点：
自称教外别传，以心传心
禅宗虽没有系统的判教理论，但在南宗兴起后自称是与禅宗以外诸宗相对立的“宗”、“宗乘”，不仅称各种大小乘经论为“教”，也称依据这些经论建立教义的诸宗为“教”；并且标榜自己上承佛祖，唯传“佛心”。神会说：“六代祖师，以心传心，离文字故”(《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黄檗希运说：“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在言说”(《传心法要》)。据载，义玄曾精究戒律，博学经论，后来认识到：“此济世之医方也，非教外别传之旨”，于是改奉禅宗(《临济录》后附塔记)。在记载云门文偃传法语录的《云门语录》卷上除有“以心传心”之外，还有“教外别传”的语句。法眼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说：“祖师西来，非有法可传……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门奇特，乃是教外别传”。强调“传心”、“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不提倡读经和著书立说，这样便与诸宗划清界限。
然而禅宗绝不是主张彻底废弃经典。早期禅宗曾提倡读《楞伽经》和《金刚般若经》，很多禅师对《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和《中论》等十分熟悉，在说法中经常引用。他们解释这样做是为了“藉教悟宗”，而不是一味读经，迷信和执著于文字。
强调自修自悟，自成佛道
禅宗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引导信徒自修自悟，“识心见性”，“顿见真如本性”，不主张到处求法求佛。慧能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宣称众生如能体悟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强调佛法在人间，佛不离众生，慧能说：“法原在人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敦煌本《六祖坛经》)一些著名禅师批评追求超出世间的解脱，例如临济宗创始人义玄批评到处“求佛求法，求解脱，求出离三界”的人是“痴人”，质问：“你要出三界，什么处去！”(《临济录》)实际上，禅宗强调的重点是要人们确立成佛的信心，至于如何成佛，怎样才是成佛，并不特别加以说明。因此禅宗没有对修行阶位作出具体的规定。
主张定慧不二，佛道不离生活日用
禅宗初创时期的禅师和以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针对当时佛教界热衷读经、讲经和著述的风气曾倡坐禅观心，“息灭妄念”。到慧能的南宗，则进而提出“定慧不二”，认为禅定没有特定程序和仪规，只要体悟自性，“慧”本身就是“定”；又提倡“无念为宗”，“于念而不念”，要人取消对任何事物的好恶、取舍等观念，做到自然无为，将修行置于日常生活之中。按照这种禅法，马祖说：“道不用修”，“平常心是道”(《景德传灯录》＜道一禅师语》)；庞蕴居士偈：“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景德传灯录》＜庞居士传＞)；义玄说：“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临济录》)；云门文偃批评门下参禅者说：“见人道着祖师意，便问超佛越祖之谈，便问个出三界。尔把将三界来，有什么见闻觉知隔碍着尔？有什么声色法与汝可了？……除却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什么事？无端起得如许多般妄想作什么！”(《云门录》卷上)
因机施教，所谓“门庭施设”
禅宗重视因材施教，除正面传法外，还借助手势、动作，乃至棒打、吆喝等做法提示弟子。唐末五代形成禅门五宗，各宗在禅法上并没有重大差别，但在教诲指导弟子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各有所谓“门庭施设”。禅宗虽不注重利用语言文字的说教，但初期的著名禅师还是经常上堂或在其它场合向弟子、信徒正面说法，例如慧能、神会、本净、南阳慧忠等，都留下从正面阐述自己禅法见解的语录。即使马祖及其弟子，虽有时运用手势动作乃至棒喝来提示门下参禅者，但也经常从正面用语言启示弟子。然而越到后来，由于一些禅僧离开禅宗的本来宗旨，片面强调不用语言文字，盛行模仿乃至效颦的形式主义，动辄棒喝交驰，拳脚相加，致使丛林禅风出现某种庸俗和败落的倾向。
玄学化的思维模式
禅宗的兴起是佛教中国化深入的表现，是在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等宗派形成并传播一段时期之后逐渐兴起的。它一方面吸收并极大地发挥了构成各个宗派重要理论基础的大乘佛性论和般若中观思想，另一方面又将中国士大夫熟悉并喜闻乐见的崇尚简易和玄学思辨模式运用到自己的传法之中。北宗神秀把自己的禅法用“体用”二字概括，称之为“重玄门”(《楞伽师资记》＜神秀传＞)。南宗禅僧常把禅法要旨称为“玄旨”、“玄机”，把领悟心性之理称为“玄悟”、“契玄关”。《祖堂集》卷十五＜庞居士传＞对庞居士作了如此描述
不变儒形，心游象外，旷情而形符真趣；浑迹而卓越人间，实玄学之儒流，乃在家之菩萨。
确实，禅宗僧人论理事、体用、空有等思想和用以引导弟子、参禅者的“门庭施设”中，有不少是借用玄学的思辨和表达方式，说禅宗是佛教的玄学并不过分。
——本文节选自《佛教的民族化和禅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