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是根据本次世界哲学大学的主题“学以成人”，并结合孟子的“反求诸己”的思想来拟定的。我认为，“反求诸己”和“学以成人”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刚才有几位专家也谈到这个问题，发表了深邃的见解，对我启发很大。我现在谈这个题目的角度与诸位专家稍有不同，我想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切入，回到孟子时代，找寻孟子提出“反求诸己”的原初意义。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孟子说的“反求诸己”是针对谁？每一个人都要通过“学”来改变自己的气质，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有修养的人。但是，我们看《孟子》书中讲的“反求诸己”，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给普通人讲的。那么，不是普通大众，就是特定群体了。是的，孟子说教的对象是一群特定的群体——执政者，特别是居于高位的执政者——国君。

《孟子》开篇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然后书中记述了“孟子见齐宣王”，“孟子见梁襄王”等，可见，这三位国君是孟子游说的主要对象。毫无疑问，孟子游说的对象就是统治者，特别是国君。其实，早期儒家（先秦儒家）游说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执政者。但是，这一点在孟子那里更加突出。

那么，为什么孟子一定要劝说国君“反求诸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上来了——“学以成人”。“学以成人”在孟子的语境里，实际上是想让国君“学以成人”。至于让普通老百姓、每一个人都“反求诸己”，当然应该，但是按照儒家的理论，当天下大乱，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时候，首先是执政者先修身，先反求诸己，学以成人，然后才是普通人。今天，我们常说，每个人都要修身成人，这个观念应该是孟子之后的观念。孟子时代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是民生问题。

与孔子着重关心人的礼仪教养不同，孟子更关注人的生存和民生问题，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差异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研究古代思想与哲学，要首先注意特定的时代背景。孟子的时代，民生是最大的社会问题。百姓的生存面临的威胁要比孔子的时代严重的多。孟子如果再像孔子那样，重点强调礼仪教化，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恐怕是不能尽快解决百姓的生存与安全需要的。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必须依靠统治者的政令与国家治理，所以孟子要给执政者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孟子》书中有一段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大意是齐宣王舍不得杀牛衅钟，改用一只羊，齐国人笑话国君小气，可是国君真实的想法是看到了牛被杀前害怕打哆嗦的样子，产生了恻隐之心，于是决定换一只羊，这就是著名的“见牛未见羊”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关键点在于国君看到了牛害怕，没有看到羊害怕。孟子称赞国君有“仁术”，可以行“仁政”。这里初看起来，孟子强调的是统治者的善心，但实际上，强调的是统治者的责任。按照孟子的理解，如果国君看到百姓受苦受难，却无动于衷，国君就没有尽到应该尽的保民的责任。孟子论述这一点的时候有个人性的依据，就是国君如果对禽兽都可以做到“不忍心”，当然对百姓，对人更应该“不忍心”。如果百姓受苦受难，国君看到后仍认识不到是自己的统治的问题，而是找各种借口推卸自己的责任，这种政治就不是仁政。真正的仁君应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针对普通百姓讲的，只有士人无恒产可以有恒心，但是这种人很少。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要求少数人的标准要求老百姓。如果是因为国君治理的失败，导致老百姓无恒产，他们会失去控制力，因为他们没有恒心。到了衣食都有问题的时候，百姓就是“放辟邪侈”，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到了这个时候，百姓就违法了，违法了官府就去抓他们。按照法治的理论，这没有问题，但是，按照孟子的说法，这就有问题。百姓违法的错并不在百姓自身，而在于执政者。因为老百姓失去控制，被迫为了生存去冒险，是由于没有恒产造成的，而不是百姓自己的本性有问题。那么，这是谁的问题就很明显了，百姓犯罪是因为没有恒产，没有恒产是因为国君治理不当造成的。归根结底是统治者自己事先做得不够，导致老百姓没有教化，从而铤而走险。孟子用了一个词，“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焉有仁人在位而罔民者也”？这样，孟子就引出来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制民之产”。

在孟子看来，当时统治者做的都不好，无论是齐宣王、梁惠王还是梁襄王，都没有做到“制民之产”。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批评梁惠王不能与民同乐，甚至讥讽他说，你虽然有鸟兽园囿，你也快乐不起来，因为你不顾百姓死活，老百姓要和你玩命，你还能快乐起来吗？

这段对话，孟子讲了一个最最简单的政治学原理，就是现在的老百姓太苦了，如果统治者稍微能够转变一下，使他们能活下来，老百姓就“引领而望之”，意思是伸着脖子来争相投靠他。孟子认为，政治就是这样，并不复杂。要想达到百姓“引领而望之”，就需要国君担负起责任来。要想担负起责任，“打铁还需自身硬”，国君就要率先修身。国君治理有问题的原因在于没有责任心。从这里看，孟子甚至都没有强调治国的本领与技能。他强调的重点是责任。治理不好，就要“反求诸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不能只要求别人。

《孟子·离娄上》篇：“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只要治理不好，都要问问自己做得好不好。然后下面紧跟的一句话更加凸显了孟子言说的对象是国君，“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并且引《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自己身正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前提，不要怪他人，“多福”需要自求。

接着下面的一章是讲：“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就是修身。如果修齐治平的主体是一个人，那么，更能说明，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修身”，是说给国君、统治者听的。

综上所言，孟子讲的“反求诸己”在当时不是一个哲学话题，是关于社会治理的话题。这个话题在今天讲，更具有现实意义。孟子当时的反求诸己的主体是国君，今天，我们可以扩大到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这些精英就是少数关键人物，居于高位，或掌握大量的社会资源，理所当然的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当职位、职务与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相称的时候，就要“反求诸己”了，而不是归罪于他人，或者埋怨客观条件。至于我们今天讲的“学以成人”，是更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的修身意义。这与孟子针对国君讲的“反求诸己”并没有冲突，只是有一个轻重缓急。