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这数十年来的政治意识，大体说来，可分为三流：一、传统的革命意识，二、社会主义的意识，三、民主政体的建国意识。
辛亥革命，改专制为共和，此为国体之一变。然民主共和国之国体之充分实现，不能不靠民主政治之政体之充分实现。否则，虽名曰民国 ，实仍同专制。且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之专制。以前的君主专制是名正言顺之专制。“名不正则言不顺”之专制，实等于混乱，是则表示国家仍未建立起，政治仍未上轨道。故国家之建立，政治之上轨道，相应民主共和之国体而言，惟赖民主政治之充分实现。然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谈何容易。民主政体之出现，在西方，有其历史文化之长期蕴酿，其本身亦有其一定之观念、意识，与夫一定之轨道。而这一套正是所谓“近代的”。中国辛亥革命，根据这一套而改变国体与政体，其对国人为完全是新的，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完全是新的，其难了解与难实行，也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套要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生根而成为习惯，好象是从自家的生命里发出来，是很难的，一般的人民更不用说。因为不能亲切了解与实行，所以那改变了的国体与政体只是一个空架子，而人们的真实意识则不能与之相应。这一新时代的开国，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上说，在意识上说，是非常脆弱与空虚的。
孙中山先生应选首届大总统，而旋让位于袁世凯，其风度是很可贵的，我相信他那时是很有近代化的政治意识在心中。当时一般人也很向往近代化的新鲜朝气。然不久袁世凯欲改变国体，恢复帝制，则一时之朝气又趋闇淡。疾风知劲草，而当时真能保持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者，则为梁任公先生。他于袁氏帝制嚣张之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文中名言政治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其意是国体不可常动，虽有皇帝，亦可立宪而成民主，譬如英日，故在清末，不主革命，而主君主立宪。现在既已革命矣，该国体为民国矣，何又纷纷再事开倒车？故仍主民主，从事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他这里虽分国体与政体，实以作为内容之民主政体之主要。而袁氏之帝制自为实即恢复以前之君主专制，否认民主政治，不徒改变国体而已。梁氏之政治意识非常清楚，故出死力以倒袁。袁世凯之垮，可说完全是梁任公与蔡松坡师弟二人之力。惜乎此后，政治仍未上轨道，民主政体仍未依法施行。纷纷攘攘，乃有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出现。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出现是近时中国发展之一重要的关节。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这都是不错的。然而由此亦开出了意识的歧出。在这歧出中，最重要的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之政治意识反倒日趋闇淡，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占地位的，倒是跟反封建而来的反中国文化，这已先动摇了自己的命根，已不是相应民主政体建国之健康的意识。还不止此，又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意识。这一个歧出是一个轩然大波，是一个大逆转。由民主政体建国之主干的政治意识，一转而为社会革命之意识，远离问题之中心，全绕出去而注目于社会，注目于经济之平等。起初为一政治的意识，自由民主的意识，今则转而为经济的意识，社会主义的平等的意识。这一经济平等的意识，倒更能打动国人的心坎，倒更能亲切国人的生命，故其进入意识中比民主政体之进入意识中更为容易。这因为经济是人之物质生活一面，最切于一身之利害的；又因为中国读书人传统的理想是在为生民请命，同情于农民。这两点都是人们所易有的直接意识，亦都为共产党所利用。经济是人之物质生活一面，故共产党主张唯物论亦易为一般浅近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传统的为生民请命的理想性，亦易于为共党的为劳苦大众请命之似是而非的理想性所吸引所误引。然传统的为生民请命的理想性，其背后的精神决不是唯物论。出之于马克思口中的社会主义而益之以唯物论，则尤足以激荡人心，加重人之革命性、肆无忌惮性。如是全成了神魔混杂，完全丧失了传统的纯洁性与理想性。反之，民主政体之政治意识，则是人之精神生活一面，乃是直接与道德价值、人格尊严相连的；而对于这一套的理解与施行，又不是直接的为生民请命之意识所能至，而是需要一种间接的构造意识的。争自由民主，争人权，固有时需要有革命之否定，然否定了，必须返回来委屈自己从事一制度之设立，以保住人民之自由与权利，并不是否定了他，倒显出了我。此所以需要一种间接的构造意识。此其背后的精神根本是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而不只是一种打倒的意识，亦不是一种打天下的革命意识。如此思之，则其进入人们的意识中之困难是很显然的。这是一种政治家的意识，创业垂统、谋国以忠的意识。相应国体政体而为轨道之构造与夫遵守轨道的政治意识，既非打天下的意识，亦非为劳苦大众请命（替天行道）之宗教式的社会主义之意识。（并非说政治家不注意生民的福利，但却不是宗教式的。）
列宁在俄国的成功给与孙中山先生的刺激很大。亦影响他民元时向往近代的民主政体之政治意识。联俄容共不能不说是一点曲折。他虽然仍以宪政为最终之目的，而社会主义之意识亦终非其主要之纲领，然而在联俄容共时，其助长人们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之意识，只知经济平等之意识则甚大，因而复使一般党员甚至知识分子违离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亦甚远，而同时军政训政宪政之划期，以及以党治国之订定，亦足以带累宪政之实施，而使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不免有驳杂。
对于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一生信守而不渝，梁任公而外，惟张君劢先生能之。他始终反对共产党：反对它的只注意经济平等之宗教式的社会主义之意识，反对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他能保持西方理想主义之正音，他能毅然肯定宋明理学之价值。在科学论战时，他独能否认科学万能之狂言，而认识科学之限制，认识价值世界之不可化归性。他始终反对打天下之意识，而以政党政治之实现为己任。他实具有政治家之意识与风格，故其论民主政治决不囿于政治学教授之立场，而能通着历史文化以及哲学上之理想主义。此实为一实践的谋国以忠的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家的立场。今人方以讲历史文化与理想主义为有助于极权，此实卑陋已极，而不知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为何物。因为他的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把得稳，故对于共党决不含糊，而对于国民党却总有离有即，因为国民党毕竟是以行宪政为目的。故一有行宪之机，便决与人为善，遂造成今日自由中国所行之宪法。纵横捭阖，骂人为玄学鬼者，其对于民主政体之贡献又安在？囿于政治学教授之立场，而反传统文化，反理想主义者，其对于民主政体之贡献又若何？君子内而为学，外而论世，固非拘拘而无识量者所可与知。
数十年来中国之主要课题仍当是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问题，此为一中心之所在。故政治意识离乎此者为歧出，相应乎此者为正宗。夫一正宗之政治意识，于数十年来之发展中，竟不得势，湮没不彰，则固中国之悲剧，亦天运之未复也。今在反共之时，人方知自由民主之可贵，方觉悟于只是经济平等之宗教式的社会主义之意识为邪谬，然则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之彰着，正其时矣。识者于此占剥复之机。
君劢先生尝谓予言，中国以前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此语对吾影响甚深。吾乃知以前君主专制之不行，与乎民主政体之进步。凡吾今日对于政治所有之一点知识，皆先生之所赐。目击而道存，固胜于读坊间之政治学也。今当先生七十华诞，吾以两语结斯文：
先生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是恰当的。
先生自身是一致的。
四十五年一月《张君劢先生七十寿诞纪念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